三个华人世界提出之缘起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将近代以来华人世界的文化版图，作一分野。在笔者的视域中，望见的乃是一幅落实于历史长河中而形成的文化版图。所谓“三个华人世界”，乃是本文所以立足的重要观点，由此而望，不论是欧美华裔，抑或是从中原而源出的“中国人”之命称，还是海外具有长远历史的闽客海上移民之“唐人”/“华人”的命称，都可以出现在笔者此处所谓华人世界的版图视野之中。
所谓第一华人世界，乃是指源起于中原的诸华夏民族与历经历史不断南移播迁的华人，包括现当代已经存于台湾而出现统一与“分裂”论述的华人，皆在此一第一华人世界的文化版图之内。在台湾的闽客族群与南洋闽客华人之不同处，乃在于南洋华人在民族国家之建立下隶属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等近代国家。但是，对于南洋华人来说，也存在着其在地化与回归中原故乡与否的方向之争。欲于民族论述上成立并完成一个以大陆视野为视界的“中国”，在这个论述的视界中，其边界乃是大陆形态的，向东及南，均止于沿海之大陆海岸线以及仅有海峡之隔的台湾。于是，遂将欧美以及南洋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视之为“海外华人”。换言之，此一大陆型的论述中，海外华人乃是隶属于别的国家之国籍，其出入中国，或者在中国“境内”移动，皆须一本其所属国籍之护照。于是，笔者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家向海的饭店中，竟然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意识到：当饭店中一个打扫清洁的老妇人对笔者善意地询问是否会说“福建话”时，笔者以为它与“台湾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所以一下子意会不过来，而愣在那儿，一直到老太太说：“你方才说的就是福建话啊！”这才意识到两岸所共同建构出的“台湾同胞/台湾人”所说的语言，原来对南洋华人而言，只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海峡两岸”尚未形成就已存在的“福建话”。我们的视野是多么局限于台湾所经历的时代氛围之中！
对南洋华人而言，福建人和台湾同胞所说的语言，就是来自母体华人世界之南方的福建话。那么，“台语”究竟是福建话，还是河洛话？这就牵涉到不同的历史阶段之历史记忆的选取，以形成联系现在的自我。从“源”而“流”、从“过去”而“现在”，“历史”所供与的乃是自身所在之文化世界的认知资源！
而所谓第二华人世界，乃是以香港、澳门作为指标。香港、澳门先后回归中国的意义，乃在于其所象征的近代性以及西方性——这是由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肇端下在中国之“境内”所不断形成的“西方/近代世界”。反之，若一九九七年是对《南京条约》以来不平等条约的最后一笔抹去，则中国于一九九七年对于香港收回的定位，已经反指涉了“中国”概念建立的近代属性，乃是自帝国主义殖民中解放的意识，并以此为历史主轴而建构了自我属性的国家定位的概念，以及其“建国之近代史”。这种“近代历史世界”的上限与起源通常来说就是鸦片战争。“近代史”所构成的“历史世界”及其起源认知，所形成的正是自我认知与定位的涉入。“近代史”也一刀将中国传统性的“朝代式认知”终结，从而将“清代”斩成两段。从此，研究“清史”与研究“近代史”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尽管这两个范畴在道光以后是重叠的，但是，近代史的研究毋宁更为注重如何至于现在世界之样态的起源性历史之因果解释。从“港澳”切入，则不论是五口通商之五口，乃至于我们现在在上海外滩、武汉江滩、天津、青岛、威海卫所见到的异国风景，都是类同于“港澳”的异国属性，并在近代世界中被加之以殖民的历史论述。在这些异国持有地的华人，笔者将之称为第二华人世界。第二华人世界在现实中仿佛已经消失，结束于一九九七年的回归。然而，港澳——特别是香港人其意识中对其自身源自于西方文化意识的认知与习惯，正是历史的继续遗留，这种意识的根源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之认知有关，而更可上溯自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对于西方及其殖民地的比较认知之目睹中。
第三个华人世界，则笔者主要指的乃是作为母体之外的华人世界，通常经由母体华人世界的向外指称，惯性上称之为海外华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指在欧美的华人。欧美华人所构成的自我认知，仍是近代性意义上的，是以这一类华人在深层意识中多有西化之倾向。或者说，他们在语言及构成语言的文化、国别之语言性上，必须西化。另一类则反之，笔者在此主要指的是在南洋地区的华人世界。南洋华人的特别意义，在于其存在足以颠覆所有以“鸦片战争”作为“上限”所形成的“近代”之“中国”的概念，也迫使第一华人世界对于以近代性来构筑自身历史以及国家之边界视域这一思维方式加以反思与重构，否则即无以面对世界中的华人以及华人世界。须知，南洋华人世界乃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形成。
解构鸦片战争为近代上限之历史
作为第一人称、同时出生成长在台湾，也是在台湾形构出华人世界与其文化与近代变迁之观念的笔者，在第一次来到南洋华人世界时，立即面临了的，即是其认知系统中的解释南洋华人文化现象的不足，这种不足，暴露出的正是生成于第一华人世界于疆界思维上的陷入困境与窘迫。尤其是本科专业为历史学的笔者，原本明白清楚地从历史文本上知道这些华人乃是自元、明、清以来即陆续自第一华人世界之南方而向外迁移，早先并无所谓“西化东来”所造成的“欧美华裔”之华人世界构成的特性。同时，南洋华人世界在经历近代西方文化之东南来之后的“西化”与“近代化”现象也有其特殊性，未必与第一、第二华人世界的历史观与世界观相同。于是，在三个华人世界自身所提供的对于华人世界之母体文化性之解释能力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之动向上，何者具有较大的优先提供性，就不是母体与海外与否所能独占的了。尤其是在一个世界华人面对华人世界的空间/文化版图与时间/历史之纵向性格时，因当代历史而形成的诸般官方历史版本，是否能反映更真实更深刻的“华人版图”与“华人历史”，还是一个可以提出的质问？这样，无论是更为西化的欧美华人，或是自明清以来经历着不同的历史发展的南洋华人，他们对自身历史与现在定位（自我辨别与认同）的观点，较诸于只具百年上限的母体之近代性形构观，有可能更为深入悠远地植脉历史长河当中，而迄于现在。
这个南洋的海外华人世界，早就存在那儿，“早于”近代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概念形成之前，就已经在那儿。然后才与中国大陆的清王朝（包括晚清）、民初北洋时期，以及国民党政权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之政体，分别在不同的地域，一起遭遇西化与近代化。这一作为母体分支的不同遭遇，却凭其不同的历史方向而足以冲击作为母体的第一华人世界，并提供了不同的历史中国之概念下的历史际遇。就笔者而言，早在写这篇文章、宣布自我调整三个华人世界概念之前，其实已经通过“旅游及观光”接触过这一世界，但是，也仍仅止于其为“东南亚”的认识上。彼时，笔者尚未意识到此种读法中嵌入了多少近代史的上限的“围城”之框，而无法认知到五百年前尽管不是一家，但是五百年后却因为“南迁”而在南方的陆地与海洋享有不同却又共同的“北方”。许多人，也正像当时的笔者一样，所怀有的皆是西方观点下的“东南亚”——而不是真正地理方位上的“南洋”，一如中国、日本、韩国之隶属于的是西方版图眼界下的“东亚”。笔者当年从台湾去“东南亚”旅游，所怀抱的便是这一概念，对笔者而言，“东南亚”就是许多国家的构成，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等。没有什么不对劲，“中国”这个国家，是在内部相争谁为正统的那个“中国”，南北的分界线由古来的长江南移到了台湾海峡。这种认知上的理所当然，一直到槟城的世界初次出现在笔者的有所感之中，出现在笔者的世界之中，笔者才赫然发现，一个成长于台湾的华人，为了寻求华人文化之母体，幻想于神州之想象，于是，大陆成了在台湾成长的人调整其历史文化认知的坐标、参照与归属，“海峡两岸”成了中国世界的全景图。在台湾的自我认知当中，正是随着一海之隔，而形成了对当前时代的正统论述。这一海之隔宛若魏晋时期的长江，不论是“统”还是“独”的论述，都是依着这一条“海峡”而自我建构着。“统”所不能割的乃是国共共同建立的近代之中国国家；而“独”这一派所忽略了的乃是文化与历史之深层，于是，“自我”乃陷入历史的空无与虚悬之中。此种格局的思维之最大特色，就是不能从历史与文化的察照中，回归宗法与祖先意识的文化之源与流来看待“自我”的过去与现在。台湾的一切“反中国”论述，其构图与措辞，忘却了在它的“近代史”之前也还有“史”，且与南洋是同一来源。而南洋华人世界的意义，便在于使得一个来自台湾、成长于台湾，并且心怀中国想象的外省人——也是一个学习历史的人，遭遇了另一个“中国”，这是既非局限台湾的视域，也非仅投向于大陆的视域; 槟城饭店中的一愣，便是一个真实的瞬间，由原本以为、不解、错愕直至意会，这一短暂的个人经历，放大了来看，不正像是中国之近代以迄现在的缩影；一个真实存在的在台之华人的个人之经历，放大其时间度数于百倍千倍，就像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百年之近代史观看之眼界，这种看待历史与文化版图的专业眼界，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而深省之呢！南洋华人世界的意义，使得笔者发现了：自己只是从台湾的局限中想象文化情怀，即使能够有所反省，但也仅止于面向大陆，从黄河、长江而迄于海峡，或者由海峡、长江而迄于黄河、中原与昆仑，从而汇合海峡的两岸而成就一己的母体文化之想象。而这，由国共两党承担起来的近代中国，以及其所论述出的中国历史的家园，就真能是中国的一切吗？——包括文化版图与中国想象！南洋使我们遭遇了太多的例外，也暴露出一个长成于台湾的华人，其历史观及文化版图视野的局限，更照映出大陆母体文化的现代化表相之有余，而对历史文化长河中的自我认识之不足。不只台湾的“统”、“独”场域不能提供范仲淹型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有着居庙堂之上与处江湖之远的位所——前瞻中国未来的视界，必须从历史中体会出一种身所在的深远与深刻，才能承担得起这一前瞻的使命。
海洋视域不能只是五四式与河殇型的
中国有没有海洋观点？观乎近代华文历史课本于中国近代史那一系列章节所陈述的，必然是没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便可以堪称是这一种新世界观的代表著作，其书名中以“海国”为世界版图观的呈现用词，就是“洋”的观点。同时魏源更在其书中明确地说道：“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如果我们的问题由魏源来回答，其回答便是：“没有。”在这样的“西”之“洋”观通过教科书之传播与教育下，百年来我们的认知其实都认为，自“大航海时代之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与资本主义一样都是西方的。随着西方人的东来以及叩关，中国这一古老的大陆国家，才逐渐由海口与港口及租界打开了自身，慢慢接触了西方的海洋世界及其所带来的海洋文化，东与西的遭遇，就是一部不平衡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大陆型文化的中国与海洋型文化的西方接触的历史，也是起源自爱琴海的蓝色文明与起源自黄河的中原华夏的黄土文明的遭遇史。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中布满了章节内容与标题的，无非就是“鸦片战争”之屈辱，“自强运动”之向西方学习洋枪大炮，“维新变法”的从学校、制度入手之制度层面的向西方求法，中日“甲午战争”之彻底失败而使“革命”成为主流从而也从“革命”划分了新、旧意识的标准——西化与否。五四的西化或曰新文化运动正是一种以西方为师的思想辨识运动，辨识的不仅是所学习的西方，也是对自身的一次全盘重省。这个西方，不是传统上的西戎之羌，也不是波斯、阿拉伯，亦非西域，而是“泰西”、是“西洋”，是以海洋文明作为主体来认知的西方。《河殇》中从近代中西文化的遭遇中所认知的，正是中国没有海洋观点。中国的“没有”以及中国的“有”，于焉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向蓝色文明寻求海洋出路的“能有蓝色”的历史行程。既然这样将自身母体世界定位成大陆形态于近代，其焉能不将自身国家的边界只放在海洋之内的海岸线，以便制作出一个向蓝色学习的版图及视界，又焉能不将在海洋世界中的华人世界称呼并视之为海外华人？
南洋华人世界所提供的海洋观点
自宋明以来，中国大陆沿海便逐渐地开拓了海上世界，包括海上移民与海上贸易，自然也包括小型战争——称之为“海盗”，显然是非常大陆观点的。南宋时的海上贸易有南北两方，北方以高丽及日本为主，参与者大多是温州以北的江浙人；南方则以闽客人为主，向南洋移动。中国的海上华人世界及其抵达于南洋的新天地之陆地的文化与侨居之移动也在迄今六百年来逐渐形成。在这海上世界与陆上世界皆有华人的历史之局中，中国有没有海洋观点呢？我的看法是：有的。只是中国向来以大陆形态为立国之形态，世界观中的外来者——“异族”，系集中于长城与西北的欧亚大陆上，所以即便其视界中有海洋观点，也向来被遮盖在大陆型世界观之下。大陆型的世界观，下意识以成习的，乃是习于以沿海之陆地边界为其视界中世界之边界。但是，从明清六百年来海上华人世界的视角来看，显然，随着船舶之海上移动，船只所形成的向陆上之回眸，回眸视域中的大陆之边界，已经不能再是一个大陆国家或母体的边界了。船只所至之处，与陆上出发之港口，两点间所形成的直线与风、与浪所形成的曲线，“海”也是视域中的华人世界之构成，早在近代鸦片战争之前。
那么，中国有没有海洋观点呢？我的答复与我的看法已经很显明了，有的，在南方的移动与移出及归乡之华人所构成的世界之中。只是被遮盖在向来的大陆型视界之下，以及由此将陆地沿海边界化的视界之下。当近代中国这一国家形态建立之后，无论是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后，中国的海洋观点皆由向西方寻求出路式思维与意识所主导，所以中国的边界仍然不越沿海而以沿海为界，越出此一大陆之边界，便是西方蓝色式海洋思维之启程。
于是，南洋的华人世界，便在近代鸦片战争之为一道横切线下一分为二，我们不能将其前的历史纳入我们所在母体的视域之世界之内，“东南亚”依旧是通用的称呼；甚且在现今的大陆之各个大学中，“东南亚”这个世界只有出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中，标明的是国与国的关系研究而不是历史研究纳入了华人世界的关怀，其差别就在近代的国家类型之“域外”与历史长河而下的观点所能提供的“域内”。这便是南洋华人世界所能自历史长河中六百年来一点点一滴滴唤起母体记忆历史的意义。同时，作为母体的海峡两岸，且毋忘这个“一个中国”之棋盘中的论述，原来在历史中向来是发生在长江南北的楚河汉界，现在微妙的、也启人深省的，向南推移到了台湾海峡的“海洋性”。象征大一统来临之前的分界线，已在历史推移中由长江而向南移动至此，这一南移的象征及其分界之属海属陆的意义及其历史昭示，还能不猛启长长之思与深深之省么？
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欧美华人在其所居地域之内是逐渐也必须西化，以追求自身的可存在及尊严地存在，属于近代以后发生的事件类型，也正是近代的格局下华人世界的发生事件；然而南洋的华人却是早在近代出现之前——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已出现于世界的文化版图之中的发生事件。南洋华人世界不唯不以西化为其“身/生为华人”之自我认同，反而以拼命保存母体之华文化作为自我延续之意义，祖先与子孙是在文化意义上承与传、源与流的。通过这样的版图视界之自省，或可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进一步思考，与此相连而来的海洋观点之能否有别于近代式的蓝调式之海洋文明观？以及沿海之大陆边界是否就真的是中国即将成形的文化版图之边界？因之，大陆观点中对西北的“西域”与“中亚”之视域，正可代换为“蓝色乐章”与“先民船舶”之海上移动，以及这一海上移动当中回望母体家园之眸光中所望见的陆上世界之差别。
（笔者虽然从“洋”的视域来反思华人文化版图之视野，这种传统，早在司马迁《
史记》的《天官书》中就有了，由天与地，遂思居其间之人。但这并不表示海洋观点是笔者之唯一。笔者所续思考的，尚在于一个母体文化在历经近代的激荡后，其京畿观与由此京畿而环中以塑之天下观与历史教育观究竟当为何！无论是汉初的贾谊或是宋初的范仲淹，便不免令人生，盖一时代必有一时代之人物向文化献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