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鸣铎生于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卒于一九三一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武昌首义，摇撼着残阳西颓余光下的清朝江山，其时，詹鸣铎年届而立，亲历了世运递嬗的鼎革之变：
那个时候，各省陆续失守，皆是内讧，非由外患。各省督抚，大都被拘，惟山西某全家殉节，不可多得。至于各府州县，闻风而倒，不费丝毫的力。有的直入公署，居然冒充，或奉驴都督命令，或奉马都督命令，着速交印。官府索看公事，他就袋中摸出一炸弹，向他道：“你们要看公事，就是这个！”官府无法，只得将印交出。据说有些炸弹不是真的，系用泥丸敷以油漆，此种赝货确有点子滑稽，那个时候不怒而威，取州县官实如反掌耳。
其时，各地官府如风中之烛，朝暮难保。据詹鸣铎说，他家开在杭州的生记木行中有位伙计，失业之后也乘乱到一个地方，“查了一二天的县印子”。在他看来，此类荒唐情事，与三国时期张飞占古城乱世颇相仿佛。
辛亥革命发生后，詹鸣铎的家乡——婺源也宣告独立。前清县令魏正鸿身处其境，恍若地坼山崩中独守残庵，一灯如豆，四壁虫吟，这让他备感恐惧，极想逃之夭夭。不过，一些威权赫奕的婺源乡绅出于地方利益为之撑腰，竭力维持政局，以确保地域社会的平稳过渡。当然，觊觎政权者仍然不乏其人。一日，有位余某走入公署，冒充革命党，逼迫魏氏交出官印。风声鹤唳之下，魏正鸿只得留他在署从长计议。翌日，毕恭毕敬地将之请入婺源县的紫阳书院，并延请城里的众绅士共同集议。其间，诚请余某登台演讲，结果却上演了一场闹剧：
他立上讲台，讷讷然如不能出诸其口。
湘伯大怒道：“我江西来，甚么革命公事都看见过，从未见这种混账的革命，好替我滚出去，还算你乖！”
那姓余的即时滚出，滚到得胜馆来，垂头丧气。时我家锦屏叔公，与人结讼，正住在得胜馆，看见这个姓余的，乃向他道：“我看你委实不像革命党。你这件长衫是鱼肚白的，却穿得半白半黑了，革命党讲究剪辫子的，你后边还有拖拖物，你这个革命自己想想看像而不像？”那姓余的听见这话，恍然大悟，马上走到头店剪去三千烦恼丝，并破钞了二百余文，到中德西买了一顶洋帽子，高视阔步的口称上省领兵去，他暗中却走回家。时家中剪辫之风尚未盛行，他的娘亲、妻子看见他弄得这个样子，对他大哭……
文中处变不惊的“湘伯”，也就是江峰青（湘岚），系詹鸣铎的姻娅之戚，他曾任江西审判厅丞，是“官于朝，绅于乡”的典型，此时则成了维持婺源地方政局于不坠的中流砥柱。
这段刻画与鲁迅《风波》及《阿Q正传》中的描写颇相类似。对于辛亥革命，一般民众往往是以《
三国演义》中学到的知识来加以评判。鲁迅小说《风波》中，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那位方圆三十里以内唯一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辛亥革命以后，便把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张大帅就是燕人张冀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看来，《我之小史》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权更迭看成是张飞踞古城乱世，并非偶然的例子。
当时，剪辫之风尚未盛行，但剪辫是革除陋俗、维护共和的象征，《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进了洋学堂，到东洋半年之后回到家里，“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与此处余某的情形颇为接近——有没有剪辫，也就成了是否革命党的标志之一。
根据中国的传统，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改正朔、易服色，辛亥革命亦不例外。改正朔也就是改变历法，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下共和之令，改行阳历，不过，乡间狃于积习，仍循旧历过年，所谓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至于易服色，主要就是“祛除虏俗，以壮观瞻”的剪辫之举。当时，各省纷纷剪辫，有的剪成像和尚那样的光头，有的则是茶瓶盖的样子。革命军在路上碰到不愿剪辫之人，就用马刀强行剪发，为此甚至有误伤人命者。有关当局见民智不开，就捉得一二有辫的“顽固乡愚”，打了板子，穿以红辫线，背贴“满奴”二字，罚其洒扫街道以示羞辱，一时间颇见成效，从此剪辫者日益增多。
当时，在杭州从商的二弟詹耀先，返乡时已剪去辫子，他告诉詹鸣铎剪辫为大势所趋。见过世面的后者听罢，很快就起来响应剪辫风潮。作为发起人，詹鸣铎在家乡庐坑组织了一个“文明剪辫大会”，以开风气。选定三月初二为会期，先撰《文明剪辫大会广告》文一道，张贴于墙。届时，到会者颇众：
是日鸣锣开道，鼓吹火爆，冠冕堂皇，用二人前执灯笼，我手捧果盒，善儿提爵杯，连仝一群人等上去，到绿树祠，大开中门，颇为热闹。当下我仝大众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辫子，我换戴大帽，蒙德风庆贺加冠，乃归而饮宴于立本堂，亦云乐矣。
绿树祠是婺东北各地詹氏的统宗祠，善儿为詹鸣铎的长子，而德风则是庐坑村中的詹氏族人。在这里，新时代的“文明剪辫”，与古老的宗族仪式被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名乡绅，詹鸣铎有着相当的号召力，他自称：“在下一个书生，寒窗苦读，平日对于族内虚怀若谷，原未尝以乡绅自居。乃自乙巳至今（己酉）五载，村人每求行状，请题红，我亦屡为之。若夫乡邻有斗，约族众调和，我亦忝居其末。投词告理，亦每到我家来。”“乙巳”亦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当时詹鸣铎中了秀才；“己酉”也就是宣统元年（一九○九年）。文中的“行状”亦称行述，是记叙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品行事迹的文字；而“题红”也就是题主，徽州民间办丧事时请人将死者衔名、生卒时间及子女配偶等书写于牌位上，以便长期奉祭。木主正面的“主”字，通常暂且写成“王”字，以待日后举行点主仪式时补上一笔。在乡土社会，唯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才有资格为乡民撰写行状和题写神主——可见，自从詹鸣铎考中生员，便在乡间的公共事务中担负起重要的职责。而一旦社会发生变动，类似于他这样的乡绅，也起着表率乡里的作用。以剪辫为例，《我之小史》第十九回说：
……我的为人平日规行矩步，不越范围，村内人最相信的。我若说辫子这东西不可剪，村内人就不剪了；我若说辫子这东西定要剪，村内人就都肯剪了。所以我发起这事，他就以为适逢其会，极端赞成，从此以来，果然风行一时，信从者众，村内大小老幼皆知辫之宜剪，……而且未曾到会的人，亦皆私自剪之，统计村内剪辫的可有什之七八，所有未剪的不过一二之老顽固及少数之野蛮人。
不过，詹鸣铎的剪辫完全是趋附时尚的率性之举，而对于剪辫的意义所在，他的理解似仍颇为懵懂：
且说我当日剪了辫子之后，回到家中，蒙堂上祖母慈谕嘉贺，道以后青云直上，我乃大喜，愿此后头衔改换，出色当行，可以荣妻，可以荫子，可以封诰及泉壤，可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文章事业，彪炳当时，学问功名，表扬后世，不致如前此之三十岁虚掷韶光，空抛驹隙，庶不负生平之所期许焉。
可见，民国以后，年届而立的詹鸣铎虽然剪去了脑后的拖拖物，但他作为前清的生员，思想仍没有多少变化，满脑子还是荣妻荫子的那一套。
在传统中国，士乃四民之首、一方表率，“民之信官，不如信绅”——这是一般民众的社会心理，也是乡绅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僻远山陬，对知识的垄断，赋予了乡绅以社会权威和文化典范的特殊身份。绅权，也就成了皇权（政权）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补充。江峰青以及詹鸣铎本人，都可以作为徽州乡绅阶层的代表，他们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表演，也就成了人们窥知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之乡绅心态、角色的典型例子。
詹鸣铎曾多次游历上海，对于十里洋场称羡不置。在《我之小史》第十五、十六两回中，作者将目光投向上海的法政讲习所、徽宁会馆、沪上的休闲娱乐（如影戏、摊簧、饮食、浴室、花园、东洋戏法、文明游戏园、出品会和运动会）以及都市风情等诸多方面，游屐所经，追写铺叙。透过对扰扰尘寰间欢娱嗜欲的状摹，折射出詹鸣铎这个末代秀才旧眼光中的新事物。
民国以来，小说的写作与阅读风靡沪上，尤其是尚武、言情诸作更是受人追捧。所谓“文人浪笔学虞初，武侠情魔载五车。诲盗诲淫干底事，有时权作教科书”——这首竹枝词所描摹的，正是当日情形的真实写照。在一九二四年《上海店员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上，发表有署名为“新吾”的《小说与商人》一文：
我们——店员——在店里有空的时候，不是瞎谈天，乱批评人，就是出去作无益的消遣了；再不然，只有拿钱去买淫秽的——自以为新的——小说来看；在一般没思想的人说起来，这是一种消遣罢了，没大关碍的；其实我们的脑筋为此而逐渐昏迷，我们的人格，为此而无形的堕落。
……近几年的小说就更糟了，除几部嫖经小说外，真正的小说是没有的。《九尾龟》，《海上繁华梦》两部要算出色极了；次之李涵秋老先生的“所谓社会小说”如《广陵潮》，《战地莺花录》，《魅镜》，……还有什么《礼拜六》，《红杂志》，《心声》……等书，时髦得再版二版……无书可应，甚至于要预定才能买书。
这些小说，真害人不浅呀！看完《九尾龟》，脑中就想去嫖妓；看完其余所谓名家著作，内容不是某某爱某某，就是姨太太，公子，少爷，姊姊，妹妹等的淫史，肉麻的描写出来；使我们天天胡思乱想，“做了公子，少爷，才配得讨好的女子；做有情人，才得要献媚于所爱慕的女子之前”。于是乎我们就弄得一点无正思，麻木不仁，除了专门研究吊膀子为唯一的技能不算，甚至于实行不道德的事！也绝不觉得是不应该了。
上述这些言论，不仅可以反映市面上流行的通俗消遣之作，而且还可看出小说、杂志内容对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商人阶层）的影响。《上海店员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发行于一九二四年，与詹鸣铎撰写小说的年代（《我之小史》写于一九二七年）差相同时。而且，其中提及的《红杂志》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创刊于一九二二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七月改名《红玫瑰》，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出版了八年，这也恰是詹鸣铎喜欢阅读并曾投稿的一本杂志。
作为从僻远乡陬步入繁华上海滩的“文学青年”，詹鸣铎颇有发表文章及成名的欲望，他多次撰稿投寄当时的《红杂志》，并有作品发表于该刊的三十二期和四十六期。其中之一为《千难万难一打》：
前清时代，读书应试，千千万万，要想状元，千难万难；
近年以来，争买彩票，千千万万，要想头奖，千难万难；
妇人女子，吃斋念佛，千千万万，要想登仙，千难万难；
长三堂子，报效劝酒，千千万万，要想真情，千难万难；
贿买议员，到处运动，千千万万，要想当选，千难万难；
远东运动，各出风头，千千万万，要想优胜，千难万难；
各处土匪，掳人勒赎，千千万万，要想剿灭，千难万难；
各省官府，争权夺利，千千万万，要想统一，千难万难；
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千千万万，要想裁撤，千难万难；
不肖奸商，私贩日货，千千万万，要想抵制，千难万难；
寒酸措大，两袖清风，千千万万，要想致富，千难万难；
读《红杂志》，争相投稿，千千万万，要想披露，千难万难。
在上揭的游戏笔墨中，浮沉浊世的詹鸣铎随意生发，若嘲若讽，对于晚清民国纷纭乱象之揭露绘声摹色，各得其妙。“读《红杂志》，争相投稿，千千万万，要想披露，千难万难”，或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红杂志》的那位主笔似乎不曾“目迷五色”，故而能“放出眼光”刊发他的打油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詹鸣铎激切入世的创作热忱，而《我之小史》一书的撰写，可能也与他的这种创作阅历及发表欲望有关。
明清以来，小说颇受世人喜爱，商人自不例外，一些徽商对于志怪言情之作爱不释手。清代徽歙商人江绍莲的《聊斋志异摘抄》（抄本），工工整整地抄录了蒲松龄著作的精彩段落；在道咸年间，婺源木商江南春喜读《聊斋》，并模仿前者，作有《静寄轩见闻随笔》；一九二一年前后在汉口活动的婺源茶商汪素峰，平素也酷嗜小说家言，《玉梨魂》中的柔情蜜意就让他痴迷无限……
至于詹鸣铎，从他的个人文集《振先杂稿》来看，其人对于小说戏曲亦相当留意。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他曾仔细研读过《西厢记》、《
三国演义》和《
东周列国志》等，作有《书〈西厢〉后》、《批评〈三国演义〉》和《批评〈东周列国全志〉》等，对貂蝉、曹操、祢衡、刘备、周瑜和张飞等小说人物，都曾赋诗评论。当时浙江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詹鸣铎亦颇为关心：“按小白菜即豆腐西施事，详《杨乃武全集》，现在仍在，据传住余杭城外某庵为尼，年已六十余矣……”他曾集传奇句，写有《小白菜》诗：
好恶因缘总在天，（《幽关记》）含羞忍泪向人前，（《琵琶记》）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日午当空塔影圆。（《西厢》）
伯劳东去燕西飞，（《西厢记》）仙草仙花尽可依，（《红楼梦传奇》）为说汉宫人未老，（《明珠记》）从今孽债染缁衣。（《玉簪记》）
显然，詹鸣铎对于传奇小说颇为熟稔。从小说细针密缕般的写法来看，《我之小史》除了受明清以来徽商自传的影响之外，还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之影响密切相关。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红杂志》上，曾登载“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招生及章程”，从中可见，在当时的上海，不仅小说流行，而且还开办了专门的学校传授写作技巧。无独有偶，詹鸣铎后来也在婺源乡间的私塾中教授学生撰写小说，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略窥一二：“八月九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八月十一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八月十二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这些记录，明显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至于《我之小史》一名，可能是模仿自杭州作家陈蝶仙（天虚我生）的《他之小史》。据美国哈佛大学韩南教授的研究，《他之小史》分六期发表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女子世界》，一九一七年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礼拜六》杂志上，曾刊登该书的一则广告。而《礼拜六》也与《红杂志》一样，同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范畴。
有鉴于此，除了史学研究上的意义外，《我之小史》的发现，也为二十世纪鸳鸯蝴蝶派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从中颇可窥见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于商人阶层的影响。
明清以来，“徽州朝奉”的形象曾在“三言二拍”等小说中频繁出现，但那只是小说家笔下脸谱化了的徽商，而《我之小史》则是徽商作为主体自述的家世及个人阅历。詹鸣铎寄情纸笔，自叙家世，传之后代。该书事随人生，人随事见，极摹人情世态，备写悲欢离合，使得《我之小史》成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反映徽商家庭生活的小说。
一般说来，小说为正史之余，难免有吞刀吐火冬雷夏冰般的谲诡幻怪荒渺无稽。不过，《我之小史》最显著的特点则在于它的纪实性。在书中，作者一再声称自己所述皆为“信史”，而从庐坑《詹氏宗谱》、光绪《婺源县志》以及同时收集到的《振先杂稿》、《詹鸣铎日记》来看，《我之小史》之所述的确均为真实情节。小说的一些故事细节，甚至直接节录自其人的文集或日记，书中提及的诸多人物及事迹，也都是真人真事。如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光绪《婺源县乡土志》的编者董钟琪、佛学家婺源江湾人江谦（易园）、《歙事闲谭》的作者许承尧以及民国《婺源县志》的总纂江峰青，这些都是晚清民国徽州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由此看来，《我之小史》的确是作者真实的自传，可以作为信史加以征引。
而在另一方面，《我之小史》又是一部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徽州乡土小说。作者的叙事文笔颇为流畅，书中时见庄言危论、谑浪诙谐。就像鲁迅笔下的《故乡》、《社戏》、《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名篇佳构一样，它叙写了一地人群的日常生活状态，刻画出当地独特的乡土情愁。由于该书是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出现，面向的读者主要是普通民众，较之通常所见枯燥无味的史料记载，更为通俗易懂，显然更有助于人们理解晚清民国社会的纷纭世态。特别是囿于史料的限制，以往人们对于县以下农村社会的生活实态所知甚少，对于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社会的了解更是相当有限，而《我之小史》提供的连续记录，恰好为此段历史缺环提供了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它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修正以往学界对于民间社会的固定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的发现、整理和利用，可以说是近年来徽州民间文献发掘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之一，必将引起多学科的广泛重视。
丙戌清明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