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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d Can Dance是一个乐队，名字翻译成中文叫“死亡能跳舞”。这个乐队的音乐，缓慢、空灵、内敛，夹杂着几丝黑色的诡秘。大约十年前，我第一次听“死亡能跳舞”的音乐，是在安定医院学《精神病学》的那个夏天。
       那是个炎热的北京夏天。我们一班三十个人，终年翻着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大厚医学教材，昏昏欲睡。突然听说要去北城的安定医院，实地学习一个月，这消息仿佛点燃了好奇的炮仗引子，让我们这些医学生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在协和医院，我们碰到的病人，在医学意义上，更多是生理疾病。而我们即将前往的安定医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精神病院，那里的病人，将更多的是心理疾病。
       关于精神病医院，我们之前的大概印象，来自于以下几个非正规、非专业的途径：小时候来自父母和同学的道听途说；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人公麦克为逃避刑罚装成精神病人；隔壁楼里一脚踩空后便突然变得胡言乱语的陈四爷；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直子”后来去的那座藏在深山老林里的精神病院，它的名字叫阿美寮……
       终于，我开始每天一大早和戴着太阳帽的同学们一起，从东单坐上电车，前往安定医院，学习一门叫《精神病学》的课。我手拉着电车上的扶杆，看着窗外晒得灰白的世界，开始接近另外一个思维世界，一个离奇的思维世界，一个无所顾忌、肆意英雄的地方。
       在安定医院的中午没有什么消遣，在午休的枯燥时光里，热得睡不着，我的耳机里就是“死亡能跳舞”乐队的音乐，它缓慢、空灵，有时带着几丝诡秘。乐队中的两个，一男一女，咿咿呀呀地在我的耳机里唱了四个星期。这一男一女——两位爱尔兰人的后裔，早年相遇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段时间，他们曾搬入英国政府配给的国宅，过着城市隐士的生活，写词谱曲，录制音乐，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往来。而我，在安定医院教室的三张椅子拼成的时光里，也仿佛跋涉了古今，在正常与异常、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之间，来回穿越。
       突然一天，在安定医院的课程结束了，我竟无限怀念。仿佛电影散场，别人都走了，而我还在影院的椅子里留恋情节，那些看上去和生活显得距离遥远的情节。
       安定医院，坐落在北京的护城河畔德胜门城楼北面的一条胡同里。在胡同一头，是一家有名的回民餐馆，我爱吃那里的羊肉。胡同另一头，是通往北三环的要道，沿途有小西天、北师大、铁狮子坟，它们通往我一位学中文的多年好友的住所。在安定医院的课程，是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的课上，老师们照本宣科，无甚创意，和我们想象的有趣的精神病话题相去甚远。我忍受不了的时候，只有趴在课桌上沉沉睡去。偶尔醒来，会听到从病房传来的划破寂静的一声尖叫，这才提醒我是在一所精神病医院里学习。
       在这一个月里，除了在上课时睡足觉之外，我还知道了“思维奔逸”、“思维破裂”、“内在动力缺乏”、“病理性赘述”这些术语。这些用来形容精神病症状的名词，很少出现在正常人的对话和行文中。有一天上完课后，我飞快地骑着单车奔向北三环，去告诉我那位学中文的多年好友说：“据我所学，现判断你是个癔病型人格的家伙。”学中文的朋友，便抄起了书架上的诗集，读起了食指的诗《在精神病院》：“为写诗我情愿搜尽枯肠／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开粗俗的玩笑，妙语如珠／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诗行……怕别人看见噙泪的双眼／我低头踱步无事一样。”
       老师领着我们去病房看那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多半是一天的炎热快要消逝的傍晚。在病房里，我听到了真正的“思维奔逸”，那真是语言飞扬，出口成章，词藻跳舞。被老师指为病人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面容清癯，身材挺拔，穿着一身毫无新意的条纹病号服。但他的眼神里，却有着异常的风采和光亮，时而一阵电流闪过，激起更亮的火花。他的舌头，永远跟不上大脑。他的舌头已不重要，大脑在点和点之间任意切换、轻跃飞舞。
       我们这群来自北京东单的俗人，跟在老师后面，只有张大了嘴，吐着舌，不断地摇头感慨，表示难以理解。“哇，脑子转得跟抹了油一样”。病人的话题从音乐学院到今天的天气，再到水果的分类，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出门后，老师无比惋惜地告诉我们：他原来是某乐团的小提琴手，因为感情纠葛——他疯了。
       我站在队伍末尾，脸上一定挂着别样的表情。和感慨、哀叹的同学们可能不同，我想起了自己原先学写诗时曾设想过类似的“奔逸”状态，我甚至不掩饰对这位病人的好奇和敬佩。换个别的说法，而非医学的说法：他放大了肆意的勇气，而我们这些人，则小心翼翼地缩小了它。“大部分入难以理解的，便被这世界定义成了有病。”我小声对身边的一位要好同学说。这同学朝我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思维奔逸”，从此成了我俩之间一个频繁出现的褒义词。我们开始用它来形容这样的人——可以蔑视由碳水化合物、甘油三酯、氨基酸组成的身体，在语言的世界里跳舞的人。他们的思维张开翅膀，随意翻飞，不囿形式。我还无比隆重地向这位同学介绍“死亡能跳舞”乐队的音乐：“听着，这也叫在或美或毒或黑的世界里，肆意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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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阵强劲的古筝之后，崔健唱道：“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小姐，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每次听崔健唱这歌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安定医院。他所呼唤的大夫老爷和护士小姐，也让我想起那些曾在安定医院出没的工作人员。甚至，我会想到那雪地，也是德胜门城楼旁的某块雪地。崔健唱的是一个“没有感觉”的“病人”。这“病”是和所谓的“正常”相对。而在医学上所说的“病”，是和“健康”相对。自从在安定医院学习之后，我对“正常”的对立面——“病”，有了更多的理解，它和医学生理解的与“健康”相对的“病”，并不相同。
       老师继续领着我们去病房，看形形色色的病人。其中有，上来就来个劈叉并开始演《红灯记》的躁狂症，等我们离开时她还在继续演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歇斯底里症病人，他旁若无人，暴跳如雷，声嘶力竭。还有，那些永远和自己的意志过不去的强迫症，他们曾经来回无数次折腾，只为了证明自己的家门已经上锁。还有，一位抑郁得不可救药的女病人，她那纤弱的外貌、贫血的面容、紧闭的双唇，让我们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忧伤有多么不值一提。她还让我想起李金发那首读着疲惫不堪的诗：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忧郁症，并非像我在安定医院时想象的那么稀少。
       几年后，我的一位朋友，优等生加名校MBA，聪明干练，突然入住了安定医院，原因是患上了抑郁症。她披头散发，以头撞墙，嘴里一遍又一遍说着“因为我的疏忽，让公司蒙受了几千万的损失”。其实，
       那笔所谓的几千万损失，根本没有发生。在美国逛书店时，惊讶地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写的小说《百忧解青春岁月》，说的是一个青春期小孩患上抑郁症后，服用百忧解的生活。我的目光顺着这本小说的脊梁滑下去，几十本关于抑郁的书一字排开。其中居然有一本是讲，本来给别人治疗抑郁症的精神病学家，自己也得了抑郁症……在一本叫《进步的悖论——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的书里，列举了一长串的数据，只是为了说明：是的，美国人是变得越来越富有，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怎么美国人也变得越来越郁闷了呢?
       有人曾经这么分析抑郁症和现代生活间的关联：抑郁症在全世界的增多，“归因于日益增长的实利主义，也要归因于对精神生活的轻视。在西方还要加上对年龄的歧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土地上滋长着一遇困难就变得抑郁起来的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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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定医院，我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离奇愿望。那就是：把父亲送进这个医院，治疗他的酗酒，用医学的话说：“酒精依赖性疾病”。在安定医院讲授的课程里有一节，叫药物依赖性疾病。讲课的那位教授，看上去慈祥和蔼，像电影里解救劳苦大众的那类演员，据说他是中国治疗成瘾性疾病的头号人物。
       他在课上讲到，一九六四年，在WH0专家委员会上，用药物依赖性这一术语取代了以往的“成瘾性”和“习惯性”，并在五年之后，对“药物依赖性”的具体含义作了如下描述：“由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有时也包括身体状态，表现出一种强迫性地要连续或定期用该药的行为和其他反应，目的是要去感受它的精神效应。”这是我听得最认真的一课，破天荒地没趴在课桌上睡着。
       按照这位教授的定义，我轻而易举地就把父亲归结为酒精依赖，因为他真的轻而易举地就符合了那几项定义。我开始在脑子里设想他住院的情节，奢望他能借助医学的力量改过自新。如果不能借助他自己的决心，我寄希望于电棒或者药物给我一个全新的父亲，最起码是正常的父亲，虽然这希望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下课时我拐弯抹角地去问教授，教授说：“你知道吗，这世界上估计有一点四亿人依赖酒精，百分之七十八没有得到治疗，还有四亿多人过度饮酒造成事故和死亡。”我并不气馁，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安定医院的环境，它给我的感觉像一个战场，男护士们撩着袖子，五大三粗。他们没有给我坏印象，相反，我很希望他们看上去强悍的力量，能给父亲带来新生。但这仅止于想象。等课程一结束，我便把它封存起来，不再翻起。
       可能每个人，对于精神病院，都有自己的想象。这想象，牵连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恐惧，愿望，放肆，还有不能表达的、被日常理智抑制的勇气。我第一次读《挪威的森林》，是在医学院的图书馆里，书已被前人翻得卷了边。“直子”从阿美寮这个精神病院写给“我”渡边的信里说：“只要身处此处，我们便不至于施苦于人，也可以免使别人施苦于己。这是因为，我们都已认识到自己的反常，这是完全有别于外部世界之处。外面的世界上，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反常；而在我们这个小天地中，反常则恰恰成了前提条件。我们在此静静地生活，避免互相伤害。”
       这是村上春树对阿美寮这个精神病院的想象：相对于人人戴着面具的现实生活，“阿美寮”才是纯净之地，是未被异化的人、真正健全的人寄居之所。在直子终于结束了生命后，《挪威的森林》最后，渡边问：“我现在哪里?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