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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人来说，医学院的解剖室一定是个充满了神秘的去处。在对那个神秘空间的想象里，一定还交织着他们期待接近真相的渴望、对人体的好奇，另外加上诸多对尸体联想的恐惧。这心情，大概应该和那些恐怖片爱好者的心底暗流，如出一辙。
       至今，仍会有人向我打听关于学解剖的事，第一句总是：“你第一次见尸体时，怕不怕?”在他们询问的表情中，总是交织着一丝渴望、一丝好奇，还加一些恐惧。他们总希望我能说得详细一点，说得生动一点，满足他们对一部恐怖片的全面需求。
       作为一个学过八年医的人，虽然离开医学院后的生活轨迹已截然不同，但在“你怕不怕”的问题里，总会回忆起自己医学生时的解剖生活。这段独特经历，持续了整整半年。而那年，我二十岁，除了是个医学生之外，还谈着恋爱。
       “你怕不怕?”这问题，在上解剖课之前我也问过自己。当时，我并不太信自己在面对尸体时会有多坚强。但说来也许没人信，等后来，真正钻进位于东单三条那座文物建筑的解剖室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烟消云散。
       二十岁的那年夏天，开学前几天，我半忐忑、半好奇地去问师姐：“解剖课，你怕不怕?”师姐没回答，很酷地从满满的书架上抽出来一本解剖图谱，给我看，说：“就是上面画的这些事儿，大卸八块，事无巨细，你得全弄明白了。”这本解剖图谱，看上去长着一副科学、严谨的面孔，其中也堆积着琳琅满目的科学细节。不过，这并不算完。师姐又抱出足有两寸厚的解剖学书，掷在我面前，“瞧，这也是半年内需要啃完的，全英文的，有的单词有两寸长。”她拇指和食指张开，比划着两寸的长度。
       一本布满细节的图谱和一本两寸厚的英文解剖学，它们无形的成为医学生的压力。它们来自一个陌生世界，却是我必须面对的不二选择。它们是我正式跨进文物建筑里的解剖室之前的压力。我想那压力，班里其他二十九位同学或多或少也都有。这压力，就是说，既然你选择了做医学生，选择了给别人治病，你就别无选择。
       我曾想象过很多次，掀开蒙在尸体上的塑料布的那一刹那。我想自己肯定会害怕，但不会尖叫。我还想，班里的有些娇小女生，就不一定有我这么能忍了，肯定有几个，她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其时教室里将一片混乱。
       而掀塑料布的这一刻，终于在两男生两女生配成一组后到来了。我们组里那个文静清秀的浙江男生。掀开了塑料布，那是一位体态略胖的老太太，小腹突出，头发凌乱。我和浙江男生彼此对视了一眼，旋即惊慌离开，故作平静。然后，我们组里的另外一位女生，发出了有史以来最高频的尖叫，但它并不长。不，应该说，很短促。它的短促，是因为教室里出人意料地安静，其他组一点声音都没有，同组女生的尖叫声因为羞愧而停在半途，戛然而止，回到现实。而这现实，就是作为医学生。你别无选择。如果眼前这一关都过不了，日后想象协和名医那样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统统没戏。
       眼前这群人，看来真有着足够坚强的神经，他们无论是娇小女生还是北方大汉，都已开始进入做医生的角色——眼前是一桩我们要花半年学习的功课，它是我们成为医学生必须过的第一关。一具人尸，一本布满细节的图谱，一本两寸厚的英文解剖学，仅此而已。日后，读到了罗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有一刻想起我那些坚强面对尸体的同学们，他们必定在骨子里已经具备了“解构”的基本色调。
       解剖老师骄傲地对大家说：要知道。你们的解剖课是全国医学院中学习条件最好的——四个人一具尸体!而你们知道吗，在有的省、市医学院，解剖老师只能对着挂图，对下面一百多号学生空讲“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在他嘴里，眼前这具因为长期泡在福尔马林里而变得肿胀的、棕黑的尸体，对于一个急切了解人体构造的医学生来说，它不是恐怖题材，它也不是审美颠覆，而是学医的无价之宝，必须珍惜。
       第一天起，我们每个人就穿上了类似屠夫的厚塑料围裙，戴上袖套和手套，手里像模像样地拿起了手术器械：刀、剪、钳……我们用解剖刀的姿势显得笨手笨脚，偶尔它会划破手套，割了手指，流出鲜血。而尸体散发的浓重的福尔马林味道，则熏得我们眼泪直流，可惜我们只能戴上口罩，不能戴上眼罩，所以经常含着眼泪，交换彼此解剖的收获。
       尸体因为福尔马林的浸泡，呈灰褐色，那颜色和中午食堂里卖的米粉蒸肉很相似。没过几天，我又发现这颜色和香肠也很相似。在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无法切换它们之间颜色的区别。结果就是，一个月都没有吃米粉蒸肉和香肠。除此之外，解剖课对我的后患折磨是，晚上起身去厕所时，一些从前听说的鬼故事，会在那一瞬间，强迫性地，全部涌上眼前。比如空中两条垂挂下来的腿，不停晃荡。比如深夜太平间里一颗大黑牙的故事，这些故事和我们组熟悉的那具尸体形象一起，折磨了我近一个月。而我，只能一个人独自默默地消化这种情绪。
       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经过解剖学洗礼的医学生，在精神上，在思维上，必定是不同的。日后，我这么想。因为经过开始一个月的艰苦转型之后，我们很快进入了一种更客观的角色，我们开始把尸体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的朋友了。它就是和我们共患难、帮助我们了解人体、最后助我们勇夺解剖学高分的战友。后来，每个组都会给自己的尸体起一个名字，一个昵称。教室里充斥着这样的对话，“让我看看你们的心脏”，“你们的坐骨神经比我们粗多了”……这种和被解剖物的亲密无间，在外人看来，着实难以想象。而现实也不容我们再作他想。就像有人描述的那样：尸体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你看不完第一个病人，就永远没有第二个病人。没有病人，医生也就失去了他本质的职业意义。在和尸体交友的过程中，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这一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别人永远无法经历的。记得伦勃朗有幅成名作，叫做《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是关于解剖课的题材。画中，学生们围在放有标本的桌旁，认真地听蒂尔普医生讲解，如入忘我之境。
       我们不再在每节课之前都事儿事儿地穿上厚围裙了，我们有时也不戴手套了。我们的解剖老师更酷，他从第一节课起，就拿赤裸的肉手，撇开一群肌肉，拎起一根神经，给我们讲解神经的走向。我们一群穿戴得严严实实的人，惊讶地看着他。而他那种举重若轻的表情，可和大片中的硬汉媲美。
       我们自己奉为神圣的那本图谱，一开始大家还试图在解剖室里给它找一个相对清洁的位置，好好安置。到后来，干脆就直接摊在一片福尔马林味的尸体朋友身上了，页面经常渗着不明成分的油迹。最热闹的莫过于做生殖系统的解剖部分。而最敬业的场面莫过于，有些留着长刘海的女生，因为看解剖结构看得忘情，一缕缕刘海常常掠过尸体而不自知。这些人，对科学细节的渴望，已远远超过了原先本能的惊恐。这些人，对客观人体事实的正视，
       已远远超过了小我的小情小绪。这时，还有什么“你怕不怕”的问题呢？
       但仍然会有人来问我们“怕不怕”的问题。不断有一些朋友会急切地要求我描述一下解剖房的景象，描述一下第一次接触尸体的感觉。其中。有一些大胆的家伙，会主动上门造访。他们会在晴朗的周末白天或者傍晚，带着一堆零食和鲜花来看我们。一阵寒喧和哼哈之后，忸怩地抖出此行的主要目的：“你能不能带我去趟解剖室?”我们，往往掩饰不住地极其自豪。因为选择了医学专业，我们有了接近身体地图的便利，我们还有了战胜恐怖情绪的资本。这些校外好友，一方面对解剖室的气氛心存神秘感，就像有些人会喜欢恐怖小说赋予的受虐但刺激的感觉一样。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急切地希望看看那些存在于自己体内的心、肝、肺、肠子，暴露出来，究竟长什么模样。我亲眼目睹一位英俊的北大男生，这么跟我们班一女生套近乎。那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要求，而这要求是晚上月黑风高时，带他去趟解剖室。后来。他们一路谈下去，谈恋爱成功。在去东单邮局排队打长途电话时，我旁若无人地捧着本解剖图谱复习盆腔器官，因为上面有生殖系统的图，后面的中年男人立刻好奇地伸出头来看个究竟。他八成也不知道其中的具体细节，比如自己的前列腺究竟在哪里?
       “怕不怕”不再是问题了，“怕不怕”根本不是问题了。就像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的歌德说的那样：“解剖标本比任何的努力和观察结果，更能将大自然的奥秘揭露于我们面前。”我们，就是直接面临大自然奥秘的一群人。
       在外人看来可能最悲壮的场面是：为迎接解剖学考试，我们吃完晚饭在夜色中潜入解剖室，一直复习到深夜。这时已经想不起任何鬼故事了，纵使想起来，对鬼故事的恐惧也难以敌过我们争高分的压力。在整整半年的忙碌之后，解剖学考试可算是世界上最有强烈对比意义的残酷考试。场面也很滑稽。老师在需要考的部位上扎上绳子，并标号。十几个人整齐地站在十几具尸体前，找到那根绳子拴的解剖结构，在油迹斑斑的答题纸上，写下英文和中文。每隔两分钟吹一声哨，轮换位置。在那面对尸体的仅有的两分钟里，恨不能穷尽一切细节，把之前所有的辛苦和艰难都能兑换成分数。一通忙碌之后，交上答卷。走出解剖室，天空蔚蓝。从此。我们不再是害怕尸体的普通老百姓了，我们完成了和第一位病人的半年相处生活。
       关于解剖课，还有一些外人可能不知的医学院圈内故事。比如，如有医学生流露出对解剖的恐惧和害怕，经常会被别人嘲笑“没用”“胆小”。而一些弱小女生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解剖学考试，通宵达旦地在解剖室和一群尸体呆在一起，浑然不知疲倦和恐惧。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医学院的解剖室曾一度对老百姓开放，并按不同的部位收费，据说有些人会在观看解剖时说些淫秽笑话。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有些夸张故事中，有些医学生居然用人体标本的肠当作跳绳。二十世纪中期，医学生学解剖时，手持手术刀和剪子，割下人体每一个重要器官，如腱、动脉和神经，拿在手中相互调侃。
       据说，耶鲁的现代医学生们则显得文明多了，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人生中“第一位病人”的敬畏。在解剖课的仪式上，会朗诵诗，或者弹奏音乐，表示对人体标本的感谢和敬畏。在课结束后，为解剖完的尸体举行庄严的葬礼。他们还用几块不同色彩的布缝成被子，以纪念解剖课上的每一具人体标本。
       而纽约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则比当年单枪匹马地对付恐惧情绪的我，要幸运得多。这些学生会将自己的解剖经历和情绪波动一一记下来，然后彼此讨论，坦言自己的感受。老师还会描述病人将死时的情景，医生在处理人尸时应扮演的角色，以让学生知道，在面对尸体或将死的人时，该如何做。
       但今日解剖的地位，不再像当年歌德那样可以自己就发现一块骨头并予以命名了。重大的发现，已十分罕见。而由计算机生成的模型，可直接看到尸体截面图的扫描、真实的数字照片，可分清细小、复杂的结构，它们更直观，更鲜活。有人悲观地说，自文艺复兴以来医学生一直学习的解剖学，正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医学生花在解剖上的时间，比从前少了百分之八十。
       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经过解剖学洗礼的医学生，在精神上，在思维上。必定是不同的。现在，我仍然这么想。在面对“第一位病人”时，除了认识他的结构，这种面对和相处本身，还具有某种微妙的作用。它可能是再发达的科技也代替不了的，就像有一位解剖学教授说：学解剖不仅是为了学知识，而且是体验整个过程——一种有力的、神圣的体验，在其中更感性地理解医生这个职业。“你会从中真正看到人体之美。你会十分感谢死者。站在那里只有敬畏。”你还会直接面对“大自然的奥秘”。你的思维开始具有了“解构”的底色。客观现实和情绪，开始有力地截然分离。英雄以宁静的心。锋利的剑，奋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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