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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洪武三年(一三七○年)六月的某天晚上，南京城东面的皇城中，只见守城的锦衣卫校尉打开中门，一群穿着麻衣草鞋的男女自门中走出。打头的一个人身材粗壮，五官长相虽说不上丑陋，但绝对怪异，一双眼睛厉于鹰隼。虽在三伏天，盯你一眼也会让你不寒而栗。
       这个人便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从传世的画像看，朱元璋慈眉善目，但有君临天下的气概，一看就是“天生龙种”。但这幅画像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传说当初朱元璋召来天下一流的画师为其绘相。画师们唯恐画得不像，都使出看家本领，画得惟妙惟肖。但朱元璋却仍以画得不像为由，一连杀了三个画师。第四个画师又被召到御前，前面三个同行的命运吓得他魂袋儿都掉了，他不知如何保住项上头颅，兀自愁眉不展。幸亏他的朋友献计，让他“绘御容时，稍事修饰，掩敛杀气而增慈善”。他如法炮制，御像绘出后，朱元璋大为满意，认为这画像“形神兼备，足称朕意”。这便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朱元璋的画像了。
       伟人尽管雄才大略，但有时也犯小心眼的毛病。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完人，不应该有缺陷。朱元璋统驭千军横扫六合，建立起一个赫赫王朝，不管他长相如何，天下人都不敢藐视他。但他偏还要往“美男子”堆儿里凑，并为此动怒而闹出三条人命，这就大可不必了。
       却说朱元璋领着这群男女走出皇城，向鸡鸣山的山川坛走去。那里是皇家祭祀天地神灵的地方。从皇城到山川坛，有十几里路。沿途警备森严，跸护的军士排成长阵。皆因这群男女个个都是朱明王朝的核心人物，男的都是朱元璋的儿子，女的都是他的后妃和公主。朱元璋共有四十六个后妃，二十六位儿子和十几个公主。在中国所有皇帝中，他几乎可以说是生育能力最为旺盛的一个。一百年后，他的家族就繁衍到八千多人。这些人都由王朝的财政养活。满足于他们的妻妾成群以及锦衣玉食，其庞大的开支，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一的军费，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刻，朱元璋领着他的后妃和儿女们浩浩荡荡地离开皇宫，到山川坛干什么去呢?却说这年自暮春开始，一直很少下雨。江南大地一片焦渴，田里的禾苗大都枯死。深信“天意”的朱元璋认为这场灾咎可能是上苍对他的惩戒，因为他登皇帝位不过三年，一切都还在草创之中。是不是自己登基时说过的“上膺天命，下符民意”这八个字，做得不好呢?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心亲率眷属前往山川坛祈雨。在古代，祭祀与祈祷被看作是人神对话的最好方式。
       史载，朱元璋到了山川坛后，袒露上身，盘腿坐在青石板上，无遮无挡暴晒于烈日之下。他的儿子们也都陪侍左右。对于住在深宫大院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子们来说，参加这样的祈祷仪式真是苦不堪言。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根本不考虑儿子们会不会中暑，他一心要用自己的诚意去感动天庭。他的后妃们虽不在祈祷的行列，但也没有闲着，在马皇后的带领下，她们在祈祷现场临时搭砌的灶台上烧制农家饭，都是那种喂养朱元璋少年时代的粗糙的饭食。煮熟的麦饭菽豆，皇太子先捧给朱元璋品尝，然后一家人坐在烈日下吞咽。
       这样一连三天，白天袒背暴晒，夜里原地和衣而躺。第四天结束这自虐式的祈祷。仍然徒步回到宫中。朱元璋没有回到粉黛如云的皇宫，而是独自来到西院斋宿。他下令从内库中拿出钱钞采购一万四千匹布纱颁赐将校，于常例之外补给兵士薪米；又令法司决狱，大赦一批囚犯：并下旨有关部门访求天下贤士以探明治国之道。据说这些措施相继落实后，老天爷真的下起了大雨，持续了几个月的旱情得以缓解。
       六百多年前这一场祈雨的盛典，见之于明朝典籍。虽记述简略，但斑斑可考。其时明代虽已开国，但北方的战事仍在紧张地进行，徐达、常遇春等股肱之臣尚在西北的荒漠上平定虏敌，江南膏腴之地因频经战火。生气亦未恢复。前面已经说过。旱情此时发生，引起朱元璋的高度警惕，他敏锐地从中发现了某些危及政权的因素。
       (二)
       祈雨之后，朱元璋把刘伯温找来，寻问治国之道。关于这段故事，曾参与修撰《明会典》的万历史官余继登在其编著的《典故纪闻》书中记述如下：
       太祖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如何才好。”刘基对日：“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日：“不施实惠，而泛言宽仁，实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利民之财，息民之力。朝廷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顺其生。舍此而言宽仁。是徒有其名，老百姓得不到实惠。”
       从这段对话中可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宽仁之说大不以为然。刘伯温满腹经纶，精通天文地理，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角逐中，他是最得力的谋士之一。此一点上，他与朱元璋的关系，犹如张良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显然这一次谈话，刘基的回答“不称上意”。朱元璋农民出身。几乎是文盲，后来，在打天下与治天下的过程中，他虽然学到不少东西，但他的经验多于知识。尽管他常常表现出思贤若渴的态度，但骨子深处对读书人始终抱有戒心。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的文采缺失表示了嘲笑。而朱元璋，则连让他嘲笑的资格都没有。
       客观地讲，刘伯温说出“宽仁”二字，只是点出题目，下面只要朱元璋问他一句“如何实施宽仁?”相信刘伯温一定会有一篇对症下药的宏论。但朱元璋并没有问他，而是噼里啪啦自己讲了一通，捎带着还把这位“国师”讥讽了一句“舍此而言宽仁，是徒有其名”。
       在中国古代，君臣晤对，是产生治国方略行政智能的最好方法之一。皇帝与国师。既相生。又相克。相生之时，则君臣融洽，国泰民安。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师相魏征，一部《贞观之治》记述甚详。若君臣相克，则天怒人怨。嬖幸之徒趁机以谗言获宠，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当然也有一种皇帝，对“国师”非常尊重，常常不耻下问。如汉文帝把贾谊请来彻夜长谈，结果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种皇帝，徒落笑柄而已。
       检点明朝典籍，不难看出，朱元璋虽然经常与大臣晤对，但讨见识听意见的时候极少，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发表宏论，臣下唯有诺诺而已。
       不过，仔细研究朱元璋的一些“最高指示”，还得承认，这个皇帝心里头始终还是装着老百姓的，上面引述的他与刘伯温的晤对，他不问青红皂白把刘伯温揶揄一通固然不对，但他对于“宽仁”的引申，倒真是颇有见地。他认为宽仁过于空落，是读书人的酸语。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是实惠，
       我曾经说过，政治是一门艺术，要想做好它，不但要有激情，更要有想象力。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以及邓小平倡导的“一国两制”，都是改革中政治想象力的典范。朱元璋缺乏想象力。可举两例。一是曾有大臣向他建议像前朝那样，给江西龙虎山的张道人“天师”称号，朱元璋斥道：
       “天至高无上，怎么可能还有老师?”第二是他的咏雪诗，有这么两句“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诗句比起毛泽东的咏雪诗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则不可同日而语了，
       纵观明朝的一些国策，朱元璋少有创见。他开创的大明王朝，说得准确一点，只是“开”而非“创”。我们说一个帝王应有雄才大略，这是统而言之。若分开来说，则开国应有雄才，创业则需要大略。朱元璋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立国之初，他不遗余力推行制度建设，也只是恢复帝国的秩序而非给新的王朝注入诗意。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希望他的国家稳定而富裕，士农工商各有所务，田野多农夫而城市少流民：每一个臣民都充满至高无上的道德感，都必须心存敬畏。
       朱元璋是道德治国的极力推行者，在他看来，所谓道德，最紧要的两个字是忠与孝。张居正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这位大明王朝最为卓著的政治家，虽然比朱元璋晚生了两百多年，但他对这位开国皇帝的思想，可谓体会至深。今天，我们参观那些江南的古村落，经常看到门楣上书有“耕读传家”这四个字。毫无疑问，这是明代的遗风。忠臣与孝子、儒士与农夫。这四种人。在明代大受推崇。
       今天，我们常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是西方的观点。尽管在其衍变过程中增加了不少人文的内容，但其发端仍是经济学上的考量。而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却是依靠忠臣孝子与儒士农夫作为中坚力量来稳定社会的。这四种人非但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贫富之间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有着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这在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朱明王朝时期，每一个人都必须像圣贤那样，强迫自己建立起道德优越感。
       (三)
       让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朱元璋在山川坛祈雨，其目的还是为了农民。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他的第一关注。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更因为王国的子民，百分之九十都是住在乡间。农业稳则农民稳，农民稳则天下稳。一个统治者并不需要强大的想象力，就能对这一国运作出判断。由于出身与知识的双重局限。朱元璋厌恶商人，同时对流民亦抱有高度的警惕。他自己就当过流民，他认为流民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而流民十之八九都是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生性懒惰，大部分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基于这种认识，洪武三年的那场大旱引起了朱元璋内心的恐惧。
       祀天之礼，实乃中国远古开始的风俗，并非朱元璋的创见。但朱元璋的虔诚却是前朝皇帝不可比拟的。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为朝中大臣作出楷模，也同时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尊重。朱元璋如此垂范，倒还真不是“作秀”，而是他从内心深处就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救世主。在那次与刘伯温谈话之后，他还与时任中书省长官的胡惟庸有过一次交谈，他说：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居所者，朕常思如何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小民之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人，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每见此状，心常凄恻。故吾躬提军旅，誓清四海，以安百姓。今朕代天理世已数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更改朕之初衷。于代天行道。亦不工耳。其令天下郡县，查访穷民无靠者，月给以衣食：贫困无依者，给以屋舍。
       完全可以想象，天下百姓听到这样的圣旨，是如何地欢呼雀跃。自古至今，农民始终是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而农民中的鳏寡无助者，则是弱势中的弱势。朱元璋行“实惠”，首先就让这样一些人得到好处，应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但是，我们在今天改革中出现的“中梗阻”现象，明代亦如是。朝廷大量的府州县官员，对待农民“不体上意”，常常表现出官场的傲慢，具体的体现是敷衍塞责与心：不在焉。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洪武九年，山东日照省知县马亮三年考满，州官为他写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见了，批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源，当县令者首先务此两样。该县令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从朱元璋的这道批示来看，他对官场的猫腻了若指掌。在明代，督运属朝廷的经济部门，肥得流油。而县令则是苦差事。也不知那位马亮花了多少银子，才买通州官给他写了这道评语。目的很明显，希望朱元璋将自己改为督运官，每天吃香喝辣享清福。朱元璋既痛恨跑官要官，更痛恨地方官不懂农业与教育。不用说，这位马亮因犯“渎职罪”而被革职，且永不叙用，但整个官场并没有因为马亮事件而改变，坑农扰农的事情还是屡有发生。兹后，湖北的荆州、蕲州两处发生水灾，户部主事赵干奉命前往赈灾。这赵干自京城出发，一路游山玩水耽误了两个多月，到达受灾地后又磨磨蹭蹭迟不放赈，以致灾民饿死很多。朱元璋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将赵干斩首示众。《太祖实录》中，还载有这一段指示：
       荆、蕲等处水灾，亟命户部主事赵干往赈之。岂料赵干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灾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朱元璋治国期间，农民问题处理得较好。他死后，他的亲民顺民富民的“三民”政策，还延续了好多年。到了明中叶，自正德皇帝始，休养了一百多年的农民又开始遭受劫难。又六十多年后，张居正出任万历首辅，推行新政，力革时弊，用“一条鞭”的改革，来上承朱元璋的农民政策，应该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但人亡政息，张居正遭受清算后，刚刚苏困的农民再次陷于水火。这导致大批流民的出现。元朝末年，大批流民揭竿而起，朱元璋依靠这些流民形成的武装，建立了大明王朝。谁知在他死后两百多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民武装，又将他的后代掀下帝座。终点即是起点，由此可见，历史的想象力，超过任何一位政治家。
       2006年8月16日于溽暑中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