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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下落不明的生活
作者:塞 壬

《人民文学》 2007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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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次地离开
       我时常在某一时刻中突然停顿,就像现在。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刚刚所想、所做的一切:明天,我又将去另一个城市。我对自己充满疑惑,像是凝视一个异类。是的,我急切地想为自己冠以一种意义。五年来,我游荡在南方,漂泊,不断地迁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那一段时光过渡到这一段时光,而后来的一段时光我将会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一种来历不明的生活,一种惯常遭遇陌生气息的生活,这种陌生,是一种真切的隔离,它永远地没有彼岸。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很多人对我生活的羡慕,他们带着一种花花公子的微笑:“哦,流浪,你是说流浪是吗?这太浪漫了,充满着奇遇和激情对吗?”疲惫再一次袭过来。睡意,在门背后,来不及 脱下长统靴,我就佝偻着身子弯下来。
       行李,是一个伤感的名词。它意味着告别和离开,意味着一个事件的终结,而另一种未知的开始。被子、衣物都折叠好,平整地放进两个行李箱。无须为了出行而特别地去将它们洗干净,我喜欢它们有点脏。有点暧昧的那种气息。那个蓝色的窗帘就不要了吧,它褪色得厉害,变成了一种暗暗的灰白。信用卡、首饰、爱人的礼物则塞在行李箱内侧的暗袋里,我唯一可以放宝贝的地方,一放进去,心就踏实了。日用品、化妆品、书籍杂志我放进双肩带的旅行袋里,记得要把口红拿出来随身携带。书,我还是扔了很多,每一次收拾行李,我都感叹,其实我是一个多么不爱书的人。三件,我所有的家当,它们孤独地摆在房中间,竟散发出一种单薄、孱弱的气味。照见了那个人,薄薄的命运。再没有比行李更加相依为命的东西了。它是灵魂的拖影。
       我的猫跑了,它准时地跑了。就在前几天。它一定是闻到了那种气味。
       去旧货市场卖掉床、木沙发、电脑桌、写字台、茶几、椅子、电视,还有炉具和炊具,包括塑料桶、咖啡壶和长颈花瓶以及一盆仙人球。就这几样,它们清澈如水,照见我简单、干净的生活,甚至是细节,它们都纤毫毕现。它们摊放在旧货店门口,但眼睛依然看着我,很怨毒地。我立即把脸别过去,但还是能感觉到那锥人的芒刺。卖旧货的地方总是很阴暗,有股受潮的霉味,它们是从里屋的旧床板、破沙发的腿、倾斜并满是灰尘的旧梳妆台的抽屉散发出来的,老板一律长着一双鹰一般贼亮的眼睛,它能一下子看到我的内心:这些我是必卖无疑的。以低得出奇的价格收走了我的东西,递过来一沓旧而脏的纸钞。他们一宗一宗地把它们搬到那发霉的里屋,我感到它们投向我的最后的凶狠一瞥细瘦下去,然后沉在无边的阴暗里。卖了这么多次,为什么每一次都一模一样?我还得打一个长途电话,电脑要先托运到我要去的地方,打给那个地方的朋友,叫他替我签收。
       一直以来,我是一个没有地址的人。太多的信函被退回到邮寄者的手中,当我辗转收到邮件,我看到邮件左上侧粘贴着小纸条,查无此人那一栏中,用圆珠笔打着一个钩钩。查无此人,这不祥的气息暗合着我下落不明的宿命。我记不清到底用了多少手机号,移动的、联通的,动感地带、神州行、全球通、大众卡、如意卡、南粤卡,谁是从头到尾地了解我手机号变更的人呢?我最亲的人,老父亲。五年了,他满头白发了吧?我如此频繁地变更,他为此担了多少心?每一次变更,我真是害怕告诉他。还有我唯一的爱人,他的手机卡不断地变换着那个女人的号码,生活的艰难,他为我在暗地里做了多少次祈祷?担心着我是不是又瘦了?再看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信用卡,它们真好看,建行的、农行的、工行的、交行的、招行的、光大银行的、商业银行的、农村信合的,它们来自南方各个城市,来自某段事件的细节,我无法一一记起。当我面对它们,这忠实的目击者。这隐秘但又灼灼发光的东西,立即呈现出过往经历的痕迹:每一笔钱的由来,清晰,不忍细辨。去客户那里收款,向朋友借钱垫付费用,艰难的报销,转账……这里边有多少不忍再提的辛酸!几百块,一千块,两千块,拿在手里,它们那么重,仿佛凝聚着我全身的力量。我总是一拿到钱,就在离自己最近的银行存上,这样。这笔钱才真正归我。
       打开名片夹,我竟然从事过七种职业,记者、编辑、业务代表、文案策划、品牌经理、区域经理、市场总监,跨了五个行业,新闻、地产、化妆品、家电、珠宝,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会进入这些行业,更不知道我还会去干些什么。五年,我倦于梳理过往的人和事,这些纷繁的名片让我看到,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没有定位,没有规划,做人、写文章都是如此。它们散乱在那里,就像我散乱的流浪生涯,为什么我还保留着它们?我一张一张地看下去,就像是一寸一寸地摸着过往的那些时光和生命,我摸到了广州、东莞、深圳、中山、佛山……那些城区、街道、写字楼、超市,还有公交线路图。我还摸到一个春天的午后,一个下着雨的清晨,还有那些悲伤的、孤独的、有施暴欲望的不安的心情,包括一场突然中断的性事,混合着汗味、精液味和莫名焦躁的情绪。我还摸到了一些人,摸到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故事,还有那些短暂的友谊和无法澄清的误会和怨恨。我这才发现,原来我记不起一样快乐的事,是没有呢,还是我记性不好?那么多啊,我一宗一宗地摸过,它们荒凉。庞杂,却有一股旺盛的颓丧味道,陈旧的气息,却鲜活簇新。最后我摸到了自己,我颤了一下,似乎是摸到了灵魂。它是瘦的,几根扎手的骨头,我还摸到了脏器,它们都是小小的。原来我就是拿这样的身子骨走南闯北的。
       如果不对命运妥协,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这样的下落不明散发着一种落魄的气味。荒凉、单薄却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干净气质。信用卡里的钱干净,爱情干净,经历干净。这弯弯曲曲的地址:广州天河棠下西边大街西五巷之三靠北四楼,没有人能抵达我,我隐在治安不好的深处,被抢三次,被偷两次。印象最深的那次是一个人晚上回家,走在弄堂深处,一辆摩托车突然从身边疾驰而过,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拽走了我的皮包,我被拽倒在地上,被车拖了几米远,手肘铲得都是血。钱没了,手机没了,身份证没了,一种强烈的悲伤笼罩着我。就像笼罩着我的命运。我的爱人在灯光下细致地给我擦洗,他忍不住悲伤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是的。那一刻我们的命运要连在一起,要变成一个人。他紧紧地贴着我,凶狠地、痛苦地进入我的身体,在黑夜里,我们狠狠地连在一起。沉下去,沉到更深的夜里。
       夜晚的病
       再这样咳下去,我会把灵魂咳出来的。我只好用双手护着它。我在抖动。
       外面很岑寂了。对面的窗是亮的,那光线投过来,我的墙壁也是亮的。我的影子硕大,宽而扁,浮着,在晃动。上洗手间小便,黄而短促的液体,起身,一阵眩晕。
       是这样一具身体,一百五十六厘米,四十二公斤。现在,它滚烫,内部轰鸣。竹席让它的骨头痛了。这些骨头有很多尖角,像她
       的性格。它们让她难受。也让别人难受。她用骨头面对一切,完成所有的传递。温度、硬度、时间、空间,包括皮肉无法感知的痛或者伤悲,物的,非物的。当然。也有转瞬即逝的、隐秘的欢欣。为什么它们从来就没有逗留过?对,转瞬即逝。在夜晚,它一身的病,夜晚是一种奇怪的药剂。或者说是试剂,浸在里面的东西一下子就凸显出白天无法看到的一切。所有的表情,包括骨头内部的表情。有些病天生是属于夜晚的,这些表情像失踪的魂灵重新回归肉身,它们都摆出各自舒适的姿势。无所谓大胆或者丑陋。比如孤独,它就是夜晚本身,总是摆出它最舒适的姿势,让她难受,让她有尖角的骨头难受。她有时梦见自己死的样子,梦见自己出落得一副体面的尸体。圆融。安详。
       桌上的那些药瓶子,它们有着古怪的名字。它们醒目而孤立,散发着某种真相的气息。我捂着胸口,想着白天的事情。在深不可测的写字楼深处,穿过黑黑的楼道和电梯间,在标有号码牌的门前,一个空间,一个人就这样失踪,不留一丝气味。那里的冷气总是很足,她的皮肤干燥,连笑容也干燥。总有会议要开,要写提案,发不完的传真、电邮。客户的电话,刻光盘,永远需要删改的文稿……这些,它们散发着健康的味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人,一个阳光的人。
       那是白天。口红画完了一个句号,白天开始了。我被道路行走,却被另一个我注视。她满含泪水。我穿过狭长的巷道,大片大片的阴影随着阳光一步步后退,我的西五街六巷已经远了。我的早起的、坐在门口、沉默无语的房东太太也远了:那一家挨一家的士多店远了,还有王老吉凉茶、水果摊、面包房、洗头坊、工商银行、彩票售票点也远了。广州石牌的深长巷子,它在早晨八点半仍然暧昧。潮湿,挟裹着色情和堕落后的疲软。我从它的气味中一路走出来,向着晴朗和澄明矫健一跃,然后迹象隐遁。
       那个阳光的女人叫Vivan,她属于白天。白天的声音、气味和光亮把她的脑子塞得满满的,连咳嗽也没了踪影。她的一百五十六厘米,她的四十二公斤,属于白天的强悍,有质量的、有速度的那种强悍。她的骨头不再让她难受,她的性格也变得模糊不清,对别人妥协也对自己妥协。她被抽离。一个空间,一个系统,一个部门,一个环节,我们称之为结构。她被安置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系统,一个部门和一个环节中。很详尽的岗位描述,冷酷而准确。考核她的关键词被量化,被专业化。一双看不见的手,它在操纵按钮,她按岗位描述作业。总监、经理、设计师、文案、AE、会计、出纳、文员,在广州,一个广告公司最标准的人员配置,所有的暴跳如雷和气急败坏,包括激赏、性感、好的胃口、新闻、好的或者坏的消息、一句玩笑、流动的音乐、一个糟糕或者绝妙的创意……这些塞满整个白天。它们乱七八糟地在一个固定的空间活跃,充满生机。但是她看不到别人,别人也看不到她。所有的人都被安置在各自的位置里,眼神不再传递什么,连指尖也没有温度。白天,我只能是聋子和瞎子。没有要求也没有愿望。我被隔离,他们也是,彼此戴着面具。失踪的人,在白天,所有返回的路径被封死。疲惫或者忧伤是后来的事情。后来的事情在黑夜里苏醒,一宗一宗地归来。她看见,她听见,她感受到。
       “Vivan,十点之前要把客户反馈的提案重新整理好,然后开会。”操作按钮的人说话了。我在电脑前思维清晰,聚精会神。我的身体、我的能量、我的智慧在为某一个选定的目标工作。它被要求正确地、快速地、有创造力地完成一项任务。每一个白天,一个纯粹的肉身,一个物,它做着让黑夜感到幸福或者悲伤的事,这个失踪的空白被黑夜填满,
       “晚上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总会有这样的邀请。这人生的契机,一个可能。她可以说YES或NO,两样都无所谓。它们没有指标。那是别人试图了解她,想进入她。一个人在试着向另一个人靠近,想走进她的内心,甚至生活。朋友了或者情人了,包括后来再可能发生的一切,有了子女了。彼此靠得很近,鼻息相闻,紧紧拥抱,但谁能彼此真正走进呢?谁能代替谁的黑夜和孤独。
       我想着个体的孤独。这黑夜的病。它们是一种气味,一种感知,紧贴着肉身,谁也拿不走,它与生俱来,面对它,我辨认出自己,看见自己。一种来自黑夜的抚摸和打量让她的骨头发疼。她看见她破败的身体,强悍的意志以及所有的隐秘的欢欣和悲伤。天就这样亮了。
       南方的睡眠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愿意工作,迷恋一种不醒人事的昏睡。四季、白天、黑夜、时间和光,包括气息都变得微弱,变得模糊。具体意象就是,一种潮湿而昏黄的空间浸在黑夜的水里,无声无息。我沉沉睡去,我的骨头、皮肉,还有意志,它们跟棉被一样柔软。蒙头蜷在单床上,像是潜在更深的地底,所有的记忆、喜怒,身后的那些可知或不可知的事,它们都陷落。陷落,一直把睡眠推往更深的地方。
       广州石牌的房子很密很深,那些巷子像迷宫一样,每一条都一模一样。阳光永远无法光顾。雨水也是。手机没有信号,电脑没有装宽带,不论白天黑夜都必须开着灯。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单房它醒目的只是空空的四壁,一张从杂货店买来的铁架子床仿佛从来就属于这里,写字桌是从二手家具店买的,老式的那种。有四只结实的腿,泛着旧照片一样的黄色。它很重,散发着沉闷的气质,上面放着我从太平洋电脑城淘来的低配置的台式机,还有水杯、镜子、梳子、搽脸的护肤液、旧报纸、杂志、苹果或者橘、方便面,它们全都扔在上面,仿佛放了很久,仿佛从来没有改变过姿势。白炽灯装在房间与厨房卫生间的交界处,为的是,一开灯,两边都能兼顾到。床的这边,光线是弱的。我惯于在床上阅读,那个夹在床架上的台灯,它投射出一种温暖的柔光,它照在淡蓝色的棉被上,照在对面的墙上,伴随着孤单的我,完成睡前的前奏。我时常环顾这狭小的空间,列数着可为的事情,除了打开电脑写作,或歪在床上看书,别无他为。睡眠。成了无法逃避的选择,无休无止,昏天地暗。除了我,四壁、床、桌子、电脑以及空间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一样,它们昏睡。疲软,仿佛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尘埃见证一切。
       致密的夜和孤独袭来,我无从抗拒,并放弃言说和表达,双目紧闭,双唇紧闭。我无需看见和倾听,无需光和色彩。我服从这黑夜的深水,紧抱着自己瘦小的肉身,向更深的深处沉下去。
       这是一种更彻底的态度。把黑夜和孤独推向更深的黑夜和孤独。当我环顾我的四壁,从来没有产生过逃离的欲望,它如此契合我的意愿,我属于这里,从来都是。我可以化着浓妆去迪厅,去完成肉身的狂欢:我可以泡在酒吧里,直到凌晨时分摸回住所;我甚至可以找一个或多个的情人,成天周旋其间;不,我可以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定时作息,我可以找到天底下最好的男人,然后相爱……还有更多的事、更好的目标和理想。多少时候,
       我总攥紧拳头,踌躇满志,然而。我都来不及去做,来不及去想,当生活让我丧失了热情和耐性之后,我会把悲伤连同我的肉身藏起来。我还深深地知道,多年后,我会觉得自己颓然老了,在黑夜里。在很深的睡眠里。我还会发觉当时紧握的拳头。到那时仍紧握着,然后向着更老,更深的岁月。最终,我会说,我昏睡了一生。
       二○○一年的冬天,我昏睡在广州的石牌。不,整个石牌也昏睡着。在傍晚时分,我会下楼来吃饭,我的穿着是可笑的,我在罩式睡衣的外面加了件棉袄,下面穿了肥大的灯芯绒裤子,看上去三截,怪异极了。在这里,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不必担心被认出。通常点一个鸡锅,一个人慢慢吃完。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用餐时间里。我吃完一只鸡,一碟牛肉丸、平菇、海蜇皮和青菜。最后把汤喝净。这么多的东西进入我的身体,为的是紧跟而来的昏睡,让它得以持续和无休无止。然后去碟店租碟。色情的、科幻的、战争的、言情的,十几版,我用塑料袋提回石牌村深处。我租来的单间里。穿过一条条巷子,看着一模一样的景物,一家挨一家的士多店、美容美发厅、桂林米粉店、凉茶店、蛋糕房、干洗店、性用品店、手机维修点,它们都阴暗,散发着旧的、隔世的气味。黑夜来临的时候,这些巷子开始活过来,一条一条地苏醒,音乐响起,霓虹灯闪烁,涂着金粉的妓女们来回穿梭。石牌,昏睡在色情、颓废的旺盛之中。
       这样的昏睡,并不仅仅代表昏睡本身。我一直认为,二○○一年的整整一个冬天,我处于昏睡状态。三年之后,我的许多朋友要为那次昏睡定义和命名,然后总结出很多可怕的意义。诸如,类似于一次死亡邂逅,为的是更好的重生:大作品诞生之前的冬眠,为的是更好的爆发:这属于个人内心的调整,也是策略,虽然不刻意,却是必须的……面对所有这些意义非凡的结论,我始终沉默。为什么一定要拔高呢,一定要赋予它非凡的意义呢?在他们眼里,这种朝死里昏睡的睡法是不可思议的,本身是消极的,甚至是可耻的。所有的人都惜时如金,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方向。
       美美地饱餐,然后看碟,然后昏睡。整个的过程都处于昏睡状态。如此简单。当我蜷在那张单薄的床上,黑夜和孤独的水漫过来。睡去,是一件多好的事情。我不必害怕被什么惊醒,不必担心这或者那。更重要的,我不必去说服自己应该如何如何。太多的时候,我会选择空白和停顿,重要的是,它们服从内心。当我自然醒来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拉开窗,望着外面,太密的楼房,我只得仰起头,看见了狭长的一缝天,再看着自己越发瘦下去的身子骨,我会拿起镜子照照脸,不忍细辨。一枕的落发,长而脏的指甲,我看见桌上的水杯残剩半杯水,搽脸的乳液瓶一直没有拧开过,那些旧报纸和杂志好久没有翻开过,还有那些干皱而散落的苹果或者橘,它们滚向显示器的角落里,所有这些积满了灰尘。我醒了。它们依然没醒。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攫住了我。我只得躺下去,蜷住身体,向着更深的睡眠睡去。
       [责任编辑 陈永春]
       塞壬:女。原名黄红艳,湖北人,现居广东东莞,供职予某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