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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在其《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试图说明“那些没有控制自己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智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等，都是里拉所认为的“没有控制自己激情的知识分子”。里拉想要穷究的是他视线下的这些知识分子缘何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激情？
       哲学与政治权力的论争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当里拉巡览了这些二十世纪重要的欧洲思想家由“爱智慧”走向“亲和暴政”的个人生活之后，再次追溯到古希腊。他的结论是：正是那个古老的“叙拉古的诱惑”再次诱惑了这些哲人。
       “叙拉古的诱惑”说到底是一种信念的诱惑，它不是哲学对政治的诱惑，而是哲学自己诱惑了自己。小戴奥尼素并非想生活在哲学的太阳之下，他不过是想借助“晒了晒太阳”而使自己浑身散射出更多学识的耀眼光辉。痴枉的是柏拉图以及他的仰慕者迪恩，他们坚信哲学有能力让“一位当世的暴君致力于正义”。身为哲人，应该说服统治者接受良好的来自正义的哲学的指导，不如此，哲人将会“背负懦弱和不忠于哲学的职责”。
       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失败了，它同时宣布的是哲学的“政治想象”的失败。然而，问题还需继续追问下去：“爱智慧”的哲人关于哲学的“政治想象”的激情和冲动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激情和冲动是否内在于哲学本身？如何才能转化这种激情和冲动，使之成为对政治有益的心理因素？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曾经谈到哲学家的使命，苏格拉底不停止哲学的实践，教导、劝勉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去关心智慧和真理，改善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够感受到哲人身上的道德激情正在转向为一种国家政治激情。当然，苏格拉底并没有真正跻身具体的国家政治生活，他向国家尽忠却始终不参加议会。他对后来哲人的告诫是：“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绝不能担任公职。”
       里拉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身上的这股“哲学的激情”在二十世纪由“爱智慧”向“亲和暴政”发展过程中的危险表演。以海德格尔为例，里拉援引了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看法，“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相（untruth）”。并对此分析道：“她（阿伦特）爱他（海德格尔）的知性激情，但也对他无力区分显然的真理与显然的假相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她知道海德格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认为助燃了这种危险性的正是启发了他的哲学思考的激情。”如果说在秉持哲学的激情这一点上，海德格尔与苏格拉底无异的话，那么他有违苏格拉底训诫的地方在于没有甘心“当老百姓”，而是就任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加入了纳粹党。里拉还在书中揭示，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手稿多次提到了“准备着最后的神的出现”。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成就和败坏了他的竟然是同一种东西——哲学思考的激情！这其中是否含有某种既是海德格尔本人又是哲学自身宿命的悲哀况味？
       里拉把柏拉图所说的“如果哲学意欲烛照黑暗，而不是加深黑暗，他就必须从驯服自己的激情开始”作为解决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可能性途径。这与他在“后记”中所表达的哲学生活需要“自我掌控”的意思一致。无论是“驯服”，还是“自我掌控”，都向我们昭示出，激情也许恰是哲学的本义之一，是哲学生活的一支主要力量。那么，必须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实现对激情的哲学思考的有效节制，使之在进入政治生活时，不是导向暴政或对暴政的亲和？
       难题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他们在清醒地认识到寻求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致无异于是寻求奇迹后，对政治和哲学分别给出新的祈望和规训：“在政治中最能够指望的是在稳定的法治下，建立一个节制的政府。”而对于哲学，则更强调哲人过一种“对自身的暴虐倾向怀有高度自觉”的高贵的生活。很显然，后者具有理想主义的特点，它依赖的是个体的自省和践行，其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也是难以确定的。那么，这是否也再次表明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作为“此山中”人的困惑和尴尬呢？哲人在保持茂盛充沛的“哲学思考的激情”和对这一激情的自我控制之间保持适中和平衡，这如何可能？其安全界标如何划定？
       里拉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但他也依然没有能够为我们指出解决“知识分子背叛”的有效途径。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马克·拉里著，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二○○五年十一月版，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