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以下简称《图志》）是对十至十三世纪中华民族文学、文化的整体性的动态过程的考察，著作中建构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学发展模式，明示了文化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编撰工作的积极意义，彰显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关于十至十三世纪，二十世纪出版的各种文学史一般称之为两宋时期和元代。这是一个由诸民族分争到走向统一的时期，这四百年的时间内，北方先后有几个少数民族崛起并建立了政权，主要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分别与北宋和南宋相对峙；西北地区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部分契丹人西迁后建立的西辽，回鹘人建立的喀拉汗国、于阗、高昌等政权，西南有吐蕃政权和白蛮建立的大理国，文化空间大致相当于清朝所确立的近现代中国的版图所覆盖的范围。
随着近年来辽金元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于这个时期多民族的文学现象的认识与把握，有了实质性的实破。学者们在关注北方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更将眼光投向了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西夏文学与辽金文学、金代文学与元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研究。然而这些努力还只能说是在写汉语文学发展史；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不仅是汉语文学史，还应该包含已经汇入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文学史。
《图志》的作者除了对多民族的汉语文学现象做了全方位的描述，还充分调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利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这个历史阶段各民族文学，特别是用不同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学的发展状况。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研究有其特殊性，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当一些民族的文学仍然停留在口头流传的阶段。即使是一些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由于其书面文学的使用和流传往往是在王公贵族的生活范围之内；又由于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进行文字阅读的人口有限，口头传承仍然是其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各少数民族中间都保存着相当丰富的文学资源，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依靠这些资料。使用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资料也有一定的困难，对于它们的所属年代很难具体考订。但是历代文献中有关民间文化的记载还是有迹可寻的，《图志》的作者以重视文化时空过程的“大文学观”为基本理念，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不同视角介入，在“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互动互补”的层面展开论述，著作中引用资料的范围、种类大大增加。
《图志》的作者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接受了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形态的资料作为自己建构的文学史的基础资料；这种注重各民族文学个性的研究，应该是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很好的补充。值得高兴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喀拉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元代的《
蒙古秘史》等经典作品在《图志》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华文学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志》的作者在描述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时，特别注重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汉语文学的发展、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互动互补的趋势。以金代文学为例，女真族接受了汉语文化，为汉语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女真文化的南渐，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汉族人民的喜爱。金代文学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独特风貌，就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优势互补、相互吸收与融合的产物。还有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既与汉族文化有着诸多的联系，彼此之间因为共同的生活区域、同步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文学的发展更有很多的共同性。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顾此失彼，以某一时段、某一地区、若干民族的文学现象替代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图志》的作者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了处于“边缘”状态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探讨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呈现为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也从少数民族文学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出发，尊重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发展的规律，摆脱传统的以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水平和文学观念为单一参照背景进行研究的局限，重新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价值。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杨义著，三联书店二○○六年版，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