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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人毅是画家，也是作家。
       人毅的作品很多，多到了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也不为过；人毅的作品水准颇高，其社会影响，大到在一个层面上掀起波浪，小到在一个角落泛起涟漪：《十大元帅大结局》与《雄师苦旅》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一个男人的远村》荣获辽吉黑三省作家协会联合设立的“东北文学奖”；《文明与距离》荣获全军的“昆仑奖”；出任长篇电视纪录片《勿忘九一八》总撰稿，不但连连获奖，到头来，专家们还从学术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将第10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一等奖颁给了他……于是“社会效益”油然而生，发表《十大元帅大结局》的那家杂志，接受人毅的创意，接着又搞了“十个大将”、“十个上将”……以至今天“十大”还没完没了，可以说人毅的一个创意富了一家杂志；另有一个无名文字匠，“撰”了一本《XXX军征战纪实》，书中的四分之一是抄袭他的《喋血平型关》，效果竟也同人毅的这本书一样，火得不得了……人毅功德无量矣，救活了一本书，成全了一个人……
       李人毅的纪实文学全部为军事题材，刚劲十足；散文则是对家乡小呼兰河的深情眷恋，柔情似水——刚柔一起流淌在他那三百五十万言的书页之中；刚柔并济作为他的为文行事的风格，融入了他的全部艺术人生。
       一、“我相信我的笔，因为我相信我的爱”
       是什么原因，使人毅在扛枪的时候，拿起了笔?在画画之余，搞起了文学创作?
       人毅没有想到入伍来到三十九军，更没有想到成为一一五师的一员。三十九军冠名“常胜军”，一一五师的根脉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该师无数战功中，著名的平型关大捷，载入了史册，编入了教科书。人毅儿时便知道平型关大捷，但是做梦也没想会到一一五师来当兵，尽管做过当兵的梦。
       入伍那年，人毅二十一岁，已订婚，是同期入伍战友中年龄偏大的，成为一一五师的后来人，人毅孩子样的兴奋不已。若干年后，有两个儿子的人毅，还用同样的情感亲和着他的部队，一九九一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有两个童年，一个在故乡，一个在军营，它们为我的人生旅程记载了双重年轮。”
       军人，就本体而言，是战争中的士兵，而人毅当的是和平兵，虽然军队是他的军队，但是战争是别人的战争。他只有徜徉在笼罩硝烟、闪烁火光的军史馆里，客串前线士兵……人毅会画画，借助一技之长，他在电影队画幻灯，画连环画；后来又被安排筹建一一五师的历史荣誉室，于是人毅在外在事物——光荣的史实面前，产生了冲动——创作欲望隆上了心头，他要实现一个夙愿，那便是，我要将自己的名字与战争中英雄壮举们的名字用同样的文字印在同一本书上!这是许多军旅作家的豪迈：“仗是你们打的，书是我写的。”——这是创作的原动力，不仅仅是共性的文化人的自负，还有个性——军人的性格。李人毅这一夙愿由于执笔完成《三十九军征战纪实》而实现了。
       如果据此确认人毅创作的动因，便太表皮了，深层次上，促使他拿起笔来歌颂前辈，是情感上的撞击。人毅通过军史写作，了解了战争，了解了战争中的人，他在《三十九军征战纪实》中讲了一个“扫墓人的故事”：
       这个人叫刘岩。
       解放天津战斗打响，知道此一去生还希望不大的突击队员们立下一个约定：如果谁还活着，每年的清明节一定来这里看看大家——“给口酒喝解解馋，点支烟抽过过瘾”。果然冲上去的突击队员，只有副班长刘岩一人生还下来!刘岩牢记着生死约定，每年清明节都来烈士陵园祭奠牺牲的战友——“来吧，我来送酒来了，你们都来解解馋吧；我给你们点上烟了，快来过过瘾吧……”开始每年一次，后来，每年两次，不但清明节来，突击班发起冲击那天也来。刘岩的家不在天津在武汉，仅是一个靠工资过活的普通市民，他把全部积蓄都用到祭奠路上了。一九九二年人毅陪老人到天津祭奠，那一次，刘岩随身携带的四个酒杯碰碎了仨，酒瓶嘴破碎划破了手，刘岩泪血滂沱地说：“明年你们不把我叫去，我还来看你们，不过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你们看，手发抖了，劲儿也没了，酒杯端不住了，瓶嘴也打不开了……可是，你们放心，我还会来，还会来……”
       人毅在书中动情地写道：
       面对这样一位老兵，让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件事已不仅是战友之间信守承诺的义举了，而是一支部队丰厚的内涵——从刘岩身上，我们看到了三十九军的富有。
       这是军队之魂魄，军人之魂魄，亦是人毅之魂魄。
       如此史绩岂能不写?写来岂能不成佳作?
       作为三十九集团军的传人，有责任将刘岩前辈们的事迹与精神，留存，延伸，张扬，谁来做?我，李人毅。
       于是就有了《三十九军征战纪实》。
       晚年的黄克诚大将，当他自知不久要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内心被一种愧疚的情绪所笼罩，那便是他所领导战斗过的这支全军唯一的红军军，至今尚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军史，“只剩下那么几笔粗粗的线条，即部队沿革表、大事记、战斗经过要图及存档在案的有限的功臣、烈士、立功团体的简要事迹”。照实说三十九军编修军史，起步尚不迟缓：五十年代组织编写，六十年代形成纲要，七十年代编印战例汇编，一九八七年正式组建军史办公室，八年后定稿交付印刷……然而就是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军史。什么原因?军营有句俚语：仗好打，功难评，史尤难修。军人的脾气，军队的特点。见怪不怪，想想还挺可爱。
       李人毅把不是军史的军史《三十九军征战纪实》写出来了。
       “我是把它当作军史来写的，我相信我的笔，因为我相信我的爱”。写毕，发表，没一个骂大街的，没一个骂人毅的，好几位前辈说了同一句话：“三十九军多亏出了个李人毅……”下句话是什么，谁都明白，因为，有的军，在编制撤销时，还没有写出自己的军史，也没有自己的征战纪实。
       二、一次局部正名之战　一次历史唯物主义复苏之战　足可以表现作家的良知及军人的性格
       小时候人毅就知道山西有个子型关，那是他爸爸告诉他的——
       少年：日本鬼子是怎么被打败的?
       父亲：日本人大狂了，犯了忌讳。
       少年：忌讳?犯了什么忌讳?
       父亲：常言说，日落西山。日本兵不该进山西省，日本人打到山西省，犯了地名，在那疙瘩吃了败仗，让八路军给收拾了一顿。
       少年：为什么?
       父亲：日落西山，就是山西呀，日本人一到山西就要完蛋了。
       这是写在《平型关大捷》上的开篇词。人毅少年知道平型关，爸爸该是多么早就知道平型关啊!人毅的故乡在东北北面的一个与村子一般大小的镇子，连那疙瘩的百姓都知道平型关，足见平型关大捷的美名是扬了天下的，平型关之战的伟大意义是深入了人心的。
       人毅把他对平型关之战的正面认识，随着小学、中学历史教科书而逐渐深入，逐渐加强，直到把这一认识带进军营，又三年，指
       挥打平型关之战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于是戛然而止了。
       这叫人毅不可理解，平型关大捷不是“文革”时期宣传的，也不是“四人帮”灌输的，早了，可以说早到他降生之前，全中国，全世界全知道，也没有谁来灌输，胜利的捷报是不胫而走，是像长了翅膀一样八方飞扬。
       因人废言，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是讲究历史唯物主义的。
       为了创作军史连环画，人毅一九八四年去了趟平型关；九十年代初人毅写了二十四万字的《喋血平型关》，一九九二年出版。为了把平型关大捷写成专著，人毅一九九五年又去了一趟平型关。
       一九九五年是战胜日本法西斯五十周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都有挺隆重的纪念活动。从前被冷落的国民党军队打的台儿庄之战宜传得尤为火爆，而从前颇为火爆的平型关大捷悄无声息——平型关货真价实地被冷落了，而这一冷落非常令人不解，它是在上头直接抓的，林彪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辽沈大决战》公映的情况下的冷落；再说了，战争不是唱戏，不是只一个光杆司令在那儿表演，那是广大官兵、广大群众的战争啊。
       人毅行动了，一九八四年那次去平型关画的连环画、国画，绕过了林彪；一九九五年去平型关，写的五十二万字《平型关大捷》不但没有回避林彪，还用心塑造了林彪的形象。
       决策瞬间的林彪——作家把人物放到风口浪尖进行塑造——林彪这个人，神武与阴柔并存。
       《平型关大捷》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字直接出面。这是人毅的良苦用心，他用“我”将现实与历史联结，内心与外在联结，评说与叙事联结，达到浑然一体，将读者拉入他所创造的语境之中，随着“我”在时间隧道徜徉。
       可谓内容决定形式，为平型关正名，令人毅急红了眼——我要站出来说话了——作家的张扬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我”来到乔沟——平型关的主战场，面对没有林彪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前沿指挥所，感慨良多——
       身临一一五师前沿指挥所时，才知道什么叫林彪式的靠前指挥了。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坡，没有树木，没有任何隐蔽物，一块硕大的卧牛石上，膏苔斑斑。
       站在这里，不，只要坐在山坡上，不用望远镜，十里乔沟尽收眼底，依稀林彪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作战地图上勾画着什么。
       在以后的岁月中，林彪曾不停地用笔在地图上勾画着。而最为有力的笔触是写在东北战场那三年里——战斗中他的一贯特点也是靠前指挥。
       “靠前指挥”与“不靠前指挥”是两个对立的观点，因为此前有过对林彪不敢靠前指挥的批判，现在人毅的这个“靠前指挥”就显得格外“另类”，并且还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靠前指挥”前用了“一贯”，还取了个学术性的名词“林彪式的靠前指挥”。
       《平型关大捷》是一次局部正名之战。一次历史唯物主义复苏之战。这一役足可以表现作家的良知及军人的性格。
       令父亲没有想到，自己那个只有一袋烟长短的故事，叫儿子写了一本三天三夜读不完的大书。
       三、书中十万字　书外亿万言　要争取看书的每一个人的每一颗心
       忽一日，人毅对共和国十位大元帅进行了评说。
       这令身边的同仁一惊：太狂妄了吧，十大元帅轮到你来点评?你能评到点子上吗?
       即便抢先将书稿拿到手的杂志社，在二审之时，也犹豫了：内容上没多少新东西呀。
       然而，硬是那家杂志社的主编长了一双慧眼，不，准确地说是长了一颗易于激越的心，他一口气看罢书稿，心潮汹涌，夜不能寐，思索良久，末了，一锤定音：发。此时，他竟忘记了他主编刊物的名字叫《今古传奇》，也忘记了这本刊物的内容界定是通俗的、以情节见长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只因为，人毅的语言激起了他心海中感情的波澜。
       这篇十余万字的纪实文学名叫《十大元帅大结局》，的确没有多少新内容，没有多少独家材料，《十大元帅大结局》之成功全凭激扬文字。合上书本，掩住心窝，跃动的哲理火花，揪心的命运纠葛，通过灵动且新异的思辨，锐利且机敏的语言，令人激动不已，令人回味无穷，作家追求的效果达到了——书中十万字，书外亿万言。
       任何作品在激越读者之前，要激越作者自己，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奥尼尔所说：“我所在乎的是我在作品中的自我满足感。”——“我要说的是我想说的，我要写的是我想写的，不吐不快，不写憋得难受，看到书稿发出来，那种感觉，搜肠刮肚，也找不出适合的语言来形容。”人毅如是说。
       在纪实文学这一文体中，写作主体跳出来，争取客体——读者的心，不足为奇。《十大元帅大结局》这一特殊的题材，由于渗入了作者的特别体验，使叙事主体像接受了特殊使命似的，要张场自己的观点，要敞开自己的胸襟，要争取看书的每一个人的每一颗心。伏案之时不考虑做作，不考虑犯忌，不考虑成功与失败，就是要跳出来，就是要直述己见。
       在《十大元帅大结局》中有一个元帅写得很精彩，那就是叶剑英元帅。对人毅来说，十大元帅中，叶帅的活材料较少，叶帅一直是统帅部的高参，毛泽东身边的人。但写到叶剑英元帅时，人毅从诸位元帅结局的郁闷文字中走出来，他为叶帅指挥的最后一役所振奋。啊，人民的元帅，又带着人民打赢了一场战争，于是士兵热爱元帅之情跃出纸背，在挟着风火的叙事语言中，蕴着情愫，融入文章。
       有关十大元帅的作品，从元帅授衔那天起，便为人民所喜爱，到各自有了结局，便更为人所爱，以至有了金质塑像。人毅的这部作品，独树一帜，是无数元帅题材文学作品中的一朵奇葩。
       《十大元帅大结局》是借事说人，假人论理，是他的八部纪实长篇中的一个另类。
       怎么来的?
       作为性情中人的人毅，面对十大元帅那么大的起伏，耳闻百姓那么多的褒贬，谁人能够背后不说人，这是其一；其二，人毅有他评说的材料，他熟悉军史，集团军军史的根脉连着新四军、八路军，上溯至中国工农红军；一批将帅的名字写在集团军的军史中，一批将帅的子女作为人毅的战友，与他一起生活在三十九集团军；其三，人毅有处理此类题材的实践，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新四军人物画集》，便对画集中的一百一十八名人物做了评点，那千余字的随笔，有抒情风格的美文，也有思辨论理的檄文，其中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便写得很有《十大元帅大结局》的文风特点；其四，更为重要的是，是时李人毅已不是小呼兰河的农村青年，也不是一一五师的一个普通兵，他已经是个像样的作家(当然还是像样的画家)了。称得上作家的人，必须有思想家的灵光，能够给生活材料以思想的观照，对所写作品进行理论的提升。这些人毅皆具备了，一旦写作主体与需求客体相结合，命笔便是自自然然的事情了。人毅只是说出了百姓的、学者的、将军们要说的话而已。
       四、“他不重复别人的思想，他总是找到
       自己的视角，作出自己的综合和概括”
       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毅认识了一个名叫翟若冬的人，通过这位年轻人，又认识了他的父亲翟仲禹。翟仲禹是位老将军，将军见到作家，天然地要摆一摆自己的杰作——那些战场上的功绩。这时候，人毅才知道老将军是号称“万岁军”的三十八军一一四师抗美援朝期间的师长。才知道这支战功显赫的部队是来自北大营——张学良的东北军。这支部队几经辗转，最后投靠了共产党，自打她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胜仗一个接着一个……晚年翟仲禹有一个心结：
       “同属‘万岁军’，别的师在战斗打响之前的动员词是，‘我们是井岗山的部队，我们一定要无愧这支光荣部队的历史，为军旗再添光彩’。而我们这个师曾经将枪口对准过共产党，我们战前动员说的是，‘我们一定要用卓著的战绩洗刷我们的耻辱’!
       “战绩一个接着一个，战果之丰厚不比其他师差，甚至还有首屈一指的时候，但是立功受奖，军史记载，(当然也有干部使用)，均来能与战绩相对应。”
       “到头来，我这个党派去改造这支部队的代表，自己也打上了一一四师的心结。”
       人毅的心强烈地颤抖了：
       “近十年间，我写过一百多位新四军将士的人生轨迹，咀嚼过平型关之役胜利果实的三味，也顺着三十九军的征程剖析过这支红军部队的心路，但是面对一一四师的历史却产生了前所没有的震撼，面对在昨天战争留给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遗产，我愿意(和读者们一起)顺着她的来时路去跋涉，去承纳这支部队的哀与盛、耻与荣。”
       老将军行将入土，他无意对作家显摆自己的战功。只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愿，入土之前，把一一四师写出来。
       人毅说：“这本书我帮助你写了。”
       人毅的长篇纪实，几乎都是独立创作，即使合著，也必有“执笔”二字在署名之后；唯取名《雄师苦旅》的这部书是二人合著，且将翟仲禹列前，自己在后，仍是第一人称，但是书中的“我”是翟仲禹，不是李人毅，翟仲禹作为党派到这支部队的代表，进行叙事；然而文笔(语言的味道)一看便知，是人毅的。
       钱钟书论巴赫金，说：“他不重复别人的思想，他总是找到自己的视角，作出自己的综合和概括。”
       一一四师虽然战功显赫，但是所知甚少，即便知道一二，也是出自战例。如果真是一碗水端平，那么世人已知的“志愿军英雄谱”将会作重大更动。
       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一一四师奉命夺取394．8高地。战斗需要在总攻发动之前，在敌人鼻子底下——白马山洼布下潜兵，兵力要一千，时间要一昼夜，季节是深秋……种种条件已经十分严酷了，到实施之时，又一个严酷的事实出现了：我军的作战计划，被临阵叛逃的一个文化教员透露出去了!计划已经来不及更改了，总攻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只有用真实的假象装给敌人看——一千人在统一号令下，在没有任何掩蔽物的开阔地，在敌人阵地前，鼹鼠似的掘开了地表草皮，将身体与枪械卧进半米深的地槽，然后把草皮、杂草盖在身上。敌人实施炮火侦察，炮弹落在营长柳万发的身边，柳万发被炸成重伤，鲜血奔涌……无人为他包扎，只能眼看着战友的鲜血流到不能再流的地步——柳营长一动未动，光荣牺牲在潜伏地域。还有二十几个战士严重烧伤，二十几个人，无一人摇动一下身体……直到师长翟仲禹下达总攻的命令，能上去的，勇猛地冲上去了；不能上去的，永远地躺倒在朝鲜的土地上。
       书写到这里，感慨与评说流出了心窝：“这是何等了不起的部队!这是有钢铁般意志的部队，这是用严格纪律铸造成的部队，这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雄集体。”
       然而人们只知道邱少云，不知道“一一四”——一一四师白马山下潜伏战，有近三十个邱少云啊!
       那一年人毅受聘担任《勿忘九一八》电视纪录片总撰稿，这个选题一经确立，主题思想便明明白白地昭示于众了：《雄师苦旅》、《勿忘九一八》，两个题材的主人公是同一块土地的乡亲，两个题材主人公的血脉有相通的根系。人毅纵横捭闽，淋漓发挥。《勿忘九一八》，在中央电视台郑重播映，到头来得了个学术头奖——“学术”二字，圈里的人很在意。
       这里冒出一则花絮，为人毅的德行与才华所折服，75岁的张一波教授，愿意将自己担任的“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的位置让出来，他逢人便说，我发现了重修二战战史的人，找到了接班人。
       《雄师苦旅》出版，立刻被《香港商报》连载。翟仲禹将军不久便故去了，病危期间，他看到了为一一四师立传的书，将军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五、“你太重感情，还是从艺术方面发展好”
       近读著名作家曲波生前写给人毅的一首诗，曲波的诗作，对人毅的纪实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而准确的评价，诗云：志为肌骨兮，情为魂／英风凛冽兮，罗布乾坤／将墨昭昭兮，灵光普照／荣我军旅兮，沐浴子孙。
       人毅是一个具有深邃的思想、过人的胆识、宽阔的胸襟的性情中人。
       为文之人，写文章不仅仅展示是这样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揭示为什么是这样的。
       作家的作品一经问世，评论家便做起任意的评说，在纷纭的评语中，读者想求个真儿，于是便产生一个愿望，听听作者说说自己——求证人毅很容易，看罢他的散文集《一个男人的远村》便揭开了大部分的谜底。
       这本专题写家乡的散文集，有一大特点，平实叙事，自然抒情，这是就其艺术而言。就内容而言，是足可以当做人毅的传记来看的作品。
       人毅老家，大地方叫海北镇，小角落叫小呼兰河。小呼兰河与呼兰河是什么关系?亲缘关系。清末民初，呼兰河有八户种田人拉家带口，北上，到了海北镇，住进了镇西北街。“这些操着山东口音的新户，善良而不自卑，热情而又自尊，助人而又善自助，不惹事生非，可又不甘心受人欺侮。一来二去，这些采自呼兰河畔的农民颇有名气了，于是镇里的人给西北街这几户人家命名为：小呼兰河”。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小呼兰河与呼兰河有很大的不同，呼兰河确有河，而小呼兰河是没有河的。没有河的地方取了个河的名字，别致而又浪漫。
       海北镇在中国地图的大北边。世上可能有不少人不知道海北镇，但是世界华裔天主教徒都知道，海北镇那里有个大教堂，那个大教堂出来个大主教，这个大主教的名字叫于斌。于斌的圣职，直做到枢机主教，是迄今为止华裔教徒中唯一一个有权投票选举教皇的人。于斌的故去，使梵蒂冈教廷再无一名华人入主教廷中枢。
       于是这里就有了黑土地上罕见的景致：一些操山东口音的庄稼人(闯关东的与闯关东的后裔)，与此地人(满族人)混居在一起，女人关门在家用大剪子剪嫫嫫人，男人出门聚堆演唱二人转……到了该做礼拜的时候，一起走进教堂做弥撒。人毅就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这是什么文化?这是货真价实的混血文化。
       丰沛的文化之源滋养了艺术细胞，影响着从事艺术活动者的思维、审美、创作。
       此外，还有人的作用。
       《一个男人的远村》中有一大批人将作用在人毅的身上、心上。
       一个是他的父亲李志英。
       书中有一段对他父亲的记事：
       不知道怎么那么巧，听说当时马占山选择西南角为主攻突破口，而我的老泉就是西南角上第一家。从第一声枪响，爷爷就沉着指挥着全家——五个儿子、三房儿媳和一个女儿，还有我奶奶，都趴到了炕根底下，听那手榴弹、机枪、步枪声在房前屋后响个不停。我真佩服爷爷。爷爷对全家的指挥艺术不亚于马占山将军指挥他的部下。
       突然一声巨响，像在炕上炸了个手榴弹似的。大家惊恐过后，才发现是打着了我们家那小山般高的大柴禾垛。火苗忽地着了起来，蹿起了熊熊火焰，映得草屋一片明亮。
       三叔和三婶很和睦，也很新潮，两个人当众用一条被子裹在一起，大有同死共生之情。可我爸爸不懂那个，离开妈妈去看牛棚的牛。后来战斗越打越激烈，子弹常常穿过我象的门，打在水缸沿上，直冒火星。爷爷下令，全家谁也不许动，趴的姿势要用双手护住头部。可这时爸爸偏偏憋不住一泡尿，竟然又勇敢地迎着枪林弹雨到门口去撒。还用男人的姿势挺身站着，那泡该死的尿越撒越多，竟尿起来没完没了。让妈妈心急火燎，爷爷气得直骂：怎么不往灶坑门尿呢?也真是不看啥时候。
       爸爸的英雄壮举，是源于惊恐，还是出自无畏，或是羞于大伯子在兄弟媳妇面前蹲下撒尿不雅，这就难说了。总之这事妈妈多次讲过，爸爸在一旁边听边笑。马占山队伍撤走，日本鬼子发疯了。那天海北镇遭了劫难，被杀死108口。爸爸好悬。
       如果爸爸作为第109个的话，今天我就不会提笔说长道短了。
       这就是人毅的父亲。父亲不但二人转。昌得浪，还知道男的与女的睡觉生孩子，是当年亚当和厄娃结合的延续(厄娃，是夏娃的另一种译解)。对待鬼子的无畏，是不是也传给了儿子?父亲无畏地在鬼子炮火下面采用男人的姿势撒尿；儿子无畏地冒着问罪的可能，以男子汉的气概秉笔直书，父子基因是相同的，都有股子“二杆子劲儿”。
       小呼兰河还有个叫贲效育的人，他是人毅的表舅。他在人毅的人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个男人的远村》共九章，父母双亲只有一章，而这个表舅就独占一章。
       人毅写道：
       “他身材魁梧，走起路来风度翩翩。即使在那政治不自由的年月里，他也按着自己的走路习惯，挺直腰杆，落地有声地走在故乡的土地上……面对他的背影，我觉得很神秘，很神秘，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呢?”
       从他表舅带回来的剪报本上，人毅知道了诗人臧克家，画家叶浅予，还知道作家丁玲是个女的，美术界不光有画画的，还有搞评画的，评画的叫美术理论家，美术理论家中最拔尖的是雕塑毛主席头像浮雕的王朝闻。
       “我和表舅之间，在田间，在地头，那无知、浅薄和博大、精深，形成强烈反差，却又在一块土地上达到畸形的平衡。铲地时是一人一条垄，大帮大群地干活时，都没有什么话；倘若是小帮小群地干活，那话就拉长了……(讲哲学，辩证法)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咱庄稼人生存离不开土地、种地、打粮，没有土地怎么活?可是到头了，土地还是把你吞到肚子里，把你埋在墓子里，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有着两重性，叫做一分为二。”
       这是一语双关，背后的意思，人毅似明白似糊涂。但无可置疑的是，表舅这个人带给人毅种种知识之余，还用自己的人生际遇逼着人毅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便介入了政治思考……
       表舅对人毅作了分析：
       “当一个政治家的条件太苛刻了，最主要的是不能被自己的情绪好坏和所处环境所左右。除了有才干外重要的是遇事果断，勇于割舍，其程度近似残酷……你太重感情，还是从艺术方面发展好。”
       人毅诚如表舅的期许，在艺术方面发展得很有成就，不但会画，还会作文。但是人毅的文学创作似有缺憾：人毅乡亲中有一位女作家，名叫萧红，萧红写了部名著《呼兰河传》，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人毅写出他的“小呼兰河传”，那一定是继《呼兰河传》之后，黑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又一朵山芍药，然而迟迟未见人毅动笔，留给人们的只有期待。表舅把人毅的性情摸准了，“你太重感情”；也把定位说着了，“从艺术方面发展”——于是，这篇文章的名字便取出来了，借用《一个男人的远村》，人毅“太重感情”的写作，正是《一个男人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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