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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红军巷”是五十多年前某野战军驻守当地时留下的一处马厩，部队调防后，这地方就闲置了下来，无人问津。十年后，一位将军级的老红军择居于此，盖了一幢米黄色的小楼，垒起一圈森严的围墙。于是，在围墙和居民的住宅之间，便夹出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美式吉普车的小巷。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去世的老红军，取之名为“红军巷”。
       八十年代初，红军巷里大兴土木，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漂亮的小楼，紧接着从四面八方搬来了大批的军人和他们的家人。当年，红军巷干休所这个大院分外显赫，房主都是“老资格”的——有参加长征或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有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老八路和新四军，他们资格老职务高，光副司令员就有七八位。每天早晨与黄昏，小巷就涌出许多散步的老人，他们的衣着各式各样——穿灰色海军制服的，穿蓝裤子空军制服的，更多的是穿着陆军清一色的绿军装。王司令、李副政委、张军长、方部长、梁参谋长……各种称谓的招呼声在巷道里不绝于耳。
       那会儿，在这座城市，红军巷干休所是大名鼎鼎，如今这城市就像一滴落在宣纸上的墨，正迫不及待地向四处洇去。各种建筑仿佛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夹在其中的红军巷干休所大院，活像一个年老而伸展不开四肢的老妪。幸好葳蕤茂密的树木遮掩了大院的破败，门前那块刻着“军事重地”的铜牌早已锈迹斑斑，失去了往日的荣耀与尊贵。
       如今，大部分的“老资格”都已驾鹤西去，剩下的也都是抗日战争尾巴上参军或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三代后”了，于是，老资格们的遗孀们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房东。
       现在，红军巷干休所平时就像一个普通的大院，落寞而悄无声息，只有双休日和节假日，才有了难得的喧哗与笑声。出人大院的多是有着军警牌照或机关牌照的小轿车，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拎着大包小包携子看望老娘、老爷子的子女们。在拥军优属的日子里，当地政府才会想起那些“老资格”的未亡人，他们会送来一封涂有夺目鎏金而淡如白水的慰问信。春节时，干休所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给所有的遗孀奉上一箱水果，给她们一些提醒和宽慰。
       春节后的一天，韦大姐突然在家犯了病。
       干休所医务室的王军医，带着四个战士把年过八旬的韦大姐用担架抬着，一路嚷嚷着向医务室狂奔。
       韦大姐在红军巷干休所是让人敬畏的，就连当年大院资格最老、离休前职务最高的王坤司令员健在时，见了她也不得不屈尊叫她一声“老大姐”，就更别说那些资历嫩多了的“三代后”了。那些平时至今放不下首长遗孀架子的女人们，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之事喋喋不休时，只要一听说韦大姐来了，顿时都会闭上尊口，鸦雀无声。
       韦大姐这次病得不轻，王军医不得不给她开了病危通知，可拿着这病危通知书他却犯了难，因为不知该发给谁。韦大姐没有亲人，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在干休所里所有遗孀中，她的“寡”龄是最长的。韦大姐现有的几个“孩子”，那都是她老战友或烈士的子女，虽然他们就像她的孩子一样经常去看望她孝敬她，但毕竟与她没血缘关系。在她的老家，据说还有沾亲带故的亲人，可她在履历表上却从没有填上一个人。干休所的成员来自各军种兵种的若干个单位，而韦大姐离休前，是武阳军需仓库主任。这个军需仓库离干休所很远，自然没有袍泽故旧可以走动。这么多年，人们只知道她的一些传奇故事，但并不知她的身世，更无从了解她老家还有什么人。据知情人讲，她参加革命后，就与老家再没了联系，以至于当地在抢救党史资料时还误把她列入了烈士名单里。
       现在无奈之下，王军医干脆给她本地的几个“孩子”都打了电话，也算是发了病危通知。放下电话，干休所的张政委和金所长匆匆赶来了。他们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不知该把韦大姐送到省城的军区医院还是地方的中心医院去。根据规定，干休所的病号必须送往省城部队医院就诊，在地方医院治疗经费无法开支。但往省城送，如今高速公路也就个把小时，只是韦大姐的病情是否经得住路上的颠簸与折腾。
       张政委的意见是赶紧往地方中心医院送吧，去省城部队医院太远，路上有个三长两短，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金所长很犹豫，送当地中心医院吧，给韦大姐开了这个头，以后这口子就别想再关上。
       她是老红军，特殊对待嘛!张政委据理以争。
       在这个干休所里，韦大姐的确是剩下的最后一个老红军了，此举可行，无可厚非。
       可经费到哪儿报销?金所长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张政委说，今年，地方政府不是给了她这个老红军十万元的补助吗，
       韦大姐都给退回去了，听说捐给了山区的希望小学。
       顾不上这么多了，抢救要紧，还是先送中心医院吧。张政委下了决心。
       韦大姐离休前是团职，离休后逐步从副师到正师，因离休前职务限制，没有像其他老红军那样上到副军或正军的待遇。为此，干休所也没少向上级打报告为她争取，可终没个结果。她倒也不在乎，可来看她的“孩子”太多，有时从外地回来的媳妇子女来了，要住宿，老太太喜欢享受天伦之乐，岂能让孩子们去住招待所?但是副师职干部的住房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要求按规定给个正师职的房子，可干休所一时又调整不出。老太太转来转去，看上了四号楼那套闲置多年的副军职住的小楼。去年秋天一个下午，她用拐杖戳开了张政委办公室的大门，向他说明了来意，一再申明是借，到时一定归还。张政委刚到任二天，对情况不熟，也不会说话，搬出了规定，大意是你韦大姐资格不够。大姐眯着眼凑到张政委跟前，模样怪怪的，冷不丁掴了他一巴掌。张政委一愣，不敢发作，呆在那里，他以前还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待遇”。
       韦大姐拄着拐杖掉头出门，恰巧，金所长闻讯推门而入，刚要问候，话没出口，也被韦大姐顺势补了两个耳刮子。
       “居然——还有这样敢打人的老婆子?”张政委关上门，气得摔了手上的杯子，“就是老资格，也不能这样动粗啊!”
       金所长捂着脸，一脸苦笑。他在韦大姐手下当过兵，知道她的暴脾气。这个出生人死的老太太到了晚年，更是什么都敢说而敢为。
       “你不了解情况，千万别计较，让她这样的老革命打你两巴掌，就当是奶奶打孙子吧。”
       金所长不会计较韦大姐这两巴掌，但张政委却是地道的外来人，平白无故挨这老太太两巴掌，他摔个杯子并由此对韦大姐心存芥蒂，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到了救人的关口，张政委却是大度的，金所长心里一热，赶紧打电话向地方医院要救护车。
       此刻，韦大姐躺在于休所医务室急救病房的床上，紧闭双眼。有了氧气的接济，她的呼吸开始均匀，眼皮动了几下，似乎有了点意识。她觉得躺在病床上自己仿佛是穿行在黑色隧道里，耳边都是些轰轰隆隆的声音，这次，死亡之神还会像以往那样无数次悻悻地把她送回来吗?
       早年，她差点儿就死在故乡。
       在韦大姐老家闽西松毛乡，至今上岁
       数的老人，提起当年“闹红”时打不死的“韦老虎”，仍会津津乐道而又绘声绘色。人们自她很小离开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她。韦大姐没想到多少年来，当地的乡亲把她描绘成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说她手使双枪，说打眼睛，绝不挨眉毛……不过，韦大姐当年带的模范少先队屡建战功是事实，她曾得过一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发的三等红星奖章。据说，得了这种荣誉犯了死罪都可以罪减一等。
       一九三四年的松毛岭保卫战，韦大姐带着施文辉等一拨少先队员，只是间接参加了松毛岭战斗。娃娃们只晓得“为保卫苏区而战”，贴贴标语口号，动员人们用财物支援前方。那时，她并不明白松毛岭保卫战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当时国民党东路军六个师一个炮兵团进逼中央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阻击。战斗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双方伤亡惨重，红军工事多次被摧毁，后来被迫撤离松毛岭，进行战略转移。
       很多年过去之后，韦大姐咀嚼着“被迫撤离”这几个字，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一九五三年，在松毛岭凹上建了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战事过去了近二十年，猩红惨淡的光影仍然笼罩着这松毛岭，当地人说起松毛岭仍然忍不住会为之打个寒噤。战斗结束后很久，山上常有闷声响起，那是日晒雨淋后的尸体发胀爆裂的响声，响声之后就恶臭盈天，成群的苍蝇被喂得很肥，羽翅油光闪亮。每临雨天，山岭隐约可闻千军万马的厮杀声，有人甚至信誓旦旦说亲眼看见了搏斗的鬼魂。据参加修建纪念碑的人说，时隔多年，在松毛岭上，仍可隐隐嗅到尸腐的臭味，随手抓一把土，就可筛出一捧弹片，随处可见锈蚀的枪刺、腐烂的枪托，以及分不清是敌是我的尸骨。被岁月掩盖的堑壕，还依稀可辨弯曲的走向，树上石头上还残留着明显的弹痕……那一年，韦大姐的部下施文辉省亲回来还告诉她，就在竖碑那块地方，树隙间当年曾立着两个经过搏斗死去的人——一个手里端着枪，显然朝对方胸部开了一枪；另一个拿着梭镖扎进对方心窝里，刀尖穿过胸腔扎在后面的树身。两人各自倚靠在背后树上站立，保持着临死前的姿势——五脏六腑都没了，只剩下骨头架子，一碰轰然倒地，尸骨混到一起，只好一起埋了，因为实在分不清谁是红军谁是白匪。施文辉说这话时，嘴唇微颤，脸色白里透青。
       韦大姐眼眶里蓄满了晶亮的泪水，她翕动着嘴，沉默不语。
       当年，光她老家就有两万多人参加红军。那年，中革军委把红色“五一”扩大红军的模范奖旗授予她老家县。要不是松毛岭血战，如今也会出百多个将军，与江西兴国县湖北红安县一样，也可以算是闻名的将军县了。
       松毛岭战斗后，主力红军大迁徙，缩小的苏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由于当时损耗人财物过度，只好把赤卫军、少先队也组成主要武装。韦大姐的少先队升格成南山游击队，隶属谢福寿大队长的游击大队。
       残酷的斗争，艰难的岁月，总会有软骨头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当时，驻粤赣边油山的特委并不清楚环境的险恶。叛徒带敌人诱捕特委机关，特委领导险遭不测。特委转移后发现一个警卫员失踪了，他是韦大姐推荐的，于是，韦大姐一干人成了敌人“打进来”、“拉出去”的怀疑对象。大队夏特派员未经请示(与上级联系困难)，鉴于特殊危急情况，当机立断，请韦大姐带部队下山，用武力解决南山游击队。当谢大队长带着大队主力与夏特派员会合后，知道了情况，他大惑不解。
       谢大队长坚持情况没弄实，不能随便杀人。他们是幸存的红军骨干分子，就这点本钱了，不能内讧火并。谢大队长说，缴了他们枪他们还可以去从敌人手里弄回来，丢了命就什么都没有了。经过一番激烈争执，夏特派员才算妥协，表示同意。但对此，韦大姐却一无所知。
       夜与昼的交割时分，韦大姐带领游击队奉命到大队部集结。韦大姐两侧腰际插两把二十四响盒子枪，腰后斜别一把大刀，兴冲冲向大队部报到。一声唿哨，她被出其不意地五花大绑起来，八角帽上的红星也被摘了下来。
       她挣扎着破口大骂：“我怎么会是内奸?你们放我回去，姑奶奶让你们看看，我是真革命还是反革命……”
       这时有人报告敌人突然来了。
       “准是你带来的。”特派员似乎得到了印证，说，“把她拉出去处决了。”
       “枪毙了我，谁去打仗?”韦大姐愤怒地挣扎，“让我这样死，还不如让我去战死!”
       “你先去阻击敌人，掩护大队部转移。你如是真革命，完成任务以后，自己到油草坑来报到，接受组织审查。”谢大队长果断地放人，不容置疑，不顾特派员难看的脸色。
       “我活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韦大姐重新披挂，带着以女人为主的游击队担负起掩护男人们撤退的重任。
       大部队转移了，女游击队员也都撤走了，可韦大姐身负重伤，被围困在山上。
       韦大姐窝在山洞里，屏住呼吸，侧耳谛听。她待在这儿已经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前两天，她是在戒备森严的敌人鼻子下度过的，眼睁睁地看着敌军的刺刀晃来晃去。她贪婪地呼吸篝火堆上煨着野味飘来的香味，肚子饿得咕咕响。这南山连绵起伏，密林覆盖山谷，莽莽苍苍，向无垠的远处延伸。搜山是大海捞针，既然不能活捉“韦老虎”，那就烧死“韦老虎”吧。
       敌人开始放火烧山。
       茂盛的灌丛蒿草被点燃，顷刻间四下蔓延，连成一片火海。一条火带迅速向洞口推进，即刻，韦大姐感到灼灼烈焰朝洞内扑来，她被浓烟呛得呼吸困难，眼前一片模糊。又饥又渴的韦大姐体力不支，头部似要炸裂开来，终于昏厥了过去。
       韦大姐是傍晚时分醒过来的，这时敌人已退了。三天了，饥饿还可坚持，没水喝可受不了，她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她捋起衣袖，用舌头往伤口的血痂上舔，待血痂稍稍发软，闭起眼睛将血痂揭下来。随着一声大叫，伤口的血像岩缝里流出的一缕山泉，她用嘴吮着冒血的伤口，已不觉得伤口的疼痛了。
       几天后，蓬头垢面的韦大姐出现在油草坑营地，等待她的仍然是扣押。不过这一回，她没有反抗。这时谢大队长已有了一个大胆而稳妥的想法，让他们独立作战，在真枪真刀中证明自己。
       一天，经过一场浴血厮杀，游击大队跳出包围圈时天已黑了。行军途中，谢大队长突然站下，悄然把她带到一条岔路上。她想他会不会在危急情况下，把她像俘虏那样悄然秘密处决。约摸走了二三里地，站住了，谢大队长拔去塞在韦大姐口中的碎布，用匕首割断了绳子，低声对韦大姐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革命的后会有期。”
       韦大姐眼中流出了两行泪水，拔腿就跑。过了一会儿，传来了谢大队长的喊声：“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随后就响起一阵枪声……
       一九三八年初春，韦大姐带着她百余人的游击队奉谢大队长命令，开到浙江开化县集结整编，改编为新四军。在讨论韦大姐能不能当连长时，又有人搬出这笔旧
       账。这时候，谢大队长已是改编后的独立营长，他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不需要怀疑了。她是反革命，打敌人会这么不要命?这么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她都坚持过来了，就是最好的证明。足够了，这个连长你们不要，我要。”
       从此，韦大姐跟着谢营长，在他手下当上了连长，还入了党。
       现在韦大姐努力想睁开眼睛，可是眼皮很沉——这是什么地方?窗台上这盆映山红是在什么时候绽放的?她记忆深处故乡的映山红的花朵没有这么大，且开在山野，灼灼的，若霞若火。当年，映山红映着她的脸，她走出了大山，东拼西打，一走就是六十多年。
       她记得，今天好像她刚吃过早饭，她的好朋友老于阿姨就来了。
       老于阿姨是王坤司令员的夫人，她是遗孀中幸存不多的曾上过战场立过战功的女人。兴许都是饱尝战争艰苦的女兵缘由吧，两人是惺惺相惜。初次在干休所见面时，彼此心底即涌起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一来二往，两人的关系好得用穿一条裤筒还嫌肥来形容也不过分。
       老于阿姨每次探亲回来都给她捎来家乡土产，韦大姐品尝着清脆可口的腌咸菜时，老于阿姨关切地问：“韦大姐，听说你参加革命后，就没有回过故乡?你也该回去看看了。”
       韦大姐沉默了：“我不是不想回老家，我是不能回呀。我多想回去把父母遗骸合葬在一起，多想——唉，不能啊!我怕!”
       “怕什么？”
       “‘闹红’时，我从家乡动员三十多个伢崽参加了红军，现在就剩下我和施文辉了。我回去，他们家人向我要人，我怎么交待哟。”
       韦大姐的眼圈红了。
       “这有什么关系?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那次我陪我们家老头子回江西老家，可风光啦，省地县领导层层陪同，很让老家人羡慕，许多人都懊悔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出去革命。再说，牺牲的同志，政府有优抚，和我家老头子一块出去当红军牺牲的陈飞家，每个月当地都要补贴——”
       见韦大姐不吭声，老于阿姨打住了话头，她看见韦大姐眼里有浓浓的哀伤。
       “可是，他们许多人，至今，连个名分都没有啊!”韦大姐说完垂下了头。
       她的思绪回到在归乡的古驿道上，行进在粉墙、鱼鳞瓦、轩窗斗牖、竹篱斜径间，她踏着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已经望见青瓦白壁的马头墙边那边上的家——杉树皮搭顶的土屋。她突然觉得迈不动脚了，两腿发软，眼前一片模糊，小巷变长了，土屋变远了……倏忽间，一个个身影纷至沓来，肩扛大刀手持红缨枪的伢子、毛伲子、细妹子、米家山……三十多位少先队员集合在她面前，一双双眼睛在她眼前晃悠……
       我不能回去，想起他们我就钻心地疼啊!她从心底大喊一声。
       急救中心的救护车顶闪着蓝光，呜叫着，朝市中心医院疾驰。
       老于阿姨坐在救护车里望着韦大姐，金所长王军医也在一旁守护着。她心里忽然一个闪念：会不会是今天上午，自己说回老家的话题刺激了韦大姐，让她病倒的?不会吧?一个月前韦大姐从省城军区医院出院回来时还好好的，没有征兆呀。更何况，干休所老头子老娘们谁没个病?
       老于阿姨记得那年军委发布命令，军队离休干部不再配发新制式军装，每人去领四百元当代服装费。韦大姐听了传达，咕哝了一句“老子又不缺钱花”便一下子晕了过去，吓得干休所的军医护士手忙脚乱，抢救了一夜。她还记得有一个秋末的晚上，老于阿姨去韦大姐家串门，她正在看电视《南征北战》，和以往一样，老于阿姨一声不吭，坐在沙发一侧陪看。只见韦大姐全神贯注看得津津有味，看到战斗激烈处，两眼炯炯放光，一会儿捋袖子，一会儿推帽檐，咂巴着嘴，最后竟然晕倒在老于阿姨怀里。老于阿姨连忙从兜里掏出速效救心丸，撬开她的嘴往里塞。
       当老于阿姨拿起电话要往医务室挂的时候，苏醒过来的韦大姐说了一句“老毛病了”，就摆着手硬是把老于阿姨手里的电话给夺了过去。
       “老毛病了，老毛病了。”老于阿姨喃喃自语。眼下干休所幸存的老同志和遗孀们年事都已高，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还都说是老毛病了，可这一次，她隐隐觉得韦大姐病危跟自己有脱不了的干系。
       老于阿姨以前略知一些韦大姐老家的事儿。她的丈夫王坤司令健在时曾给她讲过韦大姐，是听老战友谢福寿军长转述的。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后，韦大姐的父母随陈毅统领的农军向井冈山进发，陈毅这路人马，少说有六七千人，男女老幼都有，韦大姐是她父亲用箩担挑上井冈山的。韦大姐父亲牺牲后埋在了井冈山。一九三○年六月，红四军第四次人闽西，其母亲顺便把她带回家乡。母亲随队攻打长汀，受了重伤，伤势过重，在汀州福音医院牺牲。韦大姐一九三四年参加红军，这自然令一向讲究革命资历的老于阿姨肃然起敬。之后，互相交往就日渐频繁起来，有些事老于阿姨至今仍记忆犹新。
       去年春节前，深居简出的韦大姐拄着拐杖正在七号楼转悠。快到吃中饭时，老于阿姨从李副司令家中出来，一脸怒容，一见到韦大姐，她就忍不住把内心的不平连锅端给了这位老资格——春节前，地方上慰问了干休所几十箱油，说好每家四桶。结果，按老规矩，健在的老同志家分四桶，遗孀们分两桶。以往也是如此。可这次是按户数送的，油就多出来了，于是，遗孀们有了想法，议论纷纷。老于阿姨本来就对这种分配方案很有意见，认为是歧视，她才不在乎这两桶油，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她就向李副司令反映。李副司令是四九年参军的，刚够上住部队干休所的资格，可比起先他离休的干部，官职虽大，年龄却相对年轻，才刚当上老干部管理委员会主任。不知是既得利益使然，还是刚退下来余威尚在，李副司令不仅不接受老于阿姨“代民请命”，反而批评她是“绝对平均主义”。
       “奶奶个熊，摆什么架子，老娘打日本佬时，他还穿开裆裤。没有我们家那批老头打江山，有你副司令当吗?”
       听了老于阿姨骂骂咧咧，韦大姐什么也没说，拉着老于阿姨上了李副司令家。
       李副司令正在吃中饭，见老于阿姨拉扯来了韦大姐，一肚子不高兴。一见韦大姐的神情，他心里不免发怵，一脸讪然，招呼一声“坐”，仍喝酒夹菜，似乎是为了杀杀她们的锐气。
       韦大姐屁股还没在沙发上坐热，便发话了：“小李，这油是怎么回事?”
       曾在将军位置高坐多年的李副司令，已经久违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他乜了韦大姐一眼，举起酒杯啜了一口，说：“这是照章办事。”
       “谁定的狗屁规矩?规章制度不合理的就要改革。”
       韦大姐对李副司令的轻慢态度很恼火，她噌地起身，举起了拐杖。
       李副司令一愣，手上的筷子掉了。从厨房端菜出来的李夫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连老于阿姨也想不到韦大姐会有如此举动，屏声敛气地看着这拐杖如何打在李副司令的秃头上。拐杖画了个漂亮的弧线落了下来，没有落在李副司令头上，而是把他桌上的
       酒杯击了个粉碎。
       愠怒的韦大姐拖着老于阿姨夺门而去。
       她们并没回家，而去摆放油的库房“侦察”了一番，以便动员遗孀们晚上一块去砸窗户，拿回属于自己应得的荣誉与福利。可是，还没付诸行动，傍晚，另二桶油已由干休所挨家挨户如数发放到了遗孀们的手中。据说，下午李副司令在家召集了老干部管理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废除了这项歧视性规定，并上报了干休所领导，干休所领导当场批准了这项决议。此举，受到好评。大家伙都说李副司令为民办实事，功德无量。韦大姐当然不会说什么，这件事她毕竟有恐吓之嫌。李副司令更不会说，说了岂不是自取其辱，唯有老于阿姨独自掩嘴窃笑。
       从此，老于阿姨成了韦大姐家的常客，时不时帮手脚不利索的韦大姐捎带买菜，代领物品与离休工资，家里的琐事也常给韦大姐唠叨几句。
       一天上午，老于阿姨在客厅里与小儿子王跃进正为一位早已身故的老首长的是非功过而大声争论，这时韦大姐摇晃着走进房门。
       “妈妈，那位老首长受迫害多年，早就恢复了名誉，你可别乱说。”小儿子王跃进对她的责怪提出质疑。
       老于阿姨余怒未消，仍坚持那句话：“当然怪他，当初他是领导，文件是他签发的，他伤透了十多万女军人的感情，不是错误是什么?”
       韦大姐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点起一支烟，她看见老于阿姨泪眼婆娑。
       “韦大姐，你还记得啵，五十多年前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那份文件吗?这么跟你说吧，文件规定我们这批女兵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底(除师属卫生营外保留军籍)按转业复员处理，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
       韦大姐点了点头。那一年她本来也是要脱军装的，是这位老首长发话了——韦彪能打仗，留着，打起仗来我还要用她。
       “接到命令那天，我们这些女军人哭天抹泪抱成了一团。哼，江山打下来了就不要我们了!打鬼子、打老蒋那会儿在前方抢救伤员时怎么不说不要我们?现在嫌弃我们啦?过河拆桥嘛!让我们当家属，伺候老公，早知道，哼!我逃婚出来参加革命，就图当太太?笑话。是嘛，嫌女人累赘，那还找女人结婚干什么?歧视妇女嘛，还说解放妇女，男女平等，放屁!”说到这里，老于阿姨停顿一下，“你知道是谁传达的命令?”
       韦大姐从容不迫地吸起一支烟，好半天从鼻孔徐徐喷出一缕淡淡的烟云。
       “是我们警备区我家老头的搭档周兴，就是迟敏家的那个。嘿，他连个屁也不敢放!”说到这儿，老于阿姨一脸鄙夷。
       其实那会儿，前来传达命令的周政委也是一筹莫展，埋头吸着烟，一声不吭地听着女军人们的数落。思想工作难做，且不说他面对的这些女军人都是老战友的妻子，而且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里救护伤员、架线查线、战地演出，当时被誉为战地女神。现在要脱下深情眷恋的军装，说实话他也很同情。他家里那位迟敏就闹得天翻地覆了，要不是政委的职责，他才不会来这里做这场艰难的动员。
       “你猜，我是怎么给他们难堪的?”老于阿姨面带几分得意。
       韦大姐嘴里叼着烟，看着这位也是心直口快的女人。
       “我记得很清楚，五五年十月一日军区礼堂举行授衔、授勋仪式。当身着海蓝色礼服，扎武装带，胸挂叮当作响的勋章，肩扛金星肩章的男兵，神气活现踩着激越的《解放军进行曲》节拍步出礼堂时，看见了我，都一脸的诧异。”老于阿姨用手比划，“我把军帽军衣军裤解放鞋染成黑色，立在出口‘示众’。”老于阿姨呷了一口茶，扫了在一侧默不做声的小儿子一眼，“你爸爸和周政委有说有笑步出礼堂看到这一幕，周政委大惊失色，你爸爸也傻了。老周，我老婆闹得也太不像话了，你来收拾吧。说完，你爸爸装作没看见，扬长而去。周政委一把拽住我的手，拉到一侧。他明知故问，你这是干什么?我说，黑人。他说，出什么洋相?我处分你!我说，处分个屁，老子现在是老百姓，你管不着。他说，可你要考虑老王的影响，你这样闹，以后让他怎么带兵?哼，我四二年参加新四军，本来也可以闹个离休，唉。”
       那天，老于阿姨讲述往事后，发出这一声喟然长叹，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那时，老于阿姨看见韦大姐连连猛吸着烟，喷出短促的密密的烟雾。她捻灭烟，说：“嗯，你有种!唉，你们这一批人是最委屈的女兵。”她侧眼望着王跃进，“跃进，你妈妈不容易啊，你们可要孝敬好你妈妈哟。”她接着说：“比起牺牲的同志，我们享福哕!”她说这话的时候，和老于阿姨眼光一接触，立马跳开了。也许，老于阿姨的话触动了她的恻隐之心。相比老于阿姨一批女军人被扒了军装，自己是幸运的，至少还有军籍、军衔与军职。
       “韦妈妈，为什么你能保留军籍?”一直不语的王跃进直截了当地问。
       “吊儿郎当当副官，老老实实当军需。”韦大姐发了一句牢骚，她没有直接回应。解放后，部队进入正规化，保留军籍的女兵韦大姐已不适应留在野战军工作，她被调去当了军需仓库主任。
       “韦大姐，我听说组织上原来是安排你回家乡任职，担任后勤某分部部长，你放着好好的师职不干，偏要到了邻省的武阳军需仓库当团职主任，你这是何苦?”老于阿姨说。
       韦大姐一愣，摆摆手：“我没文化，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总结报告，大老粗当什么部长?把这么个要文化水平的工作放在我这个泥腿子身上，岂不是有意逼我犯错误?”
       救护车赶到市中心医院时，重症抢救室一阵忙乱，在采取急救措施后，韦大姐仍在昏睡。
       刚做完大手术的郦萍匆匆赶到了抢救室，身为院长的她，从守候在病床边的内科主任手里拿过病历夹翻阅着，眉头不由得紧紧蹙起。她看了一眼病床上戴着氧气罩的韦大姐，心里涌起一种难言的滋味。
       韦大姐是她父亲郦挺的老战友，过去关系一直很不错。困难时期，她父亲常带她们几个小姐妹去韦妈妈家串门蹭饭吃，韦妈妈也视她们为己出。记得一九八○年自己结婚，在父亲陪同下给韦妈妈送结婚喜糖，当她说起丈夫是国军将领的儿子时，正在满脸笑容地喂“外孙女”金铭吃饭的韦大姐当即沉下了脸，放下饭碗，瞥了郦萍一眼：“哼，你们‘国共合作’啦，是不是?”郦萍嗯了一声，可她没想到，这韦妈妈竟然勃然大怒，当即抓起桌上的喜糖，走进厕所，全都扔进了抽水马桶中。
       一阵冲水声，把两个老战友情谊一笔勾销，两家从此断了往来。
       为这难言的误解，郦萍记得父亲在临终前，从鼻腔里拔出氧气管，痛苦地说：“我很敬重韦大姐，为这个事，她对我有意见，我也理解她。”
       望着身子似乎缩小了的韦大姐，现在郦萍难以置信，这位英雄一世的韦大姐似乎将要走完她生命的最后历程。她想，韦妈妈若此刻醒来，看到是她站在一旁，会不会一跃而起，拔掉插管，拂袖而去?
       那天，送结婚喜糖被韦妈妈赶出后在回家的路上，郦萍不解地问父亲，都是上
       一辈人的事了，难道还要我们世世代代仇恨下去?父亲感慨地说，你没经历过战争，你不懂。末了，又补充了一句，你韦妈妈吃亏就在这个脾气上，当年和她抗日战争开始就当连长的那一拨人，在解放战争都是团职了，她还是个营长。
       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你可能还不能够理解。父亲说，你不知道，韦大姐这一生可是不容易，她经历的事可是太多了。
       这一天走了一路，父亲也说了一路。
       四七年的秋天，韦大姐又受处分了，这可不是第一回。在战争年代，干部犯了错误，都有被罚去炊事班背锅的经历，打仗了再回去担当原来的职务，仗打完了继续回来背锅。倘若有了新战功，功过相抵，就不用再去背锅了。她是营职，一般是处罚到团部炊事班“帮伙”，但这次不是在团部，而是在师部伙房。这次“升级”似乎意味着什么，她不在乎，她不认为这次错误性质严重。
       郦萍早就听父亲说过韦妈妈不少犯纪律的事儿，所以丝毫也不觉奇怪。据说，有一次她打了胜仗回来，她把打了败仗的兄弟部队从宿营点热烘烘的被窝里撵了出去，错误算严重了吧?背了几天锅后，后来还是谢福寿师长替她说了一句好话：主力就是主力嘛，官复原职。
       有一年，部队撤到长江以北的泰顺地区，泰顺地区的老百姓世代都认为最好的细粮是小米。可小米沙子多，嚼起来满嘴嘎巴响，你韦妈妈是南方人，吃不惯这小米，带头发牢骚说怪话——肚子吃得像沙包，打仗省得做工事。气呼呼地把小米倒在大路上，吼道：沙子是铺马路的，难道我们肚子也要造马路不成?
       引得当地百姓众怒。
       驻地老百姓吃的是高粱煎饼、柿子蒂、豆饼末子、山芋干，省下的小米交公粮供应部队，谁见了都生气。要不是施文辉教导员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挨家逐户做检讨，你韦妈妈早就去团部伙房背锅了。泰顺地区是新解放区，群众不了解解放军，可韦大姐一句“落后”，为她再犯错误埋下了伏笔。
       我们营那次是打阻击战，战斗即将打响了。我陪韦营长和施教导员在作最后一次视察，一阵哭喊声吸引了我们。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见到我们一行，便伏在地上直磕头：俺家四间屋，长官要扒了修工事，好歹给我留一间呀，庄稼人盖个房子不容易呀，我上有老，下有小，十多口子……
       韦营长皱着眉头，冲施文辉甩下一句“乱弹琴”，兀自架起望远镜观察敌情。
       施教导员耐心地说，动员会上不是说了，毁坏的房子，政府会来处理的。这房子不扒掉，打起仗来敌人的炮火也会毁掉呀!
       可老头儿是个顾家不顾命的主儿，死活不让拆房。
       说到这里，郦挺很有些感触地说，战争不是个好东西，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
       郦萍追问，后来呢?
       战斗打响了，你韦妈妈大怒，叫人把那老头儿捆了带到营部。阻击战后，虽然我和你施伯伯、“伢子”副营长一个老窝子的人给她“打补丁”遮掩，无奈老头儿是个认死理的人，告了上去：解放军能这样耍态度?毛主席朱总司令怎么教育你们的?纵队发了通报，这可不是在老根据地，这是在新区作战，关系人心向背，非同小可。于是，撤韦营长的职、送师部禁闭的命令是谢师长亲自下达的。可韦大姐还认为是老一套，晚上她被带到师部厨房一间独房里，倒头就睡，竟然没一丁点心思。
       第二天，天蒙蒙亮，她被一阵喧哗搅了好梦。她按捺不住了，骨碌起身拔出手枪，冲出门，朝天就是一枪。可她立马呆了。门外是一个汉子在砍柴火，毫不在意，手握一把斧头，左抡右劈。他上身穿一件粗布汗褂，黝黑的手臂隆起一块块肌肉，凸出的筋脉，随着他每一下劈砍，张扬收缩，汗水顺着满脸胡子朝下流。
       许多年后，你韦妈妈给你妈妈讲体己话时透露了她当时这一瞬间的感受。你韦妈妈说，她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男人，哈，那一坨坨的肌肉里，藏着多大的劲儿!那一条条脉管，记载着多少次搏击的战史!她心微微一颤，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受。韦大姐从对方那只独眼证实了他的身份。
       你是——独眼龙吧?
       那汉子反问，你是韦老虎?
       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三个战士从不同方向端着枪跑来，看着韦大姐手中的手枪，如临大敌。“当啷”一声，那汉子扔掉了斧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那一圈零乱的胡丛中的阔大嘴巴翘起一角，露出几颗黑黄的牙齿说：她枪走火了，紧张什么?三个战士打量一眼韦大姐，退下。他们对她很熟悉，她是师部伙房的“常客”，对她没戒心。
       当“独眼龙”听了韦大姐此番到师部蹲禁闭的缘由，也不顾男女界限，就像平常对老部下一样，拍着韦大姐肩膀，说：“咱俩对脾气，犯同样的错误哩。”然后，又安抚道，“别急，就当在师部打牙祭，到打仗时候，哼，国破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说到这，似乎提醒了他，搭在韦大姐肩上的手火烙般抽了回来，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于是，两个老“背锅”的人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
       郦萍听到这儿，不由又问：“这独眼龙，后来就是韦妈妈的丈夫任团长吧?”
       “就是!”郦挺回想起往事，思绪也信马由缰，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
       说起任团长，在我们红星纵队可是赫赫有名，他的一只眼睛是被日本鬼子打瞎的。“独眼龙”的独立团可是谢师长的宝贝疙瘩，打起仗来，谢师长是不轻易把这个团撒出去的。这个团由“老骨头”组成，营连职都是幸存的老红军，战土大多是四二年前参军的老兵。“独眼龙”在一次酒后就拍着胸脯口出狂言：娘的，老子团里随便拎出一个班长，到其他团当连长都委屈。独立团能打仗，别个团一天攻不下的山头，独立团一个营上去，不消半天就攻下来了，不服行么?“独眼龙”和他的“独立团”合称“独团”，不仅团长“独”，几任政委因脾气不对，都被他撵走了，他是全师各团中独一个将团长政委集于一身的人。这次幸会，对韦大姐来说，很有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觉。部队整编后，编在一个部队，她对“独眼龙”早就敬重有加，只是一直没机会相遇。
       这次“独眼龙”犯的错误，也是与韦大姐类似。就在我们营打阻击战的时候，我们师的大部队正在攻击一个高地，久攻不下。纵队司令员在电话里发狠了，大发脾气：奶奶个熊!敌人四个整编师已经围在我纵队四周，你必须在天黑前，把高地这个敌人的轴心敲掉，不然我们就腹背受敌，敌我态势就要逆转!你打完一个营，我补你一个营，打完一个团，我补你一个团。你拿不下来，哼!老子先杀四条腿(指骑马的师团干部)，再斩两条腿!
       谢师长急了，把帽子一甩，下令动用最后的预备队嫡系独立团，连刚成立的只有两门山炮的炮连也压了上去。接替九团攻击任务的独立团果然厉害，不消一锅烟的工夫，就攻上去了，可是，就在离主峰一百米的地方，被敌火力点压制了。谢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得真切，立马下令炮兵连支援。“咣当”、“咣当”，两发炮弹落到正在朝前推进的自己的阵地上，“独眼龙”跳脚大
       骂。谢师长丢下望远镜，急得直喊“帮了倒忙”就向炮兵阵地跑去。那会儿，部队刚有炮，几发炮弹可是心肝宝贝，没放准，谢师长能不急?其实，也不怪炮兵连，组建才三天，唯一的炮兵是个俘虏，他也不懂步炮协同，只会教怎么把炮弹打出去。战前演习舍不得呀，打一发少一发，师长有令，动一发都要他肯首。
       阵地上，任团长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看警卫员手提闹钟，又瞄瞄用血肉之躯在密集的火网中翻滚送炸药包的战士，高叫起来：毛主席来电话啦，说独立团能打!这下子，下面来劲了，很快拿下了高地。“独眼龙”乘胜追击，消灭了残敌，回过头来打扫战场。炮连长正在指挥炮兵和俘虏搬运敌人遗弃的大炮和弹药。见状，他火了。占领山头时，他见过炮兵阵地，就在思忖自己团建立炮兵的事儿，这会儿正冲这个而来。妈的，敌人是老子打跑的，任团长居高临下地说。炮连长向任团长敬了个礼，报告，我是师属炮兵连连长，随后就呆立着，也没马上命令停止搬运。一提炮兵连就勾起任团长的火，一见还在搬运，他更为恼怒：老子部队在前方流血拼命，你在后面捡洋捞。连长回过神了，不甘示弱，我们也打了敌人呀，他们是向我们投降的。在一侧的几个俘虏点头证实。他似乎得理了，接着说，我们是师部的，你命令谁?你算老几!炮连长是个老资格，给纵队司令当过警卫员，下放到战斗部队，刚从团副参谋长撸下来当新组建的炮兵连长，正委屈，不买账。谁敢抢老子的战利品就突突谁!炮连长嗖地拔出了佩枪。见状，任团长的警卫员们也掏出了枪。炮连长刷地扯下了军装，裸露的上身布满了疙疙瘩瘩的伤疤，迎着警卫员们的枪口，来呀，朝这来。他指着胸前的伤痕，老子可是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八年抗战，老子不是吓出来的，有种的来呀!那伤疤证明他无数征战并不是浪得虚名。警卫员步步后挪，握枪的手抖了起来。你反啦!任团长呵斥，把他给我捆了!警卫员们一拥而上把炮连长像捆粽子似的绑了。谢师长闻讯策马赶到，给炮连长松了绑。你们真没出息!居然当着战士和俘虏的面，丢人!谢师长鼻子一哼，打孟良崮歼灭74师，有的部队打援，有的主攻，打下来了，，谁抢过功?谁说是自己打的?大家合力嘛。这样吧，刘邓二野千里阮进，辎重丢了不少，他们需要补充，这次缴获的全部交二野的部队吧。
       当夜，任团长被叫到师部，他被发配到师伙房。
       炮连长也受了处分，降为副连长，不到三天又官复原职。那天，纵队司令去师部，他躲着不见，说不好意思见司令员。司令一句话：三一年的老红军了，不多了，那个连长还给他吧。对此，“独眼龙”很是耿耿于怀，老子还是长征过的红军呢。
       “韦妈妈怎么会和任团长好上呢?”郦萍一脸疑惑，韦妈妈年轻时照片她看过，说不上很漂亮，但很端庄，嫁一个独眼，让她不解。
       郦挺淡淡一笑说，“独眼龙”和韦大姐那时还说不上恋爱，只是彼此认为对脾性，谈得来，至多是些互相牵挂的感觉而已。在“背锅”时，每天傍晚，常可见到他们骑马在师部炊事班附近的一条小道一前一后奔跑，两匹马时而狂奔，时而并排悠闲溜达……炊事班长发现他们关系有些“那个”了，很负责地做了汇报。谢师长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乱弹琴!”炊事班长见师长没有下文，把目光投向政委，他不知道师长是指他们“乱谈情”，还是批评自己多管闲事。政委低头咕哝一句：孤男寡女的……他抬头瞥了一眼等回话的炊事班长，挥挥手，知道了，你回去吧。
       就在炊事班长“打小报告”后不到一个星期，命令下来了，“独眼龙”官复原职。
       接到命令那天，“独眼龙”利落地打好背包，又要打大仗了!他跨上战马，没有和以往一样迫不及待向师部急驰，双手拉住缰绳，对愁眉不展前来送行的韦大姐低声说：莫急，根据我的经验，你也快了!“独眼龙”走的那天，韦大姐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饭菜不思，倒头大睡。她是个“好战分子”，一听枪响就急，捞不上仗打就疯。炊事班长见惯了这种“闹情绪”，闹一阵就好了，自然不管不问。果然，晚上掌灯时分，韦大姐自己到灶台上开始找东西吃。
       韦大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性质严重了，同样绑人，“独眼龙”犯内部军纪，自己可是犯了群众纪律，掂出政委批评的分量。这是在新区，你还以为是老根据地的群众啊，会谅解!她懊悔，但没有后悔药可吃，无非多惩罚几天，这么一想，也就通了。
       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她没有等到命令，倒是等来了任团长。“来看看你。”出来散心的“独眼龙”给她带来令她沮丧的消息：“这段时间无仗可打!”这次“独眼龙”回去，不仅是以团长身份发号施令，而且还要履行他兼任的政委职责。原来，红星纵队远离根据地，行动频繁，长期处在战争艰苦环境：部队缺乏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加上用大炮欢迎过来的“解放”战士增多，需要提高部队阶级觉悟，纯洁内部和加强纪律性。根据命令，红星纵队在驻地进行了三个月的整训。这次整训主要是开展民主，揭发部队内部各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意识、非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违反政策、破坏纪律行为，提高政治观念。“独眼龙”自然被“刮”到，也就有“散心”之说。难怪，韦大姐没被“复职”，她的部队有负责政工的施教导员，不打仗，暂时用不着韦营长。韦大姐的党组织关系在师部炊事班，在这过组织生活，参加这里的整顿。况且她是基层干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挨批没有“独眼龙”所在团的“火力”猛，自然无所谓堵心和需要散心。
       你韦妈妈给你妈妈说过，那三个月内，她过着安逸的生活，享受师部首长的“小灶”伙食滋养，按部就班充足的睡眠，多年爬冰卧雪造成的内分泌失调恢复了正常，有了姑娘家的“来红”，脸上也有了一抹红晕。
       可能与“独眼龙”时不时来散心，有了好心情吧。郦萍插话。
       可能吧。父女相视一笑。
       郦挺说，整顿中，当然涉及了她那些打骂群众、侵害群众利益的事儿，尽管韦大姐还是那副直白脾性，叉腰骂娘，有理大吵大闹，无理大吼出气走人，但同志式和风细雨的批评还是灌进了一些，有所收敛，做了自我批评检讨。日常学文化积极，主动劈柴烧饭刷锅，还教炊事班同志打枪、骑马，用行动表现悔过。这一切，很有组织性的炊事班长都如实地报告了师首长。
       那天，郦萍不明白，父亲说到这儿就没有再说下去，以后也绝口不提韦妈妈的过去。
       韦大姐病重的消息在最短的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干休所，医院重症监护室外的过道上的两条长椅，坐满了干休所来探视的人。他们一来就相互打听着，目不错珠地盯着“重症病房，闲人莫入”的两扇玻璃门，希望能看见躺着进去的韦大姐能笑呵呵地走出来。
       说来也是，干休所的人从来就对韦大姐是七分尊敬，三分畏惧，因为韦大姐刚进干休所，就给大伙来了个下马威!
       过去，这些老军人在位是有严格职级区分的，刚离休时习惯成自然，首长是首
       长，下级是下级，但时间一长，渐渐就“官兵一致”了。这是麻将的功劳。为了麻将，大家走到了一个桌上。每个人的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张扬，依次就有了“楼七对”、“瞿门清”、“张自摸”、“龙碰碰”、“全求李”之类的绰号。边打麻将当然还边聊天，自然少不了争吵。都是生死场上赌过命的人，退下来了，赌性找到了新的发泄方式，在麻将桌上乐此不疲废寝忘食者大有人在。为此，老太太们有了怨言，干休所领导也没办法。老同志啦，就这么个乐子，说重了不敢，说轻了，等于没说。“首长，天色不早了，该休息啦，年岁不饶人哩。”所领导提壶给老首长们续茶，把下面半句“不要影响其他首长休息”改换成“你们声音小些哟”。“好，好。”首长们一口应承，过一会儿又为“抢和”争得面红耳赤，喊惯口令的嗓门又高了好几个分贝。
       稀里哗啦的洗牌声、争执声惊扰着大院的夜空，夜不成寝的老首长老太太们没有任何办法，都在一个大院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不好意思说谁。
       干休所曾采取措施，晚饭后就锁上棋牌室的门，可锁被拧了不知多少把了，一次拧锁的一位老首长也被抓了个“现行”。没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牌友们索性发扬当年连续作战的作风，占着牌桌，轮番回家吃晚饭。更有甚者，叫家里送饭，还敢撵他们不成?干休所支部会上也就此批评过几次，但收效甚微。
       那天，韦大姐刚住进干休所，被棋牌室的喧哗声吵得睡不着觉，勃然大怒，披衣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棋牌室：“妈的!老命不要了啊?你们有力气是么?统统给我去挖坑种树去!”哗啦啦，她一把掀了麻将桌。首长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吭声，相机溜出了棋牌室。“哼，都还是带过兵的人，什么影响?还有没有组织纪律，让兵们学你们这个屌样……”韦大姐的骂声尾随着他们的身影。
       以后，每到晚上九点，棋牌室就没了灯光，谁也不敢再这样“放肆”。
       尽管类似的事儿挺多，韦大姐也曾让其中一些老同志难堪过，但他们才不会计较，老同志间有种天然的感情。这不，韦大姐一病倒，大家伙儿不都心急忙慌地赶来了!
       老于阿姨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她陪送韦大姐到中心医院急救室后被礼貌地请了出来，一声不吭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她是个很固执的人，当年在警备区和周政委的夫人为争当家属委员会主任有了间隙，虽然挑起“第一夫人”之争的责任在周夫人，可周夫人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和她境遇差不多，但老于阿姨就是看不起她，嘴一撇：“嘁，她又没上前方打过仗，不就在文工团唱唱跳跳，靠一张脸蛋吗?”以后，她们先后住进干休所军职干部的连体小别墅，前门后楼就是互不来往。
       现在，老于阿姨环顾四周，干休所能动弹的老同志都来了。他们彼此点头招呼，或用无言的目光会意。咦，迟敏怎么没来?一股愤懑之气，从她心中油然而生：再怎么，也不至于……咦，自己小儿子王跃进怎么也不来?老于阿姨轻轻骂了一句“畜生”。
       重症监护室外等候的一圈人外，一个人从角落里闪了出来。
       她是干休所原先地位略次于王坤司令的周政委的遗孀周夫人迟敏。她年近古稀，虽然白霜爬满了她的双鬓，可举手投足间依旧颐指气使，是干休所至今还端着首长夫人架子的女人。
       刚才她躲在一角，不在老于阿姨的视线之内。
       渡江战役胜利后，全国胜利指日可待。与她相仿年龄的女军人都嫁了师团职干部，唯她不为所动。她不能随便嫁人，她知道女人嫁人无异于第二次投胎，她才不愿意像母亲那样嫁个小职员，一辈子受穷受累。文工团员迟敏在一个战地黄昏成了军政治部主任周兴的妻子。她在衾枕酥软的婚床上，享受着丈夫的恩泽，同时，品尝着命运给她送来的胜利果实。她用美貌和洁白的胴体牵住了周兴惠赐的衣角，丈夫拼死征战得到的，她一结婚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迟敏和老于阿姨这一批女军人是一九五五年—一起复员的。她毕竟也是知识女性，又没有老于阿姨那类女军人有战功的资本，只是在家里与周政委闹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了。她没有辙，这事不赖周政委，况且她有义务维护周政委的形象，夫贵妻荣嘛。那时，学习苏联老大哥，做英雄母亲，她的肚子就没空过，一气生了四个女儿，取名为“多来”、“米发”、“索拉”、“西多”。当时正值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孩子已不能由公家抚养了。没了保育员，得自个儿照料，她就一心一意当了家属。
       周夫人与王司令的妻子老于阿姨本来关系是不错的，和平环境时期，首长们按部就班上班，家属们闲来无事串门聊天。这些首长夫人都打过仗，自然免不了会说起想当年，这周夫人就没了谈资，就不去扎堆。她们是资格高，文化浅，而她是资历浅，文化高，她要跟她们争的是警备区最高政治领导周政委夫人身份相匹配的地位。
       为此，她和老于阿姨没少明争暗斗。
       按理说，周政委家和王司令家先后搬进了红军巷干休所，两家老头子先后谢世，她们都是遗孀，这把年纪了，不必斗气了，可周夫人仍喜欢争个高低。
       有一年春节，干休所分苹果，每家分四箱，考虑迟敏是干休所第一位遗孀，所长和政委商量后，决定减半，发给迟敏两箱。那会儿，王坤司令刚住进干休所，战士们自然按首长离休前职阶高低挨家挨户送到各首长家门口。送到迟敏家是最后一户。以前分东西，第一家总是最先送到离休前职务级别最高的周政委家，现在这顺序一掉换，迟敏就发了火：“拿回去，我不吃苹果。”战士手足无措，直纳闷：过去送东西来，她从没拒绝过，还挑挑拣拣呢。
       这天傍晚，一辆小三轮拉着十余箱苹果，招摇地开进了迟敏家，卸下小半院子的苹果，是她让女儿女婿买来的。干休所院内立刻围起一群老娘们，在她们惊讶、惶惑、愠怒之际，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只见韦大姐拄着拐杖来了，人们闪出了一条路。
       韦大姐左手用拐杖“笃笃”敲着水泥地面，冲周家门口吐了一口：“呸!你算个什么东西!”老于阿姨上来搀扶韦大姐，韦大姐挣脱了，“我还没老哩!”余怒未消继续训斥，“老骨头们还在，还轮不到你逞脸，哼!”
       闻讯急急赶来的金所长隐在一棵树后，压下暗自的喜悦，偷窥韦大姐如何调教周夫人。周夫人是干休所最难缠的老娘们，是个剥了皮都会跳的人。
       可是事实并没朝所长设想的方向发展。
       周夫人装作没有听见，掩上了门，拒“敌”于门外。周夫人素来不买任何人的账，换了别人早就跳起来了，可这是韦大姐，老周活着时对她也得让三分，周夫人不敢造次。
       许久，周家忽然爆发出一阵压抑的哭泣声。
       还有让周夫人堵心的一件事。老于阿姨的小儿子王跃进当上了副市长，听说是韦大姐找了省委组织部戚副部长办下来的。迟敏得知此事，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她现在离休了，可是依然希望子女们能继续她过去的辉煌。几个女婿女儿虽说都在部
       队里有不低的官职，但小女儿西多却是在区统计局当了五年芝麻大点的办公室主任。
       迟敏很策略地找到了冷眉阿姨，冷眉阿姨是老于阿姨圈子里的人，她委婉地托冷眉阿姨去找韦大姐出面，为西多说说好话。冷眉阿姨果然当了说客，谁知韦大姐顶了回来，冷冷一句：“她自己有腿，自己怎么不去找?”
       于是，迟敏出现在省委组织部戚副部长办公室里。戚副部长客气地把她让进了办公室，细心地听她叙述来由。未了，戚副部长说：“老迟啊，干部提拔是有程序的，周西多是区管干部，不像王司令的小四，是省委组织部管的干部，我无权插手下面的干部使用啊。周政委就是活着，他也会同意按规定办的。我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带头执行组织纪律……”
       “你算什么高级干部?”迟敏气咻咻说了一句，甩门而去。
       戚副部长被弄得很狼狈。按过去划分，他这个职务至少是十三级以上，属于高干；按现在划分，高干是省部级以上，他还不够资格。
       迟敏羞辱了戚副部长，出了一口气，事情没办成，在床上哼哧了有小半个月。她觉得自己老周家已被别人弃之如秋扇了，同样类似的两件事，却是两种不同的结果。韦大姐是厚此薄彼，偏袒老于阿姨，对她却是太不够意思。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她与韦大姐势不两立。
       三八妇女节，地方上召开座谈会，邀请红军巷干休所的老革命参加。周夫人也收到了请柬。老同志参加座谈会，喜欢穿上老式将校制服，在胸前缀佩象征他们革命历史的勋章、纪念奖章和军功章。大清早，迟敏早早穿上那件发黄的五十年代的双排扣女式军装，把头修剪成五十年代流行的齐耳短发，对镜照了一下，可是胸前总缺点儿什么。她灵机一动，翻箱倒柜，找出周政委那两枚“独立”、“解放”勋章，缀在了胸前。
       周夫人到会的时候，座谈会已经开始了。
       韦大姐正在发言，她穿着脱壳黑棉衣，左胸缀着“八一”、“独立”、“解放”勋章，右胸缀着苏维埃时期的三等奖章、八十年代军委发的二级“红星”奖章……依次而坐的老于阿姨胸前挂着“独立”、“解放”奖章，还有一枚新近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周夫人的目光落到了胸前只有一枚“解放”奖章的冷眉阿姨身上，垂首瞄了一下自己胸前的勋章，嘴角掠过一丝自得的微笑。她款款走向标有她姓名的座位，含笑四顾，向四周的人点头示意。
       她落座时看到，正在说话的韦大姐迅速扭头望她一眼，浑浊的眼睛忽闪了一下，眉毛拧了起来。她别过头，装作若无其事，拿起茶杯，掀开杯盖，轻轻吹着杯中漂浮的茶叶。
       大概是周夫人胸前的勋章起的作用，会一结束，肩扛摄像机的记者把周夫人引向会场一侧：“阿姨，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周夫人矜持地点点头。
       陶醉的周夫人摆好姿势，准备接受电视台那位漂亮的女主持的采访。
       冷不丁，伸过来一只苍筋凸现的手，一把扯掉了周夫人胸前的勋章——是韦大姐。
       “出什么洋相!你凭什么佩戴它?你打过一枪吗?你!”
       众目睽睽之下，满脸通红的周夫人掩面而逃。
       奇耻大辱啊，韦大姐让她丢尽了颜面，她健在，就让周夫人没脾气也没法神气。韦大姐住院后周夫人是赌气不去探视她，可她又不能不去看望她。说来韦大姐是个粗人，无儿无女，比她不幸多了，况且也战友一场，人心毕竟是肉长的，她不能老了，还让别人说她狭隘与小气。再说，谁也逃不过这一天啊!
       周夫人轻轻地走到重症监护室的玻璃门前，忐忑不安地踮起脚朝里张望。
       接到韦大姐的病危通知，施文辉的家乱成了一团。
       年迈的施夫人拿电话的手抖个不停，小兵，小兵，她呼喊着儿子，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她的裤管流到了脚面，在地板上汪成一摊水。施小兵把母亲扶上床，安顿好，溜了一眼另一张床上的父亲，欲言又止，转身跨出家门。
       韦大姐的老部下施文辉此时已患老年痴呆症，完全不认识家人。有人来看望他，他也不能对话，别人离开时，他要么行个军礼，要么就是拉着手久久不放。
       施小兵大汗淋漓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去火车站买票，他要尽快赶去看望韦阿姨。军区干休所小车很多，但父亲从不准家人乘坐，干休所给他配的小车，施文辉从来就非常自律，也几乎没用过。
       车票未买到，车站出了告示：受台风暴雨影响，浙赣线发生泥石流，最早要到明晨六点才通车。
       “妈妈，只有向干休所要车了。”小兵回到家里俯在母亲床头轻轻说。
       施夫人半睁着眼睛，把目光投向侧边那张床。循着母亲的目光，小兵看见另一张床上的父亲，睁着无神的眼睛看着他，仿佛在他脸上搜索与自己有关的记忆。一贯对父亲言听计从的母亲，到这时候也不敢擅自作主。施小兵急得瞄了一眼手表：“妈，现在不赶过去就来不及了!”
       扑通一声，把正欲起身的小兵吓了一跳，一回首，见桌上父亲那只宜兴紫砂壶滚落到地上，施文辉那只手颤颤巍巍地在抖动。
       “爸，要喝水吗?”小兵俯下身子。施文辉枯瘦的手一把抓住他的手，攥得很紧。他眼睛居然发出光来，喉结滚动了一下．喊：“派车。”
       一九五五年，施文辉携妻回闽西老家。那时，部队刚授军衔，身穿黄呢子将校服，肩挎武装带，脚踩咯吱作响的硬底皮鞋衣锦还乡，成了革命老区的一道风景。当初出去的乡村子弟，如今都是大干部了，骑高头大马，坐吉普车，前呼后拥。那一年，施小兵尚小，留在寄宿幼儿园，陪同父亲回老家的母亲后来向他转述了这次回家的经过。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当地驻军派的苏式拉炮小车，勉强开到乡政府后，就不能动了，前面没有了公路。父母亲高一脚低一脚走了十几里，回到了老家那个半山腰的小村子。确切地说，村子只剩下一些杉树皮搭建的窝棚，多数是烟熏火燎过的残墙断壁，依稀可见残存的红军时期的标语。
       施文辉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远房堂兄弟，在故居的遗址上立了好一会儿，然后在父母坟茔前凭吊了一阵，又到韦大姐母亲的坟上培了土。回到村里，刚端上饭碗，就被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包围了。毛伲子的母亲，颠着小脚从几里外颤颤巍巍赶来，她抖索着枯叶似的两片嘴唇，拉住施文辉的手就不放。他们都是当年“闹红”外出的少先队员的亲属，他们要打听自己亲人的下落，同时也打听韦大姐。看得出，他们许多人已知道亲人过世了，他们领到了抚恤金，他们来看施文辉，是来寻些寄托。有的人，因为没有抚恤金可领，想来找些线索，尽管亲人可能早化成黄土，但没见到韦大姐，他们还不甘心。
       施文辉来前与韦大姐定好了口径，回来见到大家就说韦大姐早已牺牲。听到这一消息，人们沉默了，他们干涸的眼窝没有一丁儿湿润，也许他们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只有无奈无助的目光互相望着，无声地交流。他们作为“匪属”能幸存至今，说来每家也都是十分幸运的。
       施文辉把带来的糖果分散给前来的
       乡亲，他用这点“甜”来宽慰他们，除此，他又能干什么呢?
       就在施文辉夫妇将上小车的时候，细妹子出现了。她头戴斗笠，浑身湿透，那双纺锤一样的小脚经雨水浸泡，宛若一对胀裂的三角粽子。
       少时伙伴相遇，情不自禁，相挽痛哭。
       “皖南事变”被俘的细妹子，因是个女娃，又是小脚，很快被释放了。她辗转回到故乡，很快嫁了人，生儿育女。她婆家住在离乡政府二十里外的小村庄，是当邮差的丈夫在乡政府里听到她常唠叨的施文辉省亲的消息，报了信，她特意赶来的。
       当她从施文辉口里知晓韦大姐牺牲了，竟哭得晕了过去。
       那天晚上，县委设便饭给施文辉送行。施文辉建议，请政府在故乡立个少先队员碑，祭悼亡灵。县领导满口应允，说一定好好研究。这一“研究”，几十年过去了，碑也没有立起来。当下，施夫人还扯出了细妹子的“荣军”问题，但县民政科长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让施文辉夫妇失望了。
       “她不属于荣誉军人。”怀抱着一沓名册的科长十分肯定地说。
       “细妹子我了解，一九三四年和我一起参加的红军。”施文辉提醒道。
       “这个我知道。荣誉军人是给参加过红军的人，细妹子当过红军不假，可她后来被俘了。党员被俘之日起，就算自动脱离了组织关系。”
       “来，吃菜吃菜，这可是家乡土产豆腐干，薄得像纸。”县领导赶紧打起圆场。
       施文辉只好作罢。战争时期类似细妹子遭遇的人很多，统称为“开小差”。
       自此，施小兵就有了一个叫“细妹子”的姑姑，施文辉按月给她寄钱，从不间断。那时候，韦大姐也每月给施文辉寄钱，和交纳党费一样很准时。为此，施小兵曾问过韦妈妈，韦妈妈不经意地说是她以前买建设公债，向他爸爸借了一笔钱，欠债还钱，理所应该。
       施小兵退伍那年，跟父亲回闽西老家认祖归宗。回来途中，在市里下了火车，施副政委带着小兵去见韦大姐。
       “追击炮打麻雀，不够分呀!”施副政委讲到故乡之行，脸色阴沉。这次回老家他父子倾囊而出，可是依然难解乡亲的贫苦之急。
       “乡亲们送我们上车时，不说话，一个劲儿抹眼泪，看着让人难受。我是手表、衣物全留下了，只差没脱裤衩了。你瞧，我这套衣服还是爸爸的换洗衣服哩。”小兵指指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黄军装。
       不久，部队交旧换新，韦大姐擅自下令，将旧被服、蚊帐、胶鞋装了七车，运到闽西故乡。助理员拿着账册来请示：“主任，那批旧物如何处理?…‘折成价，算算多少钱，从我每月工资里扣。对了，还有利息和运费。”她见助理员不走，立马明白了助理员的意思：这笔不菲的钱，就是她一辈子工资扣完也未必还得清。她一瞪眼，“怕我连本带利还不上是吗?我还不上，你找我的干儿子们要，干儿子们还不清，让他们的儿子继续还，从他们工资里扣。”说着，她掏出铅笔，用铅笔头在一张香烟壳上写下干儿子们的名字和单位。
       她写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这些干儿子们中有的以后会下岗，会没有固定工资，会生活没着没落，差点沦落为城市贫民。
       部队旧物按规定是逐级上交的，军需仓库是保管职责。韦大姐越俎代庖，总后分部不干了，研究了处分决定，上报军区审批，被分管干部工作的施文辉一句话给挡了回去：“她又没亲属，没放自己腰包，是自己赊账，是没处理好大家和小家的关系，通报批评教育一下吧。”
       九十年代初，细妹子姑姑去世后，施小兵才知道，韦妈妈多年来一直寄钱来，都是以他父亲的名义在资助这位“开小差”的女红军。
       邱援朝是韦大姐身边“孩子”中赶到医院最早的一位。在韦大姐的孩子中，他是现在混得最落魄的一位。
       小时候，邱政委家的四个孩子都是韦主任家的常客。邱家孩子多，四个男孩衣裤特费，那会儿买布是要布票的，为了节约，韦大姐常去布店里“淘”便宜的零头布给孩子们缝制衣物。有时，索性买两块不要布票的大手帕，前后一拼就是一件“娃娃衫”。邱家孩子吃饭时，喜欢端着饭碗去韦主任家吃菜。有时晚上少不更事的四个孩子索性就一溜并排横睡在韦大姐的大床上。邱政委的妻子冷眉为此没有少打骂孩子，但韦大姐一句“我乐意”，让冷眉听罢既感慨又感激。
       邱援朝兄弟都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传统：服从领导，忠心耿耿。当兵的都加入了党组织，退伍回到地方后，都在国营工厂当了工人。当时国营单位还很不错，孩子们都有“铁饭碗”，这对冷眉阿姨是个安慰。孰料，到九十年代，国企不行了，他们相继下了岗。子女们且不说放不下曾经是“高干子弟”的架子，就是抹下了面子，曾经的“金枝玉叶”也是残枝败叶——身无绝技，年龄太大，就业机会太少。
       冷眉想让老邱发挥“余热”，对他说：“你出面找人想想办法，给他们找份工作吧。”
       “要找你去找。别看老子八十了，身体还硬朗，我养着!以后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管不了那么多。”直到邱政委去世，也没为孩子的工作说过一句话，找过一个人。
       住进干休所的邱家孩子，时常和小时候一样，来韦妈妈家串门。
       韦大姐在干休所真正过起了解甲归田的日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空地上种菜养鸡，很是悠然自得。邱家兄弟时常相帮韦妈妈种菜，给鸡鸭喂食，把多余的农产品送给左邻右舍。后来，韦大姐年事已高，手脚不利索了，就把打理的事交给了邱家兄弟。邱家兄弟有的是时间，渐渐把富余的农产品弄出去卖，韦大姐嘉许他们有自食其力的精神。
       韦大姐平常的日子是电视频道一个接一个换，电话一个接一个打，香烟一支接一支吸，偶尔在老于阿姨等几个老太太之间走动，活动范围极小。兴许是年龄大了，晚年的她不知是珍惜生命，还是害怕孤寂，开始“作”了，且把“作”的矛头对准了最亲近的人。
       以往，邱家兄弟和米可可经常都相邀一起携媳妇孩子来看望她。后来就轮换来，他们认为与其呼啦一下全去，呼啦一下全走，不如分开，细水长流，给韦妈妈有个常回家看看的感觉。
       “你还记得有这个老娘?”每当干儿子来，她先是红头涨脸地责怪一番，然后开始数落起他们和媳妇的种种不孝顺。她是无话找话，平日里没人和她说话，好容易逮住亲近的干儿子，自然要狠着劲儿地宣泄。好在兄弟间了解她的脾性，对她不着调的话，任她喋喋不休，不传播不求证。
       每当接到干儿子要回家来的电话，她会显得激动无比，当门铃响起，她就眼睛放光，一迭声“来了，来了”，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去开门。干儿子们来了，即使吃过饭了，她也会变戏法似的把早就准备好的绿豆汤、红枣汤、莲子羹之类端到他们跟前去。
       但这样的看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日渐少了，毕竟都有各自的小家。
       先是干儿媳们，总是嫌韦妈妈说话没轻重，来往有些若即若离；接着是米可可，房地产生意太火，身为老总的米可可是身
       不由己；邱家的老二、老三和老四，邱政委去世，断了生活来源，出去打工，如今个体老板管得很严，休假还得加班，往往连节假日都不能休息；邱援朝，由韦大姐说情，王跃进副市长介绍到鑫富小区当物管公司保安，夜间巡逻，白天补觉，节假日连轴转。
       对于这些行为，韦妈妈一概斥之为久病无孝子!
       不过，韦大姐有办法让他们回家，她才不管干儿子和媳妇们在干啥，只要她愿意，就电话召他们。她才不会像隔壁的黄副军长，患了肺气肿，整天抱着氧气袋，不吱声，隐瞒病情，不让子女分心担忧，说子女们又不是医生。至死，孩子们才知道其父的肺已经烂成了豆腐渣。
       韦妈妈把孩子们的手机、单位和家里的电话，让邱援朝抄成拳头大小，贴在床头柜上方醒目处，她想让孩子们来时，时不时真真假假发一下病，曲里拐弯宣泄对孤独的恐慌，弄得干休所军医难辨真伪，久而久之也心甘情愿成了替她召唤子女的传令兵。
       有一次，养女韦闽西正在北京出差，从手机接到干休所王军医报“病危”的电话，连夜乘飞机到了省城，向省军区借了一辆车，赶了回家。她气喘吁吁推开了家门，见到的是韦妈妈正在逗邱家老四的女儿玩呢。不过，韦妈妈在这之前确有险情发生。有一次，她为赶蚊子，紧闭门窗用盘香熏蚊，房内烟雾燎绕，熏得几近窒息。当医务室军医接她电话赶来，敲不开门，忙不迭地找来梯子，当机立断破窗而人——她已经危在旦夕。军医打电话向她的孩子报“病危通知”，孩子们大惊失色，携妻带子急匆匆赶来。
       每年八一建军节是韦大姐全家团圆的日子，也是她最开心的日子。元旦、春节可以不来，每逢这天，孩子们是必须到的，雷打不动，外地子女旅途颠簸也不能幸免。这是家规，谁也不敢拂她的意。这年八一建军节也一如往常，孩子们都到了。
       韦大姐的卧室很简单，一张当年部队配给的木架双人床和床头柜，一张写字台和一张用药柜改造的书柜，墙壁上倒挂一把“避邪气”的扫帚。客厅内一架电视机，一只小五斗橱，四个沙发和几盆兰花，一顶超期服役的老式电扇转动起来摇摇晃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窗式空调。
       平日里显得空荡荡的，呼啦啦拖家带口的孩子们一下子全来了，楼上楼下都挤挤挨挨的。
       晚饭后已是夜里十点，女人们都在撤碗盆盏筷，洗刷，男人们簇拥着韦妈妈在客厅看电视闲聊。喝了酒的韦大姐，腮边红红的，有些兴奋，话也多了起来：
       “哎，真快，现在你们都当大干部啰。”
       她的目光依次点着王跃进和施小兵的“名”。
       “我可不是大官，研究所一个小处长而已。”施小兵申明道。
       韦妈妈喝了一口茶，用嘴嚼着人口的茶叶：“处长也是领导嘛。你们现在当领导了，可不要骄傲。可要注意哟，你们可犯不起错误哟。不像我们这些打江山的老家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犯了错误，老百姓念着过去功绩份上会原谅。你们有什么?无非多些文化，搞不好人家要造你反哩!”说到这，勾起了她的心事，她叹息了一声，“我们那时，脑壳拴在裤腰带上，就没想到要做官。三四年‘闹红’，我从家乡带出来三十多个人，最小的才八岁。”
       “后来呢?”孩子们目光聚焦在她身上，韦妈妈从来不说这些事。
       “三七年改编新四军，只剩七个了。”
       “再后来呢?”
       “抗日战争，两个战死了，一个‘皖南事变’被俘。到解放战争只有四个了，抗美援朝又走了两个。如今，就留下我和你们施伯伯啦。”韦妈妈目光扑在施小兵脸上停留了片刻，“江山来之不易啊!”她温热的眼神，熨抚在孩子们的脸上。
       她悠长地叹息了一声，在那个晚上意味尤为深远。
       她转而把目光投向王跃进：“你把援朝的工作办了，办得好。这也是关心群众嘛。”她瞥了邱家四兄弟和媳妇们一眼，“你们妈妈不容易，和你们老于阿姨一样，老兵哪，要不是为让你们家老头子安心工作，为拉扯你们，当了家属，本来能拿离休工资的，不至于像现在拿几百块的生活补贴。唉，冷眉也快八十了哕。你们爸爸走得太快了——”
       两年前，为满足老邱“我快走不动了，再去看一眼老战友”的愿望，冷眉阿姨陪丈夫去淮海战役纪念馆，准备最后看一眼他的老战友们。不料，邱政委染了感冒，夫妇俩半路下车去当地医院诊治，和老百姓一样在输液室条凳上吊盐水。三天下来．病情危急，冷眉阿姨才想起出示老邱的离休证，医院拿到本子一瞧，急了，一边挤出一张床位，一边向县领导汇报。县领导立马成立了以县领导和县卫生局局长、医院院长组成的“抢救小组”，并指示：不能让老革命在此地出事。医院不敢怠慢，立即腾出一间高干病房。就在转移病房的过程中出了差错，护士慌忙中忘记把拔下的氧气重新插上，当发现时，老邱已脸色紫白。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冷眉阿姨俯身告诉了老邱医疗事故的原委。老邱留下这么一句话：“不许找组织麻烦，比起牺牲的同志我已经占便宜了。”
       他说完这话，第二天就撒手归西。
       韦大姐说：“你们邱伯伯有种!是个真正的军人!”
       “韦妈，我不知道，我公公怎么生前就这样怵你?”
       一直默默坐在一旁的米可可媳妇，端出了多年藏于内心的疑问。
       韦妈妈笑了，望一眼米可可，米可可也很想知道，连声说：“韦妈，您就说说吧!”
       韦妈妈看着他们，说给你们讲讲吧，你们也该知道父辈们的底细了。
       一九三五年是南方游击战最艰苦的一年，敌人十余个保安团和广东军对游击根据地进行了梳篦子式的“围剿”。可可的爷爷是当地的联防团总，是地头蛇，对游击队威胁很大。游击队多次想抓他，可始终没得手。那次，米团总到他一个小妾处，被我们知道了，把他包围了。米团总带小妾仓皇逃命，遗下四岁儿子米家山被我们俘获。我带信给米团总，以代办“违禁品”为交换条件，可是，米团总爱金钱，更珍惜自己的脑袋，宁肯不要儿子。于是，我们游击队的伙夫，一头挑着行军锅，一头挑着竹筐里的米家山开始转战南北……
       米家山也算是老红军呢，三七年红军改编新四军时，他因年幼，加上正打摆子，和三位伤病员留在当地。因为他们不是在编的新四军，东躲西藏，一直在坚持斗争。解放后，集中学习，地委书记宣布：由于米家山父亲是被击毙的敌人，有严重问题，所以不承认他们是党的地下组织，不承认他们的党籍，只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这事虽然不久省委做了澄清，准备恢复党籍，重新安排工作，但文件还没来得及传达，就赶上反右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他恢复了行政十一级待遇，出任地区重工业局局长。他到任时，第一件事就是找我这个姐姐。是我的证明材料，证实是组织决定米家山留下来，不是“开小差”，对他洗刷冤情起了重要的作用。你们猜，我们见面说丁什么?米家山那热烘烘的手像铁箍似的
       握着我的手不放，我说你还没有死啊!他说嘿，我是历史反革命，阎王爷不要我哇。
       白色的病床上，气如游丝的韦大姐半睁着那双浑浊的眼睛，也许是药物逐渐起了作用吧，她的脸颊上浮出了一抹淡淡的红晕，这让医生惊喜不已。接着，他看见韦大姐的眼角滚落下两滴泪珠。难道是她忆起了哪段往事或是哪位亲人?
       是的，韦大姐是在恍惚中又见到了她一直铭记在心的丈夫。
       几十年前的那天上午，她走进师部，放下背包，向麦师长和政委敬礼后，师长并没立即像往常那样宣布复职命令，而是怪模怪样朝政委眨巴眼睛。政委给她递了一碗水，笑呵呵地说：“小韦啊，你该解决个人问题了啊。”
       政委一开口，她的脸上就冒出一团红晕。
       “我看老任就合适。”麦师长冷不丁插了一句。
       政委不愧是搞政工的，循循诱导道：“任团长是老革命，为革命把一只眼睛丢了。你也年纪不小了。他虽然独眼，但这个同志我了解，是我们纵队的中坚骨干，作战英勇，不怕死，忠诚老实……”
       韦大姐红着脸低着头，一个劲儿用手指卷着衣角。
       麦师长有些沉不住气了：“有什么好考虑的?妈拉个巴子!女人嘛，总要有老公，结婚生孩子。你嫌老任独眼是不?娘的，夜里油灯一灭，还不是一样。”
       政委用眼风阻止了师长，说：“你也是老兵了，党员，在组织同志，要服从组织安排，军人要服从命令。”政委很会把握火候，见她没表示反对，乜斜了师长一眼，不失时机地说：“就这样定了，我看今天就把事儿办了，怎么样?”他像是征求她的意见，又像是在征求师长的意见。
       韦大姐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她想说的，又忽然跑散，再也想不起来，脸红胜过一大堆话。
       师长一甩帽子，似下命令：“对!今天就办。”然后心急火燎叫唤，“警卫员!警卫员!”
       师长政委的警卫员被分派出去操办婚事了。
       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军人在婚姻上不太严格，只要俩好了，符合条件就同居，手续很简单，只需口头报告上级，口头应允即可。他们的婚姻是组织撮合，也就省略了报告。把各自的被子合在一张床上，枕头是马搭子，洞房就是韦大姐住的那间屋子。
       当天晚上的结婚仪式很简单，师部食堂加了几个菜，八人一桌，每桌两支白蜡烛，幽幽烛光下四大面盆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红烧猪肉、酱油煮黄豆、炒鸡蛋、野菜煮豆腐，桌旁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师首长们都到场了，政委主持了简洁的婚礼，很快酒足饭饱散了。
       “独眼龙”被搀扶进了“洞房”，头一碰马搭子，便发出了如雷的鼾声，震得小茅屋簌簌发抖。他酒量虽大，怎禁得住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轮番“进攻”。用他酒醒后对妻子说的话是：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
       新婚燕尔，三天婚假，“独眼龙”整整三天三夜都守在韦大姐身旁。
       一九四八年初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采纳华东野战军粟裕代司令的建议：暂缓渡江，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预定随兵团南征的红星纵队，投入了中原战场。这时候韦大姐怀孕了。开始，她对不“来红”并不理会，习以为常。当她妊娠反应呕吐去检查时，才知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只好随师后勤部行动。
       这天，谢师担任分割敌军两个师结合部的任务，受敌东西夹击，战况激烈，连最后的有生力量“独团”也拼上去了。不料下午，师部遭敌攻击，师部警卫连拼死抵抗，掩护师部转移。可怜师后勤一干人苦了，成了敌机轰炸扫射的重点目标。
       这是一支由家眷和卫生队伤兵等勤杂人员组成的毫无战斗能力的队伍。这队人被压在山沟里，骡马惊恐的嘶叫声、孩子的哭啼声、母亲的呼唤声、干部的吆喝声、喘息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连成一片，随处可见民夫遗弃的担架、衣物、药品……伤员互相搀扶，或抓着马尾巴蹒跚着，不时有人中弹倒地。
       夹在这支队伍中的韦大姐端着汤姆冲锋枪，喊着“共产党员跟我来”，扣动板机向敌人冲去。挂彩的轻伤员、勤杂人员提着各自的武器叫着跟她冲去。他们在韦大姐的指挥下，占据有利地形反击，边战边退，把敌人引向另一个山头。
       这是一场惨烈的浴血厮杀。
       一具具尸体扑卧在岩石、灌木丛中，山坡上白森森的脑浆混合着鲜血在流淌，一挂挂青白色的肠子在树梢上随着粗粝的落山风摇曳，到处弥漫着硝烟的甜涩味和血腥味。
       “抓活的!抓活的!”戴着大盖帽的军官挥舞着手枪，驱使着士兵，一把把枪刺，闪着死亡的寒光向她逼近……
       韦大姐跌跌撞撞地靠在一块岩石上，用手拂了下额头的乱发，嘴角泻出一丝笑意。她估计战友们已走远了。忽然，她摇晃了一下，一阵晕眩，肚子似刀绞一般痛，腹部像有什么东西拉扯着直往下坠。
       她枪上的准星里晃动着那个大盖帽军官，连帽花都看得十分清楚，她搂动了扳机，却听见咔的一声，不祥的声响顿时令她打了个寒战。她稍一迟疑，便咬牙切齿拼尽气力把没有子弹的汤姆枪向前方甩去。黑乎乎的物件飞来，竟使胆战心惊的敌人误以为是手榴弹，齐刷刷赶紧趴下。她乘机缩成一团，就势滚下身后的陡坡。
       稍顷，才听见山坡顶上一片爆响，密集的子弹在她身后紧追不舍，却没有咬着她一口。
       韦大姐是在第二天天亮时醒的，确切说是被下身凉凉的水浸醒的。她看到，一缕缕血红的液体从下体流出，随着流动的溪水，慢慢稀释，不断流出，又不断稀释。那是她和“独眼龙”的骨血。
       小溪边一片寂静，水是舒缓的，她的痛，也是缓慢的。那会儿，她并没觉悟到这种痛，正在转化为以后漫长的痛。
       当“独眼龙”到师卫生队见到韦大姐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韦大姐脸像一张黄裱纸，颧骨凸出，唇无血色，头发黄灰。
       以后，韦大姐就没再生育。
       一九五○年春天，全国解放了，部队暂时无战事。
       驻扎在上海郊区的三师师部喜气洋洋，师参谋长“伢子”和师卫生营长毛妮子的爱情结晶闽西出世了。那阵子，韦团长疏离军务，有空就往师部跑，隔三岔五往毛妮子家送罐头炼乳、白糖、饼干和做尿布的旧军装之类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是抱着闽西坐在椅子上，凝视，亲吻。
       有一次，闽西发高烧不退，韦团长一天往师部卫生队跑了八趟。就是这天傍晚时分，坐月子的毛妮子上厕所，回来后，闽西不见了。接了电话的“伢子”想也没想，心急火燎带上警卫员策马往韦团营地赶去，当他赶到韦团韦大姐住处，敞开的门，马灯的灯火剪出了韦大姐抱蜡烛包的身影，她正朝着黑夜呼喊：“回来哟!回来哟……”一声声是那么虔诚、焦急。“伢子”明白，韦大姐是按家乡的习俗给孩子“叫魂”。他知道她相信这个。有一次战斗后，她看见一个牺牲的战士手断了，叫人做了只木头手接上才掩埋，喃喃地说：“带去，还是两只手，来世好扶犁……”
       闽西是抱回来了。闽西的烧很快退了，是注射了“盘尼西林”，可是韦大姐不
       以为然，坚持说是她的土办法显了灵。
       这年夏末，他们所在部队正在执行解放台湾的战备训练任务，战前动员阶段，有时间，承蒙组织关心，送她到上海一家医院治疗不孕症。组织上希望他们有后代，他们也期望有孩子，一拍即合。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生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开了药。每天，护士按时给她送药，护士在场她服药，护士疏忽，一转身，她就把药片丢到马桶里用水冲了。她相信土方子，到处找“郎中”，搜寻秘方。夜深人静，用电炉熬中药，自己治疗。本来，也许她可以重新当上妈妈的，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实，让她没有了也许。
       任师长这天来到医院，让韦大姐感到很突然。
       他是拂晓时候来的。一进门急不可耐的任师长反身用一只脚一钩，门锁便哐当一下扣上了。任师长顿觉体内蛰伏的一种感觉涌了上来，他走上前去，拦腰抱住了韦大姐。
       老任，我想死你了。韦大姐说。我也想你呀!任师长说着，三下五除二赤精了身子。我要为你生个儿子。韦大姐吸吮着任师长的舌，一股渴望在周身奔跑。任师长不吱声，只是一个劲儿动作、喘息，仿佛在预支什么，而韦大姐以为他是和自己一样，久别胜新婚。
       “你就在上海住几天，你陪我在上海玩玩，到上海我还没正儿八经逛过……”她左手攀绕着任师长的背，“你先洗个澡，我们先去城隍庙。”
       “不行。”任师长回答得很干脆。韦大姐不解地望着他。
       “我也真想天天和你在一起，可是……”任师长觉察到她无言的诘问。这一刻，任师长差丁点儿对最亲爱的人脱口泄密，但他终于没说，接下去的话是，“我有任务。”
       她是军人，当然知道保守军事秘密，不便打听。
       他们说了好些体己话。
       事隔好一阵，韦大姐才知道他的任务，她暗暗佩服“独眼龙”竟能滴水不漏。原来，朝鲜战事吃紧，部队开拔津浦铁路两侧机动，待命入朝作战。任师长是谢军长特批从昆山赶到上海与妻子告别。他从军长嘴里知道，韦大姐这次不能赴朝，等她治好病后，拟任军后方留守处副主任。
       任师长在说话时不时看手表，来回路程时间他早掐算好了，在上海满打满算只能待两个小时。
       终于，他跳起来下床穿衣。
       “进去吧，当兵的，叫人看见不好。”走出病房，任师长小声说，独眼里透着焦灼。她没有看见，脸紧偎在他胸脯上，两手紧紧箍住了他。他竭力想挣脱出来，可是他无法脱身。他动了军纪喊口令：“韦彪。”“有。”韦大姐不情愿松开了手。“立正!”韦大姐只得立正。“向后——转!”任师长戴上大盖帽，甩头而去。
       五十多年前，她紧贴窗玻璃上，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看着丈夫在曦光中跳上楼下等候的美式吉普车，并没意识到对她来说这是永诀。
       经过调养，红润回到了她的两颊，这个月她“来红”了，但没有让她高兴，相反让她情绪很是低落。她上马担任留守处副主任后，才知晓，老任刚回部队，中央军委急电谢军所属的兵团火速入朝。任师长和“伢子”、施文辉团政委等师团干部是火车开进途中才知道急电的。真可谓仓促入朝。
       毛妮子有孩子，本来是留下来的，可她强调自己是师卫生营长，怎能离开部队?孩子尚小不错，留国内有组织派的保育员照顾。可前方打仗流血，就有伤员要抢救，需要抢救经验丰富的她。她被批准随部队行动。
       部队入朝后，很长时间杳无音讯。
       韦大姐一直忙于工作，处理婆婆妈妈的事儿。有空时就转到保育所，看她的干女儿，有时索性抱闽西回家母女同枕共眠。
       她真的轻松吗?不。有谁知道，每当夜阑人静时，想起夭折的那个孩子，她枕头边常常有一大片泪痕；有谁知道，午夜梦回，体验过酣畅的夫妻生活的她，会有一股凄惶和孤独汹涌袭来；又有谁会注意，她茕茕孑立在黄昏，目光辽远地注视北方，直到夕阳沉入脚下；又有谁会注意，每天早上她会焦急等待通信员送来当日报纸和信件，脸上是一副恨不得把所有抗美援朝消息生吞活剥的神情。
       只有拼命工作让她觉得时间过得快些，她害怕清闲，更害怕牵挂。丈夫和“伢子”夫妇一直没来信，只有托回国公干的人员捎带回几次物品，诸如缴获的美国罐头、不锈钢勺子、化学菜盆子。
       她开始只是认为惯例，战争年代断绝音讯往来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也是常有的事。
       她几乎是同时得到丈夫和“伢子”夫妇阵亡的消息。此时，她刚调任军需仓库主任，白手起家，容不得她过多沉浸在悲痛之中。
       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她耳边又响起了丈夫遥远的声音：“我也想天天和你在一起。”这是在喊她吗?在岁月最深处喊她吗?她又瞧见无名小山坡下那条小溪，她揉搓着眼睛，怎不见自己骨血流淌?越来越浑浊的是水，还是自己年老的眼睛?
       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药物使然，韦大姐想小便了。她动弹了一下。
       守在韦大姐病床边的王跃进赶紧告诉了郦萍，只见韦大姐两只干枯的手按着床铺，似乎想撑起身子。郦萍赶紧拿来医用坐便器，塞进韦大姐的被窝。韦大姐小便了，这是个好兆头。拿出坐便器，她如释重负，用手搭了一会儿韦大姐的脉，抬头盯视一会儿心电监视仪，说：“利尿剂起作用了。”随后，她走到王跃进跟前：“中饭还没吃吧，我让人给你到食堂弄点吃的。”
       王跃进摆了摆手。王跃进坐在这里似乎是第一次敢于这样看着韦妈妈，不需躲闪她犀利的目光。王跃进自己也说不清，和韦妈妈单处，他总有些不自在，他喜欢在人多的场合与韦妈妈在一起。
       韦大姐对他有再造之恩。
       在一次闲聊中，老于阿姨无意中说起小儿子王跃进。王跃进在市政府当了五年局长，因为分管副市长换得勤，一直没有提拔的机会，他刚熟悉捉摸透上级分管领导，领导就另调他任，一次又一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韦大姐得知这个情况，于是她不听王家劝阻，由着性子去了省城，拄着拐杖戳开了省委组织部戚副部长的门，拐杖敲得地板嚼嚼响：“抗日战争也就八年，比半个抗日战争还多哩。老同志的孩子为什么不用?至少紧要关头可靠!不会反党乱军，不会反自己的老子!列入三梯队那么些年了，年年优秀共产党员，表现又不错，不用，说明什么?”
       韦大姐仗义执言还是产生了效果。不久，王跃进还真当上了分管旅游业的副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牵头搞了个“茶花节”。筹委会收到的领导出席名单令人沮丧，与会最高级别的是个已经退任的省人大副主任。办“茶花节”除了推动当地旅游业，更重要目的是引进资金、项目。这些外商投资人很了解国情，一是要拉住银行，二是要拉住政府，参加的头面人物级别越高可信度越高。
       老于阿姨只是路过遇见韦大姐谈论儿子近况时，不经意说起了这个事儿。韦大姐急了，她的流域面积很大，以首长的首长身份，请来了许多曾在党政军担任要职的老同志，这些人有的还享有“一级警卫”保卫措施，规格之高不言而喻。这阵势
       惊动了省领导，自然要陪同。就这样，韦大姐很艺术地调动了省现任领导与会。“茶花节”办得很成功，光引进外资就好几个亿，签约一千多个项目，也让与会的省领导喜出望外。当然会前会后忙活的小王副市长吸引了省领导的眼球，为进一步“熟悉”埋下了伏笔。
       记得他第一次去看望韦妈妈，走进韦家院子，真似步入古老的村落，一排菜畦，挂满了豆角和西红柿，扇形的金鱼池长满了喂猪的浮萍，花房的玻璃瓦下是臭烘烘的猪圈，花砖地的走道上鸡屎斑驳，与米黄色的楼宇显得很不协调。邱援朝几兄弟正挥舞锄头在帮韦妈妈翻整菜地。韦妈妈坐在躺椅上，见王跃进来了，挪动一下身子，算是招呼了。寒暄了几句，王跃进递上烟，她用三根枯瘦的手指接过烟，在鼻下嗅嗅，拿起眯眼左看看右看看：“好烟，好烟。”王跃进给她点上烟：“韦妈妈，这可是熊猫牌啊。”这烟是王跃进参加一次宴席带回来的，宴席结束时，老板放在桌上这半盒烟，他顺手放进了口袋，来看韦妈妈就孝敬上了。“哟，高级香烟!”韦大姐贪馋地吸了几口。“一百块一包哩。”王跃进说。她听了“咦”了一声，扫了王跃进一眼：“这么高级的烟，你再给我几支。”王跃进连忙将整盒烟递上：“都给您。”只见她把烟盒“啪”地甩在王跃进脸上，勃然变色：“抽这么好的烟，你这点工资买得起么?我当主任时，也就吃吃‘飞马’，下去检查工作，没办法才买包‘牡丹’装装样子。我看你是变修了。”当王跃进面红耳赤说明烟的来历后，韦大姐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老板烟?牵牛下水，六脚齐湿!”
       也许，这不自如的感觉是这次开始的……门口传来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索。
       “你怎么才赶到呀?”这是邱援朝责怪的声音，“老太太这次怕是真过不去了。”
       “我，我这不是来了嘛，让事情绊了一下，唉。”这略带沙哑的声音是米可可的，王跃进当兵时和米可可在一个班，太熟了。“韦妈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王跃进来了么?韦闽西和施小兵他们怎么还不到?”米可可咕哝着。
       王跃进不由身起，刚想回话，见内科主任推门出来问：“喂，你们是她什么人?”
       “我们是她——儿子。”
       内科主任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公事公办地说：“就是儿子现在也不许探视!病人正在抢救!需要绝对安静。”
       其实，米可可也是在接到韦妈妈的病危电话后，在第一时间里匆匆赶来的。
       他在这个市里是个很有名气的房地产董事长，贼精明，正在谈判签一项合作项目协议，为二十万的归属与对手唇枪舌剑，接到韦大姐病危的电话后，竟爽快地在协议上签了字。谈判的对手只见他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后不动声色就签了字，然后，匆匆就跳上自驾车走了。出去接电话会不会又是什么伎俩?让对手很是揣摸了一阵。
       米可可是在走廊外碰到正在吸烟的金所长，他常去干休所看望韦大姐，认识。他从一只包里一掏就是两万元，硬塞给所长，说：“所长，你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收下，给我韦妈治病先救急，不够找我，我全包了。”
       所长没办法，只好收下。
       现在米可可与邱援朝相对而坐，各想着自己的心事。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韦大姐着便衣斜背着一只挎包去地委、地区机关看望老部下。那会儿，县城除了地区机关有两辆北京吉普车，几乎没有机动车。大街上，韦大姐脱掉了外衣，搭在手上，大摇大摆走在马路中央。这时，一队自行车齐打着转铃呼啸而过，这自行车系锰钢的“永久13”和“凰凰18”，在当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一队人都是地区、军分区头头脑脑的子弟，他们组成的“高干子弟”车队，是小县城的一道风景。深居简出的韦大姐自然不知道这威风，她避之不及，被最后一辆自行车撞了腰。“奶奶个熊，眼睛瞎啦!”自行车停住，车上的小青年手扶车把，一脚踮地：“你骂谁?你懂不懂交通规则?马路中间是行车的，你为什么不走人行道?”
       韦大姐觉得有些理亏。
       “哼!”小青年嘴一撇，见围观人在聚集，调整车头，双手放把，表演起车技，在人群中蛇行，嘴里吹着口哨。小青年慢悠悠拐进一个小弄堂，钻进“地区重工业局宿舍”的院子。他不知道有一双追踪的目光在尾随着他。
       第二天大清早，一身戎装的韦大姐闯进了县公安局郦挺局长的办公室。
       “人抓来了?”她纵身坐在局长的办公椅上问。
       “大姐，昨天下午按您的要求弄进来了。”郦局长像个听差的，给韦大姐奉上了热茶。他从部队转业后，到了此地工作，和老领导一直有来往，彼此形同家人。
       “好，给我好好关他三天!”
       “大姐，他是地区米家山局长的儿子。老米你是知道的，再说……”
       郦局长一副难言之隐的模样。昨天米局长给他家来电话，大发雷霆，问他凭什么随便抓人?他当然不好说是韦大姐下令，只说他儿子米可可自行车撞了人，需询问一下。
       “正因为是米家山的儿子，关三天还太少!”显然，韦大姐余怒未消。
       郦局长噤声了，眼睛不住朝门外瞄。昨天米家山在电话里大叫大嚷，说明天上班就到他办公室来算账。他此时希望米家山早到，让他自己来了断这桩私案吧，看他在韦大姐面前敢耍什么大刀。
       “郦挺，郦挺!”米局长人还没进屋，那气咻咻的声音老远就传了过来。
       “咦——韦大姐!”米局长一进屋见到韦大姐，颇感意外，连忙伸出了热情的手。韦大姐却板着脸，不理睬。米局长很没趣，把目光投向郦局长。
       “你家可可昨天把韦大姐撞了!”郦局长冷冷地说了一句，拧转了脸。
       啪，韦大姐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犹如惊堂木：“我以前是怎么教育你们的，你怎么教育你儿子的?现在还财主思想，欺侮人!”
       “是啊，都是‘四人帮’把思想搞乱了。老米，你把孩子领回去，要好好教育一下。”郦局长见机赶紧息事宁人。
       “谁说放人?你敢?关三天，一天也不能少!”韦大姐收起手枪，整了一下军帽。
       “韦大姐，孩子明天要参加电大考试，要不——”米家山眼睁睁看着韦大姐扬长而去。
       后来，还是电视大学校长出面作保，放米可可先出去考试，考完回看守所，老老实实蹲了三天。因为韦大姐每天一个电话，还专程来公安局检查了一趟。
       米可可就这样和韦大姐相识了。米可可从小就听爸爸妈妈唠叨过韦大姐，那时随父母到市里不久，还未曾与韦大姐谋过面，这就算是一个“见面礼”了。
       以后，米局长离休了，韦大姐和他家走动密切起来，故乡人亲哩。他们唠过去，也唠现在，自然也谈些家务事，儿孙媳妇，油盐酱醋。
       米可可只知道爸爸妈妈很敬重韦大姐，后来才知道原委，且不说在游击战争时，韦大姐宁肯自己挨饿，把拳头大的锅巴给米家山果腹等不胜述说的一系列往事，就说“文化大革命”中，米家山关在“牛棚”最落魄时，昔日的战友避之不及，韦大姐是唯一来看他的人。她每次来闽省，都
       是悄然把军用吉普车停在不远处的兵站内，着便衣来看“牛棚”内的米家山，比米家山的老伴来的次数都多。
       米可可现在是市里最先富起来的人。
       初“下海”，遭米家山夫妇反对。“电大”毕业生，好孬也是个大学生，放着吃公家饭的国营厂不干，神经啦?那天，米可可把事儿给前来串门的韦大姐说了。韦大姐当场反驳了米家山夫妇：“什么搞私有化?七主义八主义，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就是好主义!”
       “他是干部子弟又是党员，怎么能带这个头?”米家山对韦大姐说。
       “上面不是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党员带头富，这叫先锋模范作用，哦，你穿着解放鞋去动员穿皮鞋的人，鬼才相信你哩!”韦大姐转而对米可可说，“你要有自信，懂么?”
       韦大姐替米可可做了主。
       米可可没有韦大姐以红星奖章垫底的自信，可他当过兵，吃过苦。他先是利用电工特长给别人工程装电线做下手，转眼间成了包工头，后来名片上印着经理字样，再后来，经理字样一转身变成了董事长。他是越干才越有了自信。
       韦大姐找上门时，已是今年春天。那一天，韦大姐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上了米可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楼，不顾外间女秘书的阻拦，一言不发用拐杖顶开了董事长办公室的门。阻拦的女秘书一瞧董事长畏惧的神态，很懂事地给韦大姐沏了茶，放轻了脚步出去，随手掩上门。
       韦大姐不理不睬，眼睛呆呆地盯着窗玻璃外那女秘书杨柳摆动的腰肢。
       “小伢子，你腐化。”韦大姐冷不丁一句。
       米可可一头雾水，他猛然察觉到韦大姐指的是配女秘书之事，连忙解释，未了，说：“现在生意场上都这样，再说也是给女大学生一个就业机会嘛。”
       “小伢子，我刚听人说，米可可如果翘辫子了，哭他的准是女声大合唱(指他的女相好多)。”
       米可可明白了，准是别人中伤。生意场上进出舞厅夜总会、卡拉OK酒吧，他确实熟悉不少女性，但他很检点，他很肯定地回答：“韦妈，我绝没腐化。”
       “真的?你保证。”韦大姐眼睛如锥似芒，尖硬、锐利。
       “我保证!”
       他知道韦妈一生最恨腐化。有一次地方剧团来仓库拥军演出《铡美案》，演出完了，按惯例，仓库最高首长上台与谢幕的演员握手。韦大姐拉着饰包公、秦香莲的演员的手握了又握，没理睬饰陈世美的演员。后来演员与部队首长合影，她推开簇拥在她一侧饰陈世美的演员，说：去，你没资格。
       “小伢子啊，你今天有了别墅、存款，社会地位也有了，余下的应该拿出来，能不能给老区家乡做些事，那时候他们支持过我们革命……”
       韦闽西大校是最后一个赶到医院的，她在外地，上个星期天她还跟韦妈妈通过电话，电话中韦妈妈说话还底气十足，一再声称自己身体很好。精气神儿挺好的妈妈，几天工夫说不行就不行了，韦大校真没一点思想准备。
       韦妈妈与闽西感情最深，就是后来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仍跟妈妈姓韦。五三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在幼儿园小床上熟睡的她被推醒了，揉着惺忪的眼睛，只见戴着大盖帽，齐耳短发，扎皮带，打绑腿，服装宽大的一个女人张着双臂蹲在那儿迎她。她扑了上去，叫了声“妈妈”。她抱得很紧，似乎怕妈妈会消失。她并不知道这个妈妈并不是她亲生的母亲。从闽西一出生，她就对亲生母亲并不熟悉，那时和母亲一样打扮装束的女人很多。她只记得，她们都喜欢她，争着抱她逗她，带好东西给她吃。
       韦妈妈对她宠爱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打小就没让她穿过一件打过补丁的衣服，给她买漂亮的裙子，给她买皮球、气球、洋娃娃和小轮车。早上，亲自给她梳辫子，夜里用手给她当枕头，哼小调哄她入睡，夏天整夜摇葵扇给她驱蚊……她出麻疹，几日高烧不退，韦妈妈将奶糕放进嘴里咀嚼成糊状，嘴对嘴地喂。后来，她上了为军队干部子弟办的杭州西湖小学，才得知她的“爸爸”在朝鲜战场牺牲了，自己是烈士子女。每临清明节，学校都要把烈士子女集中起来，发糖果、学习用品，她还会从校长手中单独收到另一份礼物，是韦妈妈给的，很准时。
       韦妈妈成寡妇后，战友们为她张罗婚事，也不乏男人明显的暗示。
       有一次，韦妈妈脸红扑扑地对小闽西说：“小闽，妈妈给你找个爸爸好吗?”
       “我不要新爸爸，我只要妈妈!”闽西立即大哭大闹起来。
       韦闽西叹了一口气。她回头瞥了一眼后座的丈夫和女儿，他们似乎在小憩，丈夫鼻息粗重均匀，丈夫那军装盖在女儿身上，军装上那少将的金星肩章在晦暗中依稀可辨。她忽然有了一种负罪感。
       对了，韦妈妈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严厉起来，用命令式语气，说话就像军令一样简洁：“听话。”吝啬得连多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啊”字都不用。
       事隔很多年后，韦妈妈解释说，就是因为那次揍她。因为韦妈妈突然察觉到：不能光打扮她娇惯她，因而忽略教育她。至今，闽西还记得韦妈妈打她的细节。
       那一年，正值困难时期。读小学三年级的闽西放暑假，回到了韦妈妈身边。这天，邻家邱援朝来玩，出于好奇，把闽西那只洋娃娃大卸八块。这只洋娃娃一尺多长，躺下会自动闭眼，拍胸会发出“呀呀”的叫唤，是闽西的心爱之物。给邱援朝玩，她本来就不情愿，一见洋娃娃成了泥坯，就撒开了泼。见状，韦大姐过来抚慰。
       “好了，妈妈再给你买一个。”
       “不嘛，不嘛。他们也有妈妈，不会给他们买?为什么要玩我的，”
       “小闽，听话。他们家孩子多，负担重。你邱叔叔是战斗英雄，一只胳膊给日本鬼子打断了……”
       “不嘛，要他们家赔!呜呜。就是不嘛!”
       “不许哭!再哭，老子枪毙你!”韦大姐吼道。
       妈妈嘴巴上也不知枪毙了闽西多少回了，从来没碰过她一个指头，可这回动真格了。韦大姐抓了一根棍子，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拎起小闽西就揍了起来。忽然，韦大姐凄厉地叫了一声：“伢子妮子啊!”她丢下棍子，一把抱住闽西，嚎啕大哭，泪水泅湿了闽西的脖颈。
       正是韦妈妈唯一一次打她，所以很让她长记性。如今，闽西当了妈妈，也当了首长，在韦妈妈面前还是不苟言笑，活泼不足，严肃有余。不知为什么，她单独和妈妈在一起就会紧张，见妈妈就赶紧摸摸风纪扣检查军容。
       直到她参军的前一夜，她才知道亲身父母在朝鲜都牺牲在美国飞机的炸弹下。她生身父亲是志愿军的副师长，叫“伢子”，她妈妈叫毛妮子，他们都是“闹红”时韦妈妈带出来的少先队员。
       闽西的丈夫金大常少将跟闽西是中学同班同学，有一年冬天，他所在的学校请韦大姐去做革命传统教育。黑压压几千人聚在操场上，主席台上，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介绍韦大姐是红小鬼，从小上井冈山就懂革命，树立了革命理想……讲起开场白，直皱眉头的韦大姐终于忍不住，夺过话筒：“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我为什么
       参加红军?我父母挑我上井冈山去，反正在家也是饿饭，不如当红军。我那时候，才是个妮子，懂啥?”
       坐在前排的高一学生金大常看得真切，校长脸一阵红，一阵白，不住掏手绢，摘下眼镜，擦脑门沁出的汗。她把讲稿一丢，就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讲开了革命故事。她的故事很“另类”，也很新鲜，当然也有许多和当时的政治提法相悖。开始，校长还时不时插话进行纠偏：“韦大姐的意思是说……”出于礼貌，韦大姐开始还能容忍校长的插话，终于她不耐烦了：“是让我讲，还是你讲?你会讲还让我来干什么。”说罢，她拂袖而去。
       几十年的往事此刻一起涌上心头，闽西悄悄抹了把眼泪，在兄弟们身旁坐了下来。
       第二天凌晨，韦大姐病情逐渐稳定，在众人的恳求下，郦院长破例同意他们进屋探望，但再三交代不许说话。
       韦大姐闭着眼睛，她能感觉到孩子们都围在她周围，尽管她看不清他们，但她想说，这一次可不是我打电话把你们召来的。我是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她心里能感觉到，坐在床头一侧的是王跃进，坐在另一侧的是米可可，床沿依次围着的是邱援朝兄弟、郦家三兄妹、施小兵。韦闽西的一家是最后赶来的，她挤到床前，她从来就是这样，在孩子们中间喜欢拔尖。
       韦大姐抬了抬手，想说什么，但她觉得浑身都跟棉花似的，没有劲儿。
       ……
       四个月后，大难不死的韦大姐出院了。
       就在出院后第二天晚上她“失踪”了。干休所是第二天才发现的，搞得很紧张。后来才从米可可的电话里知道，她回老家了，是米可可亲自驾车陪她去的，谁也没带，只带了“大款”米可可。她让米可可给她修葺旧居，建造少年英雄纪念碑。
       金所长立刻给韦大姐打电话抱怨道：“韦大姐，你外出，也该给我们说一下。”
       “我回老家啦!”电话那头韦大姐显得很兴奋。
       “韦大姐，那边医疗条件差，你病刚好，这样吧，我带王军医去接你。”
       “接什么?我死也死在老家!”
       “韦大姐，你关系还在干休所里呢。”
       “我现在自由了，你这次就让我回去还个愿吧。”
       干休所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有领离退休工资时，还有人念叨着韦大姐，有人记挂着总是好事。
       还有人议论她：
       “从前，死活也不肯回一次老家，这回也不知是咋盘算的，说走就走了。”
       “嗨，老了，叶落归根嘛!”
       “归根?老家一个亲人都没了，在这儿好歹还有一群不是亲生的儿女。总不能让这些儿女也跟着去她的老家吧，她是老糊涂了吧?”
       “唉，这个韦大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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