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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一群人里要达成谁比较性感的统一意见，有时候比国家收复失地还要难。这确实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标准，同时也是一种流动的口味，就连以前国人觉得性感得不得了的小脚，今天想来也添了不少恶心。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品评的“态”，是性感画龙点睛的一部分，在手足、眉眼、肌肤都一一品完之后，最后的这个态，决定了女子性感的级别。李渔甚至认为，岁数大小、衣衫华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养态”，“当其养态之时，先有一种娇羞无那之致现于身外，令人生爱生怜，不俟娉婷大露而后觉也”。妇人有媚态，是性感的最高境界。这个媚，不是低级古装片里妓院女子的粗俗招客法，着于两个字，一个羞，一个淡，总之是有距离。大波翘臀，血脉贲张，还是好莱坞大片里的流风余韵，和本土的性感不是一种审美趣味。
       东方性感的特征是距离，是克制。男性的性感更是如此。克制是浓情不语，是盈满的水决不倾泻，是收敛、知情、容忍、磨难。《情人》里梁家辉最性感的表现是在码头上的离别，没有出现他的脸，但是那部长长大大的黑色轿车就是他自己，孤零零地停在邮船前面的车有着一种隐忍的表情，精贵，又不堪一击。“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她的手臂支在舷墙上，和第一次在渡船上一样。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
       《花样年华》里的周慕云和苏丽珍之间互相抚慰，他们不断想象和尝试着越界，然后胆小地闪开。苏丽珍在说服自己，也在说服周慕云，“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周慕云拿着一张船票问苏丽珍，如果多一张，愿不愿意跟他走。这个扮演、挑动、拒绝、伤感的过程，已经扭结超过了正常的理性和感性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游戏，过分的克制把愁肠百结演化成了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交谊舞，你进我退，你让我跟。一个双方都乐在其中的游戏，减少了不得已的悲剧背景，人也显得拖沓和黏稠。
       还是李渔说得对，态的妙处，在一个“养”字，要养到性情中去，养过头了，就变得不干不净起来。
       二
       有梦想的女人年轻的时候通常走两个极端，要么觉得爱和身体的结合是污秽的，爱到乌托邦，想到解裤带都羞愧难当，要么觉得它普通得和吃饭一样。后一种女人通常显得过于直接，然而这些人未必这样置廉耻于不顾，她们想过的是一种“发狠的青春”，没有梦想，或者梦想带来的疼痛的支撑，是很难像劳动模范一样不顾忌时间、场合和别人的冷眼，顽强地坚持下来。木子美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一定是受了纯粹情感的侵扰，不堪其重，才转而寻求从身体上认识男人——女人需要耗费一生心力才能接近一二的谜。而且我还可以大胆地预言，一旦木子美被哪位男性收入家室，有可能她将滑向另一个贞洁和温良的极端——只是看有没有男人有这样的勇气。这个预言姑且备考，且观后事发展，我只是说，如果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我们一点都没有必要吃惊。
       关于身体的重要性，林语堂早已说得很痛切了：如果我们没有了身体，只有纯纯的灵魂，那么我们怎么在亲爱之中去可爱的肩窝处放置我们的小巧的头，如何感受那粉雕玉琢的脸庞和像玫瑰一样轻轻张开的微甜的唇?李敖说的古代故事更为坦率：两兄弟去赶考，弟弟落榜，哥哥高中状元，还封了官。嫂子安慰弟媳，弟媳说，我才不难受呢，中了榜的人那话儿可就没了。嫂子听完大惊失色。哥哥回到家，全家喜气洋洋，唯独嫂子愁容不展。哥哥奇怪，嫂子据实以告，哥哥愤而驳斥：胡说八道，并立刻展示之。嫂子于是破涕为笑。哥哥叹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X
       年轻时代父母给予的情感教育基本上都是稀薄的，也是不实用的。我只记得表达情感很可耻，更毋用说去理解经营情感尚需要多少智力和身体的配合。后来我看到董桥给初长成的女儿Veronica的信，他说，“我爱你”三个字听听好听，想深一层就没那么简单了。他还说，文学就是叫人怎么说“我爱你”，政治就是解释什么是“我爱你”，而历史就是教你从别人对另一个别人说的“我爱你”中学会什么时候不说“我爱你”。如果这种教育是普遍的，政治和爱情都将不再那么难以理解了。
       三
       关于写情书的时代有没有过去，我周围的朋友一直有两种意见。我比较倾向于情书永远不灭这个方向，因为情书之重要，在于它是恋爱中的檄文，没有这个，一场恋爱战争的硝烟无法隆重点燃，就像舞台剧开始之时，灯光依旧明亮人声依然嘈杂一样，缺乏形式感。对于个人来说，写情书多少有点角色开发的意思，一个子素温良的人，情书里可能是热情得可怕，而玩世之徒却可以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认真，科学家丧失了理智，文学家变得像生物学家，把对方的头皮屑也当成标本来保存。
       经过多年的观察，可以当范本的情书多半不是写在自己情正当炽时，恋爱时候的疯话比较没有逻辑，也不注意修辞，恋爱的语境里缺乏让旁人观赏的美感。可是人总是在需要表达的时候抓瞎，于是构成情书写作的吊诡——直抒胸臆导致胡言乱语，谋篇布局层层铺垫又那么缺乏扑面而来的血气，美则美矣，不过隔靴搔痒。
       情书无非有三种，一种是狂热型的，徐志摩的情书可以作为代表，“我心花怒放就不用提了，眉，我恨不得立刻搂着你，亲你一个气都喘不过来，我的至宝，我的心血……”诗人在写作情书的时候，会比较藐视语法，表达自己在一般语言规范中无法传达的挚爱，比如“你已经激动了我的痴情”。还有一些带有血腥味的号召：“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候真想拉着你一同死去……咳，今晚要是有一杯毒药在近旁，此时你我竟许早已在极乐世界了。”这种你死我活的感情，足以烧灼周围，寸草不生。这是一种原始型的情书，受着本能冲动的驱遣，这种情书，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补鞋的，都有可能操作。一种是闲话型，正在打个呵欠之类的都可以写进去，把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事无巨细告诉对方，无非是想借助情书模拟两人依然在一处的想象。《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写给唐小姐的可以算做此类代表，王小波的也可以作为一个范本：“我一点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就不能谈论你的工作，那么怎么办呢?还是来谈论我自己。这太乏味了。我自觉有点厚颜，一点都听不见你的回答，坐在这里唠叨。”王小波和方鸿渐显然不是一个级别上的，接下来王小波闲话了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嘲弄了郭沫若描写两个女人洗澡，方鸿渐还是停留在呵欠层面，怪不得唐小姐最后的自尊心超过了对他的爱，他的魅力是有限的。第三种就是隽永型。张爱玲写在照片背后的那几句话是这类的经典：“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翁帆写给杨振宁的英文诗被好事者翻译成了中文，翻译者做了重要的再创作，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代表：“春来是佳期／妾当道别离／清风清泪饮／和爱葬青泥……”一般劳动人民要达
       到这个境界，还是有一定难度。
       情书总是会有的，不过通讯手段的进步也影响了情书的方式，短信泛滥让情书不可能用超长篇幅创作，情话絮叨，轻薄短小。一天清晨，我被短信吵醒，“我在班车上呢，想你了”，属于典型的第二类情书。我一看号码不认识，但是立刻睡意全无，兴致勃勃地回了一个短信：“怎么个想法呢?”对方没有再理我。
       四
       如果女人的两个极端是“妖艳”和“冷寂”的话，男人的两个极端就是“酷”和“面”。异性对这两种极端的期待也相差无几，男人喜欢女人对外偏一点冷寂，对自己就可以放肆妖艳；女人希望男人外表是酷的，方便她崇拜，不过对自己多少有些面，一以贯之的酷，有点拿捏不住。
       魏时名士荀粲，实乃面和酷的最优组合。荀粲出身世家，是当时著名的时髦青年，尤其喜欢争论“表象”、“意义”之类玄乎其玄的问题，因此还攻击儒家经典，说六籍全是扯淡。荀粲最著名的就是他特别喜好美女，跟人说，娶媳妇主要还是看好看不好看，德不德的不重要(德不足称，以色为主)。他听说曹洪的女儿长得不错，就娶回了家，夫妻恩爱，蜜里调油。
       荀粲当时娶妇当娶色的说法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裴令就说，这是一时性起的话，劝世人不要受荀粲的不良影响。荀的好朋友傅先生曾经在曹氏去世之后劝过他，你不就喜欢美女吗?以你的身家才名，再找一个美女又有何难?荀粲说，“佳人难再得。”这是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说，他前面的口号类似于花花公子欧阳克的话，这句话听起来就像说“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的深情君子。是他当初的口号故意高标傲世，还是和曹氏的美好生活改变了他，已难追断。不过有新的研究结果证明，荀粲之所以没有坚持唯色是举，主要是因为曹氏身怀绝技，精通房中之术矣。
       据刘孝标注说，荀粲生前“一时俊杰”皆为所交，不过死的时候只有区区十几人送葬。最倒霉的是，送葬的很悲痛，只是怀念“这小子真能说(追惜其能言)”，对他的伉俪情深不以为然。想来面和酷根底里有着深刻的矛盾，如果执意要走酷面结合的道路，终会遇到巨大的折损。作为女性，不管遇到酷的，还是面的，如果想要像曹氏一样被人终身惦记，似乎还需要学不厌精，成为技术型美女，让先生形成“路径依赖”，方成长盛不衰之功。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