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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认识黑暗，你便认识了世间所有的颜色。
       二
       从未去过山西，从未坐过飞机。飞机不坐也罢，我怕它会做自由落体运动；但山西却是终究要去的。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讲陕西是中国人的父亲、河南是中国人的母亲的话，那么，山西至少也是中国人的叔父。这等地方，读书人岂能不去。
       因此能突然之间飞赴山西，给我的印象之深刻外人难以想象。那种感觉，今生不可能忘怀。但究其原因，却并非因为那些，更大程度上还在于那次旅程与一条人命有关。
       小姨夫在山西的煤矿遇难。我要过去协助料理后事。
       消息是老家的妹妹电话通知的。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当时脑子里很模糊，简直可以说没有感觉。是的，就是这样。仿佛已经为它做了很久很久的心理准备，因此打击再大也不觉得突然。在此之前，媒体披露的一起又一起矿难让我心惊肉跳，曾经多次和家人亲属说起过，叫他快点回家。五一回老家探亲，又当面敦促过小姨。当时还忌讳，并未直言井下工作的风险，只说可能导致尘肺病，农村矿工得了那样的病，只有等死一途石石。
       小姨叫姨夫回来，姨夫不同意，说赚点钱再说。当时他刚从老板那里赊得万把块钱买了一辆车，从井下朝上运煤。起初给小姨治病的欠账还在，买车的本钱也没还清，回去自然不可能。小姨没有别的话说，又不放心，只有等女儿放假之后，带她从河南信阳老家来到煤矿，在那里陪了他一个多月。这个可怜女人，跟世界上所有可怜的女人一样，以为自己在跟前就能消除亲人的危险。其实呢，唉。
       这是他们全家团聚的最后时光。在此之前，姨夫在山西飘零了将近一年，过年都没回去。不过以前在别处，开年之后刚刚来到这个矿，因为老板是老乡，都是信阳人。
       三
       大舅定要我也去大同。一门亲戚，满打满算就我喝过几口墨水，更兼有任基层报社记者的短暂经历。我考出去几年之后，大舅姥爷的儿子，也就是大舅的大舅的儿子，他的舅表弟，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查出直肠癌，开学前后离开人世。
       还是你跑一趟吧。你不去，他们几个没一个有文化的，连名字都写不好，咋能处理明白呢?我看电视上有的赔偿四十几万，可不能叫他们几万块钱随便打发了。你小姨身体本来就不好，你是知道的。这么一搞，别连她的小命也送了。大舅的语气不容置疑。承蒙他高看一眼，我还能说什么呢?已经启程的小姨、二舅、小姨夫的两个哥哥一个外甥，甚至坐车都不知道取道郑州太原，非要像过去那样先到北京再转大同。
       只得勉为其难，匆匆收拾行装西进太原再北上大同。但半路上才知道，会合地点并非山西大同，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丰镇市，在大同以北五十公里处。这个消息让我心里一沉。来前咨询过律师，也在网上发了帖子，再度证实山西省政府确有明文规定，矿难的最低补偿标准是二十万。这个数字大约是全国最高的，因为矿难实在太多太频，管理层不得已，希望用经济杠杆制约。这个精神，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经济半小时节目曾经报道过。现在突然变成内蒙古．预定计划全被打乱。
       于是一边走一边埋怨他们几个没文化没见识，连个地点都问不明白。尤其是小姨，在矿上住了一月有余，竟然不知道行政区划，实在是糊涂到了家。
       老板把他们几个安顿在二○八国道旁边的一个车马店里，十块钱一个床位的那种。买了两条烟，留下一千块钱和两个中间人，然后匆匆离开。说大家都是熟人，面谈不方便。有什么条件，通过中间人转达。中间人是姨夫的同村邻居，也是他来矿上的介绍人。所谓的老板其实只是三老板，小姨以前和他接触过，双方处得还不错。大老板是矿主，二老板是这口井的承包者，这个要直接跟我们打交道的三老板，则承包了其中一条巷道，方式是每出一吨煤，他提成若干。这还是年初的事情。他接手之后，已经出过两起事故，死伤各一。先前那个死者也是信阳人，赔了十三万。这一点小姨和中间人都知道。他们都说，老板今年恐怕没有钱赚。
       一个消息让我松了口气——矿难地点确实在山西，二十万的标准依然理论上有效；另外一个消息又让我心里一紧——中间人说，老板的底线是十四万。超过这个数，他拿不出来，随便苦主怎么办。这人也没文化．混过江湖；喝过稀饭——信阳人不说坐牢，喝稀饭：下过矿井：出过事故。按照他们的标准衡量，是个爽快人，为人也不错，大家平常处得都很融洽。如果谈不拢，他起身离开撂挑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姨根据双方一个多月的交往．也表示认可。
       大舅为小姨考虑，主张四十万。舅舅管外甥天经地义，我一直将之视为任务。刚接到消息时义愤填膺，五十万甚至都想过。这些黑心矿主只认得钱，就应该叫他赔个倾家荡产；行前咨询律师，除了山西省规定的死亡赔偿，还应该有父母的赡养费用，子女的抚养费用，死者的丧葬费用，亲属来往的交通食宿费用与误工补贴。父母赡养年龄计算到七十五岁，他父母都已超过这个界限，这一块不存在，但小姨身体不好，没有劳动能力，应该考虑。丧葬交通费用要不了多少，也就是一万块钱。她女儿刚上初一，抚养到十八岁，再加上小姨的身体状况，即便考虑到矿上的现实条件，我想二十五万也应该是合理的。对方的十四万，与此距离遥远。
       怎么办?我满脑子茫然。
       四
       十块钱的车马店以前在电视上见过，切身体验还是头一次。不是自己多有钱．而是外出机会少，出来也就住宾馆。别的不说，至少要有卫生间能洗澡看电视。这几样，在这里都是奢侈品。床单沙发都看不出底色，论资历估计不比我小多少。说句心里话．水我都懒得喝，不渴到招架不住的地步，决不开口。
       唯一的念头就是走。赶紧走，马上就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何况如此情境。亲友们已经在这里悬了两天一夜，此刻更是归心似箭。此前我嘱咐二舅答复矿方，等我去了再谈。据说老板当时反应很强烈。说还要来记者，看来是想搞我啊。要这样，干脆别谈!
       当时这曾经满足过我那点可怜的虚荣心，但现在看来，却是个天大的失误。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二是增加了亲友们的焦虑情绪，消解了他们坚持下去的斗志。在这期间，老板再没有照过面，姨夫人在哪儿，也没个准话。如此情境，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简直就是绝对真理。
       两个中间人，大的是哥哥的小学同学，乳名孩娃；小的是小妹的小学同学，乳名杨猫，当时可没少欺负小妹。现在大家还习惯于这样称呼他们。孩娃是真正的中间人，杨猫严格意义上只是见证人。送医院抢救直到最后给姨夫穿上寿衣，他们俩始终在场。老板的意思是让大家别误解，以为当初抢救没尽力不及时。他们俩在矿上干的时间长，死亡可谓司空见惯。杨猫自己也出过工伤，去年腰被撞断。他说，在医院的急救室门外，三老板打电话向大老板汇报时，后者在手机里的态度很明白。不管花多少钱，能想什么办
       法就想什么办法。那是在晚上，周围很静．所以他听得清清楚楚。介绍这个细节时，杨猫使用了一个书面用语，感动。这我倒不怀疑。无论老板多么有势力，总是不希望死人的。这不符合他的利益。他还说，去年在另外一个矿，老板——也是信阳人——的亲舅表弟出事，只赔了五万。四万是行情，一万是亲情。标准是今年刚提上来的。来大同的路上，曾就此征询过邻座的女孩儿，她们家周围到处都是煤矿。得到的消息是，下井的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一般只在地面上干活。井下矿工的生命诚可贵，值个十几万吧。
       我们一起商量条件。三老板次日早上要过来，双方摊牌。直到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处境尴尬。我唯一的武器，不过是知识。但那些东西要生效，需要一个大前提，法律。而对方根本不打算承认这个。也就是说，游戏规则需要重新制定。其实行前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希望私了，过来谈判。我如果要坚持，只能成为唐吉诃德的当代中国煤矿版。
       公了是有风险的。首先，我们客场作战，他们有地利之便。不能无端怀疑地方官员腐败，与黑煤有染，但再廉洁的官员，与煤矿老板关系不好也不可想象。果真如此，不是官员廉洁，而是老板无能，不会公关，煤矿早晚要关张。孩娃杨猫和小姨都说，不明白这矿有什么背景，只知道周围别的矿关关开开，但这个矿很少停工。这就是公了的第一个风险，能否顺利立案。当地政府同意公开立案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即便官员足够廉洁，煤矿至少也是当地的经济增长点。税收啊CDP啊，这些数字政绩都离不开他们。他们决定数字，数字决定官员前程。弄不好，该矿还是当地村、镇乃至县里的招商引资项目，矿主脑袋上也许还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光环。
       即便顺利立案，还有第二个风险。只要立案，官司肯定能赢，判决绝对远高于二十万，这一点没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生效。判决执行难，乃中国国情，地球人都知道。因跟三老板很熟悉，大家都知道他的底细。他今年才开始承包巷道，以前也跟他们一样是苦力出身，并无多少积蓄。包巷以来，已经出了两起事故，死亡那起加上抢救费用，损失在二十万以上；再算上工伤，总数接近三十万。他确实不一定能拿出这个钱来。虽说大老板法律上有连带责任，理论上不存在能力问题，但慢说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就是十天半月，我们也拖不起。
       说穿了，大家压根儿就没有打官司的心理准备。只得私了。小姨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关键在你。满意不满意只是个心理感觉，别人无所谓，关键在于你自己。因为以后的生活，要你自己过。
       最后商定，索赔十八万。若不成，则起诉。
       五
       暂时没了事由，二舅他们几个又开始打牌。当然是挂彩的，我们这里叫黑三张，山西当地叫扎金花。杨猫说，去年他来牌赢了一万多，其中就包括三老板的。
       刚开始小姨也在打牌。我到下面倒点水喝，然后坐在国道旁边的旅店里，看川流不息的大小车辆，发呆。间或也看看在机场新买的书，《菊与刀》。
       极度无聊，只得再回房间。路过第一扇门，里面依旧热闹着，第二个房间本来是空的，此刻忽然人影一闪。是小姨。正在抹眼泪。从开始知道噩耗到现在，大家的表情一直很正常、小姨也是如此。最多不过几声短暂的轻轻叹息。落泪，我还是头一次见。
       脚步略一犹豫，折身拐进去。见了我，她赶紧擦干眼泪，恢复常态。这让我大松一口气。所有的安慰都是那么的苍白。无论如何．结局都得她自己独自承担，无人可以替代。我能说什么呢?那些空洞的场面的无比正确但一钱不值的劝解话，不说自己过不去，说出来自己更过不去。如此一来，等于免除了我的心理苦难。我还可以像过去那样，对事故的结局故作不知，视而不见。无法判断小姨真实的心理活动究竟是要强，还是像她自己说的，跟人一起热闹不觉得，独自一人才会伤心。总之她已停止哭泣，我不必紧张。
       小姨说，事故来得非常突然，但又仿佛存在预兆。她刚从煤矿回去，头天到家，第二天就接到这个消息。这口井的产量越来越低，最近这段时期经常停工。许多工人趁机回家，小姨叫姨夫一起走，他不肯。以往说到这个问题，他总说这里多好，不热，也没有蚊子，回去干吗。说急了就来句气话，不回。多咱死多咱回!
       很久没见过姨夫的面。我无法知道他这么说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煤矿生活远说不上好。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能见到月底结算从不拖欠的现钱吧。除此之外，再想象不到还有什么。蚊子少倒是事实。因为干旱缺水。大同的人均水资源占有率是山西的二分之一，全国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实在不成问题。饮食起居即便习惯，也没理由比老家更习惯吧。
       小姨带着女儿临走前，一家人到三老板的住处告别。她家属当时也在。都是老乡，论起来还能找到不少共同的熟人，两家一直处得挺融洽，三老板也爽快地给小姨预支了五千块钱的工资，以便她回去给女儿缴学费。就在告别前，姨夫突然对女儿冒出这么一句话：盈盈，再看你爸一眼吧，要不就看不着了。他当时是带着笑说的，似乎是玩笑，但在煤矿上却是天大的忌讳。谁也不知道他干吗要这么说。更不会有人知道，那竟然一语成谶。就像我毕业时那样。那时偶然看到一幅不甚准确的地图，到烟台与去青岛的铁路本来在蓝村分岔，那上面却印成了胶州。于是我随口道这地方好啊，去烟台和青岛都方便，将来我就到那里去。结果真的在此僻地一隅葬送了最后的青春，直到现在。
       牌局吵吵闹闹地结束。二舅曾经跟姨夫下过两天井，他过来说，姨夫就是胆大。许多地方明明有警示牌，别人都不敢去，他偏要去。为什么，因为那里煤多，好装。别处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才能装一车，而那里也许只要几分钟。结果到底出了事故。冒顶。致命伤不在头部，而是内脏。我问孩娃，知不知道井下的危险，他说谁不知道?下井除了小心，只能赌运气。该死该活生死簿上都有定数，逃也逃不掉。这两次出事他正好都在旁边。头回出事后，吓得好几天没敢上班。杨猫插话道关键在个人。有人每月都全勤，还恨不得上连班，他不。自从工伤之后，每月只上十几个班，反正完全凭自愿，老板并不像广东兴宁矿难中的黑心矿主那样强迫。能挣一两千块钱，够在当地开销就行。其余时间都是打牌。娱乐不说，还挣钱，连三老板都不在话下。我说他的钱你也敢赢?他说怕什么，牌场无父子，愿赌服输么。杨猫身上的皮夹克显然不是地摊货，也比较新，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这群人中间显得很打眼。
       说一千道一万，终究是年轻。
       饭后是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下午。脱掉外衣，以最标准的午休姿势躺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头昏脑涨地起来，他们几个的牌局也散了场，在苍蝇的伴舞下，死气沉沉地盯着那台只有两个清楚频道的破电视。我皱皱眉头与鼻子，进去坐下。
       很奇怪，此刻我满脑子都是对煤矿与井下的好奇，似乎身份不是苦主亲属，而依旧是小报记者。于是不住地追问杨猫。闲聊中，
       他告诉了一个令我震惊的细节，那就是他曾经给大老板当过打手，帮他到陕西夺过煤矿。老板看上了那个矿，要买下来，但开价涨到三千万，对方还是不同意，于是就组织了满满两大客车小伙子，人手一刀或一枪．浩浩荡荡而去。到了矿上，占领所有的办公室，稍有不从，格杀勿论。打死一个，就撂下一摞钞票，五十万。到底还是以三千一百万的代价，获得了采矿权——在此期间，矿上死了两个人。
       这事实在离谱，怎么听怎么像传奇故事。但是孩娃给予了证实，小姨也隐约听说过，说姨夫还曾经跟她商量，过段时间转到那个矿上去。那里产量高，钱更好赚。我顿时感觉脊背阵阵发冷。问杨猫道老板叫你去你就去，不怕出事?杨猫道老板出钱雇的我，我要是不去，今后还怎么干?再说我们有准备．人又多，一般出不了事。那两天我们抽最好的烟，喝最好的酒，住最高档的宾馆，每天两百块钱补助。出了事老板兜着，死伤都管到底，事成之后还有奖金，其实挺带劲的。我说死的那两个人，有没有你杀的?杨猫说没有．我们去的那个办公室都很老实，根本没动手。这事谁还是傻子，反正矿是老板的!我说要是他们动手，你会不会开枪?杨猫的回答很干脆，说开，肯定开!既然老板给了钱．那我肯定得拼命。再说到那时候不拼命也不行，你自己的命就没了。
       一缕阳光从窗间照进来，我使劲眨眨眼睛，才看清杨猫的面容。和往常相比，那上面没有任何多余的内容，一如既往地平静。凉意慢慢从脊背浸入心底。老半天之后，我才弄明白那一刻的情境，即自己并非那个矿上需要面对杨猫他们手中刀枪的人，大家还是老乡。我鼓了鼓勇气，才问出这个问题。如果明天谈不成，老板叫你跟我们动手，你怎么办?杨猫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咱们是老乡，老板找谁也不会找我。我固执地追问道，我说的是假如。假如他一定要你动手，你动不动?杨猫犹豫片刻，成熟地笑笑，说那怎么可能。我不。兔子不吃窝边草么。我说兔子可能真不吃窝边草，因为窝边没有，草已经被吃光了。说完苍凉地一笑。
       
       六
       苍蝇在我跟前不住乱飞，直到把我也转晕，成为它们其中的一员。下楼上楼，再下楼上楼。如此两次后，我不敢再继续，唯恐真的成为苍蝇，便向旅店借了辆没有锁的破自行车，想到丰镇市内转转，找个网吧。行前旅店老板娘嘱咐我小心别弄丢车子，他们一偷走就拿去卖废铁，找不回来的。
       接连跑了几个网吧，均告客满。车轮带着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转，忽然看到新华书店。进去瞧瞧，新书很少很少，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书籍落满灰尘，边角处都如煤炭染过，但依旧摆在显要位置，且不打折。
       终于找到一家网吧。帖子还有人回应。从未谋面的文友玄武说在他们老家宁武，矿工一条命价值九万，但外地人比本地人低；同样栖身小县城写小说的杨遥邀我到代县一叙。从地图上看，代县正好在大同和太原中间。还有两封邮件。杭州一个朋友表示惊讶，说最近没听说大同有矿难发生啊。我回复邮件，说要是你们知道就好了，坏就坏在事故很小，只他一人死亡。事情一旦公开，规模大到震动中央的程度，何须我等小辈劳师远征，中央派出的调查小组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妥善处理好全部事宜。赔偿四十几万，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发生的。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要做大做强。就连暴死，也得选择大事故。那样家属获得的赔偿多，遭受的麻烦少。发出去以后又有点后悔，因为这话暴露了自己人性中的黑暗面。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赔偿，竟然不惜累及无辜，委实有点缺德。可邮件已经发出去，追是追不回来的。
       给家里打个电话，媳妇叫我小心点，注意安全，六岁的儿子嘱咐我，别忘了给他带礼物。我当然都点头称是。可是放下电话，又觉得茫然。就眼前这条件，能给他带什么礼物呢?想来想去，只有奥特曼。他的快乐很简单，除了动画片，就是奥特曼。
       找吧。反正寻找的过程就是杀死时间的过程。最终买了个奥特曼，和两本童话故事书。
       那天晚上真吃了顿晚饭。杨猫请二舅还有姨夫的哥哥到丰镇市内洗头，快天黑时才打车回来。饭桌上，他们照例喝了点酒。一瓶当地产的薛刚醉，二舅和杨猫平分，然后当仁不让地自斟自饮。这种场合，还能喝得下去?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他们却浑然不觉，依旧吆吆喝喝地碰杯。我想，二舅肯定是酒精中毒的先兆，中度依赖症。否则岂能如此。
       七
       矿方代表，也就是三老板，次日一早到的。我们提出先看看人，他不同意，说离这里很远，还是谈好再说吧。这可是他最大的筹码。我顿时醒悟以前的幼稚与幻想，还指望好吃好喝。把我们安顿在这样的鸡毛小店，省钱还是小事，更关键的是可以强化我们的不适与焦虑，促使我们尽量妥协，及早了结。这，可真算得上是血的教训。
       小姨觉得抹不开面子，决定还是通过中间人孩娃传话。但反馈的信息是不可能。十四万是最终条件，老板是爽快人，不喜欢讨价还价。我们紧急磋商，决定降到十六万。如果还谈不成，就把他控制起来，直接送到公安局。
       孩娃传话过去，老板起身就走。我血涌头顶，彻底忘了杨猫说的那个血腥故事，和二舅疾步追出去，在上车前的那一刻将他拦住。我说事情还没解决，你就想走，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说这不是你们的态度嘛。十六万以下免谈。既然这样，我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渐渐看清老板的庐山面目。远非想象中的青面獠牙，或者黑心烂肝。模样跟二舅孩娃他们差不多，最大的特点是脸上的皮肤很黑，只是服装比他们稍微整洁一些。右手食指残，左手从手背直到胳膊遍布青黑色的麻点。都是以前事故的留念。
       我说法律上规定的赔偿数目，老板很不耐烦，说你别跟我讲法律，我虽然没文化，但喝过几年稀饭，听管教讲也能学到不少。法律是法律，问题是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你非要打官司，那我只有跑。反正那矿也快开空了。信阳老家还有两间破房子，你们不嫌就搬走。他妈的，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今年点子不正，倒霉!老幺——姨夫的乳名——也是运气不好。要是摊在大老板身上，别说二十万，三十万他也能拿。我不是没这个能力嘛。反正就是这个情况，你们几个就是把我剁了，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我提到小姨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条件，老板说家里不困难，谁会下井?上次那个是倒插门，上面四个老人，下面六个孩子。这杨猫孩娃他们都知道的。同样也在这个房间，从大到小一溜六个，谁看了心里不难受?但还是个没办法，最终不也赔了十三万!
       老板带了一个帮手。山西当地人，也开煤矿，也喝过稀饭。贩卖枪支进去的。心黑不黑不知道，反正脸特别黑，衣服也黑。指头上套一枚大金镏子。他帮腔道实际上还是你们运气好。要是出在去年，十四万也没有，最多四五万。就是年初也没这么高。正月初九我矿上死了一个，赔多少?才九万!你们要打官司也行，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这是恐吓，有点虚张声势的意思，但也
       不完全如此。真要打官司，还就得有鱼死网破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吗?弱者就是弱者。
       我叫他们几个看住老板，自己悄悄带着小姨到楼下打电话。那天才知道，事故发生地也不在大同境内，而是左云县，隶属朔州市。小姨和二舅虽然去过，但都是跟别人去的，一去就住下，根本说不清地点，遑论详细路线。就连长途区号，都得现查。
       先打到县公安局，询问能否报案。对方一听，说这事不归我们管。我说怎么不归你们管，私自转移尸体，不是已经触犯刑律么，那人说证据，证据呢?尸体在哪儿?我顿时语塞。醒过神来正要开口，那边已经收线。
       我一下子明白了何为脑溢血。接着就要追拨，却被老板拦住。他说别急，我先记下话费，一次一次来。我如同又挨了一记闷棍，却又无可奈何，只得由他。再打过去，电话响了许久才被接听，却又不是刚才那个，我如同牛人枯井，有力无处使，除了再复述一遍前因后果，还能如何?但那些相同的汉字似乎没进听筒，全部淤塞在自己大脑里，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荒诞。那人道这事不归我们管。听到这话，我先前因愤怒而产生的理直气壮全部烟消云散，赶紧说那该哪儿管呢?他说你找矿业局吧。随即我耳边又是清脆的一声喀嚓。
       查到矿业局的电话，心里直犯嘀咕。还要继续复述，实在让我打怵。还好，刚说到一半，那边已经飞起一脚把皮球踢了出来。你找安监局吧。我没等他说完，赶紧道他们电话号码是多少，能麻烦你告诉我吗?那边的态度挺好，都是文明用语。对不起，我不知道，请你打114查询。
       安监局的态度是左云是产煤大县，境内煤矿很多，出事故是难免的。既然只有一个人，还是你们自己协商好些，大家都方便。听到开头那几句话，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段毛主席语录，险些没当场背诵出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真的，看了那么多相声，没有一出比这个更滑稽。
       怎么办呢，我是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小丑，突然之间破了裤子。前排观众已经隐隐看出名堂，只有后排观众还没发现。是小姨解救了我。她摇摇头叹口气，说算了吧。
       最后一番努力的唯一结果，是白白浪费长途电话费二十六块五毛。
       我们再度集中磋商。决定是不言而喻的两个字，妥协。来的这些人除了二舅和小姨，姨夫的大哥原本是乡村兽医，已经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信阳买了房子，洗脚上楼了；他另外一个哥哥长年在信阳做木材生意，向山西的煤矿发防护用的木材；他外甥以前在信阳上班，现在辞职开出租车。加上我，都算是有点见识的，不是只能逆来顺受的农民。但我们的意见却是出奇的一致。不能硬来。本来还有一点扭送见官的打算，但就在最后，我突然悲哀地想起一个致命的细节：事情发生在山西，丰镇没有管辖权。丰镇人民警察肯管信阳人民的麻烦事吗?没有人敢怀那样的奢望。否则老板何以选择这里作为主场!姨夫的外甥说咱们先拿到这些赔偿再说。你要是觉得有把握，回头再跟他们搞!
       妥协的结果是十五万。老板说下去跟矿上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凑够这个数。我们几个，和他的帮手在上头闲话。不知怎么回事，老板单独跟小姨接上了火儿，还价十四万五。说我确实拿不出恁多钱。到了年底，如果还有赚头，不就是五千块钱吗，我一定到你家去看看，再给你补上。
       小姨只得点头同意。她说受不了那样的感觉，丈夫尸身无着，他们却在这里围绕他的命讨价还价，卖命一般。左右不过五千，过去吧。
       约定次日一早老板带钱过来，双方签协议，然后看人，火化。我们都要求老板早点来，老板说我尽量早来。但是首先得准备好钱。十几万块钱，我拿出来就那么容易?
       八
       中午老板叫旅店准备几个菜，要喝酒。说不管咋样，至少是老乡。我本来就对杯中物不感兴趣，这种状态下更无兴致。简单吃点随即提前离席。旅店老板不会做米饭，稀饭煮得像干饭兑水，干饭煮得像稀饭过火，含水率一直成问题。没办法，我只得以莜麦面果腹，全当体验生活。
       这时才知道，姨夫就停在丰镇市火葬场。而此前他们都说，因为火葬场没有地方，临时放在丰镇市医院的太平间。当然，即便家属去，拿不出字据，人家也不可能让探视。
       历史上第二个漫长的下午开始了。帖子上留了手机号，号召有心又有力的网友发短信提供信息帮助，但是手机一直沉默着。只得再去网吧。在单位时上了班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留言和邮件随时都能看到。又是一天过去，也许会有什么重要信息呢。
       但上去一瞧，QQ上没有一个头像闪亮，信箱里有两封新邮件，一个是卖软件的，另一个要推销传真机。不看心里空虚，看了更加空虚。我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再去新小说论坛，帖子还没沉到底，但把它托起来的却是一个网名叫我是骗子我怕谁的网友的回复，道对啊对啊，赶紧发短信吧，费用不是一元就是两元一条。这手法还比较新鲜，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大同哪有什么矿难。
       看来是个过客。常客应该知道我的网名。我匆匆写个回复，说你真聪明，就是聪明得有点过头。我真希望这是个骗局。对，要是个骗局多好啊。但写好之后，最终却按了取消键。
       死一个或者多个人，如何死的，有谁会关心呢?对他们来说，那都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这个帖子，还是快点沉底吧，何苦搅扰列位看官的清兴。
       空落落地回到旅馆，没滋没味地吃完晚饭，大家闲聊打发时间。孩娃和杨猫叙述的一个细节再度令我震惊。他们说，姨夫当初送进大同——左云离大同更近，也可省去别的麻烦——医院太平间时，是第六例矿难死者。当然，事故发生在不同的煤矿，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问他们，下井前，有过安全培训吗?他们摇头。说哪怕你以前从来没下过井，只要愿意下，老板也不会阻拦。我又说，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你们既是工友又是乡亲，你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能接受这样的赔偿条件吗?他们答道，按说呢，赔的是不多。但摊上这个小老板，也只能这样。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他要是只给十三万，咱们不也是没办法?我长叹一声，说你们怎么办，还回矿上干吗?孩娃说不回矿上干，还能干点什么?咱们老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婆孩子亲娘老子，都得活命啊。
       我们正在闲聊，小表妹盈盈打来电话。在向晚的寂静中，她的声音清晰地传入耳膜，然后点点滴滴地砸在我心窝上。妈，我爸怎么样，好点了吗?可怜的姑娘，全世界只有她还不知道，她可以叫爸爸的那个人已经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今生不会再回来。小姨迟钝片刻，说好点了。你不用担心，后天上午我们就一起回去了。盈盈说那可好。妈你知道吧，爷爷奶奶把咱们的房子都拾掇干净了，你们回来就可以住。自从小姨生病，姨夫被迫出去打工，他们就一直在信阳租房子住，老屋门前已经野草萋萋。小姨他们跟公公婆婆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如果不是碰上这个急事，她也不会把女儿临时托付给他们。
       小姨仓促地说我知道了。长途电话很贵，手机还是漫游。你要没事，就挂了吧。盈盈说好。快开学了，我还得去复习呢。
       昏黄的灯光散漫地照在我们脸上，烟在周围飘荡，充满虚幻的感觉。很久之后，屋里还沉默着。只是空气越来越糟糕。我从不主动放毒，也不想被动受害，窒息的感觉因此越发强烈。于是起身离去。
       没过多久，小姨来找我，跟我商量，给她公公婆婆一万块钱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不愿意。那一刻，我的感觉很怪。敌我矛盾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取而代之?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态度正好证明了自己的无知与浅薄。貌似仗义疏财看淡金钱，实则人云亦云没过脑子。金钱的涵义，远非我能背诵的那几首风花雪月的诗词所能涵盖。
       我说不少，他们要是讲道理，应该能接受。按照法律，你和盈盈都是第一受益人，你们一分都不给，也能说得过去。即便赔偿二十万以上，法律规定的赡养年龄他们也已经超过，并没有这一块的赔偿，给不给不在别的，只在你们之间的感情。小姨说感情，他们对我们哪有什么感情?
       九
       次日老板来得很早，还不到七点。我怀疑，他并没有回左云，丰镇就是他的大本营。要知道，中间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但是不到七点半，他接了一个电话，随即匆匆离去。说是手续上还有什么问题。
       再过来时，已经十一点。原来是火化手续有问题。尽管他给火葬场的头头塞了五百块钱，但对方还是要先办死亡证明，他只得赶回去现开。那人可真是好干部，收了钱也不忘原则。
       小姨不出声的眼泪，想必已经填平那条直通火葬场门前的坑坑洼洼的土路吧。进了办公室，两份文件摆在面前，需要小姨签字。一份是死亡证明上的同意就地火化，另外一份是和解协议。小姨不识字，由我代签，她摁手印。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这个读书人，此刻终于派上了用场。本来以为死亡证明上可能是别人的名字，没想到不是，就是姨夫的大名。他虽然死得轻如鸿毛，却也光明正大，没有偷偷摸摸地死去。赵正宇，这个称呼的利用率很低很低，他差不多一直是老幺。今天好容易用上正式的称呼，却是这样的场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死亡原因是脑血管破裂，出具单位是当地的煤矿医院，医生也姓赵。只是龙飞凤舞的书法罩住了名字，后面两个字我不认得。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姨夫的确切年龄，四十。岳飞三十九岁罹难，郑成功三十九岁去世，还有格瓦拉与肖邦。姨夫比他们多活了一年，而这一年，正是暗五天日的井下岁月。在他刚刚赚出买车的本钱时，一切戛然而止。
       “本协议具有法律效益”。这是和解协议的最后一条。看了这条，我笑了。在心里。嘴角只抽搐一下。荒唐的不是“益”这个别字，而是非法的文件，竟然也要寻求法律保护。
       小姨在死亡证明上摁好手印，指着和解协议随口问道，这张也要摁?火葬场方面的人沉稳地笑笑——不是心里，而是嘴角上——说那是你们企业的事情，与我们无关。这些混蛋，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想必早已驾轻就熟。
       十
       阴暗发霉的停尸房里摆着一辆低矮的车子，尸体上覆盖着一层记不清颜色的布。姨夫脸色红润，想必是化妆的效果；脸上半部涂有一层厚厚的白色，已经干结。左腮下的那颗黑痣赫然，指甲间的煤灰赫然。
       我真想伸出手指，触摸触摸姨夫的躯体，感受一下他皮肤的温度与弹性，但是不敢。没有一个人敢。我们的距离如此之近，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皱纹，但却是阴阳阻隔，完全的两重世界。无法跨越，不能跨越，不敢跨越。这几天从胶州到丰镇奔波三千里，我心灵走过的距离更加遥远，难以计数。但是结果呢，却是那么的荒诞。我发觉就像真理与谬误的差别一样，生与死之间，也不过是一纸之隔。我觉得自己一个成年人，偶尔写两笔小说的成年人，知道何谓生命何谓死亡，但直到那时才发现并非如此。实际情形正好相反。我根本不明白死亡的具体涵义，正如不明白生命的具体涵义那样。什么是我姨夫?他的躯体还和过去一样，只是少了很少很少的一点组织；他用来思维的大脑，以及和我们交流的眼睛与口腔，都毫发未损，但是生命却已经将它们全然抛弃。那生命究竟是什么?谁才是我真正的姨夫?难道就是老板所说的，抢救时价值一万九的血液．或者损失掉的那一点点组织?这超越了我的思维能力，我不能理解，我为此而头疼。
       这不是我的老幺啊，才几天他怎么这么瘦啊，都是你们害的呀。你们把我的老幺还给我啊。老幺，我哭的声音恁大，你听到了吧。小姨跪在丈夫跟前，放声大哭。那话语如同支支响箭，不停地命中我胸口上的靶心。闭闭眼，是停尸房里采光不足的昏暗与霉味；睁开眼，还是停尸房里采光不足的昏暗与霉味。我不敢再作尝试，我害怕那短暂的转换，会突破生死之间那层纸的距离。我在心里高声告诉自己，不错，这具冰冷的尸体，就是过去热情的姨夫。他曾经招待过我，还曾经在我求学期间给过我若干的资助。绝对值不大，相对值不小。他叫着我乳名招呼我吃菜的声音言犹在耳，可是现在却声息全无，独自躺在这黑暗的房间内。黑暗他想必已经适应，但此去黄泉只他一人——另外五个，都是陌生人，而非同伴——他冷吗?累吗?孤独吗?想家吗?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在他还是我姨夫的时候，他可曾幸福过，快乐过，获得过普通农民式的小小的满足?每到月底，按时拿到那些冒险的代价时，他因为矮小贫穷不能生育而造成的周围人的漠视嘲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压力，是否有过稍微的缓解?我也不知道。而且我敢说，小姨也未必知道。贫困的生活也是粗糙的生活，没有柔和的线条，只有尖锐的棱角，容易造成相互伤害的棱角。你越爱对方，就越容易伤害对方。
       父母年近八十，养女刚上初一，妻子失去劳动能力。这一切都是他下井的动因。我可以凭良心作证，他是个塌塌实实的农民，勤劳本分，我从来没听说他有过偷鸡摸狗的劣迹。这样的事情在当下的农村其实并不少见。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不比多数邻居更穷，但是后来小姨生病，他们一家顿时陷入困境。他不得不卖掉手扶拖拉机，到信阳火车站扛包抬木头出大力，然后下井。每次回家，都叫嚷腰酸胳膊疼，浑身都疼，所以不知道哪儿疼，反正就是个疼。但即便如此，直到当时小姨还欠我两千块钱。那是救命钱，借出去时我就没打算要，但小姨还记着。她说，账就是账。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姨夫的躯体或者生命，而是他穿的寿鞋。白色的底子上印着红色的吉祥图案，给了我再强烈不过的视觉冲击。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钱，谈论数字，对于死亡，似乎没有具体概念。好像姨夫亡故不是眼前的事实，而是遥远的传说。直到那时，他的一身寿衣，才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真实气息，为那条空洞的概念填充了具体的内容。一条命，生物学意义上法律意义上伦理意义上的活体，悄无声息，穿上寿衣，就没有了。死亡对于生者，是
       烦恼是哀痛，但对于死者，也许并非如此。一个借口蚊子少而不肯回家的人，一个年纪轻轻老叫嚷手疼腿疼的苦力，一个到死都还不清账的穷人，一个天天都要拿生命冒险的矿工，一生的目标绝非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只是脱离贫困。但即便如此，希望还是那么的渺茫。即便侥幸逃脱了那天和今后所有的事故，他能逃过过劳后遗症的阴影，能逃过尘肺病的折磨，能逃过贫苦的困扰吗?我丝毫不敢乐观。
       可怜的姨夫，你原谅我吧。我认为死亡对于你不是别的，只是解脱。你从此不必下井不必冒险，只消安静地躺着，休养你过劳的身躯。你躺着吧，就那么躺着。我敢保证，你的腰不会再酸，腿和胳膊不会再疼，肺叶也不会遭受煤灰的污染。我说得不确切，疼的不是腿，也不是胳膊。你这辈子根本没找到那感觉的具体位置，它们像旋涡，将你包围。儿子刚刚六岁，却成天在我耳边嘀咕，爸爸，我不愿意去世。问他原因．他说去世后只能躺在那儿，也没有人玩，多难受。可怜的孩子，他不可能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也可能会成为灵魂的解放与肉体的解脱。
       当时的感觉刀刻一般记在心上。那是震惊，几乎导致失忆。原来，死亡并非十四万、二十四万或者三十四万这样的数字，而是眼前的实物。一双寿鞋，一身寿衣，一顶寿帽。我喉咙发堵，仿佛有烂草，使腹内气息不能上通。那是什么?也许就是古诗文中所谓的块垒?头皮发麻，脸皮发紧，全身发热，最后是最强烈的感觉，恶心欲吐。一周之后回想起来，还是如此。我丝毫不想触动这噩梦一般的记忆，但是没用的我只有手中这支笔。仅足自慰，如此而已。
       我匆匆看两眼，赶紧远远地退到门外。我感觉到了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板和他的帮手还算人性未泯。他们俩没有过来，假惺惺地跟姨夫告别，而是远远地呆在火葬场办公室里。我相信，他们对于生命和死亡，尚存敬畏。
       他们要杨猫去买点纸和鞭炮。老板不让小姨去矿上，说是害怕在矿工中造成恐惧，影响产量。姨夫去世的消息在矿上并未公开。这就是大老板要尽力抢救的根本原因。孩娃奉命回去整理姨夫的遗物。如今东西孩娃已经拾掇好，在大同等着。这边一处理完，就到那里会合。如此，杨猫就成了中间人。他们的意思，还是想叫老板花这点钱。但是被我阻止。我和杨猫一同过去，花三十二块钱买了点纸与炮，送姨夫远行。但是这并不能让我的良心稍微安宁一点。那个可怜的农夫，生前我不曾敬他一支烟一杯酒一点吃食，甚至不曾给他打过一个问候电话。也许曾经给过一点小钱，但名义还是给表妹读书的资助；直到大去之日，他丝毫感觉不到，小姨哭声再高他也听不见时，才想起以这样的方式给予馈赠。但这真是为了帮助他抵御黄泉路上的孤寒吗，还是自私地想安慰自己可怜的良心?
       是的，那三十二块钱，让我痛感自己的鄙薄与渺小。早呢，早我干吗去了?
       印象最深的那次，他在我们家吃饭，不知何故我们根本没摆桌子，他就坐在灶门前。微风吹来一股股烟，他不时得歪歪头躲避。这事有许多种解释，比如我们住得近，我们关系亲密，没把他当外人，等等，都对。但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都没说。那就是我们——包括他自己——根本没拿他当客待。因为他穷，因为他身材矮小，因为他迟迟不能生育母亲也对他心存不满，等等。他的渺小与被漠视，并非开始于下井或者死亡那一刻，其实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人生。
       他们围着点燃的冥钞落泪。因生活琐事而长期不跟姨夫一家说话的他的长兄，磕磕绊绊地跟姨夫闹过气的小姨，年轻时习惯意气用事因而被劳教过的二舅，还有他见过大世面的堂兄，以及他年轻气盛对故乡深感失望的外甥。他们谁也不看谁，眼睛都盯着地上那团烧得很慢估计是伪劣产品的所谓冥钞。我知道自己也应该流泪。死者虽然看不到，但还有生者在旁边。只有那样才符合规矩符合伦理。哪怕只是装装样子。但眼泪就是掉不下来。它们在胸中澎湃，却被眼眶严严实实地堵住。现代人对什么都见惯不惊，泪腺功能极度退化，感情已接近荒漠，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随机抽到的样本而已。
       十一
       老板不断催促小姨过去点钱。可怜她在姨夫灵前已成泪人，哪里还有这等心思。我只得自告奋勇。那是一种逃避，暂时的逃避。这是有理由的，我与死者丝毫没有血缘，关系最远。而且，我还是个文化人，识点数。
       但是，我真的识数吗?如果是，又在多大程度上识数?我甚至不能理解，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姨夫白底红花的寿鞋，一直悬在眼前，不断地拷问着我。
       神情麻木地刚刚走到火葬场办公室，在门口又碰到一群人。无须任何证据，我都敢以脑袋担保，是又一起矿难事故。中间的黑衣女人满口湖北腔，还带着一个女孩儿。不怕小姨伤心，乍一见，我对她的怜惜就远甚于小姨。小姨比较胖，虽由治病服用了激素引起，但外形给人的感觉还是要舒服许多；而那个女人呢，实际年龄当不超过三十，外观年龄说四十也有人相信。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她根本没有外观年龄。身材矮而且瘦，如同北方山地里一株缺水无肥因而贫瘠的玉米。从太原到大同的路上，这样的玉米随处可见，农民甚至不肯收割，放任它们自生自灭。她带着一个女孩儿在这里出现，让我相信她是妻子是母亲，但身材却那么像未成年人，根本没发育开。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小女孩儿手里竟然拿着一束小小的我说不上名字的花儿。
       我的眼睛在那群人身上不断扫描，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旁边有个着浅色衣服提公文包戴眼镜，面皮白净体态丰满颇为体面的中年人，想必是矿主，正在张罗。那是我此行印象中脸最白的男人，从里到外都透着儒雅。尽管有一株瘦弱的玉米陪衬在旁边，我依然对他产生了没来由的信任感。我无法相信，他是黑心矿主。
       我心里一动，想问问她赔偿数目，但终于不曾开口。
       
       老板不同意我点钱。我说有小姨授权，他还是说不行，必须亲手交给家属。来到这里才发现，他身边又多了一个帮手。身着样式已经作废的警服，身材粗壮，伪警察一般。他考虑问题真是粗中有细，一切都有准备。伪警察说怎么能随便给你呢，必须给直系亲属。我说这关你什么事?你插的什么话?伪警察刚要开口，却被老板拦住。他说真不能给你。这么多钱，多一点少一点的，不交接清楚不好说话。老乡，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说对吧?
       无奈之下，只得惊动小姨。事后我才明白，老板是想速战速决，不想在此多呆。就在那个空当里，那株矮而且瘦弱的玉米已经后来居上。我们的人还在门口烧纸放炮，而瘦玉米他们已经在公文包的陪同下，面无表情地走出停尸房。只是那个女孩儿，突然泪光闪闪。可怜的孩子，她不会懂得死亡的真实含义。她一定是怕，本能的恐惧。公文包不是国营煤矿代表，就是大老板。因为他修炼的功力跟我们面对的那个小老板实在不是一个层次。他去一趟停尸房，不过是闲庭信步，而我们的老板，却没有踏入半步的勇气。
       就在这当口，老板的帮手过来要两百块钱，说是给工人搬尸体的小费。刚才那起已经给过，现在轮到他了。我一下子记起了那个人的模样。他要小姨已经过期的身份证去复印存档，然后领我们进的停尸房，把姨夫的遗体拉到我们跟前。等再次出现，身上已经披了肮脏的白衣，想必是工作服吧。
       当时那个样子就让我心惊肉跳。我突然想起儿子故事里经常的主角。
       怪兽。
       是的，一个能在尸体跟前蘸着唾沫数钞票的人，不是怪兽也是怪兽。
       按照事先的约定，小姨随身带点钱路上花，还有回去的安葬费用，剩下的都从银行汇走。老板、杨猫和我去办理，他们几个守在这里，等姨夫火化，装殓骨灰。那个怪兽说，这需要三小时。我告诉小姨，办好汇款手续我直接取道大同回去，不再过来。单位事情忙，儿子马上要开学。其实这都是托词，是逃避。当初姨夫出来是谋生，也是逃避。不同的是，他逃避的是贫穷与漠视，因此宁愿将自己辛辛苦苦一砖一瓦盖起来的瓦房撂荒；而我呢，逃避的是对自己软弱的正视。我没有勇气看一个人火化成灰。一个人来过又走掉，没有半点痕迹，何其残酷。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可那终究是鸟儿啊。我害怕那种环境会让自己发疯。那一刻，我那么怀念开着中央空调的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我可以安心在里面喝茶闲聊看报纸．月底按时领活命的薪水，下班后写几笔可怜的小说，赚一点微薄的稿费，并且心安理得地在小县城里享有那点井底下的所谓名气。间或在文章中指点江山一回，义正词严一回，怒不可遏一回。只消表现出自己的正义觉悟与道德善良，至于效果则不必去管。没有灾难，即便有也是纸面上的遥远的。
       那样的日子多好。
       如果注定无力解决，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
       十二
       离开通往火葬场的那条死亡小路来到街上，前面是一座装修过的酒店。公文包领着瘦玉米，一行人消失在门口。他们想必要在其中共进午餐，并且消磨三小时的等待。我的判断没错，那人的实力雄厚。我们的老板已经说过，钱汇出去之后，双方随即两清，而他们慈悲为怀，竟然还肯饶一顿看来不错的午餐。
       我们的老板不知怎么回事，动作忽然慢了，一直没出来．只有我自己，穿过那邪恶肮脏卑鄙的街道。
       不是他们动作慢，主要是我的动作太快。转过街角，忽然看到瘦玉米跟女儿站在酒店门前。我赶紧加快脚步。彼此距离越来越近，我的脚步也越来越慢。女孩儿蹲在地上玩耍，瘦玉米的眼睛却一直盯着我。
       走到她们跟前，我停下脚步。刚要开口，耳边已经响起一阵湖北腔。
       你们赔了多少?
       十四万五。你呢?说出这个数字，我的舌头仿佛又被灼了一下。
       啊，你们真好啊。他们才赔了我十一万。瘦玉米的身子一抖，仿佛田间有狂风刮过。随即，她的答案化成一滴钢针，滴到我心头之上。在此之前，我十二万分地希望她获得的赔偿比我们少，至少不要超过我们——那可以作为我推脱责任的证词，大大缓解我的心理压力，但希望被证实之后，另一种痛楚又溢满心头。不，是凭空又增添了两种痛楚。对自己卑劣的痛恨，以及对瘦玉米的怜惜。那面皮白净的公文包，真是天生的生意人啊，确实比我们脸色黝黑的老板水平高。
       我和瘦玉米还有几组简单的对话。也不是对话，类似于自说白话的喃喃自语。是的，那些话我也不知道如何出来的,仿佛都没经过大脑。一边应付她，我一边暗自抽自己耳光。你遭遇不公，没能争取到法律规定的赔偿，何苦还要拉一个垫背的?难道她们获得的赔偿，是从你应得赔偿中分割过去的不成?损人利己虽然可恶，总还可以理解；损人不利己，才是可恶至极。希望她的赔偿少于小姨，难道不正是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么?
       她们确实是湖北人，神农架深处的房县。瘦玉米二十八岁，女儿五岁。本来计划明年生第二胎，争取要个儿子的，谁知道。
       女孩儿还蹲在地上玩耍。我抽打自己的耳光越发响亮。似乎是为了掩饰这个，唯恐瘦玉米听到动静，我赶紧蹲下，从背包里掏出给儿子买的奥特曼递过去，女孩儿却直朝后退。是的，小女孩儿都不喜欢奥特曼，而且我怀疑，她们那里的小朋友，根本不知道奥特曼为何物。
       怎么办呢，身边再没有合适的东西，只有那两本童话故事书。女孩儿还是没有接。可怜的孩子，这些天她经历了太多，我又是生人。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个礼物，不为你自己，主要是为了我。我把她手中的花——塑料的——夺下放到地上，然后把童话故事书塞进去，随即起身仓皇而逃。对，还是逃跑，而非简单的离开。
       如果不这样，我如何才能迅速摆脱她们娘俩，瘦玉米和她可怜的女儿呢。
       老板和杨猫赶上来，拦了一辆出租车，大家依次进去。眼泪就是这时候掉下来的。奇怪的是，我哀痛的似乎并非小姨和姨夫，而是素不相识的瘦玉米以及她的女儿，或者干脆就是自己。
       我和杨猫坐在后排。我不想让他们看到这个样子。要在当今的社会生存，必须修炼出百毒莫侵的金刚不坏之身。心如铁石。眼泪，那实在是小儿科。于是问杨猫要来一支烟，大口大口地猛吸。刚吸一口，就剧烈地咳嗽起来，随即带出眼泪。
       柜台里边的人数数，十三捆钱中，有一捆少一张。连数三遍都是如此。老板忿忿地从兜里掏出一张补齐，连骂煤矿磅上的会计不得好死。说每月开工资都在七八十万上，几乎每次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两捆不够数。权且相信他吧。不为别的，就为他不敢踏人停尸房半步。
       对好数，老板不等我办好手续，随即分道扬镳。一切办结，我托杨猫把汇款存根带给小姨，万一没到账，也好查询。他收妥存根，要打车送我到车站，我谢绝。
       我需要独自安静一会儿，自我疗伤止痛。
       一条条尘土飞扬的北方街道，一个个素不相识的行人。我穿行其间，一边走一边嚎啕痛哭，如同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或者偶尔冷漠地抬头看看我，或者根本视若无物。同一片蓝天下，每天要上演多少内容相同或者相左的悲剧与喜剧，谁能顾得过来。对我和对他们来说，这喧闹的集市都是空旷的原野，除了自己，没有别人。我们彼此离得很近很近，但却隔着无数个星球。
       我哭得肠断气绝，涕泗滂沱，地动山摇。眼泪溪水一般冲刷着自己的鄙薄无能与渺小。偶尔抬手抹抹眼泪，或者遮遮脸时，短暂的黑暗中，总有两种颜色在心头闪现。瘦玉米的黑，寿鞋底的白。它们像两条龙，把我并不宽阔的心错当作天空，在其中嬉戏穿插盘旋。让我疼痛，让我自责，让我伤心，让我悲哀，唯独不能让我愤怒。黑心的老板，开假死亡证明的医生，明知故犯的火葬场场长，从尸体上揩油的怪兽，不得不拿命赌运气的矿工，还有我们这群甘愿忍气吞声私了的家属，单独挑出来，都有可悲可恨之处，但放在一起，却显得分外顺理成章。
       在这场无边的罪恶里，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条。我找不到罪恶的原动力，所
       以无从愤怒。
       眼泪让我害羞，那是典型的弱者作风，非壮夫所为；眼泪也让我庆幸，全球化经济化的浪潮，并没有让自己的感情土壤完全沙化，我还残存着感情能力。我一边走一边痛痛快快地哭，逐渐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与孤独之中。我需要倾诉。可是天下之大，哪里还有倾诉对象与场合?
       我用临时借来的手机，给远在北京的朋友方金发了一条短信。兄弟，我心里好难过。不一会儿就收到回复。清风拂山冈，明月照大江。山高水长，心在高处，兄长一路保重。真要感谢他的这个回复。他没有苍白地安慰我。他知道，此刻所有的安慰都无法抵达我内心的伤口。
       十三
       我想赶到代县去投奔杨遥。此情此景，只有同道能抚慰悲痛。但是赶到大同一看，最后一班去代县的车已经发出，不觉手足无措。
       以往大同在我心目中是云岗石窟里的经典造像和山下华严寺里被印成小型张邮票的辽代彩塑，但是如今它已经异化为痛苦与灾难。我不想在此伤心之地多呆一刻。我必须马上离开。从地图上看，朔州与大同和代县呈钝角三角形，那里离代县更近一些，也许还有通往代县的班车。于是匆匆买了一张去朔州的车票。
       车子开动了，我还在翻手中的地图。突然，眼睛仿佛被什么东西灼伤。是两个字。左云。
       对了，左云属于朔州。我什么都没想，本能地呼啦一下子站起来，疾步跑到车门处．要求下车。此时车刚好开到车站门口，正在验票。
       售票员一把抓过我的票。不能下车!你已经上车到这里，我们账怎么算?你要下可以，但车票作废!
       我理都没理他，撂下票落荒而逃。
       十四
       那是从大同到代县的颠簸行程中，我偶尔一低头，发现胳膊上落满煤灰。它们在我裸露的胳膊上散乱地堆着，一个又一个黑色的微小颗粒。我一边扑打，一边觉得心里有事。怪不得煤是黑的。那一个个黑色的颗粒，与干结后又碎裂的血块何其相似。
       车窗外，一辆又一辆煤车呼啸而过。没人统计过，采一吨煤需要流多少血。我只知道两个数字。姨夫送到医院是第六例，到火葬场的短短时间里，就有两例。
       这篇文章是一月之后写的。那天晚上，周围突然响起一阵接一阵的鞭炮，深夜十一点犹不停歇，劲头接近过年。不年不节的，放哪门子鞭炮呢?我很纳闷。一问才知道，是什么财神节，财神的生日。
       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罪恶的原动力。在丰镇出现的老板的帮手，金镏子套着手指，实际上却紧紧地套在他的心口上。今天晚上，他们必定也要放几挂鞭炮吧。对此我深信不疑。
       没有人知道，为财神做寿的鞭炮，最终会转化成矿工的丧钟与葬礼。
       ［责任编辑　程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