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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一九八五年，我高中毕业，在同学录上写下了我家的地址：王家坪四号楼四单元五楼。我期待着来信，但杳无音讯。我给自己寄了一张明信片，石沉大海。我于是对外来的消息失去了信心。这是一排没有名姓的楼房，那时，我对来我家的同学说：上了王家坪，不久就能看到一排楼房，最后一栋楼最后一个单元最高一层右侧就是我家。站在马路对面，一抬头就能看见四单元五楼挽着绿绸窗帘的那两扇对开的小窗户，绸布是晒白了，但还可以看出绿色，是一直留存到今天的母亲的颜色。红砖，火柴盒形，土苍苍的王家坪上，孤零零的四栋楼，像四个兄妹，站在坪上细瘦的马路边，一站就是二十多年。王家坪四号楼四单元压根儿就是我个人对它的称呼。
       王家坪是个小小的王国，这是后来我想清楚的。一群外来人纷纷搬进这一排有电灯有自来水有厕所的楼房里，高高在上、标新立异，对这个王国是个颠覆。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无缘无故停电，谁家的窗玻璃哗啦啦碎了，过道走廊总有扫不净的粪便；还有，漂亮姐姐，在女地头蛇杨喜儿的唆使下被殴打警告……
       2
       第一次到五楼，进了新房子，父亲愁苦的脸上溢开了笑，母亲领我们从这间屋到那间屋。从阳台看，王家坪脚下，城市的一角像一张画片，密密的房子，指头细的马路，还能看到一弯黄河铁桥的圆弧拱梁。从马路这边房子窗户看过去，远处就是指甲山，母亲的手指在窗玻璃上盘旋着上了一条隐约可辨的羊肠小道，到了山顶，她说，你舅家就在这里。舅家的大热炕上还坐着姥姥哩。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拿抹石灰的小铲子使劲刮磨着水泥地板。父亲说，多好的水泥地啊，就是像麻子脸，小窝窝太多了。父亲平时是从不说麻子脸的，奶奶年轻时出过天花，脸上留了一脸的小坑坑疤。我们趴在地上使劲刮磨水泥地板，好几天，刚刮磨了半个地板，母亲单位通知我们尽快搬离会议室。刮磨出的那一块水泥地温顺光滑，只可惜躺在了我们的高低床下。
       3
       一直记得一九七六年的那场雨。那时，我们家在家具厂家属院的最深处。一天，刚入夜，突然电闪雷鸣、大雨瓢泼，我吓得蜷缩在炕头，“轰”的一声，我家的一堵墙塌了，泥水浇湿被褥，家具倾倒。父亲去接下夜班的母亲了，我跑到屋外，被雨水浇透，抖抖地看着我的家破了。
       大院的人们在雨中排成一条长龙，长龙延伸到了大院北的高台阶上。这个高台阶有长而阔的翠色飞檐，下面遮着雕花窗户的兰兰家、红旗家，他们是大院有地位的人家。很快，我们的家具被人们传送到了雕花窗户前的墙角，只小小的一疙瘩，家什上滴滴答答淌下的泥水，在青石板上蜿蜒成一根根细细的小蛇。
       父母在大雨中回来了，我扑在母亲的身上，指着墙角说：我们家、我们家……
       一九七六年，我们搬离了大院。我在那里度过了欢快热闹的童年。父亲因为早先就调离了家具厂，家的坍塌是要我们离开的最好理由。
       现在，父亲总爱掰着指头掐算，他总记不清那场雨下在哪一年。那些年家里家外发生的事情太多，他记起了这个，忘了那个。我倒是记得清楚，因为那一年我小学三年级，一年里几乎一直阴雨绵绵，在市中心的大广场，我在新同学的队伍里参加了毛主席追悼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哭声嘤嘤，雨水淅淅沥沥，阴冷和潮湿久久弥散不开。
       几年后，碰见了兰兰，她说拆我家时，地底发现了偏洞，里面有一具包裹白布的尸体。奇怪的是，白布还新新的，尸体却只是个骨架。那个人曾活在哪个时候呢?我小时最怕一个人在家待，最怕父亲去接迎下夜班的母亲，晚上我经常要赶在父母关灯前睡着。我常对父母说，夜里很多穿白衫的人飞到我们小院里，吵吵嚷嚷，他们不信。现在想回去，那仿佛真的不像梦境呢，很多白衫飘飘的人在屋檐飞上飞下，在小院里，仿佛在开会议事，事情似乎又并不紧要。
       怪不得院里的大人说，那小院，是个不安稳的地方哩。
       4
       大约十来家人挤进了母亲工厂的会议室，十来个人家的屋子都被那场大雨下塌了。会议室楼道一摞摞装袜子的大纸箱刚好用来作隔板，两条长椅对一张床。站在主席台上看，会议室像一个迷宫，没有屋檐的家，用纸板竭力遮掩成一个个家的样式。后来，主席台上也搬进一家人，是上海人，人们叫那个上海阿姨阿沙。她家没人时，我几次大摇大摆进去，可始终没看到上海人用的马桶，阿沙姨的纸屋子干净温馨，到处铺着绵软的花布。
       阿姨们都是纺织厂的女工。
       我家隔壁是王阿姨家，王阿姨精瘦，身形小，大人们叫她小豆子。对面是刘阿姨家，刘阿姨家五个女儿，五朵金花。
       刘阿姨家的大女儿叫丫丫，仙女一样好看，是秦腔演员，每天清晨，天还灰黑着，她腰上束一条宽宽的黑松紧练功带，像一只细腰蚂蚁，在狭窄的纸壁间压腿、练功，睡眼惺忪的人们要上厕所，就从她腿上跨过去，不到一定的时间，她是不让那两条在地上贴成一根直线的腿站起来的。豆子阿姨家一儿二女，大女儿小琴和我一样大，小女儿得了羊角疯，伤了脑子，犯病时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可怜得很。漂漂亮亮的，谁见了都觉得可惜。
       一九七九年，会议室近十家人都搬进了王家坪四号楼四单元。
       5
       王家坪背靠大山，俯瞰城市。一条远到新疆的铁路从它的身体里穿过。
       铁路就在楼房不远处，火车经过时，楼房颤颤的。我们在顶层，又在楼房最边沿，不大的风，就在窗外发出呜呜呜的叫声。家家木门紧闭，楼道安安静静。从一个热热闹闹的大会议室搬进独门独户的楼房，父亲总觉得不安全，怕有人爬上楼顶，翻进我家来，就是白天，靠近阳台的门也锁着，每道门边都放着顺手就能拿起的木棒。
       王家坪背靠的大山脚下是烈士陵园和火葬场。每天，还半睡半醒时，送葬的车载着刺耳的鞭炮声从窗下经过，哭喊声随之一晃而过。街上到处漾着黄裱纸钱，纸钱中间一个元宝的眼，散钱的人在车上，一根竹筷上插满厚厚一摞，车往坪上走，风把竹筷上的纸钱一张一张吹下来。
       于是，父亲在客厅门后显眼地挂上他的大铁锯，在我们的小屋门后交叉挂上两把木头刀，是弟弟小时父亲做的玩具，银粉油漆刀身，金粉油漆刀把，上面还有红绸子的缨穗。问父亲，木头刀也能避邪吗?他说，阴间要个形体就使得，好比陪葬的纸的童男女，不像阳世，啥都要个逼真。还有，正对大门的大玻璃镜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一直不得而知，父亲很不耐烦我问这些幽暗的问题。
       6
       女地头蛇杨喜儿如果不那么刁蛮的话，还算一个漂亮女孩。叫她不高兴的是，坪上突然多了一个和她一样大的如花似玉的姑娘。姐姐多次在上学路上遭到不明身份的男孩女孩的辱骂殴打，我跟在姐姐身后，竭力保护着她。有一天，杨喜儿出现了，妖里妖气围着我和姐姐转了一圈，问我姐姐听不听她
       的话，我跳起来骂她女流氓，她举起拳头，朝我晃了几下，然后又嘻嘻笑着收了回去。姐姐投降了，把小辫上一对黑绸蝴蝶结送给了她。我深受屈辱，朝姐姐喊叫：杨喜儿连我都怕，你怕她什么。姐姐说，她笑你呢，看你像个瘦鸡娃，打你都觉得丢人。
       杨喜儿要姐姐和山上一个二流子小伙子交朋友。姐姐答应了，那个小伙子每天放学在学校门口等姐姐。我觉得丢人，远远跟在他们后面。一次上学，姐姐迟到了，刚做完早操．全校学生安静地列队听校长训话，姐姐被罚到主席台上，众目睽睽之下，还和旁边被罚的同学眉来眼去地说话，她的女班主任给了她一个大耳光。姐姐谈恋爱，全校有名。她的半边脸被打得通红，还是不害臊地低着头嘻嘻笑。我终于忍不住了，在队伍里放声大哭。
       漂亮姐姐在坪上名噪一时。我家的窗玻璃不断被人砸，甚至连窗棂都被砸断。父亲说都是姐姐惹的祸。胆小的父亲连在窗户上往下望望作案人的身影都不敢。四围的窗户都蒙了一层层塑料纸，窗玻璃的破碎声在父亲怯懦的目光里叫人心颤，玻璃每碎落一次，姐姐就要连续几天挨打。父亲一脚能将我们从屋子的这头踢到那头。这个满心愁苦胆小怕事的父亲，就会整治我们。
       7
       刘阿姨搬进一楼。丫丫成了一个名角，四处演秦香莲，后来嫁到了北京。刘阿姨给每家送了一张丫丫的黑白剧照，四寸大小，刚好放进我的铅笔盒里。丫丫的成功是辛苦出来的，她是我的偶像。在坪上，刘阿姨家第六个女儿诞生了，小小的，又一个美人坯子，笑起来，嘴边两个深深的酒窝，他父亲彻底绝望了。生她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一天，他被人抬回家里，灰着脸，闭着眼，呕吐不止。他从公交车上摔了下来，售票员正是二丫，挤车的人很多，二丫在窗口叫她爸别上，她爸上来了，她赶紧关了车门，没想把别人的脚夹住了，又开了车门，他父亲仰面摔了下去，头垫在马路边的道牙子上。当晚他就走了，他的四个女儿围着她们死去的爸爸，哭成一团。刘阿姨，怀里抱着没出月的六丫头。远在北京的丫丫也没来得及看上他父亲一眼。
       刘阿姨家没了男人，家里没了生气。她家的窗玻璃上也开始一年四季蒙上一层层塑料纸，塑料纸被风撕烂，一绺一绺婆婆娑娑，沙啦沙啦地响。
       那时候，一进楼道，我就想起了丫丫姐闷闷不乐的爸爸，她家开着六朵美丽金花，他干吗一定要个男娃?
       8
       比起一楼的艰难，我们庆幸了些。父亲虽然懦弱，但我们总有个父亲。
       每天估摸到父亲下班快到家时，我就趴到玻璃窗上，伸长脖子往楼下望，以便以最快的速度答应父亲的呼喊。父亲每天在楼下喊弟弟的名字，其实弟弟一直在奶奶家，父亲在刘阿姨窗前大声喊：尕强、尕强。我不愿回应，母亲说我不懂事，我答应着跑下楼，从自行车把手上取下父亲沉沉的工具包，提上，歪着身子跟在他后面。父亲扛起自行车，抱怨着这个那个，重重地上了楼，一进门，我赶快拿条干毛巾，揭开他的背心给他擦背上的汗。父亲这样的虚张声势使得我经常提醒自己要记住他的辛劳、他养家糊口的不易。每天，回家路上，他都要在坪上烟酒铺子里喝二两散酒，他散着酒气，拧着眉毛，佝偻着腰在家里走来走去，我和母亲的轻松谈话势必要停止，为了配合他来路不明的愁苦，我们不能大声说笑、张扬我们简单的快乐。
       父亲是昏暗的，我们的五O三室也是昏暗的，父亲亲手做的家具漆着深栗色的油漆，和父亲气味吻合。家里用最小瓦的灯泡，晚上学习时，我不得不用油灯。母亲、姐姐、我，不能穿鲜艳的衣服，父亲说那太娆眼。
       我姐姐一身素衣，在土苍苍的王家坪上，依然艳美出众。一九八七年，一声震耳的枪响，手枪子弹从我家紧锁的卧室门的门框射进去，穿过父亲亲手做的高低床床帮，撞到墙壁上后，落到了床单上，姥姥正在床上修补她的布袜子，姐姐惊恐万分地抱住了姥姥。耳背的姥姥说，啥声响啊，然后继续她的针线。姐姐把弹头迅速装进了口袋。她静静听着外面没有动静了，打开了门。我未来的姐夫走了，大门大开着。姐姐和了一团面，把面团塞进弹孔，面团晾干后，涂上一层和门框床板一样的鞋油。
       父亲十二万分地赞同姐姐和姐夫的婚事。姐夫在一家单位负责保安，腰里的盒子枪让父亲十分踏实。我家的窗玻璃再也没有碎过，一层层破烂的塑料纸撕掉后，明亮的阳光洒满屋子，母亲用翠绿的绸子作窗帘，柔软的绿绸子白天在窗畔闲散地挽着，那是母亲的颜色，散发着明亮和温馨。
       那次枪击事件是姐姐后来给我说的，她不想和姐夫结婚，姐夫就开枪威胁，此外，他还时常坐在铁轨上等待火车的迫近。姐姐新婚那天哭得十分伤心，第二天就回娘家了，半边脸被打得青肿。母亲怕枪击事件叫别人知道，绝不叫我们提及此事，甚至不让我们告诉父亲。父亲不知道，子弹穿过枪膛的声音比玻璃破碎的声音更叫人胆战心惊。许多年后，我感慨地抠出面团，弹孔里的木屑还十分新鲜，没有硝烟的气味。我很想念坐在床上安然做着针线的姥姥，那时我的姐姐美丽如花，和姐夫离婚十几年，她没过过几天幸福安稳的日子。父亲不会再顾及到这两个小小的枪眼的，家已破散，他心里早就疮痕累累。
       9
       我很气恼没有男孩注意自己。同龄的小琴臭美极了，有一天她告诉我，我们上学时常走的那条土坡上，突然窜出一个男人，抓了她的胸。咋样的男的?小琴说，年龄挺大的。小琴的胸，隆起两个鸽子蛋大的小疙瘩，那男的就抓了那儿。可我的胸前没什么变化。小琴每天要我陪她上学，似乎就为了护着她那两个鸽子蛋，可她脸上总有那么一股子大女人才有的表情。小琴的羊角疯妹妹每次见我就喊：尕蛋——把屎罐罐——尿尿碗碗——拾粪铲铲——这是一首兰州的老童谣了，兰州叫尕蛋的人很多，都是男孩子，父亲给我起这个男孩子的名字，就是想要个男娃。傻儿唱着说我的时候，我不气恼。在大会议室住时，小琴打她，我总护着，出门时，我常背着她，所以她总记得我的。她爸爸特别爱喝酒，原先在甘南藏区工作，见我对傻儿好，就给我吃青稞炒面，糌粑。
       一天，小琴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情。一个女人闯到小琴家的纸屋子里，豆子阿姨疯了一样地开始骂人，说家里留了个傻子，那边还生了个野种。小琴爸不认那女人，女人阴阴地小声地给豆子姨说：他人坏，大腿上生虫子呢。豆子姨趴在小琴爸腿上看，果然有许多小疙瘩。我后来知道，那是寄生在皮肤下的囊虫，动物身上的，小琴爸在藏区吃生肉吃的。
       母亲说一个家有一个家的气味，这是真的，每到一家，我真能闻见不同的味道。比如二楼豆子姨家，总是阴阴的潮味道，天气最热最干燥时也如此。豆子姨看电视时头扭到一边，歪着脖子，眼睛眯着电视，小琴也这样，她哥哥也这样，傻儿也这样。小琴爸例外，他成了一个老酒鬼，在黑黑的小屋子里，除了喝酒，地，不知在做什么。还有一楼刘阿姨对面那家，家里总散出一股鱼腥味，谁家
       会有钱天天吃鱼呢?不过他家的人几乎都有一张细而扁的鱼一样的嘴，五虎子、六虎子的嘴巴尤其像鱼嘴。有一次六虎子摸了一下我的脸，我甩过一巴掌，刚好打在他的嘴上，嘴边的小鱼牙戳得我的手疼了好几天。
       我是在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长大了的，杨喜儿被我姐夫猛猛教训了一顿后，乖了很多。她有时会闪在我眼前说，你也长大了。但她眼底还是有一种忿忿。我不怕她，我甩甩手里玩的树枝，一片叶子被她的脸颊擦了下来。她的丈夫，进了监狱，谁都知道的，那个曾经打过我姐姐的气势汹汹的男人，腰上挂着三棱刮刀、穿着号码明显不适宜的三接头校官皮鞋，走起路来能听见半个鞋空着的声音。杨喜儿摸着脸上被树枝掠过的红印子，我和小琴根本不多看她一眼，就飞快地跑下山坡上学去了。
       杨喜儿满心的惆怅我是能看得见的。
       10
       王家坪的冬天格外冷。风嗖嗖地要往窗户缝里钻。人们睡得很早，醒得也很早。每天都有人去火葬场变成一缕黑烟，王家坪的夜长梦多不知和这个是否有关联?家里的炉子生在三间房子的交叉口，以便于三处都能得到温暖。夜里用被子裹住头，有时候脚到半夜还暖不过来。母亲上早班时，清晨五点就得到单位，幸好有豆子姨做伴。下过雪后，坪上的雪多天不化，时间久了就成了晶亮的冰绺子，父亲也不能骑自行车了，我和小琴搀扶着一步一步地走到坪下，才能松口气。
       多时不见傻儿了，我问小琴，小琴支吾着不说，傻儿是个大负担，小琴老给我抱怨。她说傻儿例假来了，不会用卫生纸，经血蹭得满裤子满床。说是傻儿给了乡里一家做了媳妇。可是，有一天，傻儿回来了，没人知道傻儿是怎么找回来的，天寒地冻，傻儿挺着个大肚子，手上全是冻裂的血口子，鞋里露着趾头。豆子姨抱着傻儿哭得死去活来，四单元的女人都去她家看、劝慰。豆子姨说是自己做的错事，她一定要陪傻儿到死。傻儿去医院流了产，我跟着母亲去看她，傻儿戴着白帽帽，坐在被子里，唱着：尕蛋——把屎罐罐——尿尿碗碗——拾粪铲铲——
       一九九四年的一天，我领着三岁的儿子回王家坪，傻儿在楼道里，坐在小凳上，学着豆子姨的样子拿两根竹签在毛线上乱戳。豆子姨更小了，像个干瘪的核桃，脸上尽是疲惫和谦卑。傻儿见我就问：尕蛋，你领的尕强吧?傻儿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回忆起来的。傻儿平日的神情，总是在努力想着什么——傻儿还在会议室哩，我常领她和弟弟一起玩哩。
       11
       只有在收水费的时候，才能去四楼阿沙姨家看看。在我眼里，上海人很神秘，他们家家都用马桶，他们爱穿短得露出脚踝的紧绷的裤子，他们吃一小碗米饭就饱了，一根鱼骨头能陪他们好几顿米饭。
       家家都安装水表，每月挨家儿轮着收取整个单元的水费。大家都节省得很，每家水龙头终日滴滴答答，说是一滴滴掉下来，水表上的针是不走的，不知是不是真的。我们家水龙头下，终年盛着滴水的大桶，桶满了灌进水缸，再去滴。夜里，有节奏的不厌倦的滴滴答答和闹钟的针脚你唱我和，那是王家坪安静时的声音。
       阿沙姨家依然干净，到处是好看的花布。她家就米饭的是一小块咸鱼，几根翠绿的小油菜。我看见就要咽口水，阿沙姨听不见我喉咙里咽口水的声音，总是利落地交钱走人，很难在她家耽搁两分钟。
       阿沙姨死得很可怜，这个好看的女人死于她是女人。说是怀了葡萄胎，什么叫葡萄胎?说是肚子里怀的是一串串小肉疙瘩，小肉疙瘩查出来是癌症，叫茸癌。阿沙姨大波浪的长头发一把一把掉了，头光了，不久，就死了。
       阿沙姨话多，在会议室时，老听见她叽里呱啦的上海话。她丈夫寡言得很，在我看来，也是长得很好看的那种男人。
       阿沙姨留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和我弟弟一般大，几乎和我弟弟同时学坏，被关在很远的地方。
       为了讨得父亲高兴，我在家尽可能乖乖地表现。假期的一天，我用一个下午，把煤厂送来的五十块煤砖从楼下搬到五楼。我一遍遍上上下下，拼命鼓励自己要在父亲回家前把煤砖全部搬完。楼道的人说会累坏你这个小身体的，我不理他们，我干什么是很容易变痴的。五十块煤砖整齐地码在了四楼到五楼的走廊之间，我的两只手颤抖着抓不住杯子。父亲一回来就呵斥：就几步的台阶都上不去啊，不把煤砖放到屋门口，又要叫一些神经病偷走吗!父亲骂我时，声音很大，我知道他是说给四楼阿沙姨家隔壁的那个女人听的，但我还是有些伤心。
       阿沙姨隔壁那女人是有些神神怪怪的，她家厨房窗户正对着楼梯，猛可里抬头，老见她怔怔地站在窗户前，脸色苍白，真把人能吓一大跳。她的女儿小惠和我们是好朋友，一只手残疾，半个拳头总在袖筒里藏着，说是给车窗轧的。后来她被照顾到工艺美术厂上班。我对工艺美术厂充满幻想就是源于小惠。小惠给过我几粒玻璃珠，黑亮黑亮，说那是兔子的眼睛，还给过我两绺儿金黄的绒线，说是洋娃娃的辫子。黑珠子叫我想到雪白的毛兔子，黄绒线让我想到可以动胳膊动腿眨眼睛的洋娃娃。小惠整天和玩具在一起，多幸福啊。
       父亲说，小惠的妈其实精明得很，傻样子是装出来的。父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凡后来傻起来的人，总有他特别聪明之处。楼道里，父亲从单位拣来的生火的柴禾，老就少一些少一些。一天，小惠妈偷柴时恰被父亲碰了个正着，父亲只是对着她背影吐了一口唾沫，她就偷偷把走道里的柴禾点着了，浓烟灌了一楼道，可吓坏了父亲。
       胆小的父亲从来都怕针锋相对，父亲呵斥我没把煤砖抱到屋门口时，小惠妈没在窗口站着，但我不能确定她是不是藏在门后面偷听。在小惠家玩时，我们总是打着手势、夸张着嘴型，用极小的声音说话。她妈如果不在窗口就在门口站着，耳朵贴着门缝，神情专注，眼珠子骨碌碌乱转。
       12
       后来，父亲评价小惠妈的话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一天晚上，四楼过道里吵作一团。小惠妈蓬着头发，情绪激动地擂着阿沙姨家的门。咚咚咚、咚咚咚，引来一楼道人。小惠妈说，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他大前天进家门，再也没出来，啥动静也听不到，一定出大事了!小惠妈拿出个大锤子给六虎子，快砸快砸，把门砸开，小惠妈歇斯底里地喊。六虎子砸开门，大家涌进去，都傻了眼。阿沙姨的男人端端在床上躺着，西装革履，皮鞋白袜，脸色青黑。派出所来人说，人已死了两天了。是喝药自杀的。
       那是个好看的男人，说话声音绵软。阿沙姨走了，儿子关在了远处。他无事可做，就这样让自己悄悄离开了。
       小惠妈说：人是一根草啊。
       这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男人的死对父亲是个大刺激。小惠妈的这句话后来成了父亲的口头禅。父亲说，人是一根草啊，说折就折了，说倒就倒了，由不得自己。一九九六年，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再也不能抬着头在四单元上上下下。一九九七年一天深夜，自暴自弃的弟弟割破自己的身体，血流了一地，惊惧的父亲浑身抖着把满身是血的弟弟拖到楼下，送进医院。这个骄傲而胆小的男人，彻底败了。父亲说他在城区住个狗窝都行，决不在王家坪四号楼四单元住一天了，再住下去，阿沙姨男人的结局就是他的结局。父亲住进了城区独身的姐姐家。
       正家坪四号楼四单元五楼，我们的家空了。
       13
       绿绸窗帘晒白了，稀薄了。我多次路过王家坪四号楼。在马路对面看我家那两扇小窗户。那个绿窗帘，是母亲的明亮和柔软。
       谁都知道，没有母亲的家是硬的、幽暗的。对弟弟和父亲绝望了的母亲离家出走后，我留下了她不多的东西：几张相片，一件她年轻时穿过的黑丝绒上衣，几双纺织厂分给她的尼龙袜子。
       母亲爱美，母亲走后，留下的不过就半柜衣服。一样东西跟人久了，就会带上一个人的气味。父亲把那半柜衣服偷偷扔掉以后，我觉得他把我心里的一样东西硬是挖出来扔掉了。我曾经用半天时间把母亲的衣服一件一件穿上，再一件一件脱掉，我穿着母亲的衣服在镜子前面徜徉。母亲每一件衣服我都熟悉，它上面的气味，她穿着那件衣服的样子，她穿着那件衣服做的事情，都一下子新鲜起来了。
       母亲的那件黑丝绒上衣，滚着紫边，还有几朵紫的梅花盘扣。轻轻一提，哗的一下，衣服就像水一样平滑地流开了，这样，我就看见母亲的腰身、母亲的脖颈、母亲的手臂了。
       母亲年轻的样子、中年的样子我都记忆犹新，但我，再也不能亲眼看着我的母亲老了、又老了、头发花白，看着她亲亲的女儿和她一样老着，和她诉说着女人的心事……
       14
       去年深秋的一天，我陪父亲到郊外一个树木葱密的山上散心。树木金黄、绯红，满眼灿烂，可父亲脸上的愁苦没有一丝减退，他是一个深陷在忧苦记忆中的人。在山巅，我们坐在小茶摊上，太阳明明地照着，云朵悠闲。安安静静的一下午，父亲和我说着的依然是王家坪四号楼四单元，我们在山巅说着那些底层的人和事，父亲潸然泪下，他已无力遮掩脆弱。
       于是，我写下这些文字。我蓄积了足够的平静，让往事不受打扰。时间老去了，王家坪四号楼四单元依然新鲜如初。
       [责任编辑 何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