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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伟大文学传统的国家，两个世纪以来它之所以创造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与其良好的接受土壤这一重要维度密不可分。在俄国，古典名著一直占据着所有文学作品发行量的首位，以普希金为例，不计其各种作品的单行本，以全集或文集来看，仅在苏联时期的发行量就已超过一千万套。经典作品单行本的销量则更加可观，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受到大量流行读物的冲击，但古典名著仍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市场竞争力。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据各出版商网站的资料显示，较大规模的出版公司每年都在不间断地印刷发行，如俄罗斯第一大出版集团“艾克斯摩”及ACT出版公司等，每年的印数都在一万套左右，其他如“奥林匹亚”、“阿亚斯科”、“佐哈罗夫”等出版社也几乎每年都发行印数不等、装帧各异的《战争与和平》全本或简本。这些都说明，阅读文学经典始终是俄国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世纪文学经典在俄国的境况是如此，那么，“红色经典”在俄国的命运如何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在苏联时期（含二十世纪初期）出现的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同于前一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处，在于它是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英雄人物为主旨，更多地以正面手法展示人类精神境界和美好生活的可能境界。此类作品无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苏联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从作品的发行量中同样可以看出。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为例，仅一九三五年一年，在苏联境内就印行了二百万册!这个印数几乎一下子就超过了十九世纪所有经典作家的单册作品发行量。据我手头的一份资料显示，截止到一九八二年，该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包括未完成本《暴风雨中诞生的》，其影响远逊于《钢铁》）在全球的总发行量为四千二百五十万册，如果除去境外的，苏联境内发行量应在三千万册左右，这就相当于每七个人即拥有一册《钢铁》。而在这个作品发行量的排名表上位居第一的“红色作家”高尔基，其作品总发行量更高达两亿零八百万册，这在苏联全境真正是“人手一册”了。曾在苏联作家协会位高权重的法捷耶夫的作品（主要是《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两部长篇小说）居阿·托尔斯泰和马雅可夫斯基之后列第四位，肖洛霍夫为第五位，第六位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了。令我略感惊讶的是，紧随其后是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瓦·卡塔耶夫，他以歌颂革命为创作主旨，其作品总发行量三千九百一十万册，位列第七。其后还有以一本《铁流》赢得一世名声的绥拉菲莫维奇、以一本《真正的人》红极一时的波列伏依等。进入这个十五人名单的唯一一个没有“红色”痕迹的作家是诗人叶赛宁，敬陪末座。苏联时期红色经典作品的大量出版，不仅是国民高素质的体现和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也是传统宗教文化中牺牲精神的现代化转换，这些作品所宣扬的舍弃自我、为理想社会和全体人民幸福而献身的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战斗。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在他去世四年后开馆时，收到一封信。写信者说自己曾做过小偷，一次他偷了一只手提箱，箱里有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捧读起来，当他读完小说后，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从此后便浪子回头，而今他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地铁工作人员，还将像保尔那样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生的力量。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许多战士的怀中都揣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这些作品随同俄罗斯大地一起经受了烈士们鲜血的洗礼。
       从八十年代开始，“红色经典”的市场逐渐萎缩。而到苏联解体，随着西方大量通俗读物的涌入，“红色经典”处于几乎停止生产的状态。据我所查阅到的资料来看，苏联时期那些红色作家在八十年代后有作品出版的是凤毛麟角。还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我所查阅到的最近一次出版是一九八四年，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最近一版则是一九七九年。而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些作品在新书架上就绝迹了。红色经典在当今俄国失宠的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意识形态的转换所带来的对作品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艺术作品评价标准的变化。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大多有着某种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许多作品为了描写理想的未来而放弃了艺术真实性原则，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有学者认为它粉饰了当时严酷的斗争现实，塑造的是一个虚假的斯大林主义式的英雄形象。苏联解体给年轻一代造成的幻灭感在这些批评观念的影响下，放弃对这些“虚假英雄”的崇敬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世界性文化转型的影响，风雨飘摇的苏联帝国大厦一旦倾塌，大众文化如潮水般立刻淹没了整个文化市场，地铁里人们手上捧着的书本随即由经典诗歌变为侦探、幻想、情色小说；而大众文化的私人化生存观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献身精神，红色经典中所宣扬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在年轻一代的个体主义价值观面前迅速“魅”，失去了往日的光晕。当然，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精神并不会轻易消亡，民众对崇高性的追求仍然体现在他们对文学经典、包括红色经典的肯定之中，因此，尽管当年上千万册的发行壮举已经不再，但在旧书摊和网上书店里，部分旧版红色经典作品仍在叫卖，并且新版的印行也呈上升趋势。
       对红色经典目前的状况，有学者认为这是正常的，也有人表示了忧虑。在前者看来，过于政治化的文学并非不具有艺术价值，但在刚刚解体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内，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专制时代的回忆，而削弱作品的艺术和教育意义。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红色经典退出人们的阅读选择是必要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成为“经典”的所有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恰恰是因为它是属于历史的，所以不能随便割断它与时代的联系。二○○二年一月份的《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夏伯阳的马车被卖了废铁》的文章，文章的提要栏醒目地写道：“在中学的教学计划中，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已经取代了保尔·柯察金和传奇英雄夏伯阳。但是没有了保尔和夏伯阳，生活就将变得令人忧伤。”文章对中学教学计划去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高尔基的《母亲》、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文学作品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对此做出回答。文章引述了年轻批评家列夫·安宁斯基的话说：“我曾非常认真地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它将我彻底改变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向我讲述了我们父辈的故事。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根本不了解我的父亲，是它向我展现了一种新的现实。为此我深深地感激它。”文章作者最为忧虑的或许不是这些红色经典被取消，而是在这个必读书目中增加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作者不否认后者是一部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但是，当我们把这部描写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少女恋情的作品呈给中学生的时候，“请大家想一想，谁更合适些：是保尔·柯察金，还是洛丽塔？”
       在红色经典萧条的时代，《夏伯阳的马车被卖了废铁》的作者也许代表了大众文化大潮下的另一种声音，即，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作品都扔到“斯大林主义”的筐子里去。其实，像《母亲》、《铁流》、《夏伯阳》等二十年代之前的作品根本与斯大林主义毫不相关，它们都产生于俄罗斯社会变革的动荡年代，那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正在诞生着英雄的时代，因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优秀产物。如高尔基的《母亲》，写成于一九○六年，反映的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工人生活，它描写了工人阶级的自发反抗行为，也描写了他们悲剧性的一面，它所塑造的工人阶级的悲剧英雄，既是对现实理想的解读，也是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结晶。“救世者”原型借助于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的肉身得以再现，从而在激励民众斗争精神的同时，也契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情愫。在今天的俄国，高尔基的艺术影响力仍然长盛不衰。这从出版商们对其保持的热情可见一斑，在销售排行榜上，他与十九世纪那些经典作家相比并不逊色，其早期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剧本《在底层》等始终是出版者们所青睐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既有艺术的真实，也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再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说它宣扬“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这是对的，而从文化蕴涵层面上看，革命英雄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俄罗斯文化土壤上，它正是人的精神性的体现。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全部生命就是舍弃肉体、走向纯粹精神性存在的历程。仅从保尔的爱情故事看，其真正震撼人心之处并非传统理解中的悲欢离合、生死相依，却恰恰是对人的肉体性诱惑的拒绝。保尔为了革命事业的献身行为，乃是个人精神性提升的外化。因此，保尔是以基于圣徒原型的形象来展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的。对于圣徒来说，人的肉体乃是灵魂的牢笼，而生存的目的就是突破这一牢笼，进入纯粹的精神（灵魂）生命之中。保尔的一生形象地展示着这一过程。他从很小的时候便过度地透支自己的体力，以惩罚性的行为完成着他力所不及的劳动，并从中获得灵魂升华的快乐。在这一过程中他面对了种种肉体的苦难，伤寒、瘫痪、失明，在这一切面前，他曾思考过生命的意义，但终于明白，人的肉体生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把这有限的肉体生命完全献给永恒的精神生命。保尔的名言是家喻户晓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中所强调的不是人的一生应当建立什么功业，而首先要做到“问心无愧”，即就人自身而言，只要你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则这一目标能否达到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舍弃了肉体的自我，完善了精神的自我。流亡到美国的俄裔批评家马克·斯洛宁，尽管一向对革命文学持贬抑态度，但也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确实喷射着一股纯洁的火焰，这就说明它之所以能够紧紧地抓住数百万读者的原因所在。”
       我们应当承认，“红色经典”有着其特定时代的烙印，其中确有粉饰现实、回避矛盾的内容。但我们同样应当看到，红色经典中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是那一时代的表征，同时也是人类灵魂中的伟大正面价值的标志。如安宁斯基所说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作品向他们年轻一代展现了一个“新的现实”，它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可能放弃了对现实中某些问题的反映，但那毕竟是一个人以其全部的热情对生命价值如何实现的思考。它告诉人们，曾经有一个时代，是需要牺牲才能换取自由的，当今天的年轻一代在享受着大众消费快感的时候，他们是否需要类似保尔的那种体验呢？回答是肯定的。我注意到，网上的旧书销售目录上，在这些红色经典作品的后面往往注明着：没有现货。说明它尽管已不受出版商们的偏爱，但在社会上仍存在着一定的需求。我也发现，在电影光盘制品中，像《真正的人》等战争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也位列其中。由此我想到，红色经典或许可以借助于现代媒介手段重新进入市场，甚至随着人们对大众文化私人叙事的厌倦，红色经典未必不能成为经营者们新的开拓领地，并进而重建其宏大叙事的主导地位。因为毕竟，俄罗斯民族文化有着悠久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它如一股潜流，虽然暂时地被遮蔽了，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顽强地显示着它不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