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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东莞长安的街头见过这样一张招工启事。启事上写着：
       因生产需要，本厂在东莞新建分厂一间，现急需招聘以下工作人员：文员、业务员、仓管、储干多名(需初中以上文凭)。司机两名，熟悉东莞地形。杂工十名，男女不限。普工一百名，熟手优先。为方便见工，本厂在长安设有招工办事处。考试合格，厂方安排专车接往东莞。
       一般来说，骗人的招工启事往往会写上诸如“本厂出粮准，加班少”之类充满诱惑的字眼，而字却写得东倒西歪。这则启事上的字却写得相当漂亮，一看就是习过帖的。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我很快就找到了招工办事处。走进招工办，办公室里面装修得倒还漂亮，打扫得也干净。一前一后两张桌子，前面坐了位小姐，桌上竖张牌子：报名处。后面坐了位穿着讲究、理着平头的男子，男子戴眼镜，打领带，看上去文质彬彬。小姐冲我微微点头，我也紧张地点头。凭直觉，这是一个正规的招工办事处。
       小姐很客气地问我试什么工，我说文员、仓管，或者储干也行。小姐说文员只招女的，储干要求二十岁以内。小姐问我多大了，我说不好意思，我二十四了。小姐说那你应聘仓管吧。仓管工作其实很轻松的，待遇也好。小姐送给我一张表，让我先填表。我伏在桌子上填表。小姐看了我的字，尖叫了起来，说：你的字写得很好呀，你是个人才，进了厂，将来一定很有前途的!小姐的夸奖让我的大脑再一次发晕，于是我得意地说我是学过美术的，还参加过家乡的青年美展。说着从包里往外掏荣誉证书。小姐接过证书瞟了一眼，转身小声对后面的男人说，刘经理，是个人才，招进厂里后要好好培养。刘经理边看表边点头。我想大约我是经过面试的了，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刘经理说，办手续吧。先交一百块的考试费和报名费。
       我没想到，小姐解释说他们是正规厂家，不考试怎么知道应聘者有没有能力呢。小姐还说现在骗子可多了。
       考试我倒是不怕的，只是我手中没有那么多的钱。我求他们通融一下，我说我只有五十块了。小姐转过身问刘经理，刘经理说五十块不行，明天再来。我回头看看门外面，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门口聚了有一二十人。我想明天再来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我说我实在是没有钱了，我找了半个月的工了，手上就这五十块，交了这五十块，我喝水都没钱了，你们让我考一下，考上了将来从我的工资里扣。小姐大约看出了我的难处，对刘经理说，我看就收他五十吧。余下的让他打张欠条，我看他一定能考上的。我连忙说就是就是。刘经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真的没有钱啦?六十也成。我说只有五十块了。刘经理笑着说那好吧，看你是个人才，五十就五十。
       交完钱之后，我又开始后悔了，觉得这间厂是有问题的。要真是东莞的厂，为什么跑到长安来招工?东莞难道招不到工人吗?再说了，像我这样应聘仓管、文员、储干的要考试还说得过去，为什么应聘杂工的也要考试呢?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可又一想，万一是真的呢，那不是错过、了机会?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小姐喊了声开始考试了，报了名的人都跟着小姐进了隔壁的房间。房间里摆着几排桌子。我们坐好后，过来两个男的站在门口监考，小姐开始发考卷。考卷一发来下，我的脑子就一片空白了。一张印刷的考卷，总共就两题。第一题。英译汉。下面密密麻麻一版英语。第二题，汉译英，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篇文字。几乎所有的人在拿到考卷的那一瞬间都是呆了，接着就叫了起来，喊上当了受骗了。招一个仓库管理员，要这么高的外语水平干吗呢?我要是有这样的外语水平，还会来应聘一个小小的仓管员么?我去人才市场应聘翻译得了。大家七嘴八舌。门口站着的两个男人恶狠狠地喊，吵什么吵?谁说我们是骗子?你?大汉指着一个女孩问。女孩低下了头。那就是你!大汉又指着另外一个男孩问。男孩不敢吭声。
       这是我找工时遇到的最幽默的陷阱。我们灰溜溜地逃出“考场”时，身后还传来了他们得意的笑声。
       那时，我暂居在一幢烂尾楼里。烂尾楼里住了一大群像我这样的找工者。男人，女人，四川人，湖南人……我们白天流向了松岗，沙井，福永，长安，甚至更远处的虎门，黄江。晚上，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或兴奋，或失落地回到烂尾楼。兴奋自然是因为找到了工作。于是打起了背包，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和老乡们的祝福声中告别了流浪，从此坐在了流水线的卡位上，把自己和流水线的机器融为一体。烂尾楼里不断有人找到工作离去，又不断有新的找工者加入进来。在这里，方言是最有力的武器，四川人，湖南人，大家因为讲同一种方言而结成小的团体。有了老乡，大家抱成一团，也增强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四川人的团体最大，因此他们占据了最好的房间，而且在里面大声说话，有时还弄一些酒，一起喝酒。四川人喝酒还猜拳：螃海一，爪八个。这么大个脑壳这么大个脚，夹夹夹，往后拖。哥俩好呀，该你喝。魁五手呀，该你喝……四川人的骨子里好像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乐观，他们总能把一些淡出鸟来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猜拳时动作夸张，做着螃蟹夹东西和拖东西的动作。一瓶白酒，在每个人的面前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就见了底。然后他们都倒头就睡，很响亮地打鼾。
       我在烂尾楼里结识了来自湖北咸宁的老乡黎正全。
       黎正全本来在一家工艺品厂当调色师傅。厂里很久没有发工资了，而且加班无休无止，黎正全鼓动一些老乡罢工，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于是他就去劳动站投诉，劳动站派人来厂里，厂方很快就发了工资，唯独没有给他发。他去找出纳，出纳说老板不让发。他去找老板闹，结果被扫地出门。出厂后，他很快就找到了这幢烂尾楼，并在烂尾楼里安下身来。
       我当时在烂尾楼里已住了有一些时日，每天睡在水泥地板上。多年以后，我的双腿患了风湿，遇上阴雨天就会疼痛难忍。黎正全见我就睡在水泥地上，招呼我和他睡一床凉席。就这样，我们成了兄弟。白天我们一起出发去找工，晚上我们各自回到烂尾楼。在异乡流浪，有了一个老乡，我的内心开始变得强大了起来。也不再害怕那些住在烂尾楼里的川仔了。黎正全爱吹笛子，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站在烂尾楼的窗口吹笛。他吹的笛子调子总是很欢快。他欢快的笛声，消除了我一天的疲惫与失落，让我觉出了生活还是有滋有味。吹一会儿笛，他会坐在凉席上，和我谈一些诸如理想、未来这样看上去离我们很遥远的问题。或者对我吹嘘他与老板作斗争的光荣史。
       然而，他的笛声一天天地忧伤了起来。
       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实在不行了就放一把火烧掉得宝厂。他说的得宝厂，老板是个台湾人，当过兵，也混过黑道。老板平时喜欢拿着一杆猎枪在厂里打老鼠，打了老鼠就让厨子做了下酒。老板有一句口头禅，弄死一个打工仔比弄死一只老鼠还容易。还有一次，黎正全带着我围着得宝厂转了一圈，看好了地形。黎正全指着一处围墙说，这里面放的都是天那水，只
       要扔一把火进去，不要十分钟，得宝厂就完蛋了。那些天里，我的心一直悬着，我害怕他真去做傻事。
       我们手中的钱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晚上，他带我去向从前在得宝厂的工友借钱。我们在厂门口等着工人们下班，晚上十点，厂里下班了。黎正全让保安叫出了一个工友，工友见到了黎正全，两人很热情地说了一些话。然后黎正全说，有钱没有，先给我拿五十。老乡为难地说，五十?五块都没有。老乡说他这些天洗衣服都是偷偷用工友的洗衣粉，洗澡就干搓。黎正全说，那你帮我把我师傅叫出来。老乡进厂去了，去了有好半天才出来，说没有找到。黎正全说，真的没有找到?老乡目光闪躲，说真的没有找到。
       从得宝厂回烂尾楼，我们两人走得无精打采，一路无话。黎正全不知在想些什么，不时拿脚踢着路两边的树木。我想，在方便面吃完之前，我们一定要进厂。黎正全没有说话。我害怕黎正全去干傻事，真要走到了绝路上，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果然，黎正全说，要是再找不到工作他就去找得宝厂的老板。我说你找他有什么用呢?你可能连厂都进不了。黎正全说到时自然有办法。回到烂尾楼，黎正全坐在窗口吹笛子。吹到很晚了，黎正全给我讲他打工途中的爱情。他说他在沙井一间厂找工时，有一个姑娘很喜欢听他吹笛子。可惜她后来出厂了。黎正全说。要是不出厂，肯定会和他恋爱。黎正全用尽了赞美的词汇描述着姑娘的美丽。黎正全说着姑娘时，眼睛里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他眼里的光辉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知道他不会去干傻事的。黎正全让我也谈谈姑娘。我于是对他谈远在武汉的女友。谈到很晚了，我们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可是我们对那些方便面实在失去了兴趣。黎正全指着楼后面的一片香蕉林说，走，去弄点吃的。我跟着黎正全，他去偷香蕉，我放哨。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在家乡看完露天电影之后去偷人家瓜果的幸福时光。
       香蕉可不像别的果子那么好摘，黎正全把一棵树弄倒了，弄出了很大动静，吓得我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不一会儿，黎正全从香蕉林里钻了出来，扔给我一串香蕉，他手上还一串。我们俩撒开一阵猛跑。跑到了安全地带，两人笑成了一团。然后吃香蕉，撕开了咬一口，又苦又涩，根本无法下口。把香蕉扔了，回到烂尾楼。黎正全说给我十块。我给了他十块。他跑下了楼，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串大蕉，一瓶啤酒。黎正全说，死也要做饱死鬼。大蕉是结在芭蕉树上的，模样像香蕉，可是味道比香蕉差远了，但也便宜多了。我们俩吃着大蕉，你一口我一口，很快把一瓶啤酒干掉了。
       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加之酒的作用，我们睡得很香。
       睡到半夜，被一阵叫喊声惊醒，然后听见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喊站住。有人在拼命地跑。我立刻反应了过来，是治安队在抓三无人员。也来不及多想，爬起来就往楼上跑。很多的人跟着一起在跑。后面的手电筒在来回急切地晃动。果然是抓三无人员的，可能是治安队发现了这个烂尾楼里每天晚上睡了很多人，于是来了一次大的清扫行动。我们被包围了。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能跟着大家往楼上逃。我的个子高，腿长，跑得快，很快就上了楼。楼顶上有一间小平顶房子，房子边有一架梯子。跑在我前面的很迅速就爬上了梯子。我跟着也爬了上去。我才上去，梯子就被先跑上去的人抽到了小房顶上，然后我们就趴在顶上不动。还有一些没来得及爬上来的，在下面带着哭腔求我们，说老乡，把梯子放下来嘛。可是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把梯子放下来。我听见一个女孩子用四川口音不停地喊着老乡，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很快，治安员追到了楼顶，把他们都带走了，包括那个四川口音的女孩。他们没有向治安举报说小房顶上有人—。看着他们被带到了楼下，上了一辆车，很快就被拉走了。
       我不知道那个四川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多年以来，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四川女孩的声音。我们本来是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的，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是一个无耻之徒。多年以后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现在，我被南方的媒体称之为打工作家，称之为打工者的代言人。面对这些荣誉时，我的心里就会响起那个女孩喊老乡时的声音。
       方便面还有半箱，我们实在吃不下了，看见了直恶心。四川人被抓走了一些，余下的散了。烂尾楼的夜，安静得怕人。一些虫子在耳朵里不知疲倦地叫。那天早晨，黎正全说，不去找工作了，反正找也找不到。黎正全不去找工了，我也失去了信心。那个上午，我们就躺在烂尾楼里睡觉。我们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也不再说话。这样睡到下午一点多钟，我想不能再这样睡下去了，我要出去找工作。
       黎正全在睡，我独自走出了烂尾楼。南国的阳光，玻璃渣一样刺眼。我觉得两条腿有些软。离烂尾楼不远就是工业区。这个工业区，我已走过了无数遍了。可我还是不死心。走到信丰造漆厂的时候，我的眼前一亮，信丰造漆厂门口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用记号笔写着招调油师傅一名。黎正全是调油的，我没有做过调油师，但我学过美术，从前在时装厂也调过染料。我进去试工了。没想到，很顺利的试工成功。包吃包住，月薪六百。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到烂尾楼的。我摇醒了黎正全说，黎正全，我进厂了，信奉造漆厂，当调油工。黎正全说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不开玩笑，我回来拿行李的。
       黎正全呆了一会儿，站了起来，帮我拎着包，把我送到了信丰厂门口。
       希望总在前方。只要你没有放弃，生活会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替你打开另外的一扇门。当天晚上，我在信奉了吃上了半个月来的第一顿米饭。吃完晚饭，我去烂尾楼找黎正全，他不在。可能出去找工作还没有回来。第二天，我又去找过黎正全，他也不在。大约是过了一个星期吧，黎正全坐着车来厂门口找我。见到我，一脸的笑。他在郁金香工艺品厂当上主管了。大约又过了一个月，黎正全又来看过我一次，说老板说话不算话，说好一个月开一千二的，结果才给他八百。黎正全说他和老板吵了一架，出厂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多年以后，我进了一家杂志社当打工记者。我专门去找了那间我和黎正全容身的烂尾楼。然而那里已面目全非。我找不到那幢楼所在的具体位置。我记得当时那幢楼前的一座小山，我记得楼后的那些河沟水塘，以及水塘边种植着的茂盛的香蕉树。而现在，河沟不在了，小山也不见了。我的青春记忆，失去了证据的凭依。只留下一些依稀的痛，在南国的风中游荡。2005年11月28日于31区出租屋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