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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听到塞维利亚的名字时，我对这个城市唯一知道的就是卡门：一个芳名流传世界、故事几经更改的虚构人物。各种版本的小说、歌剧、舞剧、电影，使这个人物充满了想必比任何一个真实人物更多的诱惑力。仅我看过的版本就有：1983年同时由西班牙电影大师卡拉斯．绍拉拍摄的《卡门》，由法国电影大师戈达尔拍摄的《芳名卡门》，由顶级男高音中唯一称得上英俊人物的多明戈主演的比才歌剧《卡门》，以及最新的忠实于梅里美小说的导演拍摄的故事片《卡门》。甚至，我还看过我所喜爱的著名舞蹈家巴西利科夫主演的现代芭蕾《卡门》。最近报载：由全球著名的荷兰“伙伴”歌剧制作公司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等诸方面共同合作，投资一千七百万精心打造的大型景观歌剧《卡门》，“将是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演出盛事”。该剧首创三百六十度全视角景观，以狂欢、马术、弗拉门戈舞、斗牛士舞的盛大场面、气势恢弘的立体布景吸引观众，把观众置身十九世纪初的西班牙异域风情。据说两千多元一张的票一抢而空。
       在前往塞维利亚的路上，我脑子里装满的全是卡门的形象：大红色滚边荷叶裙，黑色纸扇、黑色的头发和眼睛。梅里美小说中说：西班牙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还有三纤巧：手指、腰身和鼻子。从小说和电影中我们都知道，卡门正是适合这三黑三纤巧的西班牙美女。
       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诗句说：没见过塞维利亚的人，就等于没见过世面。没听说过卡门的人，恐怕就是连西班牙都没听说过。虽然西班牙人很讨厌全世界的人都把卡门、弗拉明哥、斗牛当作西班牙的注册商标。在他们看来，卡门是典型的他者形象，是一个旅游的外国人虚构出来的异国情调，里面充斥着被就此定型的冒牌的西班牙人形象。这一切构成了外国人心目中的“西班牙特色”。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者眼光无处不在。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也与一位西班牙建筑师坐在被“成都化”了的成都茶馆里，喝着有成都特色的花茶。西班牙建筑师指着窗外最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光采工程里，那些用塑料拼缀出来的彩色灯管仿真植物，坦言他很喜欢这些被我们中国人认为俗气的装饰(还有类似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民族话语，同样是老外喜欢的中国特色)。此外他也坦言他来成都之前，想象或者说不知从什么样的文本中观看到的经验使他以为在成都，到处都是坐落(或者说是点缀)在竹林里的茶馆，人们都坐在树下悠闲地喝茶。这样一些被简约地规定了的文化境遇，像旅游说明书式地就这样推出一个个赝品城市，同时也有力地推动这些城市的消费。卡门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已经成为西班牙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重要特色。西班牙人喜欢或不喜欢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再说，塞维利亚的旅游业为此要感激法国殖民作家梅里美的妙笔。
       卡门工作(在简单的工作台上搓雪茄)和学习(像小流氓一样动刀子打架)过的地方——塞维利亚烟厂，现在已是塞维利亚大学的法学系。在旅游手册上，只被打了一颗星：意味着此地可看可不看。的确，塞维利亚作为西班牙最有趣的城市，值得观看的地方太多了。吉卜赛女郎卡门的形象随处可见，散布在各个后殖民文化场所，烟草女工卡门的工作所在地就不那么重要。但是当我在塞维利亚街头走来走去时，我仍然按捺不住好奇心，想去看看那一个发生了全世界最浪漫的爱情故事的初始地。
       塞维利亚大学(原来的塞维利亚烟厂)是一个建于一七五○年的工厂，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无论如何都更像一个城堡，而非车间。大门和外墙上雕刻着古老的塑像，室内更是四处都能看到精雕细刻的浅浮雕。想不通这样的地方为何会是一个弥漫着烟草味的喧闹工厂。“有四五百女工在这家工厂工作。她们在一间大厅里卷雪茄，如果没有许可证，任何男子都不能进去，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她们穿得很随便，尤其是那些年轻女工。她们吃完饭去上工的时候，就有许多后生在那里望着她们经过，千方百计去挑逗她们”。西班牙女郎的热情是众所周知的，何况还有吉卜赛女郎。男人们要是竖着进去，恐怕只能横着出来。
       梅里美小说中那个倒霉的男主角这样叙述他噩运的开始：“人家把我派到塞维利亚的烟草工厂去当警卫。如果您到塞维利亚去，您就可以见到这所大建筑物，在城墙外边，靠近瓜达尔基维尔河。我现在似乎还看得见那扇大门和它旁边的警卫室。”
       无论如何，全世界喜爱浪漫故事的人们都会感谢这扇大门，因为正是它打开自己，让卡门走了进来，并将那一朵像谶语一样的花掷向警卫室的何塞，从此拉开了这个著名文学文本近大半个世纪的演出帷幕。尽管现在看来，这座大门普通得像西班牙随处可见的大门，尤其是它外面还堆放着好几个大垃圾箱。我走进去，一直往内走，它有点像中国三进式庭院，一个中庭，四周是围廊，再往后面还有一个后院。法学系的男女学生们有的坐在走廊上看书，有的围成一个小组在讨论问题。大厅内(电影中这里是熟悉的场景，数百名女工围坐在工作台上搓雪茄)，一名教师正在讲授着什么，十多个学生围坐在她身边。
       从外面看，这里与欧洲其他大学简直没什么区别了。如果不是因为卡门，想来我永远不会想起要到这里来。在离开中国前的不久，我刚看了新版的电影《卡门》。女主角长得真有点像小说中的人物：“我十分怀疑卡门小姐是不是一个纯血种，至少她比我见到过的她的同族女人要漂亮得多……她的美是一种奇特的、野性的美；她的脸使你初见时惊奇，可是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她的眼睛，有一种肉感而凶悍的表情，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别的人眼中看见过。‘波希米亚人的眼睛就是狼眼睛’，这句西班牙成语是经过仔细观察后的结论。”
       新版的《卡门》完全忠实于梅里美的原著精神，连叙事方式叙事角度都与小说保持一致。卡门临死前说了一段话：“何塞，你向我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再也不爱你了；而你却还在爱我，所以你才要杀我。我也可以再向你说些谎话：可是我现在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俩之间一切都完了。作为我的罗姆，你有权利杀死你的罗密。但是卡门永远是自由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上一世纪最精彩的爱情宣言。它由法国作家塑造的吉卜赛女人口中说出，正好说明了梅里美对本民族文化的迷茫和疑惑，对他者文化的虚假投射和真实观照。所有西班牙本土作家、艺术家都试图对卡门这一混血变种之西班牙形象进行重述，但包括这些努力本身，也变成无奈和无助的尝试，同时为卡门的经典形象添加了更多的程式、规范和类型化处理。
       比才的歌剧《卡门》是全世界上演率最高的剧目。比才的卡门比梅里美的卡门更简约也更富有爱情活力，当然，比才的卡门也更为人接受。除去了盗贼、骗子和妓女等不良色彩之后的“卡门”，在比才的
       歌剧中，最多算是一个爱情原教旨主义者，而何塞更接近一个爱情恐怖主义者。故事与叙事也更多地集中在人性中的嫉妒与反嫉妒之上。在一九九四年，我曾通过一个香港朋友带来的LD影碟得以看到多明戈出演的《卡门》。多明戈的嗓音自无人可比，但他扮演的何塞却无法让人联想到梅里美笔下的那个痴情、倒霉、绝望的失足青年。扮演卡门的女演员表演一流，的确有点吉卜赛女人的味道，但我完全不能把她与梅里美笔下三黑三纤巧的卡门联系起来。当然，这是歌剧角色的一大问题。毕竟像卡拉斯那样歌喉与表演、人与角色浑然一体的歌唱家太少了。相比之下，绍拉拍摄的《卡门》中那位编导、现代版的何塞，却很好地表现出了当代西班牙人的情感、迷惑和爱情的悲怆。在绍拉的《卡门》中，他想要以西班牙文化的方式诠释一个新的卡门，并同时呈现这一努力的失败。绍拉电影中的卡门扮演者德尔索，同时也是电影女主角，可以视为西班牙新女性。她只想扮演卡门，但她并不想成为生活中的卡门。德尔索的这一角色正好印证了西班牙文化的境遇：试图在真实世界中褪掉被赋予给自己的角色化记忆(异国情调)，但为了成为卡门，又不得不一次次扮演进入他人眼中的规定角色。电影中男女主角编导安东尼奥和卡门的爱情结局正象征着西班牙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冲突结局。无论西班牙人怎样看待自己的他者地位，却也不得不在现实世界中与虚假合谋，进行制造赝品的流水线。在西班牙，传统的弗拉明哥只能在一些供外国人参观的酒吧中，或是一些提供旅游服务的歌舞厅中演出。最多有一些老人还深谙此道，其处境类似于中国戏剧。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扁平化的过程，文化珍稀物种也濒临绝种，剩下的只可能是一些文化符号。身穿大红百褶裙的卡门，和出现在奥运会上的张式大红灯笼，其意义基本相同。
       最后要说的是，等我回到中国四川．才发现我在塞维利亚大学拍的那一个胶卷，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唯一在上一卷中留下了最后一张：我站在塞维利亚大学门口，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那个古老的门洞里，没有涌出一大群蓬头垢面、野蛮性感的烟草女工，而是走出一群朝气蓬勃、时尚前卫的女大学生。我从她们中间没有认出那个梅里美笔下的吉卜赛女人，那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她的缺陷而变得更加完美的卡门：“我的波希米亚姑娘不能说这样十全十美。她的皮肤虽然很光滑，但是非常接近铜色。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斜视，但是很大很美；她的嘴唇虽然有点厚，但是线条很好，露出雪白的牙齿，比去掉皮的杏仁更白。她的头发虽然有点粗，可是颜色漆黑，带有蓝色的反光，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长又亮。”她的所有缺点都有优点作为陪衬，而这些优点在对照中变得格外显著。当我在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校园内外随处可见的西班牙女孩身上，过多地投射我的注视目光(由此我甚至并没太注意到西班牙男人以及他们声名远播的多情眼神)，我在想：她的芳名不仅仅叫做卡门。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