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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前夕，天寒地冻，捧读两位已故诗人留下的诗文，不是为了所谓艺术欣赏，纯是为了一种不能忘却的怀念。
       一个梁南，一个雷雯，前者四川峨眉人，后者湖北黄冈人，却都终老于黑龙江，在那里度过多年风雪载途的日子。
       他们两人都是写诗写了一辈子，到晚年才涉足散文，散文多是记述走过的人生道路。把诗文参看，诗就有了“本事”，更加深了对诗的了解。读诗读到诗的背后，这符合中国古代“知人论世”一派的主张。
       并不是说他们的诗没有独立的文本价值，必待弄清作者的生平才能体会。他们的诗作唯其是诗，一须提炼，二须升华，不可能墨守生活中的细节。他们的诗能给我感性上和理性上的触动，而他们借散文所作的自述，则填补了一般诗中省略的叙事成分。
       雷雯是缘悭一面的朋友，梁南虽见过面，但多半是来去匆匆的聚首，不及深谈，往往仅就诗艺交换些意见罢了。大家忙着追回“逝去的时光”，更不暇多说往事。
       这一回，在斗室中，我却听到了他们的倾诉。
       梁南一生苦吟不已
       梁南生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现在正是他诞辰八十周年，我想，他的同甘共苦三十年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该也在家祭以后，回忆着她们家这个痴迷于诗的老头吧。
       我尝说梁南是个苦吟诗人，不仅指他苦心孤诣地炼字炼句，左斟右酌，反复推敲，更指他从十八岁爱上诗并开始写诗，就此痴迷不解。一九四九年参加空军．正是初入戎行、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仍然一是不能忘情于诗，一是把目光注视着人间的苦难。他的成名作是写作并发表于一九五四年的长诗《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在有些人看来，那遥远的南美洲人们为挣脱苦难的斗争，“干卿底事”?反右派斗争中因言贾祸，让他一遍一遍写检讨，他在检讨纸下，还压着另一张纸，他准备把随时涌来的诗情记录下来。幸亏这点“鬼”没人发现。
       仿佛天赐梁南的生命，就是为了使他与诗相伴终生。
       甚至可以说，梁南的诗就是他的墓志铭。
       我和他在一九五七年初见过一面，然后各自曾经沧海。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或一九七九年初才恢复通信，我却不知道他在一九七八年夏天刚刚遭遇了一场大祸。
       原来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梁南和妻子翁菊英去江苏岳母家接两个孩子回黑龙江虎林上学，绕道上海，五一节那一天在《文汇报．笔会》上读到了久违的诗人艾青和公刘的新作，他痴迷于诗的“老魂”又一次苏醒过来。从江南回来的两个多月中，他所在的铁道大修队在离密山不远的一带施工，而在他心中“诗的酵母膨胀着，总若有若无的像在酝酿什么”。他从艾青、公刘想到自己，又想到许许多多像这样打入地狱的人，除了个别自尽的以外，绝大多数都弯下腰来背着苦难的十字架，用血和汗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直到平反：“如何以诗的意象去形象地表述而不留斧凿，成为我要解决的心事。”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我在青绿的宿营车上被太阳召唤起来，看看手表，刚到五点。北国边境，三点破晓．五点就日上三竿了。明媚的天气，会引起人诗的感觉。我提前吃了饭，到连珠山车站从不通火车的三道上散步。……走着走着，思想渐次进入广博无涯，浩茫如烟的境界．思之所至，难以控制，以致涉入多次惊叹不已的大海，一步跃入贝壳与海的依存关系上．并在这种依存关系上转开无法遏止的圈圈而仿佛甚有所得。我不知道，我已进入僧人们说的“入定”境界，人如坐在造化神乎其神的净瓶圣境；耳外的声音世界死亡了，眼外的茫茫世界也无形了。死神走近了我，所以，尽管火车在背后发疯呜叫，我却一无所知，一无所闻。当我左脚着地．抬起右脚，欲跨铁道线时，冲击而来的火车．一下将我抛物线似的猛击出七米之外．我休克了。那时六点左右。
       火车迟一秒到，没有悬空的右脚．那就会双脚着地，必死在线路上无疑：那天火车头是倒开着挂的车厢，水箱的大平面在前．否则，亦死无疑……
       我被抬上卡车，急驰到二三十里外的密山县医院抢救。头被撞破，血染衣襟，缝了七针，右肩胛粉碎性骨折，肋骨多处骨折。诗也被撞跑了。八点左右，给我缝最后一针时，我苏醒了过来。
       梁南这次“死而不死”的经历，在目击其事的人眼里，却是“旁观者清”。他这样追述工友们的感受：
       我是“当事者迷”的人。而感受到箭在弦上的紧张，惊恐万状的，是成群结队走在离我不远处的工友。他们望见我悠然自若的形态，和冲着这个形态狂躁扑来的火车。谁那么胆大?梁师傅嘛；梁师傅今天咋发傻了?有人惊叫：梁师傅!火车与我相距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我悠然自若依旧。离我近的人，有的扯开嗓子喊叫，有的向我投石告警。都在惊呼：梁师傅这次完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没有被压碎。除开我人瘦体轻外(有人说．火车像撞飞一根羽毛)，那天好些偶然因素也都凑在一起出现，才挽留着我写诗的生命。而一生淳朴的工人们，却从品行上去找答案说，梁师傅上辈子这辈子都没做缺德事儿，该得不死，这对。
       这是梁南右派问题平反前的一次生死劫，在养伤期间，他终于写出了导致他“入定”遭难的关于贝壳的诗思，《贝壳·树·我》。
       其实，像这样九死一生的险情，他遇到了不止一次。
       他从一九五八年四月戴罪下放北大荒，以不到五十公斤的体重，一直干的是野外重体力劳动，垦荒种地，筑路修桥，伐木烧炭，积土烧砖，打草苫房，乃至在零下的天气里风餐露宿，更有如他说的：吃铁吐火，出监入狱。
       一九六一年秋天，他受命入山搞副业，为农场捡橡子酿酒用。九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凌晨出发，深入虎林迎春之南的深山老林，背上的橡子有八十多斤重的时候，他憬然察觉，自己离开众人，也离开了熟路，迷失在原始林中了。走啊走啊，走不出去，天已断黑，夜雨如丝，四处传来兽言兽语，渐渐逼近。他走快兽也走快，他停下兽也停下，他估计是野猪，这样进进退退有四个钟头，到九十点钟，不得不爬上一棵高大的槭树：
       子夜前后，树的左、右、后三角监视我的威逼声突然沉没了。我正疑惑之间，令整整一座原始森林都毛骨悚然的几声虎啸，如风一扫而过。这王者之尊的大兽所经之处，不知惊落多少杂花，吓弯多少细弱林木，原来这帮青皮(邵按：指追逐他的群兽)早有知觉而逃之天天了。
       这虎啸应山击林，远闻数里．一听即可知晓；何况行走起风，身上的虎蝇，鼓翅急飞随行，以致在啸声中隐约另传一股怪声，我也听出来了。
       我一身冷汗，想想我除煮字疗饥外，还有什么长处?面对几个青皮，就气萎体败，骨解形销，险些丢掉性命。而王者之尊的老虎，一啸便廓清古林，带给我一个冷凉恬静的世界。我也算沾虎威之光了。
       这是事后梁南的自嘲，当时他苦坐在树上，从早起到现在水米没沾牙，跟围追他的野兽周旋，浑身疲倦，想睡又不敢睡，不单怕“青皮”野兽重来，是怕一旦睡着，
       会从树上掉下。就这样半睡半醒、思绪纷纷，熬到天微明，才下来继续找路。在他晚年出版的《寸人豆马随笔》中，有由“妄入原始林”、“群兽追逐”、“半睡树上”、“夜被雨洗月抱”、“走出死谷”、“野山楂树”几个片断组成的万言长文，以记其事。这一独特的经历，独特的心理变化，应该说是刻画入微，而又十分坦率。是九十年代难得的散文。可惜这本书印数偏少，读者无多。
       梁南在一九九四年写成《夜宿原始林树上》一诗：
       逼近的嘶嚎围困着槭树／在野兽们眼里／我是非法越界的野兽／公然闯入林区／侵犯它们的领地／／风雨茫然 时间茫然／时间是夜的移动／和雨的延续／是被雨淋湿的／再版多次的迷路记录／／我还能想些什么 树上／没有路 树下的路／已被自己一条一条踩死／只能在树上暂时涅桨／享受原始林的孤独／／树底 兽们要挟的话语／突然断了弦丝／整座森林在惊怖的颤抖中／听一只拨弄风暴的虎／呼啸面过／／所有的呼吸／一下 都停止了／沉静的花萼上／托着花瓣惊落芬芳时的／痛哭
       我在前面说起这件旧事，是想向今天的读者转述诗人的奇遇，又一次奔走在生死边缘，却有惊无险，虽无猎奇之意，但以为这是千万人一生不一遇的，而让我们的诗人都遇上了，惊叹他的“九死一生”。现在看来，事过三十多年后，诗人怕是不愿停留在这个叙事的层次，他是不是引申开来，借这一回忆中的自己、兽群和老虎这三角来隐喻什么：是人生世路的艰难?孤独无援的困境?人兽异路的感慨?老虎与群兽间的秩序?作为人却“沾虎威之光”的尴尬?抑或虎啸后岑寂中花的痛哭?
       梁南还告诉我们，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他当更夫守夜，大雨滂沱，他独住的茅屋骤然坍塌，横梁落下，差点没被压死。又一次从鬼门关脱身。“至于小小不言的惊愕，”他说，“何止千百，我都一一含之如饴，消化成我的养分。这里面蕴涵的不仅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超越这些问题表象而深刻得多的，促使人生成熟的一种穿透力。每到写诗，我都意识到我不是温室里的花草”。
       不到一年以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日清晨，梁南到冰封八百里的穆棱河挑水(那里，离岸一米水深处，被左近住户凿穿一眼冰窟窿，每天第一个挑水人，只需击碎昨夜刚结的薄冰，即可打水)。他走到岸边，抬起左脚刚要下岸，猝然惊雷一声把他镇住，八百里冰封的穆棱河，一秒钟开江!对这生死一发(不是发达的发，而是千钧一发的发)，梁南说，“这是一卷惊世骇俗的千古奇观画幅，万千水柱如同万鲸喷射，十万碎冰随之哗然而动。早一秒到岸，必死河中；迟几秒到，则与开江壮观失之交臂。这一年中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秘一秒，谁遇到过?”开江的壮观，在北方的江边人家，即使习以为常，也还会是注视过的，不过想来他们未必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偶然邂逅的梁南，若干年后回忆起来，却还认为这是人生一次“幸会”，仿佛没有侥幸脱险的后怕，而始终以对美的痴迷珍藏着这份听觉、视觉记忆，珍藏着当时生命和灵魂的震颤。这个顽固地身体力行“诗意地栖居”的苦吟诗人，就是如此可悯，可爱，又可敬!
       差一点葬身江边的开江时刻，房倒屋塌的险情，还有秋夜雨中迷失老林、辗转在兽群包围、虎啸声声的恐怖中，这些灾祸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来自同类。时至文化大革命，就完全不同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这一天，正在山中打石班劳动的梁南，忽然被诬与一百五十里外的一起“反(革命)标(语)”案有牵连，莫名其妙地投入囚牢，“笆篙子”一坐五百天，直到一九六九年八九月才宣告无罪释放。
       对这场无妄之灾，梁南的回忆文字中，除了一笔带过地留下过“酷刑”和“血腥”的字样，具体细节几近空白。这是为什么?
       梁南没有把这段生活(“这也是生活!”)笔之于书，是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原因，是实际的考虑还是艺术的考虑，我说不清。似乎他只在一九八一年发表过几首《十年纪事》，后来不见续写，也许写出来未得发表吧。已发诗稿中有的涉及了囚室中的记忆。
       如一首题为《这样的夜啊》：
       稀疏，零碎濡湿的星斗／冷缩在高高的囚窗上头／／从前的美从前的芬芳都已凋蔽／只剩消瘦的微光闪幽闪幽／／冷光扑落凄楚，不知不觉／像一层青苔敷在心口／／我想从星子上找一丝宽慰／没有：无尽的时间中只有闲愁／／闲愁默想淤积如岩层愈来愈厚／复杂的记忆世界被仇恨层层渗透／／啊，纵令我再走不出斗室半步／我的万里思索已把恶棍们捆绑在手／／咬住牙，在这暗沉沉的时候／大脑是磨石，磨着记忆的匕首
       另一首题为《谁被带走了》：
       牢门又一次紧紧关闭／尖刺声慑住人的呼吸。／静的后面，延续着静……静／脚镣远去，留下死的回声。／／依约似有枪响；／又熄灭一个生命。／血将消失：旧草，仍将色泽碧青。／／是一粒罪恶的劣种该当毁灭?／还是今夜将有弥天云愁雨恨?／我无力扑到窗口探询，／只把疑问反复深思至今……／／我愿法律，一百倍超过太阳的神圣，／愿每次枪响，旁边／都有光明之神的笑声
       这里有诗人对生命的珍惜，也有诗人对法治的渴望。
       他在同年发表的《每当》一诗中，呼吁“神圣法典”，他“在徐徐飘落的歌舞声中，／严肃地把手铐的痕迹看上一眼”。曾经戴过镣铐的人，话语将比镣铐更有分量。
       梁南分别写了纪念从未谋面的已经牺牲的难友遇罗克、张志新的两首诗，《毋忘草．思念之歌》和《我们补充进去》。思念遇罗克的诗，写在他被害十几年后，“文革”已经结束：“一夜之间，冤魂撞开狱门，／庙宇里推倒了鬼神。／忘记了罪污之身，／也忘记了风暴留给你的惊悸，／在戴着锁链狂欢起舞的人流中我望见你……”写遇罗克，也是写自己，这首诗的背后，是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行动中站起来的巨大群体，这首诗代表着他们当时普遍的典型情绪：告别过去时不无天真，眺望未来时满怀乐观。
       梁南的许多诗，反复写到信念，我们看到，在生死挣扎的黑暗岁月中支持他活下来的信念，就是：“到死都说，／无罪……我们”。
       一九八六年写于张志新殉难十周年的诗，“一株火红的枫树被伐倒了”，“伐木者也倒下了”，这是可以略略告慰那因追问“谁之罪”而获罪的无罪的死者的吧。
       紧接着，梁南写了《树们之厄》，他为又听到远远近近的斧锯声而深感不安。
       进入九十年代，梁南分出相当的精力，写回忆散文，写诗论诗评和珍品鉴赏，准备多年厚积薄发的《论孔子决非{诗经)选家》，引起诗界的瞩目。这样，他诗写得少了，但每有新作，显得更为厚重。如《为“思想”画像》：
       蝉在树上唱．唱我饮树汁的思想／鸽子远飞，替我在天地线画着弧光／雨落着，全落在心外／心上的船无法启碇远航／赤膊拉纤我也必须赶去，去看／桃花汛笑倒枯瘠的季节在一个早上／／思想比空气神秘，没有足迹可见／谁也无法将它在枪口
       上控制／想开花就开花，想结果就结果／即使戴着镣铐，舞姿仍然美丽／对神圣的上帝．也敢于在有效射程内／射出一丸子弹，对准他齐天的背脊
       这首诗收入了两家选本，一是贵州的《中国百家哲理诗选》(一九九一)，一是山东的《中国诗人代表作》(一九九六)，意象的密度和感情的张力相匹，我以为可算是梁南晚年的力作。
       写到这里，我还想提到诗人一些纯属个人题材的短小的抒情诗，应以《黄桷树》为代表，他在一九八七年的诗学随笔《顿悟．灵感》中，曾假托为友人之作，说，“我有个熟悉的诗人”，有次往相册上贴照片，突然看到四十年前初恋的情人，感从中来，不能自已，几次下雨约会于黄桷树和花伞下的形象，立刻浮现出来，他忍不住就在纸上画着，画着，并串成《黄桷树》这八行诗：
       我在纸上画着难忘的记忆／永是黄桷树下开花的雨具／柔淡一瞥，解除我久候的苦凄／你忙把我欢笑的脸收进伞去／／你踩我的足迹，我踩你的足迹／不知走向哪里却欢天喜地／我们好像这样走了一辈子／尽管我始终在东，你始终在西
       直到一九九九年，诗人在《抄诗杂感》中，说起美国女诗人艾米．罗威尔(AmyLowell)的《十年》和爱伦．坡(FdgarAllan Poe)的《给海伦》，触到思旧的话题，他又提到《黄桷树》这首诗：
       思旧的路径盘根错节。……一路上照面的不幸全是不成熟的爱情插曲。任何爱情插曲的启奏，都不是成熟也不是失败，失败是它的结局。人处在不成熟的花期怒放时，果子会不会红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创世纪握手言欢的爱之萌发、爱之迷离，既不足为外人道，自己也没有评价的尺寸。品嚼的正是这些说不清中的回甘之味。这些旧事，对我总是虽旧犹新。那几个约会地址的黄桷树永远那么扶疏荫地，举手即可摘到酸甜适度的嫩叶：晤面的时间，永远拂来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水磨房古典的吟哦，节奏永远那么恬媚诱人，入耳化为花瓣；对谈的人永远那么豆蔻如初……
       这里直述的背景，不但帮助我们体味原诗，也如中国许多传统诗作中的序跋，本身就是一段散文，抒写的是历久回甘的记忆。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的《风雪归来》，该是梁南最后一本诗集，把这首他不能忘情的诗——写的是不能忘情的人——列为开卷第二首，我想不是按写作日期排序的。
       梁南小传中提到他的著作，有一些我未读过，如《笼柙随笔》、《寄人篱下风雪多》，以及纪实文学《来自炼狱的朝圣者》等，不知其中有没有我想读而没读到的内容。
       雷雯是真正的诗人
       雷雯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不久前也正是他七十八岁诞辰，但他已逝世两年了。
       他逝世前一年多，在病中整理写定了五六万字的回忆散文，题为《往事非烟》。他一九九九年写的前言里这样说：
       我记述的这些往事，是草民的呼吸与挣扎。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气贯长虹．它不是响彻云霄的洪钟大吕，一滴滴，一丝丝，那只是生命的律动。一只小虫痛苦的呻吟，一只小兽饥饿的哀嚎，不也是大悲大劫中同等的凄怆么?谁能想象到，那些没有了“自己”的生灵，是在怎样睁着血红的眼睛咬噬着自己的灵魂?谁知道生死只隔着一层纸的生命的声音，是怎样的绝望恐怖惊人魂魄，是怎样撕心裂胆的颤栗?不是从沙粒看世界，不是对明月想未来，就是这样一群卑微的生命所遭遇的种种，也是撼鬼神的伤心血泪!一群群被扭下了人格的生灵，像一堆被倒在污水里的蛆虫．找不着天，找不着地，在浑浊的黑暗中无法保护自己，一个臭水坑也会成为无边的苦海!
       这些遥远遥远的往事，一直没有成为飘散的烟，它是一层厚厚的带雨的云，横在我的心上，挡着我的阳光。
       他在二００二年初春写的后记里，把已经度过的七十五年人生，比作人生途中翻过的七十五座山，他说：
       第三十座山，它应是人生旅途中一座春天的山，一座多彩的山!它能让欢乐是百灵鸟的歌声在长空飘荡，它能让痛苦是山间泉水穿过嶙峋的怪石流出深山。
       而我的第三十座山啊，那里是我人生真正的起点!我在那里真正懂得了风，懂得了雨，懂得在茫茫大雾中去寻觅深藏的光源。在那里我明白了美不用装饰，也明白了善不用宣传。
       这两段激情的告白，是读雷雯这些散记的钥匙，也是读他所有诗文的钥匙。
       雷雯的“第三十座山”，指的是他三十岁前后。早在一九五五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出版社当编辑不久，反胡风的风暴来了。由于跟诗人牛汉见过面，谈过诗，牛汉被当作胡风分子公开点名，他也就变成审查重点。他跟胡风毫无瓜葛，胡风的诗文也没大读过，但大会小会，软硬兼施，诱迫他承认是带着胡风集团的密令到哈尔滨占领文艺阵地来的，他交代不出这荒诞的罪状，便继之以抄家、关押。奇怪的是不论单位负责人还是省委派来的专人，警告他时都说如果怎样怎样“你要负法律责任”、“你要负一切法律责任”云云，好像他们倒是维护法律尊严，真正依法办事的。雷雯觉得自己像一只老鼠，被两只恶猫抓来抓去，连魂都是破碎的。“我想：‘这样活着干什么?’又想：‘这太混账了，还是要看个究竟!’想到要看究竟，心里不但不害怕，反而有一种轻松的坦然，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大梦初醒，也如酒醒了想到醉时的荒唐。”
       最后，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分子”，说是免予刑事处分，但撤销编辑职务，降级降薪。他依法提出申诉，被指为翻案，送去农场“学习”。他想：“去学习还有用刺刀押送的吗?”他于是懂得了，“在这黑白颠倒的时候，是不许含冤之人愤怒的。”
       他突然成熟了，在生死挣扎之际成熟了。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夕，拿来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要他签名，上面写的身份和罪名是：“对党不满，胡风分子。”这时他才知道，以前只算是“学习”，从现在起，在这电网密布的劳改农场，才算正式的“劳教分子”，编入右派队。
       劳改农场使他经历了以前想象不到的另一种人生。
       深山里要修一条森林公路，把任务交给了右派队，说山里没有院墙和电网，右派队的人不会逃跑，再说，这艰苦的劳动也正是让他们脱胎换骨的好机会。场长亲自来动员，要每个右派都豁出半条命来获得新生，要用无限的忠诚、拼命的苦干来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并正式宣布右派队改名为“左训班”，队伍明明是向右转，也要喊“向左转”。
       看到这里啼笑皆非，原来生活中的荒诞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
       雷雯绝望了。“我完全绝望了。这怎么办?像掉进见不到一丝光亮的黑洞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整天和那些小偷、强盗、流氓关在一起，精疲力竭地劳动，没完没了的批斗……每当那些小偷被打得杀猪般嚎叫的时候，我就颤栗，这怎么办?这怎么能活下去?”在绝望中求生的本能使他想到了年轻时在部队的军级、师级老领导，就给他们写了求救的信。在痛苦的等
       待中，只收到楼部长——楼适夷一封回信，劝他好好劳动，不要厌恶身边那些人，还说高尔基就是在下层人群中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素材，写出了那么多不朽的作品。他劝雷雯好好生活，认真观察，为将来的创作做准备，不要把暂时的痛苦看得太重。今天的局外人，也许会觉得楼适夷的话说得有点“隔”，但当时对雷雯却是对症下药，适夷是老作家，他知道雷雯热爱文学，就从这方面鼓励他。雷雯在绝望中拿到这封信：“天啊!这哪是一封信，分明就是丹柯手上的那颗心。我感到黑洞的四面有光了，我感到眼前只不过是一道深沟，跨过去就是路了。我完全从痛苦中钻出来了，站在痛苦之上，冷静地观看这特殊环境里的芸芸众生。”
       说冷静，他也难免动感情。比如有个大学里的化学系讲师老戴，浙江人，腰伸不直，原来他有一叶肺切除了，至今背后留下长长的刀痕。他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回两人一起背诵清人顾贞观的《金缕曲》(这阕词我却背不下来，我想读者中还会有一些没读过的，特找出抄在这里)：
       金缕曲 二首(录一)
       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两人都背得眼泪汪汪，老戴说：“算了吧，还是背点轻松的。”他们谈诗，总有那种由衷的陶醉，谈到江南风物，又有无限依恋的哀伤。他说他这种身体如何能出得去，说的时候那样平静，好像在说别人。有一天大休，他把自己用了二十多年的一方石章磨平，用这块石料刻上雷雯的名字，说：“我用不上了，你身体好，能出去，留个纪念吧!”这一对患难之交就是这样相濡以沫的。一晚点名，少了老戴，谁都知道他不会逃跑，他也逃不了。大家心情很沉重。第三天黄昏他居然回来了，雷雯悄悄告诉他，大家都断定他碰上了狼，他低着头说：“我还真希望能碰上狼!”他竟是宁膏狼吻，绝望于这样这无可奈何的生存了。
       雷雯从他，也从其他人的身上参透了生死。
       日久天长，雷雯又在患难中结交了一些右派同案以外的朋友。搬运工人曹文水，膀大腰圆高个子，连鬓胡子横长着，活像李逵，不识字，半月一次的思想小结都由雷雯代写。他怎么来的?原来搬运队听说长春的搬运工加了工资，哈尔滨没有动静，大家说“长春解放了，哈尔滨还没解放。”想起毛主席最爱咱们工人，于是决定推代表进京。选来选去，都发憷。曹文水说：“X你奶奶的，我去!”大家嘱咐他：“你笨嘴笨舌，啥也说不明白，话说多了不好，就说‘长春解放俺没解放’就行。”曹文水到北京，进了国务院，对接待人员就说：“长春解放俺没解放。”那人好不容易弄明白了，就劝他回哈尔滨，叫他放心，一定负责跟黑龙江联系。第二天走出哈尔滨站，两个人，一辆车，就把他关起来。他说，工友们手头都挺紧的，剩下的车费得还给别人，要求把账算清再关他，都没批准。
       还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送进来，罪名是“思想反动”。原来他打弹弓本领非凡，他家周围几乎没家雀，都叫他打净了。有一天在教室里炫耀，一个同学说：“你打这么准，你总不敢打那像的眼睛”，说着一指黑板上方的领袖像。他说：“我敢!”那同学说：“你不敢!”“我敢!”“你不敢!”“我敢!”“你不敢!”争了三个回合，他就一弹弓飞去。晚饭后，他正在家做作业，派出所来了三个人，他承认事实签了字，就铐到了收容所，三天后送到农场来。“这孩子扁扁脸儿，宽宽的前额下一双不懂事的细长眼睛。干起活来，一点不藏奸，常常一头一脸汗，把外衣一脱，露出一道红一道绿的花背心。他长得不漂亮，却引人疼爱，我有时真想抱抱他、亲一亲他说：‘傻儿子，你为什么干这样的傻事啊!”’
       讲师老戴和搬运工曹文水，都在随后的大饥荒中死去。这个可怜孩子最后的命运，雷雯没有说。
       雷雯有几篇写到那“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难熬，人人都只剩下皮包着骨，还要苦撑着完成劳动定额。饿一天脊梁骨都疼。连他这样的斯文人也跟着抓蛤蟆吃。但他不肯偷，他也不会偷。可是当有人把冒险弄来的一包碎肉、一个冰冻的水萝卜偷偷塞给他的时候，他感到了人性的闪光。
       有一天，雷雯拄一根粗木棍，从工地一步一步挪回家，病腿落地一下，浑身就炸疼一回。突然，听到后面有急促的马蹄声。他没回头，慌忙往旁边让路。“嚼嚼嚼”的马蹄声变成了“嚼……嚼……”这时：
       一套三匹马的大车装满了刚割下的高梁在我身边停下了。我以为车老板停车是要骂我挡了道，我抬头一望，一位被风霜刻了一脸深沟的老农也正瞅着我，脸上没有一丝怒色。他没说一句话，我也没说一句话。冷丁，他把一个长长的大饼子，准准地扔在我的怀中，吓我一跳，我连忙紧紧抱住了。我抬头望着他，没说一句话，他用那仁慈温和的目光扫了我一下，也没说一句话，一回头，“嘚嘚嘚”的马蹄声飞去了!
       百感交集，我好伤心!平生第一次得到陌生人的怜悯与施舍．我是一个乞丐了!我又感到无限珍贵的安慰，在这狭窄的人世间，在这粮食比生命还贵重的时刻，人们并没有都变得冷酷无情。
       这该就是雷雯说的：“美不用装饰”，“善不用宣传”。
       在无告的苦役和饥饿中，只有思想还是自由的。诗人又开始在小小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不料有人打了小报告，笔记本被检查了。幸亏此人报告得早，雷雯还来不及写更多的东西，只有几首想念母亲的诗，把他从轻发落了。也不知道本子发还没有。现在诗集中保留着多首关于母亲的诗，却都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例如这首《辣椒》：
       我又要远行了／母亲用一根线／给我穿起一挂／小小的红辣椒／／辣椒／红红的／像一粒粒火种／在夜色里／闪闪烁烁／／母亲告诉我／辣椒／有火的颜色／有火的性格／困倦的时候／要辣红两眼／感冒的时候／要辣出一身汗／／母亲又说／只知道甜／不知道辣／就不会有火／火啊／只有火／才能抵御风寒／／我又要远行了／母亲用一根线／给我穿起一挂／小小的红辣椒
       湖北人是不怕辣、怕不辣的，这首诗中的红辣椒不就是湖北的“慈母手中线”吗?
       这却又让我想起一首不知写于何时的《菜花黄了》：
       菜花黄了／儿子／把檐下的红辣椒／收藏起来吧／／免得／燕子归来的时候／担心是火
       不论这是母亲的胸怀，还是儿子的遐想，体物入微，且爱及燕子这样的小生灵，怕他们担惊受怕。简直是“无缘无故的爱”了，在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轻蔑，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年月里，这不正是诗人深深体会到的爱和善吗?
       一九六二年，雷雯“劳教”了四年半，早巳超期，但在这“文革”前最后一次“解
       教”中被释放了。这大概是拜七千人大会“右倾”之赐吧，他比死去的人幸运，也比还未“解教”的人幸运。但他已被开除公职，在哈尔滨举目无亲，只好带着打断的左臂、浑身的伤痕和一颗破碎的心接受了“遣送回乡”的处理。也许《翅膀》一诗，写出了他那时的处境：
       昨夜／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鹰／在辽阔的蓝天／翱翔／／醒来／我看着自己的双手／深深留恋着／梦里的翅膀
       尽管只是梦里的翅膀，也在一九六六年刮起的龙卷风中折断了。他当时在一个中学教语文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和几位代课教师扫出了学校。所谓“复课闹革命”时，校方叫他们回去。但雷雯宁愿去当冶炼工人了。他向一位同事解释：一不愿再去哄骗孩子们，二不愿再在知识圈里尔虞我诈。在整个“文革”时期，多次有朋友劝他加入群众组织，他都没参加．他不止一次对这些朋友说：“我不相信这是一场革命!”
       雷雯的知己、文艺评论家姜弘在《哭雷雯兼谈他的诗》中，对其人其诗作了至今为止可算最全面、中肯而深刻的分析。他又在《雷雯诗文集》的序言里，讲到雷雯几十年来“从不轻佻地对待人生和艺术，一贯地保持清醒和清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他没有一篇趋时跟风之作，不是没有留下，而是根本没有写过。“文革”中他宁可去炼铜厂从事极繁重又危害健康的体力劳动，也不愿留在学校宣扬那种红色的名教礼法……”：到了新时期，恢复工作后，他在东北那块黑土地上默默耕耘，远离你争我夺的名利场。姜弘强调说，他想让后人知道：“在政治和经济也就是官场和市场如此热络的年代，还有这样一个从不‘帮忙’也不‘帮闲’，自处边缘而把一切献给诗的真正的诗人。”
       这个真正的诗人一生留下了诗作两千五百余首(包括旧体诗百余首)，但生前只出过四本薄薄的诗集：《牛车》(一九五二)、《雁》(一九八六)、《萤》(一九九０)、《春天在等着我》(二００三，九月)，他于二００三年十月病逝，不知最后一集见到没有。这些书连同散见于报刊的诗，不足他诗作的一半。约有一千七百首诗，工整地誊写在本子上，他从未说过要发表或出版的话，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也没做任何交代。感谢雷雯的七弟，也已年过六十的李文熹，还有弟媳文砚(电脑录入)，积数年之功，把这些诗文遗作认真编排校勘付梓，收入了这个诗文集。
       虽说两千多首诗，但并不是卷帙浩繁得可怕。因为雷雯诗的特点是精短，只有极少数超过二三十行，多是所谓“小诗”，或说与冰心、泰戈尔的短小散文诗相似。不只是形式，精神上也近之。他这个弟弟年轻时曾帮他整理从东北带回的书箱，发现有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翻到一行诗——“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下面有一行大哥的笔迹：“泰戈尔，我看到了你的伟大!”又看到在“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的诗句下，也是大哥写的一行字——“生活原就是这么荒唐”。
       在“文革”绝顶荒唐的十年里，雷雯在父母兄弟的庇荫下，始终坚持着写诗。其中可能只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整理发表了，而一直未发表、直到这次才收入诗文集的，我想多数是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约占诗文集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那些三五行至多七八行的无题诗，记录了多年来特别是“文革”时期他从未停止翻腾的情思。
       不管在“文革”中、“文革”后，雷雯写美，写善，贯穿这一切的是爱，他悲悯地凝视满目疮痍的人间，又温情地关注着自然界的万物，无数鲜活的生命。
       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有一首题为《文化大革命》的名诗，只有短短四行：
       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我到这里来躲一躲。”
       就这首诗来说，“文革”的结束，就是“石破天惊’’了。归根到底，雷雯并不是躲在石头里的人，他本身就是一块石头却被反复砸碎了，如他在题为《刃》的小诗中说的——“当砸碎鹅卵石的时候， 它照样有锋利的刃”!
       一个自甘淡泊，不与人争的人，一个一心歌唱人间的美好事物和高尚情感的诗人，不但他的笔，而且他整个的人，被残酷的生活砸出了“锋利的刃”。在《游骊山有感》、《破败的教堂》、《天街》、《烧》等篇里，他的刃刺向历史的神话和鬼话，在《五大夫松》、《弩》、《剑》等篇中，他的刃刺向卑劣的奴性……
       在结束关于雷雯的述说时，我原想把雷雯和梁南做一个比较，转而一想，这是完全多余的。
       我只是跟随着他们自述生平的笔，对照着他们的诗，感到与他们更贴近了，他们的诗是真诚的。他们各自在别人忽略不见的地方发现了诗。世上不缺少诗，而缺少诗的发现。如同有人有“音乐的耳朵”，有人有“美(术)的眼睛”，梁南和雷雯发现诗，是靠了诗的眼睛，诗的耳朵，更靠了诗的心——这颗心受过血和泪的淬炼，经过生和死的磨砺啊。
       二０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