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武侠迷喜欢金庸梁羽生粉丝玉米追捧超女，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热门话题……
在一百多年以前的科举时代，八股先生一见同类便谈八股。民国年间有人刻意设计过一个场景，说在某处“制艺会考场”上，有“翰卿”和“墨卿”两位八股先生在一起促膝长谈：
翰卿道：墨兄，现在各省闱墨愈出愈多了。
墨卿道：制艺代圣贤立言，闱墨越出越多，越见得制艺的学问真个是身心性命之学也。
翰卿道：各省闱墨，也有声调铿锵的，也有声调生涩的。
墨卿道：某省闱墨有几篇做得很不错，真所谓有章大力之力、项水心之心者也。
翰卿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省闱墨的第六名，全篇都抄着管世铭的《韫山堂文稿》，怎么主考竟没有看出？
墨卿道：头脑冬烘的主考，懂得甚么来？要是我辈做了主考，一定可以鉴别真才，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闱墨”是科举时代的试卷，清朝每届乡试、会试的试卷，由考官选定文字中式者编刻成书，作为举业金针，供前仆后继的读书人揣摩时文风气并加摹仿。“制艺”亦作制义、时艺或时文，原指应制而作的文章，后来专指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
翰卿和墨卿之流的对话大约一脉流传了数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忽然兴起了小说界革命，风会所趋，“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其多”。小说事业之勃勃蓬蓬，犹如春初之草雨后之花。于是，前述的对话场景和内容皆颇多改易——对话的场所改在“小说研究社”，主人公也摇身一变而为“醉蝶”和“痴蜂”，叙谈话题也变成：
醉蝶道：痴兄，现在各种杂志愈出愈多了。
痴蜂道：小说替社会写照，杂志越出越多，越见得小说的势力在文学上占着重要位置。
醉蝶道：各种杂志，也有很有价值的，也有毫无价值的。
痴蜂道：某种杂志有几篇做得很不错，深刻宛比迭更司，惨痛又恰似那毛柏霜。
醉蝶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种杂志的第八篇，中间纯都抄着李伯元的《
官场现形记》，怎么主笔竟没有看出？
痴蜂道：目迷五色的主笔，懂得甚么来？要是我辈做了主笔，一定可以放出眼光，使抄袭家不敢前来尝试。
香迷蝴蝶痴梦难醒般的对话，与前述翰卿和墨卿之交相唱和一一对应：十九世纪英国写实主义大师狄更斯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之深刻惨痛，取代了中国明代的制艺大师章世纯（大力）和八股名家项煜（水心）的新科利器高头讲章。而晚清南亭亭长的《
官场现形记》，更取代了乾隆年间工制举业的管世铭之《韫山堂文稿》……
民国时人之所以设计出这样的对话，显然是讥刺其时的小说家与曩昔科举时代的八股先生一样，所谈的学问虽有新旧之别，但却总脱不了学究的口吻。不过，讽刺归讽刺，平心而论，小说的流行，毕竟为原本在科举制艺中打混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逞奇炫异的新天地。
晚清时代，严复、夏曾佑、梁启超和林纾等人，希望以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他们倡议小说应将描写的对象从帝王贵胄、英雄佳人转向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于是，出现了不少关注现实生活，注重表现时代、人生的小说题材。在这种背景下，从八股世界里走出来的一些读书人，在小说界似乎重新找到了自我，对于他们而言，小说的意义，或许并不亚于时下虚拟的网络空间赋予许多人的满足感。当时创作出的一批小说虽是良莠不一，但其中的确也不乏极富价值的作品。
徽商章回体自传小说《我之小史》的发现，说来纯属偶然。数年前拙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十六至二十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出版后，我送了一册给在婺源认识的一位詹姓老人。没有料到，当他看到书前的彩色插页后竟惊呼：“哦！原来这就是著名的‘徽州文书’，我们乡下也有……”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但过后不久，老人就给我带来两厚册泛黄的抄本，令人惊喜——我意外发现，这是一部未刊的小说，也是迄今所知徽州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的小说！
新发现的这部章回体自传小说计有未刊抄稿本二种，作者叫詹鸣铎（一八八三——一九三一），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中生员，因稍后清廷即下废除科举之诏，故迄今在婺源当地，人们还尊称他为“末代秀才”。詹氏是婺源庐坑人，庐坑位于婺源东北乡，又名龙川，是婺源詹姓的始迁地，从隋代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早在宋代，庐坑詹氏人物就已闻名于世。明代以来，族中更出现了几位簪缨士人。与此同时，族人外出务工经商者日渐增多，其足迹亦遍及全国各地。中国近代铁路专家詹天佑的祖籍即出自庐坑，他是前往广东从事洋庄贸易的徽州茶商之后裔。在明清时代，徽商外出贸易经营的大批利润被源源不断地汇回庐坑，刺激了当地社会文化的繁荣。
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其人阅历相当丰富：曾当过塾师，中过秀才，到过杭州、上海等地经商、游历，流连花街柳巷，出入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在桑梓故里邻族间排忧解难，参与晚清徽州乡间的地方自治。自己又在婺源县城开设振记百货店，因不善经营，亏空甚多……除《我之小史》外，詹鸣铎还著有《冰壶吟草》二卷（有清宣统元年婺源紫阳书院排印本）行世，另有未刊的《振先杂稿》及日记若干册。
《我之小史》全书共二十五回，内容从作者出生的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一直写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逐年记录一个徽商家庭的社会生活。类似于此长达四十余年、多达二十余万字的连续记录，在以往的徽州文献中尚属首次发现。小说生动地展示了婺东北一个僻远山乡的世世代代朝夕旦暮：如第十一回中抄录有詹鸣铎与父亲的鱼雁往还，对婺源民间的拈阄分家做了详细的讨论；续编第一回，描述了徽州诉讼纠纷中，民间族谱、契据及鱼鳞图册所起的作用；第六回，詹鸣铎等人为阻止九姓世仆中张姓“混考武童”引发的官司，从中可见晚清徽州佃仆制度的传承与嬗变；第十九回中，庐坑詹氏与西山下余姓的械斗，则反映了婺东北地域社会中的族姓关系；……其中，有不少远较此前学界对乡土实态的了解更为细致、详尽。
通过摹形绘状，牧竖村童，远商孤客，裙布荆钗……许多普通而平凡的小人物，在詹鸣铎笔下被刻画得有声有色。特别是那些并非琼闺秀女的徽州妇女，在日常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显得格外活跃。在徽州民间，作为调解民事纠纷的基层组织，文会与宗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妇女参与祠中议事，充任文会斯文及乡约——“女乡约”，这在以往似未见诸文献记载，甚至令人颇有几分“骇异”之感。而乡间女人的开塾教徒，青年女子之为报父仇而刺杀仇人等等，亦为此前闻见所未及。这些，都对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程朱理学束缚下妇女在徽州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另外，詹氏为婺源木商巨子，詹鸣铎和他弟弟以及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是收蓄童养媳为妻，不仅如此，他还将刚出世的亲生女儿也送去充当童养媳，这些例子说明，送养及收蓄童养媳，已积淀而为徽州当地的一种民俗，应是以“俭啬”著称的徽州人对于生活的一种“理性反应”，它与男人外出经商、女人提供家内主要劳力的徽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与嫁娶双方的经济地位并无直接的关系。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作为紫阳故里，婺源文风昌盛，充当塾师是当地读书人传统的职业之一。作者的父亲及周遭的不少人，都有处馆舌耕的阅历。而詹鸣铎本人髻龄入塾就学，成人后又先后多次开塾授徒。对于私塾生活，他有着诸多切身的体会。在《我之小史》中，詹氏讲述了庐坑附近一所学堂里的佚闻趣事：
且山岗坞有学堂，先生偶有事他去，有长毛哩（按：指咸同兵燹时的太平军）遗失的钢刀，学生取以为戏，演《斩包冕》，忽报先生来了，那学生一时不觉，把钢刀放下，竟把“包冕”的头真个铡下来。这个祸事传到如今，闻者都为咋舌。经学生为儿嬉戏，大都一片天机，有一二年长的胆子大些，所做的事，尤为出人意外。闻有某生以字纸篓画作人面形，套在头上，夜伏于楼梯头，一生登楼见之，大惊滚下。又有某生褪下裤子，委人画一人面形在屁股上，夜伏暗处，使人见之作惊。又有某生戏撰祭文，教小学生做哭祭先生的怪剧。有允宽先生，当日教法最严，学生见之，无人不畏。夏季先生怕热，裤脚扯到膝头，竟有某生打赌，去摸他的阳货，某生玩皮，底椿先生笞臀，竟去实行那事，你道奇而不奇？有日先生吃小茄子，道：“这个时新货颇早！”一小学生不解事，报道：“他们偷来的！”先生恐怕学生们难以为情，骂道：“休乱讲！”……
在詹鸣铎笔下，红白细嫩七长八短的学堂幼童顽劣厮闹沸反盈天，种种情事点缀渲染，而世态人情则隐耀其间……
成人之后，詹鸣铎历经科场磨炼，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至二十三岁才考中秀才。作为阅历中人，他对于科举制度下徽州的士习民风，八股取士中的奔竞钻营、怀挟文字、关节枪替，以及应试者的心曲隐微等等，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画。譬如，清人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曾提及安庆府考时一位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想来，挖洞作弊的情形，在清代的各级科考中均颇为普遍。在徽州，婺源县试中也经常有人钻穴窬墙：“其时坐两廊的，大半打墙洞，外面有人捉刀，传送进来。……且邑试打墙洞，相沿旧俗，习为故常。那墙壁亦不坚固，一挖即破。”著名乡绅江峰青的长子江孟符，就因打墙洞露馅而被考场护勇当庭羞辱。詹鸣铎先后七次到徽州府的首县——歙县参加府试，“徽郡风俗，凡考客入城，人家子女，都寄居亲戚，其房屋则租与考客暂居，街上多摆摊生意，各种投机事业，纷至沓来”。可见，每届府试，城里人都要将房间腾出，供考生暂住，各色人等也鳞集麇至，做起考生的生意。有的徽州家族，为了鼓励子弟科考，祠堂内规定，凡是能应府试者即可收租。所以有的人参加科举考试，只是来歙县摆摆架式，着重的是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是科举上的成功。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詹鸣铎终于考中生员。《我之小史》详细状摹了当时的全过程，如写发榜时士子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
约二刻，又闻远为房内呼道：“炮响了，出正案了！”那个时候，确是生死关头，焉得而不急？于是我乃速携雨伞逃去。……当下我追到榜底，此时大雨纷纷，观者如堵。立后边的人，说前边的雨伞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无一不心慌，无一不着急。我那个时候，大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象。只听得我先生在人丛中告诉他人道：“我学生已进府学第一了。”我大喜。又闻先生道：“系休宁的。”我大惊，忽上前看，我仍未见。闻二弟大呼：“还好，还好，还有，还高。”急问何处，弟以雨伞指教，我遂见，约在十几名。审视明白，于人丛中退出，遇虹关汝华问及，答道：“榜上还有，人已苦死！”汝华道：“自今恭喜，夫复何苦！”遇清华胡任问之，我答道：“吾适见约在十几名，请复代细看。”任乃登高而望之，下来向我道：“第十五。”我此时如醉如痴，口中暗暗称：“挂匾挂匾，散卷散卷。”盖我祖母有节孝匾，父亲要候入泮，代为悬挂，乃不得意，以此属望我。我平日勉承父志，盼望已久。且看见他人所刊试草，有名有字，有父兄朋友的批评，私慕殊切，未知何日邯郸学步，如愿以偿，今日如此，实获我心，故二语之出，殆流露于不自觉。……当下我连忙写信回家报捷，我坐几畔，犹然寒噤，执笔不成一字，乃托先生代柬。至饭后，神清心定，闲步宕到儒学处，见新进文童名字，已抄贴于墙，前十名拨府，后三十七名为县学，故我在第十五名者，为县学第五名。……
看榜时的意乱情迷，乍知高中之际的如痴如醉，稍后按捺不住的兴奋激动，以及此后的慢腾斯礼志得意满……科场考试之于一介书生的性命交关，极其写照传神。
对于许多读书人而言，一九○六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大限之年。自当年起，朝廷废除了科举考试中最主要的乡试和会试，不过，为了满足大批旧学生员对功名的渴求，仍然举行了优贡和拔贡的考试。优贡源于明代的选贡，清制每隔三五年，根据省份大小，由学政考选生员进入国子监就读，优贡经廷试后可按知县、教职分别任用。至于拔贡，则原本是每六年或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监。这些人经朝考合格，也同样可以择优分等授予京官、知县或教职等。一九○九年的最后一次优贡、拔贡，不啻为千余年科举制度的临去秋波，成了那些皓首穷经者青云得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这种背景下，应试者自然是趋之若鹜。詹鸣铎也不例外，在安庆考拔贡交卷后，他看到一位来自宿松县的老人，竟然与儿孙三代同考。“有人问他：你们儿子、孙子帮你的忙么？他说：他们还没有做好。那人道：那么你老人家帮他的忙？答道：我也不帮。”詹鸣铎认为这个老人家的态度颇为有趣，但其人以耄耋之年仍来考贡，应是“名心不死”的缘故。接着，詹氏触类旁及，又讲起婺源一姓施的科场经历——这位偃蹇不第、久困场屋的老生宿儒已年逾花甲，但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童子试。有一年考试，坐在詹鸣铎背后，“一面写字，一面瞌睡，不防一笔走去，致把那卷涂坏，乃自怨自艾，谓：人到下午来，全无精神了！”科举制度彻底废除后，大批读书人涌向新式学堂。当时，人们视体育运动为文明新风，各地学堂普遍兴办运动会，“广辟体操场，人比虾蟆跳足走，群如狮子抢球忙”，于是，这位命蹇运乖的老人亦随大流进入师范传习所，发白齿落的他，竟也与年轻人一起时髦地习练起武术和体操，“别人跳，他也跳，以致跌坏了脚”，成了时人言谈中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