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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艾山:陌生的名字亲切的诗
作者:邵燕祥

《人民文学》 2006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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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山是《艾山诗选》的作者,十年前我才知道这个名字,更早的时候,我只知道他的另一个笔名:林蒲。那是在沈从文纪念文集《长河不尽流》中,有林蒲写的《投岩麝退香》一文,其中说道:
       沈师对于诗,特别看重,认定没有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写什么,都不容易增加作品的深刻性。早在北平时代,叶师公超曾说:“缺少诗的素养。无法了解沈从文。从文下笔之妙,笔端有画。”也可以说,“不学诗,无以言。”为培养与提高诗的质素,诗——尤其沈师对传统的中国诗,有那么深厚的功力,他会继续写下去。在致萧乾信中,他提到如果有第三回改业的必要,“大有可能倒是写诗”。
       他是在进大学后由沈从文改过作文的学生之一。从那时起,无论在什么地方,读书或就业,都没有中断文学尤其是新诗的写作。他性格中的诗人气质。他对诗的执著的爱,固然可能来自天赋和少年期的教养,同时,无疑也由于他认同沈从文对诗的看重(这里包含对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认同)。
       艾山—林蒲,原名林振述,一九一二年生于福建永春,后考入北京大学,抗战开始后,随校内迁,徒步从湖南辗转入滇,一九三八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翌年到贵阳花溪清华中学教书。一九四八年秋赴美求学,一九五五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即在各大学担任文学、哲学教授。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九年退休,一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执教,为那个大学的终身荣誉哲学教授。他的《老子道德经暨王弼注》英译本,极具权威性,成为海外许多大学有关专业的课本或主要参考书。
       我手边的《艾山诗选》,是澳门国际名家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收诗六十首,比英译本多了一倍。虽不能说篇篇精品,却是珠玑满目,出自诗人晚年自选。从中可以看清他历经的艺术探索之路,从而折射出我们母语现代诗发展的二个轮廓,他与他同代的诗人有同有不同,这才见出他的诗歌个性。
       此书有周策纵、施颖洲二序,并附李经的短评和张香华的访谈,以及黄晓峰的出版后记。由于我对诗人所知甚少,这些作品之外的信息弥足珍贵。
       诗选分三辑:《暗草集》,《埋沙集》,《明波集》。
       《暗草集》
       这一集是一九四八年诗人去国前的诗作,多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大体分为两路,少数走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徐志摩部分以平民口语或方言入诗的路子,描摹抗战中的苗胞、路工以至抗(日军人家)属的生活情景和困境,但流于浅层,多不成功。应该说,在艺术上达到圆熟的,还是渗透了深刻细致感受、燃烧着内在激情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在诗作富有书卷气的意义上借用此概念);所谓激情,并不一定指飞扬踔厉、慷慨激昂的语调,而是诗人情动于中,有不得不发的冲动。
       昔人论诗说,“少年爱绮丽”,看来今古皆然,而且作者读者没有两样。上世纪三十年代,何其芳的《画梦录》和《预言》所以风靡一时。我相信艾山也曾经作为读者,神往于何其芳笔下的“设若少女的妆台上没有镜子,成天凝望着壁上的宫扇,扇上的烟云如水中倒影,染上剩脂残泪如烟云……”他在自己的《古屋三章》中还给了那少女一面《铭镜》(该是镌有铭文的铜镜吧,谁知那少女是什么年代的呢):
       岁月蹒珊跛过大地/倩影便从平静的思虑里消失了//风雨如晦的月夜/再也没有胸针挑测长长的海程//(梦中须以呓语温暖孤衾的寒冷)/千年古字也迢迢地模糊了//镂刻心屏上的深吻如航船/胸脯间且泛滥昔时的涛音呢……
       比起何其芳的怅惘无端,这首短诗更感性更切近;而三章之末作为“尾声”引用了沈宝基两句写镜的诗来回应和作结:“但明镜只留近内的影子/镜中人忆不起远外的身世”,又把境界推向虚无缥缈间了。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有一些非左翼的诗人,曾从中国和西洋的古典寻觅诗情,摭取辞藻,在这一过程中对西方的意象派和象征派有所借鉴,上面只是一例。这些尝试,长期不能进入革命文学研究的视野是无足怪的;何其芳因后来成为革命的文学评论家,没有沦入禁区,但他自己在长时期里不得不对少作持自我批评的态度,冯至也不得不违心地“否定”自己的《十四行诗》。不过,历史地看,仅从题材和手法来定高低,甚至决取舍,未免狭隘自囿。
       就以艾山来说,他在抗战初期以湖南长沙“天心阁”为题写的长诗(篇幅较长,不具引),就从远古的禹王碑着笔,以浓墨重彩铺排了千年古战场上先人的光荣,控诉了敌寇轰炸所欠的血债,呼唤三湘四水的湖南人“跟踪远祖的足迹”,闻鸡起舞,北进、东征,拱卫祖国。七十九行,一气呵成,爱恨交织,起伏跌宕,绝无概念化的空喊,在处理宏阔的历史政治题材时体现了诗人的艺术才华。
       如果说这首诗是豪放的正面“攻坚”,那么《石榴篇》却是婉约的,借石榴以寄托对征人和烈士的一往情深,当然不是咏物而是抒怀,于若即若离间,把亲人的关切升华为花谢花开、前仆后继的希望:
       (百草汁。月色。湖光/浸渍夜夜星子泪,/哺养万千年一颗心/闪落绿阴,供你/素手的采摘?)//……园林里回来/温存的,/眼的抚模/豆灯下,/对读一页心史/毋庸忙使针黹/挑刺相思……//“一跌梦,推远三千里”/默默地,尽今宵啊;/明朝,你倚门而望:/“去了,也好。/以石榴花和果,/壮你征人的行装。”//——明朝,太阳上升/我们便将永别了。/永别了,/运达方流云/护卫祖国山水里/寄来一堆白骨/触动你郁悒的灵魂,/回答邻人询问,你说:/“石榴花开,花谢了!”//独自的时候,你/噙住泪,纳无数/相思的种子/于凝望里的/春草绿,春花的再发//(……千万年后/记忆年青,/你我年青。)
       这里的“你我”,当然不是确指具体的征夫思妇,而这里的石榴,使我想起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愤怒”如葡萄累累地成熟了,中国历来象征多子多孙的石榴,颗颗粒粒都成了相思子,希望的种子,与春草春花一起,千万年后依然与记忆永远“年青”。
       时代的生活,连“记起万里外的江山……江山也倒下了”这样的大事,在诗人那里,都是“行囊里的记忆、微笑、梦和眼泪”,“捡起又分散”(《失题》)。这一集里有许多写离情别绪的诗,正是那动荡年代的乱花飞絮。诗人自己思绪如云,联想翩翩,也就让读者阅读时由此及彼,由小见大,由比兴和象征而接近诗人的心。如《灯》:
       孤单旅客的陪伴,/有如黄昏中的彩霞:/故乡是多颜色和多话的,/成群集林又噪林的暮鸦。//或是,对!/或是俯览大海//招来暴风雨里/迷途归舟,/无须再波涛了//你皎洁的性格……//缓慢而准确/追踪黑暗的根源,/照遍每个幽澹的角落/寻觅多少愁思、衰怨/又一一慰抚、拭干。//以白昼交还白昼,/无失白石的坚贞。/正如该赞美的是飞蛾,/生命的起点便是终点。
       从孤灯相守,到海上归舟,灯火在每个角落抚慰着愁苦的人,拭干了黑暗中的泪
       眼,最后,重复一个飞蛾扑火的故事,告诉你,向往光明而不惜牺牲,也许是生命的真谛。随着诗人的意识流,我们不感到结尾的突兀,更不觉得这里有什么说教。
       我听诗人杜运燮生前告诉我,这个诗人艾山—林蒲—林振述,年轻时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当年于西直门城下叩关而入的清华女将陆璀,有老照片为证,而带头闯宣武门警戒线的北大高材生林振述,则成为一段传说。《艾山诗选》的作者简介,于抗战前的救亡活动,也只提到了“足迹曾绕关外(邵按:关外特指山海关以东,此处似应为塞外,诗人早年可能于百灵庙一役后曾往慰劳、宣传)、热河一带”,语焉不详。没提“一二·九”,不知是否因为运动关联中共的背景,五十年代在美国有所避讳的缘故。
       还是回到文本。这一集里,在在是对大片河山的眺望和追忆:绿的原野,五月榴花,江南六月多雨水,故园的秋声,万山的秋色,长城的缺口,天安门前的,骆驼队,然后又是南方的泥土气息,一弯碧草,一段新绿,一番停泊……一切都笼罩于战火硝烟下,化为独具特色的诗句。你不能不承认这个纯粹读书人写下的,不仅像《天心阁》、《春讯》等直接涉及抗战的作品,其他出自内心又反映了时人普遍感情和情绪的,也都属于“抗战”的诗。
       诗人的旧作《暗草集》是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在香港出版的。艾山在卷首小记中说:
       时至今日,新诗的题材,不必有意求扩大而自然扩大了。新诗的音乐成分,采取了自然的语调,与适合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格律了。至于语言文字,不但不怕传统,而且活用了传统在自己的诗意、诗境中。这种种倾向与努力,都是新诗发展的健康而又必然的途径。
       这其实也正是艾山对自己大陆时期诗作的总结。
       《埋沙集》
       这一集是诗人负笈美国后,整个五十年代的诗作。一九六○年曾出版单行本。
       进入五十年代,有人说,他的《埋沙集》开(中国)现代诗之先河。然否,这是应该由诗歌理论家和诗歌史学者来细致评论的。我作为一个读者,只是感觉到诗人在大陆时,就已经接受了里尔克、奥登和他们在中国的知音冯至、卞之琳的影响;胡适把他拟为“中国的艾略特”。其实并非褒义,而是由于他采用的,某些带上“诗必朦胧,画必抽象”色彩的现代诗技巧,是胡适先生接受不了的。
       不过,应该指出,艾山如蜜蜂一样,不但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广泛层面采花酿蜜,也博采各国现代诗人之长,终归是为了写出自己的诗,而不,是为了“赶时髦”,唯“新”是尚。他的诗体实验也还是以最好地表达自己为核心,这样,我们就在他五十年代的新作里,依然能看到绝不朦胧,更不晦涩,却是明快但十分新颖的诗。
       “语言是平常中的/不平常的组合”(《》),这句话道出了诗一不论是传统诗还是现代诗的秘密。
       “我必须从热闹中/中立。从无数的我中/辨别我所属的真我——”,“于万花筒的世界里……从空间分享了固定:/我才有我:有着自由之身与梦幻之身”(《万花筒》),这句诗道出了真正的诗人——不论是传统诗人还是现代诗人的秘密。
       这些诗都细密精致,好像一碰即碎的瓷器。或许有别于大陆时期诗中的更多感性,这些五十年代之作添加了知性的成分。即使如爱情诗《七夕》、《音乐的过错》接续了四十年代《羽之歌》的余绪,却已不似旧作的旖旎;更不用说《耳语》这一首竟写得像是哲理诗:不知是中年不同于青年,回忆不同于现场,还是诗歌观念的变换?读这一首形式如窄窄书签的《中途》:
       我们的爱是/星座。环绕/而行,未越/距离与轨道/你接纳的光/是我万年前/发出的信号/不把过去的/存在当存在/让我们同时/给予、燃烧/如流星一样/擦亮天体;/相逢于奔向/你我的中途
       这一首短诗,跟另一组堪称作者“爱情的史诗”的力作《待题(准十四行)》(篇幅较长,不具引)一样,都是把自由诗的句法纳入规整的形式中,仿佛在方方正正的游泳池中自由地横斜浮沉。
       从少量的资料中看到,艾山认为诗忌“说明”即直截了当地陈述概念。因此自然重意象,也重暗示。他实际上主张诗应是“虚”的(审美的,有距离的),而非“实”的(落实于功利的),他没有这样直说,但在应对张香华访谈时说,“一幅美女的图画,如果观众一定要去吻图中的美女,必定会因落空而失望。但,假如你换另一种角度来看,画中美女永远在画框中等待你,则感受完全不一样。做人和做诗,都当作如是观。”以“框外人”自居,而抱着“画中的美女永远在框中等你”的态度来观照生活,来写诗,可能倒会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高于生活”(但我们总是把这句话当作“拔高生活”、“粉饰生活”的遁词了);其实在大陆时期艾山的一些诗里,就已经出现了这一艺术倾向,这也正是他在五十年代以来的创作主流,他几乎完全屏除了浪漫派的影响,因此被人们目为现代派了。
       不过,艾山不是为什么主义、流派而写诗,如前所说,他是有所感触,有不能已于言者,需要倾吐出来。你看《李莎》这首长诗,是以一位应召女郎的身份,作第一人称的倾诉(当然,在一些地方“李莎”又充当了作者的代言人)。仿佛莎士比亚剧中的独白或对话,是写实派?浪漫派?还是现代派?这些似乎变得并不重要,同样是一气呵成的流利的口语,在揭示人性和社会时极具穿透力:
       现在你到了酒吧/已是磨炼出勇气;/我们仅仅相处十几小时的/工夫,不算顶熟识,但我们/已有了职业上的了解:/你是从外埠来观光的主顾/我假定是使你了解这都市的/导游女。我们的性情恰好//相近!我的名字是李莎,/或柏蒂,都没有什么分别/现在只有我和你:你发问/我回话。你手上香烟已经烧到头了/是否要换换?……这就对了/你抽烟的款式也有进步……/我们换换题目谈谈,你说/好不好?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沉重/大文章:“什么是玩乐?什么是生命?”/你坐靠近我一点儿,这就对了!/生命在娘胎,就这么点点大,慢慢/向外吸收、发展,加上一些零零碎碎/必要和不必要的小东西,就这样:
       小孩子的时候,像是没放糖的咖啡,不够味/少年人是可口可乐,随时随地拿出来便上口/青年人是长毛的时代,是生命的“文艺复兴”/中年人的兴趣是挑选,品隲着自己不想要的/对自己想要的赔小心、盲从或屈服!/老年人呢,大家还不到那种年龄,或是/快到,或已过了头的,都可以略过不提
       总之:生命是错误加上选择,再加上自己/有人说,生命是一个小讽刺!/对或不对,都应该磨炼:符合了变,一切都该换找/换换邻居,换换女朋友,你说,“不认识怎样办”/彼此认识都很容易,点点头,说一声“早安!”/或者你的表停了,止住她或他对对表,/愿意时称兄道弟,不愿意时碰到再问一声“贵姓?”/拿笑脸对人,拿苦脸对人,都是合情合理的!/你是否要添添酒?威士忌?勃兰地?/那都是属正统派的!/我的,
       要辣一点,才够刺激!你真的/了解不了解这个城市?
       城市的色调,是女人的脸谱:/有足够的时间,还是准备笑脸迎接不友善的笑脸/城市的内容,是灵肉的饥饿:/女人需要男人,欺诈毁灭着正直!/城市!城市!是人骑在人之上的繁荣!
       噢!你可学得真快!手尖就停在这点上,/这是我们职业的地带,过了这里便过分了……/“可以改变身分吗?”乖乖!你问得很可爱!/那一面是需要问题,一面是金钱问题,/假设你是东家,每周给个七八十元,我是你的“女秘书”,/为了业务的必要,周薪换了月薪,给我个主管的部门/那么,职业和需要,人生和着微醉的酒,/这一份浓!这一份朦胧!……唉!我没有醉——/“而你真是同意?”那么,酒吧主人/会领我们上楼的。……你可千万要镇定,/不用紧张,手脚无须战栗……/你看,要舒服便有多么舒服/没有人会来敲门的,我们绝对安全!/付出了金钱,我们是绝对被保护的!/这屋里有点儿热,先解下你的领带/这就对了,楼下的舞曲开始/你不会后悔吧?你撩拨我?/把青春和热力都放上/我是女人,可以给你死生/来吧,在音乐的旋律里,我们溶化/你我,在同一个音符上/呀!亲爱的,叫我做你的“李莎!”/这柔和的都市之夜……
       另一首比这更长的《水上表演》一诗,以更其泼辣的笔触进行了社会批判。而仅就此诗来说,诗人甚至点明了他的诗眼,即“(城市)是人骑在人之上的繁荣”,我可以想象在持社会历史批评标准的评论家那里,就此可以生发出许多议论,乃至上升到批判资本主义的高度。我以为,在诗人自己,只是写他一个现代人的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思,那内在的尺度却不过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情怀,就像他在《造物主第六日的工作》中所写,造物主在创造“人”时,想的是:“我给他我自己,又给他超越——/他的一切都该是正常的/他的名字是‘人’!”
       从《李莎》可以看出,诗人的笔十分自由,诗也可以这样写的,即使处理这样涉及男女关系的敏感题材,也仍然可以保持高格调。真是不决定于写什么,而决定于怎么写了。
       现代主义应该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范畴,属于现代派的诗人、作家,未必都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而后现代则更以颠覆包括古典人道主义在内的传统为能事。然而,人称现代派的艾山,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无疑。此艾山之所以为艾山。
       《明波集》
       此集收入了六十年代至大约八十年代的集外散诗。因为只有一篇注明写于一九八三年,依写作年月为序,其后只有两首,则可见晚年写得较少,或自己满意的较少,而未收入选集。其写诗的盛年当推五十年代,也就是在哥大读书并获学位前后。人在纽约,他是当时纽约“白马(文学)社”发起人之一。这个社的发起人及后来加入的成员,有顾献梁、唐德刚、浦心笛、周策纵、周文中、吴纳孙(鹿桥)、黄伯飞等。我这里就所知一一列出姓名,不但因为其中不少是国内熟知的人士,更因为这一页在五十年代旅美文化界有史料的意义,胡适当时就曾称誉白马社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海外第三中心”(不知另外两个中心何指)。胡适还经常参加这个社的活动。
       艾山在《创世纪》一诗后附的《学习写诗小记》中记下了一则佚事:
       记得转入中学,念洋学堂的时候,国文老师曾对写不好作文的一位同学,调侃他,叫他学胡适之写白话文,做白话诗。这个故事,在纽约“白马文艺社”一次聚会上,当胡老师的面,我复述了,主要说明,字一个个填进去,分行写来,因空间的限制,时间的紧缩,不失为思想方法、技术表现,一个优良的训练。大约胡老师只听到我谈话前半段,后半段没有听进去。我说完话,刚坐下来,邻座的社友,便悄悄问我,注意胡老师的面色了没有?难看极了。我闯祸了。后来,轮到胡老师批评我的诗,说是“不好”,因为“看不懂,念不出”。(见唐德刚著《胡适杂忆》)
       从这段着墨不多但很传神的追述里,我们能够感到这个纯文学的社团,六十多岁的新文学“元老级”人物胡适,加上一批中青年的一时俊彦,是多么认真地谈诗论文。艾山在下面还没有心服口服,“诗为心声。我为诗而闯祸,罪有应得。其实诗真该平白如话?以懂不懂为好坏的唯一标准吗?”许多年后,他发现齐白石的画论中有“太似为媚世,不似为欺世”一语,欣然引为同调,来为自己辩护,只是这时,胡适已经不在了。
       艾山在后期有两首力作,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长诗《钓鱼台之歌》,其缘起是:在中国留美学生发起保卫钓鱼台列屿领土主权运动中,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中国学生“保钓会”负责人访问该校海洋权威奈特(H.G.Knight),就历史、地理及使用各方面提出论据。证明钓鱼台列屿主权属于中国。奈特表示,中国乃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应处处引用史实。“作者(艾山自称)深受奈氏的说法感动,退而重读古书——尤其‘五经’,得到了深刻的启示。”他在大量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写了“从感情出发,任凭想象飞跃”的《钓鱼台之歌》,上下古今,汪洋恣肆,色彩斑斓,热血沸腾。用我们习用的话说,不失为一份真正浸透了爱国心的历史证言。因所附注文过多过长,不可能在此引用或附录了。
       另一首更长的《咏年》,写赠给“白马社”老友唐德刚和周策纵,周策纵评为“语言陆离诙诡,真是‘笔走龙蛇’,‘玩世不恭’,给中国近代史和我们一群知识分子描绘了一幅欢红惨绿的年画”。这一派诗风,现代派呢?抑或后现代呢?已经不是这样的概念所能囊括,与其削足适履地命名,毋宁承认诗人已经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在一定的程度上,诗人从小所受中国古典的熏陶,又使他的诗笔向传统倾斜,但这绝不是简单的所谓回归,而是螺旋形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与他晚年对故国文化的怀恋是不可分的。他在那篇《学习写诗小记》最后说:“我由衷地热爱‘不学诗,无以言’这样久而长新的古老的诗之王国——中国!”
       《艾山诗选》的最后一首是《燕窝菜》,注引王世懋《闽部疏》:“燕窝菜,竟不辨是何物,漳海边已有之;盖海燕所筑,衔之飞渡海中。翮力倦,则掷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复衔以飞,多为海风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货,大!奇大奇”诗云:
       海水是怎样生长的?怎样会有/潮汐?欲穷尽海须穷尽碧波?/飞呀,一个愿望,口衔巢窝/一秒一世界,一秒一神奇,飞渡惊涛骇浪的蓝色沙漠……//翮力倦了呢,掷下口中若杯的/小舟,归去来兮,熟练如艄公/作着成群结伴返乡好的竞渡……//在这天高气朗家乡的晴空,是落叶/归根的季节,也是北燕南返取暖的季节;/重洋又重山,归来都为信守不渝的诺言。/我们的欢迎是双重的!我们的喜悦更是双重!
       艾山先生也已不在了。我为不能更早读到这位定居海外大半生的老诗人的作品而感遗憾,也为他没能留给我们更多的作品而感到遗憾,这是无从弥补的。但我以为,仅此一本收诗几十首的选集,已为我们划出了一个广阔丰富的诗世界,足够我们去遨游,去采撷,去跟一颗多感的诗心交流了。
       ①如《春讯》后半首:是春上了/黄色的菜畦,/白色的李林,/青的田,绿的树桠,/弯弯的村道——/绿衣的跑信人/也赶上村来送信。//难为你家,/信上说些哪能样呀?//信上说:那种黄花地的娃娃/着弹死了,/死在昆仓关,在桂南。”
       ②沈宝基也是一位被人忘却的诗人,法国文学学者,翻译家,曾任教于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以象征派诗作闻名。一九四九年后有他选译的《巴黎公社诗选》出版。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