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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座幽深阴凉的老房子，既可以是一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也可以缩写为攀缘在雕花窗台上，那几茎破碎的缠枝蔷薇……
       失语的石头
       鼓浪屿最负盛名的是各种风格的建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未免有些自夸，至少十几国领事馆，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涌进鼓浪屿，除了领事馆，还有商行、公馆、别墅、教堂和学校，甚至有一个小小足球场。洋人记载：岛民穿人字拖鞋踢球，往往拖鞋先破门，球却飞了。因此得出中国足球不可惧的结论。姑且不论中国人是不是踢足球的料，起码这里的足球意识开发得比较早。岛上的中学生足球队十分骁勇，转战全省无敌手。现在的足球场，大铁，门日夜紧锁，不准孩子们入内奔跑和操练。透过铁栅，可以看到茵茵绿地，像橱窗里摆设的绣花缎面，被自动洒水机精心熨烫着。据说正规的球场本来需要如此保养着。
       福建沿海历史上，多有漂洋过海谋生求发展的传统。出于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二三十年代，不少华侨回鼓浪屿投资兴业，筑巢而居。他们既想保留闽南古风，又吸纳侨居国的建筑风采和技术。直接从国外自带设计图纸，进口高级建筑材料和家具，经中国风水先生的严格测试，因地制宜，依山望海，竟建成了一千多栋私人楼房。
       有纯欧陆式别墅。牵藤攀藓的廊柱和拱门，虽斑驳残缺，犹见考究的百合浮雕和古希腊宏伟气势。风轻摇松动的百叶窗，似乎可以窥见当年的壁炉、枝形烛光、细瓷银刀叉，以及踮在留声机上如痴如醉的白缎舞鞋。
       有庭院深深的大夫第和四落大厝。铜门环凹凸剥蚀，击一声绵长再击一声悠远，声声清亮如磬。红砖铺砌的天井里，桂香一树，兰花数盆，月季两三朵。檐前滴水青石，长年累月，几被岁月滴穿。中堂的长轴山水，檀香案上的青瓷描金古瓶，甚至洒扫庭院的布衣老人的肩头，似蒙着薄薄一层百年浮尘。
       更有“穿西装戴斗笠”中西合璧的别墅。建筑主体是西洋式的，有地下隔潮层，卫生设施十分先进完备，但屋顶却是飞檐翘角，门楣装饰挂落、斗拱、垂桂花篮等，花园里既建喷水池，又造假山、八角亭等等。甚至有集清真寺、希腊神庙、罗马教堂和中国古典为一体的建筑，如“八卦楼”，即现在的厦门博物馆。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别墅的名字：杨家园、番婆楼、春草堂、观海别墅、西欧小筑、亦足山庄等等，听起来已出彩得很。名如其楼呀!在或富丽奢华或沧桑古朴的外貌下，掩藏着一部部真实的南洋华侨家族史，不知有多少“大宅门”锁锈路埋，讳莫如深，鲜有人知。
       它们成为许多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场景。扛摄影机的人进进出出，名演员不戴墨镜随便徒步上街，讨价还价买烤鱼片和桂圆肉，见惯不惊的小店老板一样放血，决不手软。
       有一本书我百看不厌，胜过任何畅销小说，它是《鼓浪屿建筑丛谈》，作者是龚洁。我曾经很热切地要去认本家，因为在厦门，只要姓龚，大致都会有些瓜葛。不料龚洁虽在厦门工作多年，却是江西移民，连闽南话也不会的。显然我是高攀不上了。
       我的朋友，博物馆馆长何丙仲送我两本精美画册：《鼓浪屿建筑概览》和《鼓浪屿建筑艺术》。何先生出身名门，热衷本地风俗人情，遂时常出入深宅大院，收集大量资料。他告诉我，春雨潇潇的一个黄昏里，他应约拜访巨富黄奕柱的女儿黄萱。八十九岁的黄老太太正襟危坐于幽暗大客厅，奋指叩击一架德国老钢琴。琴声逎劲激越，倾吐满腹沧海桑田，庭前茶树愈加落寞，竟泣红一地。
       每座幽深阴凉的老房子，既可以是一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也可以缩写为攀缘在雕花窗台上，那几茎破碎的缠枝蔷薇。
       这个画面扯动了拴在家乡老藤上我的这颗跃跃欲试的蠢瓜，同时又惊退了笔力贫弱的我。虽然有几家出版社约我写老房子旧别墅的书，几本杂志约我同题专栏，但我不敢答应。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即使通过家族渊源去恳求，去友情出演，去纠缠磨蹭，也许老人们愿意接纳我引领我?但是深入一座巨宅的内部，就像翻搅一个人的五脏六腑，那种伤筋动骨的痛，他们何以承受?想到我若是投身进去，必将日日煎熬其中，感同身受不能自拔，就不寒而栗。
       遂悲伤失语。
       只在梦想中抚摩这些尘封的故事。
       “水饺婶婆伊家”
       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众多，几乎每天都在眼皮底下。最重要的几十栋都被编号挂牌，由导游领着，云里雾里信口开河地介绍着。有关它们的研究和描述，包括新老照片的出版物和展览，已有不少。
       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和我，搬迁过好几座房子。它们不是什么建筑经典范本，不是名人故居，没有惊心动魄的事迹，但却是我所关心、怀念、熟悉和栖身的家。在它们的屋盖下所发生的庸常曲折，不全是我的亲历亲为，经过长辈的言传身教，习旧如新，终于化成我生命中的情结和瘢痕。
       我的祖宅在泉州西街旧馆驿，著名的东西塔对面，不久前被清华大学定为一级保护的老建筑。据称当年，官驿从这里过，通往衢州府，是诸举子赴京赶考必由之路。父亲说我家又称“旗杆院”，因为家族里几代人都有功名，门口竖了旗杆。前面属于周族名下的几大进，因经济状况优越，修缮有方，更显宽敞轩昂。其实归在我祖父这一房头名下的，只有最后边的一小落，一天井一花厅和几个小房间，面积都很局促，破损苍凉，不复当年大户人家门庭。
       家族的荣光不能均匀分配和继承，祖父读毕上海法律学堂，说水土不服其实可能是染上肺结核，遂回来受聘于堂姐(即本岛“淑庄花园”原主人的正房太太)做账柜先生。不是掌柜，大概等于现在的会计吧?就此携家在鼓浪屿定居。堂姑婆很年轻就病逝，因是明媒正娶，葬在“淑庄花园”高丘上，俯瞰这一私家园林终于变成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从那以后祖父教私塾养家而已，学生中据说有叶飞和方毅(真不可思议呀，祖父一向文弱，居然教出军事家和政治家)。本岛著名书法家九十多岁的高怀老先差，曾客气自称是祖父的学生。
       我认识的祖父已闲居多年，挂名省文史馆员。留山羊胡子，弯腰曲背，指甲长如鸟喙。话很少痰很多，一九五七年死于肺病。
       一生清贫的祖父没有买过房子，在鼓浪屿一直是借房和租房过日。
       我所知道最先借居的是水饺婶婆的侧楼。水饺婶婆是堂姑婆的手帕之交，原是南洋富商，早年守寡，有两女儿及众多丫头妈子，不喜男人走动，连堂表兄弟也不给好脸色看。她能无偿借一座小楼容祖父居住多年，盖因祖父出身书香门第，一家又“古意”的缘故。
       哥哥在这里出生，可见父亲的新房一定也设在这里。哥哥是我家长房长孙，由于水饺婶婆家中向无男丁，幼年的他，遂成为众姑姨婶妗、姐姐怀里手心里的香饽饽，比贾宝玉还风光。轮流抱他的女眷们竭力讨好他，尽塞吃的，尤其一些敬佛的供品。哥哥总是闹肚子，受洋教育的母亲悻悻然，敢
       怒不敢言。
       祖母是续弦，连前祖母留下的两个女儿，父亲共有五兄弟三姊妹呢。如此人丁兴旺，必然嘈杂喧闹，太扰水饺婶婆吃斋念佛的清静。还因为水饺婶婆的家境表面维持着，其实已将坐食山空，祖父不忍加其负担，我出生之前，已经另租中华路上一层楼，搬出去住了。
       小的时候，每年春节，祖母都要早早叮嘱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水饺婶婆伊家”拜年。记忆中开始的那几年，照例是要在那里留饭的。高大的座钟发声洪亮，渍黄的字画有霉迹，被仔细擦拭得乌光油亮的红木家具陈列着描金细瓷。孩子们跑上同样光可鉴人的赤楠楼梯，再从雕花扶拦上滑溜下来旷因为是春节，餐桌设在堂皇正厅，我总跪在笨重的花梨木凳才够得着。厨房另有副楼，年菜由佣人们流水地上，大鱼大肉且口味比较重，饭后我总渴得发晕，因此难忘。水饺婶婆领我们到她阴凉拥挤的大卧室，从四柱巨床的踩板底下，摸出两个散发樟脑丸味的大红柑给我们。
       仿佛听家人说过，水饺婶婆许多年来，一直靠变卖家产撑足门面，却能敷衍得滴水不漏，可见原先财产多么殷实。作为故人，父亲心中有数，遂不再扰饭。但是“水饺婶婆伊家”，仍然是我童年的美好去处。长长的胡同细沙铺就，几乎就是私家路，留一所攀着绿藤的小门楼为平常出入。两边是高墙，墙头探出龙眼、枇杷和芭蕉枝叶。墙里是水饺婶婆占地甚广的业产，红砖外墙的主楼三层高，层层均以宽大的拱形走廊环绕，百叶窗和双层楠木门。其他附属建筑印象不深，童年只觉得园林干燥而幽深，捉起迷藏简直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尤其一株枝条疯狂的老石榴，结稀稀三两硕大甜美的果。我公然垂涎，每次自然能够得逞。哥哥大我两三岁，不及我无耻，却也分得半个。晶莹多汁白里透红的颗粒儿，其神秘的排列方式让我迷恋至今。
       二○○二年冬天，为了这篇文章，我又请我的姑姑带去这所老房子寻觅故人。我姑姑叫淑环，巧合的是水饺婶婆的两个女儿也是淑字排辈，从小亲如姐妹。三人都已年过七旬，交情有增无减。
       胡同还是那样长长弯弯，因为没有其他住户共同使用，市政建设部门放任沙土流失，路面遂遍体鳞伤。园内原先绿浓花繁的林木，只留三两断桩。几盆白色塑料盆杜鹃，萎残一团。主楼外观更加沧桑衰败，犹固执顽强不让岁月。我家借住过的侧楼被族人拆了，重盖了一座刺目的瓷砖贴面的小楼。
       长廊设小几和老藤椅，主人请我们喝功夫茶。
       冬天的夕阳莞然墙头，像一枚多年不曾孵化的巨卵，被乱蓬蓬蒿草极尽抚爱着，仍是半点热量也无。
       大厅的正门锁死，我不敢扰主人太多，只站在楼梯间的边门往里望了望。沉重的老家具几乎见不到，楼上卧室大概还有几件：水饺婶婆的大床之宽大幽暗，简直可以在床上演一台木偶戏；床头搁一把沉甸甸的沉香木如意，手温依稀，闽南话叫“不求人”。
       我带了相机，但是没有勇气请求主人允许我拍照。慈祥而慷慨的梳髻老人，像一尊老家神，始终端坐在无所不至的阴影里。
       一杯热茶酹地。水饺婶婆，我来看您了。
       曾经的“闺房”
       一个水泥坪大院，两个门楼平时关一个开一个，挂两个号码相连的门牌号：四十五一四十七。两排花甬中间，界碑似的搁一口闲置的井。水质碱味重，父亲用来浇花。酷暑时，垂下吊桶，冰镇西瓜、荔枝和凉茶。或以井水泼洒发烫的庭院和外墙，可以降温。
       院内并排两座楼，一模一样的红砖外墙，层层以宽廊拱券环绕半周，木百叶护着玻璃门窗。两楼之内各有旋转木扶梯，自通各自楼层。两楼之间夹一道水泥楼梯，木栅门对望，类似现在的一门两户公寓，只不过水泥楼梯是露天的，光亮而且宽敞。联系各楼层背面公共廊台，还有一道之字形的水泥小楼梯，一直通下后泥坪，有点像欧洲老式住宅后面的防火梯。
       后泥坪上有桑有葡萄有番石榴，各家拦出鸭棚鸡屋。还有一口深水井。曾经是饮水井，童年时候喝过，苦咸。接上自来水后，井台周围仍是两楼的生活中心，男孩子吊一桶水兜头冲凉，女人们浣衣濯米洗菜，当然，还有刷马桶。
       两座三层楼像双胞脸，于是被称为“姐妹楼”。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中国人的“血浓于水”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保护“隐私权”的观念。有不少大家族在海外发展后回国置产，设计上便是这样，既使兄弟家庭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近几年重新翻建的另外两座相似的楼，也在中华路，不知是否命名“兄弟楼”?
       两座楼合起来有六层，住了六户人家。
       左楼四十五号，一楼阿西姑跟女儿住，女婿是儒雅的老报人。外孙女林敏比我小几岁，身材高拔柔韧，眉目如漆，明眸皓齿，十分俊俏，有几分像印度美人。夏天的晚上，我和她并肩坐在房前的石阶上纳凉，说些开心事。三楼是房东秀英姑，三个女儿。我祖父从解放前就租了二层，四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和一个大厅。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月租金只要十块钱。
       右楼四十七号，一楼住着鼓浪屿老字号“瑞香饼家”的老板一家，“文革”以后这家只剩了一个老儿子留守。肖先生插队溜号回来，没有口粮，每天两餐提着铝锅，去“鼓浪屿餐厅”打一毛钱的面线糊果腹。我曾奇怪问他，吃不腻吗，面线糊?他答：只有面线糊是不要粮票的。四十七号的二楼即祖母家对门，住着雪白美丽的阿宝姑，丈夫在海外数十年，八十年代才回来养老。她的大女儿嫁给我最小的叔叔，是我的五婶，于是，整个二楼真正成了对门亲家。三楼住着原国民党上校张圣才，曾经是驻外情报官。据说珍珠港事件前一星期，他就发电报提醒华盛顿，可惜不被重视。大赦回来的张老先生，戴金丝眼镜，拄精致拐棍，腰腿笔直，不卑不亢，风度依然瘦癯英挺，看不出长时间的囚居生涯。儿子女儿成家后，他与孙辈三代同堂，是有教养的家庭。
       祖母的家即便现在看来，住房面积不小，两百平米是有的。只是人丁发展太快，尤其我这一拨如雨后春笋的堂表兄弟姐妹，拥挤得简直要从窗口冒出去。祖母的大床最合理使用的时候，除略沾床沿的老人外，头尾相插睡了五个孩子。我三岁左右，父亲从漳州来探亲，到外婆家接我，就让我跟祖母挨着睡。本来，这是一个最优待的位置，可我整夜啼哭乃至口吐白沫，任父亲哄劝，决不苟且。小小孩不知厉害，直嚷着祖母的发髻臭。父亲只好抱了我，在沙发上坐等天亮。祖母从此不喜欢我。她的头发乌浸浸的十分厚实绵密，每天只用刨花水梳篦，不洗头。
       我自幼被外婆娇惯，每回祖母家均感不适。最痛苦的是没有卫生设备，祖母大床边遮一小通道，放一只红漆马桶，是诸多孙儿们的公共厕所，而倒马桶的女工每天仅来一次。有客人的时候其窘困可想而知。过节时家里的菜极咸，我便不敢喝水。夹着一泡尿，脸上如何讨人喜欢?祖母毫不掩饰地重男轻女，与钟爱我的父亲时有小冲突。有次父亲指使我去夹煤球以讨好祖母，我居然张着手说：“我的手这么白，怎能弄黑了!”连保护我的叔叔们都生气了。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不拖累外婆，自立门户，争取到中医院太平间外一条一点五米宽四米长通道，勉强拦出L形宿舍，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弹簧床上。我在厦门实验小学四年级上到第五周，被插班到鼓浪屿人民小学，来到祖母的家挤。
       中华路上祖母的家，对哥哥意义非凡。他是祖母的心头肉，叔叔们百般呵护的宠儿，众弟妹崇拜的权威兄长。少年时代的哥哥早懂事，我是他的倾斜对象。祖母给他另做点心，他总有办法分到我嘴里。每个房间都有两个以上的门，祖母后脚刚出。哥哥就从另一门把我拉进去，留一只鸡腿给我。冬天的晚上，其他弟妹跟祖母挤，夏天纷纷自找风口打地铺。我和哥哥头插脚睡在通道隔间的木床上。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这也是哥哥的特权。我的小脚丫冰凉，从前都是夹在外婆的腿弯里，不知不觉就伸到哥哥的胳肢窝里。哥哥有件蜜蜂牌蓝色细毛衣，是家境好的时候妈妈手织的，已太小，又被我的脚趾头捅出两个大洞。哥哥一定很冷。我看去，他却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外婆看到我本来黄瘦，不过两个月，头发纠结，耳后有泥垢，与母亲发难，我终于又回到外婆的翼护下。
       再住进中华路上这个大院子，是七二年插队回来，外婆和母亲均已去世。父亲把我和妹妹拢回身边。在右楼底层，真正有了一间十二平米的“闺房”。
       说到这个硬腾出来的房间，便要想到房东秀英姑。
       秀英姑身材略矮胖，声音洪亮。红脸膛，大眼睛，花白头发在脑后揪了一个薄薄的髻子。为人慷慨热情，虽然也是印尼归侨，总穿着传统的斜襟西洋布褂，从不刻意“番客婶”的身份。父亲刚摘帽回来依靠老母时，妻离子散，没有工作，夜夜不能寐，披衣枯坐在厨房里。半夜过后，秀英姑探头看到二楼有灯光，经常从后楼梯下来，端一碗热腾腾的“宵夜”给父亲。雪里送炭呀，多年以来，父亲总要提起。
       经父亲多次恳请，秀英姑说服楼下老房客肖先生，挪出来这一个独立门户的六角房给我们，每月租金二块钱，一次先交三个月。
       我的“闺房”在楼下，通常叫做“阶头房”，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父亲为满足我的洁癖，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冬天需另烧几热水瓶开水，提进去对着冷水淋浴。
       房间有四个大窗，都护着木百叶。明亮宽敞。东窗采光最好，置一张父亲为我设计的书桌，桌上的玻璃杯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从窗根间看到整个水泥坪院，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右院的桑树被养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北窗隔着院墙望街，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双手提着菜兜，我就知道快吃饭了。我不管家务，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饭，在我窗下一趟来一趟去巡逡，直到我放下笔才呼开饭。朋友来，想留饭，恰父亲加班，我与朋友左等右等直到天黑，朋友只好饿着肚子离去。
       西窗外是一小块荒地，被邻楼夹着，阳光不及后娘脸上的笑容多。父亲耐心试验，种了茶、月季、美人蕉和非洲菊，甚至还有一粗陶巨缸的荷花。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翻烂卷角的世界名著；五六、五七、五八年的《诗刊》年度合订本；香港带进来的《美国现代诗选》；三十年代的手抄诗集；甚至国外有意思的来信；都在这里传阅过。高声讨论，俯首读书，常常留下喝粥。门经常是开着的，朋友进去就找本书读将起来，走时留一张字条，说：什么书借你，限期几天，什么书带走了，后天还你云云。
       我先在厦门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日过海；继而在鼓浪屿灯泡厂，做焊锡工人，两班倒。夜班回来，总能看到房间四窗洞开，灯光奔泻，温馨可人。开锁进门，桌上盖碗里，是父亲掐准时间留的热汤面。工作辛苦，体质不好。失眠，低烧，读禁书，半夜爬起来写(忧心忡忡的父亲认为)危险的诗。婚前多年，是父亲的细心照料，我的体重才能维持在四十六公斤。
       临街的六角房，我在这里度过写作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最困苦的时代。它与我现在的住宅同在一条街上，路过的时候，不自觉总要多看两眼。灯光是别人的，晾在院子的裙子是别人的；别人的父亲在叫他女儿吃饭，别人的女儿把一条口香糖硬塞进她父亲的嘴里，乐成一团。
       我的父亲在像框里，笑眯眯问我可有新作?
       我在字里行间回答父亲：你因为《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字赠“瑜儿”(我的小名)的笔，我永不放弃。
       父亲最后的休憩站
       安海路上这所房子，是父亲最后弥留的地方。现在它已成一片废墟，如同我荒芜的心境。因为是危房，进口被政府封堵了。
       我经常伫足在绝径前，黯然神伤。
       那条夹在两楼之间的小砖甬，开着粉红色的风雨花(又叫韭菜兰)，一直通往后楼梯，是平时出入的要道。由于阴湿，路面长满青苔，雨天滑不留足。我提着父亲酷爱的小零食去看父亲时，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让哥哥下楼来接应。夜黑时分，父亲将台灯擎出窗口，为半瞎的我照明。
       父亲居住的这座楼是五十二号。夹着砖甬的另一座更大的旧楼是五十四号，它的正门通往大路，因无人管理，一些外地民工潜入居住，晾着红色或蓝色尼龙裤。入口的小院里，原有一座两层小白楼是五十号。现在不知是谁翻建过，变成乏善可陈的新式公寓。
       三座楼都属于杨氏家族。
       杨家与我家多年世交，主事的长房老大杨世雄，在鼓浪屿有点名气哩。我的大姑姑与父亲同父异母，嫁入杨家的四房，姑丈叫杨世勋。
       大姑姑成亲时，祖母把自己所有压箱的首饰都拿出来当陪嫁，据说其丰盛齐全，令家族老人念念不忘。大姑姑极其孝顺，婚后不久随丈夫到菲律宾，源源不绝往娘家寄干贝、海参；寄羊羔皮袍、团花丝棉袍；寄高丽洋参，寄这寄那，就是不能寄钱，怕被婆家看轻了。大姑姑很年轻不幸死于难产，大姑丈因此杳无音信。
       “文革”结束后，怀旧的老姑丈立刻和父亲联系，回国觅亲，进门即要父亲带他去扫墓，见祖父墓碑，咕咚双膝跪下，老泪纵横。时已步履龙钟，七十多岁了，不复当年白西装白皮鞋白礼帽的公子哥儿。据说，我家虽然世代读书人，但太清贫，父亲读书的学费时常由姑丈资助。甚至和妈妈相亲时，父亲身上的白西装，也是借姑丈的。
       中华路老家过分拥挤，姑丈只能住酒店，虽然每日父亲都去陪他，终觉不能真正享受亲情的沐浴。遂提出把杨氏家族在安海路的三座旧楼，交父亲托管。简单修缮后，父亲带着我哥我嫂搬进去了。
       从那以后，姑丈经常回来，住在家里。姑丈晚年在菲律宾娶一老伴，相处无趣，冷淡而分居。儿女虽孝顺，工作繁忙，受的是洋教育说的是英语，甚至长相都像是马来人。寂寞的老姑丈太健谈，老人嘛总是说了又忘，忘了又说(和我现在一样)，我们必须陪着，打点起十二分精神，才不至于在饭桌
       上睡着。幸亏父亲善烹调，日日变着花样，大饱口福的我们算是有了补偿。
       父亲住的五十二号，应当是这组楼群里的主楼。其建筑艺术是很典型的欧陆风格，线条优雅华丽，木质百叶窗，窗楣花饰精致。正面入户之大阳台，很像三十四号的“西欧小筑”，对称两边是高高的台阶。由于再无重大事件发生，这个大门多年未曾开启过。
       楼内以木结构为主，花砖铺地。楼后另有小木楼，木廊连接，每层一字排开三个小房间，是厨房和盥洗室。父亲住二楼西厢三间正房和两间小廊房，另有三户人家租住其他五间正房，两个大厅共用。前后厅合起来可以摆开二十桌酒席，想想它的巨梁多长，椽有多结实。
       一楼结构和面积虽然同等辽阔，仅住着族里一位老妇人。她雇的保姆把乡下一家人都带进来住，遂也是人声鼎沸。
       比较鼓浪屿其他楼房，五十二号的地下隔潮层显得有些豪华。除了房间高大而且数量不少外，前边廊柱的阴影下，铺设三十余平米的洁净红砖坪。夏日里，常见租户在那里的竹躺椅上小寐，或择菜剖鱼，或泡茶打牌，真不知有多舒服。地下整层自解放以后就以月租三元六毛租出去。“文革”后法定可以按比例增租，一增再增，最高时也涨不到六元。
       鼓浪屿常年高热潮湿，白蚁是木结构楼房的致命杀手。可以说，父亲一住进去便与之奋斗不息，才能使这组老楼苟延残喘。
       至于五十四号楼，那是一座更古老也许从前更气派的三层灰楼。由于住户稀落，林密园深，采光不足，所有房间都散发着霉味，而且阴气森森。父亲曾经和姑丈商议着把它卖了，得款用于修缮维护其他两座颓楼。但是，由于兄弟众多且分散世界各地，这些房产最终没能由姑丈完全继承。姑丈得肠癌去世后，父亲也相继离开我们。
       父亲去世后，哥嫂都搬到厦门新公寓去。安海路上的老屋，人去楼空，越加破败颓废，大概没过多久就会彻底坍塌。
       秋日里，一个夕阳晕醉的傍晚，我拿了数码相机，爬过贴了封条的围墙，绕着这座被猫爪藤和蒿草尽情涂改的旧楼，拍了好些照片，珍藏在记忆之中。
       中国女人对娘家的心理依赖，深入骨髓，不可救药，无论她的婚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父亲的家就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保险柜，甚至还是我的百科全书。
       我是从中华路老家出嫁的，父亲一直原封不动保留我的“闺房”，直至搬离。住进安海路后，父亲终于在晚年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老怀大畅，自不待说，我和我的朋友们得以沾光不少。顾城夫妇来厦门度蜜月，我和丈夫恰好要远行，遂让他们住安海路。哥嫂下班迟，父亲担心饿坏客人，请他俩先用餐。等我哥嫂下班回来，掀开纱罩，发现四菜一汤均盆碗如洗，点滴未剩。那以后，父亲每餐都得做两次。小两口心满意足一一端起盘子，把菜汁舔干净的时刻，是我父亲极具成就感的时候。
       一九八五年我现在的楼房维修时，我们带小儿子临时宿在父亲房间，父亲则到小廊房里搭一张钢丝床。诗人江河来厦门，我问他，可愿意在小客厅打地铺?他不肯，只好带他去招待所过夜。三餐也是在父亲的饭桌上打发。那些年，家家的饭桌上都是计划经济。我只要有重要的客人，都往安海路带，真难为了老父亲。
       父亲在这楼里重拾毛笔“涂鸦”，旧报纸忽然都不够用了。可惜不被同辈看好，遂偃旗息鼓；在这楼里写了不少诗词格律，编纂成册自题《箴斋》，像“脑白金”的广告词一样：送亲朋、送好友、送叔叔、送阿姨，因不得鼓掌喝彩而怏怏不欢而转入地下写作。幸亏还有几个复古情怀的年轻人，虚心求教于父亲。回娘家时常见一圈如饥似渴的小青年，围坐父亲膝前，有问有答。父亲手捧《辞海》，侃侃滔滔。且不吝好茶，还把我经常叼来孝敬的零嘴小吃慷慨贡献。其情其景，大跌眼镜。
       父亲也是在这楼里得病的，一得就是绝症。从获知化验结果到住院化疗到逝世，父亲从未露出过一丝忧色。他总是开开心心，总是胃口不错，总是手不释卷，总是撵我们：走吧走吧，你们都忙去，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们都以为他不知情。等整理他的遗物时，展读遗书，才发现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妥定，连他自己的遗照都已装入黑框。镜框下“享年七十有六”是父亲亲手所书。这几个字是他写得最潇洒最性情最有味道的书法，我想这样诚恳地告诉他，可惜他再也不能呵呵大乐了。
       我是永远失去了安海路上的那盏窗灯，尽管路还是那么的滑；永远不能再到父亲跟前去诉苦，去撒娇，去抢吃我俩都酷爱的卤鸡翅；永远不能拿起话筒就问：“爸爸，何为‘及笄’?何为‘隙驷’?何谓‘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
       写到这里，我心大痛。不能继续。
       木棉树下的红房子
       我现在栖身的蜗牛壳，是丈夫家传祖业，也在中华路。它曾经标志在鼓浪屿旅游地图上，带来诸多干扰。被我一再抗议，虽从地图上消失，却穿梭在导游的解说词里。
       这座三十年代建造的红楼，比较起鼓浪屿那些风格迥异的广厦名屋，在建筑艺术上没有什么创新。红砖外墙，屋顶楼层皆是钢筋水泥。一楼正厅门前是宽廊，廊柱饰以水泥花雕。二楼正厅前有大阳台，两边是露台，也都是花岗岩压条和钢花勾栏。门窗均是彩镶玻璃，多年来台风打破过几块，以普通玻璃巧妙修复。室内红砖地面，除了釉层有些磨耗之外，无一碎裂。楼前的“之”字形长楼梯常有不知情的游客来拍照，以为有什么特别。其实却是一九八五年维修时，由大伯设计，为方便二楼独立门户出入而派生的，并非原装。
       每年秋深风起，楼前的砖坪便落叶飒飒，春雨连绵则草长苔滑，但砖色依旧嫣红。砖坪上一口深水井，水质清冽甘甜。当年用水泵将水抽至平台蓄水池，通过水管再输送到宽敞的厨房、豪华的大浴缸和抽水马桶。
       由于邻园荒废已久，几棵高大的木棉藤萝缠身，几乎完全遮蔽了我家砖坪外那近百平米的园子，种什么瓜果花卉都不太景气。但是它像隔离带，阻挡其他建筑的蚕食，坚定不移保持楼前的视野清朗，阳光充足。丈夫说，这是他的奶奶在一九五○年，趁前面业主移居国外之际，花极贵的价钱将这块园子买下。当时别人都觉不值，现在看来正是老太太的英明之处。
       正厅的中堂上，悬着老太太的画像，双目深凹，两颊夹紧，下颏倔强。按传统审美而言，年轻时应当不算太美丽，但一定聪慧而且坚毅。
       老太太死于一九五六年。丈夫儿时给她捶过腿，得过零花钱。而我自然来不及见到她。结婚以后，丈夫曾指着厅旁一张楠木摇椅说，他印象中的奶奶白天无事一般都半躺着。我便经常梦见那张摇椅的嘎吱声。
       老太太的一生是鼓浪屿华侨家庭里留守主妇的缩影。她十八岁嫁入陈家，次年，丈夫在菲律宾家族公司学做生意，年终出门收取货款准备回家，惨遭抢劫被害于道上。十九岁的年轻寡妇执意不肯改嫁，抱养一儿，纺纱供他读书，为他娶亲，送到南洋继承父业；再抱，养二儿，长大成亲后，还是送到南洋；我的公公是第三个养儿，十八岁
       成亲后依然去南洋。
       三十年代中期，家族事业蓬勃，遂开始汇钱回鼓浪屿，让老太太张罗起大厝，于是就有了这一座两层红砖楼。原先准备盖三层，屋顶平台上的钢筋还露着头。但，一是临解放人心不稳，二是南洋开始“排华”，生意难做，遂后继无力。
       楼落成于一九三六年。厅堂上悬挂的玻璃长镜，是老太太娘家的贺礼，镜沿两边老舅公的镌字清晰可辨。可从来不知她娘家还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老太太孑然一身，却繁衍抚育出一个庞大发达的家族来，像是根深叶茂的老树，令众多儿孙敬畏感恩如至高无上的神。据说，她在世时，每做生日，儿孙们纷纷回国为她祝寿，孝顺的都是金饰和玉镯，十分风光。
       家境即便如此富裕，楼里仍有几只大缸，长年腌渍着酸菜、酱瓜和豆豉面酱。一有闲暇，老太太亲自举着一双长筷，掀开木盖，往外挑出雪白肥胖的蛆虫。这些翻滚弓张在酱料之中的无害游民，还不知防腐剂的厉害呢。
       沦陷那几年，物质紧张，南洋航路不通，公公滞留在家，每日下园子去种红薯和包菜，施的是自家粪池里的有机肥，收获相当丰盛。也就那几年，是他们夫妻俩相聚最长的时光，其间二哥出生。抗战结束，一九四七年公公再次远行，丈夫尚在娘腹六个月。直到一九八九年退休回国，丈夫才第一次见到亲生父亲。
       我曾问公公，为何解放这么多年都不回来。他说，这一家子，回来怎么养活?是啊，因为有定期的侨汇，我婆婆从未参加过工作，而是活跃在侨委和街道，妈妈排球队啦，乒乓球比赛啦，全省侨联代表会议啦，出了不少闲风头。三个儿子既没有挨过饥寒，也没受过劳苦，读书和工作都顺理成章。
       婆婆抱养在公公之先，原来准备当女儿养的，年长公公六岁。上了几年幼师，教过几个月的幼儿园，读点书识点字。人不但长得眉目俊俏，身材窈窕，而且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深得老太太欢心。家里几个丫头老妈子，指挥若定。按她自己的说法，是拎菜篮子的人，也就是办公室主任，管钱的。老太太留她到二十四岁，当时已是“大女”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灵机一动，把她嫁给刚成年的三儿子，成了我的公婆。
       曾经问过婆婆，嫁给一个岁数这么小的丈夫，是什么感觉?婆婆回答：出生刚满月，就被抱进了这家门，挺依恋老太太的，嫁出去还不定什么人家呢。
       公公憨实寡言，讲信义，重责任，可惜不善创业，一直帮人打理生意，个人未有发展。四十余年来独身在外，供养家庭如一日，对我婆婆忠诚不二，不敢有任何出轨。他回国后与我们生活整五年，按照多年在外的习惯坚持自己洗衣。衬衫背心已经雪白，还要浸泡着晒日头，完了还要拿到阳光下透着影，检查是否洗净。晨起即到露台做自编健身操，餐后拿了扫帚，从他的卧室到大厅到楼梯，扫得纤尘不染。那一天早上，我起床后走到饭厅，见家中里外已扫干净，公公端坐在他的老位子上，脸色凝重说：“清晨三点半，不知怎的，咳出好几口血。”慌忙送了去医院。公公一直有冠心病，住院十七天，我和丈夫轮值，目不交睫。看看病情已经稳定，正想雇个帮手护夜，老人却在丈夫的手臂上，轻咳两声，去了。
       现在婆婆已经九十五岁，食欲旺盛，头脑却完全糊涂了。常在半醒之中进出不同时空：“奶奶叫我去买米，怎的不拿钱给我?”这是十三岁的小女孩。“咦，我身边这个爱哭的幼儿是谁家的?”把迷信的保姆吓半死，她知道婆婆的第一个孩子两岁时死于腹泻。婆婆还经常呼喊几个亲戚朋友的名字，和他们聊天，忘了他们其实已经作古多年。老人既不辨晨昏，也不认得身边的儿孙，眼蒙白翳，便溺失禁。经常半夜三更摸出卧室，在楼里四处溜达，脑子里像有一张线路图，本能地避开门框或笨重家具。
       我婆婆的一生，和她的婆婆一样，是典型的华侨女眷。婚后丈夫漂洋过海去谋生，妻子在家敬奉长辈抚养儿女，能熬到去南洋和丈夫朝夕厮守的，只是幸运的少数几个。大部分做妻子的，只能翘首等待男人几年回来探一次亲。闯荡江湖的男人不会太委屈自己，另娶一个或几个洋妾贴身偎着，是公论允许的。
       在鼓浪屿的深宅大院里，有多少清纯的、柔弱的、如花似玉的妇女，悄然无声被惨淡岁月啃噬着，内心千疮百孔，外表富丽堂皇。
       红楼无言，却已见证两代妇女的命运。如果我儿子肯结婚生子，那么，我便是第三代婆婆。儿子在北京读书已经好几年，必定在外成家立业，第四代婆婆再不可能定居于此。
       而我，不会是那伸长脖子苦熬时光的囚妇。我有一份热爱不渝的工作，有独立的精神空间，有一个我与丈夫共同创造和护卫的完整家庭。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生命的终极意义，我决不会因为任何东西放弃他们，哪怕一座宫殿。
       所以，有时我会开玩笑地说，我已寄人篱下二十四年。
       固守家园
       回想起来，我有幸见过的经典建筑还不少。国外的诸如古罗马竞技场、卢浮宫、泰姬陵、耶路撒冷大清真寺等；国内的名寺大庙，古城官邸，园林石窟，见得就更多了。平心而论，虽然对人类艺术文化里这部分最辉煌的成就，充满敬畏之意，但我更倾心的是落日下，莱茵河畔图林根小镇错落的红房子；马六甲海峡边热带风味十足的住宅群；以及我的家乡鼓浪屿岛上，这些历尽沧桑内涵丰富的，人格化的老别墅群。
       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参加两届“建筑与文学”的研讨会，聆听过国内建筑大师与著名学者、作家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这门学问越是深不可测，越是具有无穷的魅力。
       人们可以不参观画展，不去音乐厅，不上歌剧院，但无法拒绝建筑，无法逃避建筑的影响。因为建筑就是你的皮肤的延伸，你的呼吸的形状，你的家庭外壳那信以为真的保护层，你的阶段性或终结性命运。
       如果我们在计算机里查询“建筑与人的关系”，跳出来的目录，多半是房产集团五花八门的广告。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无房无地无落叶之根吓坏了的中国人，拼命盖高楼公寓，拼命挤进崭新的水泥格子里。在这些密密的蜂巢里，材料相近格局雷同，家具摆设大同小异。人被镶嵌在里面，几乎动弹不得，个性面目渐渐模糊，更别提什么“在建筑的空间内或者从建筑本身得到自身价值的判断”。
       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大师马里奥．博塔还认为，人们能够把建筑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除了在建筑中感到亲切、舒适、便捷等等之外，还能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情感。
       前些日子参观了一幢新别墅。别墅外是精致小巧的花园，袖珍型鱼池、假山和矮种果树。别墅里面装修得很现代化，全套卫生设备，电力设施齐整，字画古董，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情味。我们在这住所里感觉到冷漠与荒芜，谈话的声音漂泊空洞，像无光可趋的夜间蛾子。时间尚未发酵成芳菲的记忆，生命的温度还不及渗透墙与顶，砖头和水泥便仅仅是砖头和水泥。开车带我们去的朋友已经访问过几回了，还是不能够从一模一样拥挤在一起的二十多座别墅里，把它认出来。而别墅主人的学识、创见和成就，却是福建文化界独一无二的。
       这些道理，他知道我也知道。但是，在整齐划一的时代里，我们别无选择。
       我现在住的楼房产权为家族共有，丈夫所占份额比例很小。不能免俗的我，也还是担心有朝一日落得无处栖身。遂在厦门买一套公寓，好几年来，提不起兴致进门看看，更甭说装修了。如果有人敢擅自破门而入，在里边结婚生儿，孩子可能都四五岁了。
       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不便利，鼓浪屿的居民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龄化。我们还固守在小岛上。因为，丈夫出生在这座老房子的二楼，儿子出生在二楼的前房。紫檀老家具上的岁月之尘，园子里车前草的药味，甚至衣裳在大红樟木箱里染到的樟脑味，是他们自娘胎里就熟悉的，终生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这座老屋相依相存。绸衫缎褂、竹编火笼、长栓铜锁、镶龙青花瓷瓶，以及锈斑累累的老式怀表，将一代一代的传说，散落在楼梯间和地下室里。老祖宗的画像君临这一切之上，庇荫着也监管着子孙们。
       无论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木棉树下的红房子，是我丈夫与儿子的精神家园，因而，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2005-10-11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