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全局，也关系到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民族地区出现了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改善的趋势，但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还远未改变。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以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为主线，推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政策创新，强化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中的准入限制，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 民族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
作者周民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月坛北小街2号，邮编100836。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一论断，反映了党中央从战略上、全局上重视提升全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这一要求也同样适合于民族地区。本文以五个自治区和三个多民族省份(贵州、云南、青海)为基础，分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就与问题。笔者认为，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民族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全局乃至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概念与涵义
在国内，以往使用的概念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描述增长方式时有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粗放与集约、外延与内涵这样的分别，其中以速度与效益、粗放与集约的分析最典型。粗放一般指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集约则是指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在1983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向第三世界扩散》的论文中采用了另一种定义。他把生产能力被人口因素吸收而出现没有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状况，定义为粗放式增长；而把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并导致人均收入增长的状况，定义为集约式增长。西方经济学家描述经济增长方式时，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效果，也重视经济增长形成的制度基础和技术支撑。
从速度与效益的角度，可以把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成四类：高速度低效益型、低速度高效益型、低速度低效益型、高速度高效益型。第一类型的代表性国家是中国，长期被视为以速度型为代表的国家，多年来维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第二类型的代表性国家是欧美，表现为高效益、低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难以超过3％。第三类型的代表性国家是非洲与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都较低。第四类型的代表性国家是亚洲四小龙与日本。长期维持低速度的发展中国家是在世界上长期没有地位和影响的国家，除了在国际分工中维持相对不利的地位外，也难以实现经济的独立自主和经济的快速崛起。高速度的增长是后起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战略所必需的，但又是难以长期保持下去的，没有永远的高速度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从一个不发达的状态进入经济发达的状态，起点是低速度、低效益，终点是低速度高效益，通常需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轨道”转换。理想的状况是经过高速度、高效益达到发达状态的低速度、高效益。但是，这种能够体现进入起飞状态的高速度，同时又伴随着高效益的格局具有一定的实现难度，或者说有一定的机遇和环境要求。
在经济学家的语汇中，增长与发展是有差别的。周叔莲指出，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总量或者人均收入和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波金斯也指出，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增加，还有结构变化、收入分配等内容。由此推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与涵义要宽广得多。鉴于以往增长方式的分析框架存在诸多不足，在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时，就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以下结构性分析框架：(1)要素投入，包括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设备等；(2)要素配置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贸易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技术结构、分配结构等；(3)要素配置的运行，包括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价格变动、就业水平、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等；(4)要素配置的基础支持，包括经济体制、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政府政策等等；(5)要素配置的效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单位产品生产的物耗与能耗等指标。
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良好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占全国各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的比重来看，除了2001～2003年略有下降外，2004、2005、2006年都保持加快增长趋势。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01年的8.79％上升到2006年的8.94％。
2．固定资产投资维持快速增长势头。2001年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9.7％，到2006年上升到占全国的10.7％。
3．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从2000年以来，民族地区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上升，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以2000～2006年的数据看，广西、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净增长233.03％、238.46％、313.63％、203.08％和294.84％。
4．产业结构升级较快。除了广西和云南外，民族地区的第二产业都出现继续上升态势。民族地区的第三产业出现比重虽普遍升高，但大多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依然继续推进。
以往人们习惯于民族地区生产资源性产品，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是民族地区的产业都位于产业链的上游。但民族地区工业增长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以2006年为例，民族地区增长速度超过20％的工业品中，既有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等依赖资源开发、加工的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产品，也有一些加工工业产品。例如，内蒙古的移动电话机、布、彩色电视机、载货汽车；广西的化肥、内燃机、汽车；贵州的化肥、啤酒、家用电冰箱；云南的化学医药、发电设备、变压器；宁夏的轮胎外胎、塑料树脂及共聚物、数控机床；新疆的化肥、罐头等等。这些产品不仅能够在民族地区生产，而且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说明以地域或民族作为判断产业结构的思路与现实有较大偏差。虽然民族地区此类工业品规模小，在全国所占比重小，但能够在竞争性领域出现群体扩张之势，说明产业竞争力在提高之中。(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地区的增长效率也有明显改善。以工业增加值率、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销售率六项指标分析，从2001年到2006年，除了个别指标，如资产负债率提高不明显外，民族地区工业企业的其余效益指标都有所提高，显示经济效益进一步好转。(见表2)
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家政策的支持。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与生态改善的发展援助。2006年，来自中央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民族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18.71％，占民族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17.17％，而同年全国的这两个数值分别为14.80％和9.87％。在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短缺的格局得到缓解。从2000年到2006年，民族地区铁路营业里程从14，655.9公里增加到19，193.9公里，净增长31％；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2116公里增加到6446公里，净增长204.6％。2006年，民族地区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918.7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1201万人。2005年，民族地区退耕还林面积74.48万公顷，占全国的1／3。二是市场的支持。近年来，随着新一轮重化学工业的推动，资源开采和加工类产业的市场需求增大，矿产品、原材料价格大幅走高，钢铁、有色金属、电力、水泥、化工等类产业发展很快，而这些产业多是民族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2000年，民族地区生产的原煤、石油、天然气、发电量占全国的比重为16.53％、13.44％、16.45％和13.94％，到2006年，这四类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24.40％、14.62％、32.35％和16.46％。
三、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若干矛盾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包括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方式差距的共性问题，也包含着民族地区与我国发达地区之间发展方式差距的特有问题；既有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也有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既存在一些短期的、暂时性的发展矛盾，也存在着一些中长期的矛盾。这是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路的复杂与困难之处。依笔者看来，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一系列矛盾，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一)增长快速的全国经济与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生产基础的矛盾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之势，2006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4，040元，但民族地区人均生产总值除了内蒙古达到16，331元外，其余省区程度不同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民族地区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4.33％，但GDP仅占全国的8.94％。全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3.90％，而民族地区除了内蒙古达到48.64％外，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的城镇化水平分别只有34.64％、27.46％、30.80％、28.21％、39.26％、43.00％、37.94％。尤其是，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各少数民族分散程度较高，城镇集聚能力较差，既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制约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二)资源依赖型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矛盾
民族地区采掘业与原材料工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容易产生资源开发型的路径依赖。萨克斯与华纳(Sachs&Warner)通过对1970～1989年多国的数量分析表明，自然资源丰富与经济增长呈反向相关关系，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偏低，而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偏高，从而有所谓“资源之咒”的说法。不过，近年来因资源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如俄罗斯、澳大利亚与中东各石油生产国经济增长迅速，而资源短缺的国家则面临着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压力，经济增长受到较大的影响。民族地区尽管拥有较多资源，但丰富程度只是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的。在资源开发国际化背景下，与许多资源型国家，如澳大利亚与巴西(铁矿)、中东一些国家(石油)和非洲有些国家(有色金属)相比，民族地区资源的丰裕程度还不够高，缺乏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除了水电和生物资源以外，民族地区的资源多是不可再生资源，过了大规模开发高峰以后，开采规模会趋于缩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衰减。如果仅仅将产业发展锁定于资源开发方向，缺乏结构优化与升级，对民族地区的长期发展极为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地区存在着对资源的粗放性开发问题。比如，在资源开发环节存在着掠夺性、无序性与低效性开发现象。在煤炭、铁矿等资源开发中，存在采富弃贫、采厚弃薄现象，缩短了资源开发的时限；在生物资源开发中，存在着竭泽而渔的问题。宁夏的发菜、青海的冬虫夏草、西藏的藏红花均遭到破坏性的开发；黄河来水的60％以上来自于上游地区，但也正是在中上游地区，存在着利用地利之便在农村大水漫灌、在城镇中建设大面积人工湖等浪费现象。
(三)国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与区域产业竞争力培育的矛盾
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的优势之处是资源开发，薄弱之处也是资源开发。以往全国的分工格局表现为，民族地区输出原料和原材料给发达地区，经过加工后，发达地区将制成品返销到民族地区。近年来，沿海发达地区更多地依赖于国际市场的矿产资源，发展临海型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对于民族地区的原料与原材料的依赖比重大为减少，制造业产品也更多地面向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而民族地区制造业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内部的垂直分工局面正在形成。但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地区在国际扩展原料市场的努力及产生的成果相比，民族地区在发展加工制造方面的能力扩张相对薄弱。在发达地区建立相对稳定的原料供应市场、对民族地区的原料需求相对减少的同时，民族地区的原料对发达地区的市场却还有相当强烈的需求，民族地区的市场消费对来自发达地区的加工品存在刚性需求。可见，民族地区产业竞争力薄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
(四)投资驱动相对强势与出口驱动弱势的矛盾
近些年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驱动。按照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2006年，民族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8.57％，最终消费支出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79％，货物与服务净流出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9.36％。这说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与消费；货物与服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说明民族地区属于货物与服务的净流入地区，对外部货物与服务的依赖性较高。而全国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增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9.5％，显示中国属于典型的货物与服务净输出国家。与全国相比，民族地区显然对投资和消费推动增长具有更大的依赖性。但民族地区为货物与服务净流入地区也说明，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在内部贸易中存在逆差，产业竞争力不足。2000年，民族地区对外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2.44％，2006年下降到2.04％。
(五)经济规模扩大与技术创新瓶颈约束的矛盾
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短板”。2005年，民族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占全国的比重13.68％，但是，研究与开发经费内部支出额占全国的比重只有3.14％，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的比重只有8.89％。2000年，民族地区三种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全国的5.15％和5.22％，但到2006年下降到占全国的2.94％和3.15％。
(六)可持续性发展和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在重化学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由于民族地区更多地依赖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资源消耗
多、环境污染重的问题比较突出。原材料工业的比重较大，生产加工中产生能源与资源的密集性消耗，如果加工工艺、设备、程序及管理组织落后，易造成资源、能源加工过程消耗过多。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衡量的能源产出效率看，2006年，民族地区(缺西藏数据)除了广西外，其余省区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产生单位生产总值消耗的能耗与电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3)。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占全国的比重则在上升。2000年，民族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4.49％、9.84％、14.07％，而到2005年，除工业废气排放量减至14.28％外，其余两项指标上升到11.04％和17.14％。
掠夺性、浪费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缺乏效率，会缩短资源开发的时限；环境污染的加重，以新的环境破坏方式取代老的生态破坏，降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与天然林保护的成效，也影响民众的身体健康。这两种方式，都是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慢性杀手”。矛盾的是，民族地区内部资本供给不足，经济发展依赖于外来投资，不少区域的主政者都有着追求政绩的客观需要，担心过于严格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标准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机遇，因此倾向于放宽准入标准，以迎合投资者的需要。这种倾向与短期政绩目标相一致，但与长期发展目标相冲突。
(七)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体制机制转换的矛盾
有效率的经济增长都建立在市场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之上。但是，民族地区的体制和机制转换还不能完全适应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需要。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来看，2006年全国为35.78％，而民族地区为62.26％。民族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偏大，说明非国有经济还不够活跃。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还不够高，服务意识不够强，管理体制与机制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八)民族地区的封闭惯性与国内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矛盾
少数民族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这既是民族地区的特色所在，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限制因素所在。投资者进入民族地区时，必须考虑到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增大了交易成本。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要素尽可能无阻力、无障碍地向低成本的洼地集中。相对地，进入壁垒高的区域比进入壁垒低的区域难以吸收更多的生产要素。而民族地区本身的封闭惯性，对国内外与民族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构成阻碍，限制了要素的快速流入，削弱了区域经济潜力的发挥。
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成绩与问题纳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产业结构出现优化趋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这些结果，显示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从资源环境投入、科技教育水平、能耗物耗状况、收入分配等方面来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还存在着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状况：快速度与低水平并存，效益增与总量小同在，结构优化的同时环境恶化，产业强势而科技弱势，经济增长还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缺乏强有力的科技教育基础支撑，经济增长成果还没有让更多的劳动者分享(见表4)。
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路
从维护社会公平，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和共同富裕，维持生态的稳定性与平衡性，有效利用资源的角度出发，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推动全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的要素优势在于资源赋存，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依赖于资源开发。从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方面看，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明显。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资本供给不足；劳动力资源虽不缺乏，劳动力报酬也较低，具有低成本供应的优势，但劳动力素质较低，居住分散，而且存在着语言、习惯、风俗等特定障碍，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从技术供给方面看，民族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不具备优势，技术人才、技术成果、技术投入短缺，技术创新的贡献不突出；从资源条件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较晚，西南民族地区的生物资源、水电资源优势明显，西北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优势明显。应该发挥各地的资源优势，以资源开发取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好的起步。
民族地区的发展重点在于突出主导产业群。在新增长理论中，第一产业通常被视为收益递减的产业，民族地区当然不可能依赖于第一产业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三产业均为收益递增的产业，也是产业升级中产业比重上升的两类产业，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振兴的主导型产业。第二产业可以为本地及本地以外的区域提供采掘出来的原料与制成品，历来是不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采掘业、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建材等类工业产品，既可依托民族地区的资源基础，又具有明显的市场需求，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第三产业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业可以沟通民族地区内外的经济联系，互通有无，促进民族地区的市场繁荣；旅游业可以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的风景、风情、风俗、风味，把民族地区对外界市场的旅游吸引力变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此外，像金融、餐饮、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产业都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民族地区的发展潜力在于对外开放。解决民族地区产业单一、资本短缺、技术不足等方面的限制条件，需要引进资本、技术，积极发展对外商品与贸易往来。要依托民族地区临近周边国家的区位优势，加强对国际市场的开放，实现商品市场开放、要素市场开放、观念开放、政策开放的有机统一。只有扩大开放，将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结合起来、本地资本与外地资本结合起来，才能进行规模性的资源开发。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依托民族地区有利的区位和相对较低的运输成本，建立民族地区对周边国家的制造优势，输入资源，输出制成品。利用民族地区的资源与国外输入的资源，建立对国内制造业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输入资本与先进制造业产品，输出资源与初级制成品，为全国经济做出贡献。要在开放中重视保护民族地区的良好的习惯与风俗，也要对民族地区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传统风俗与陋习进行去粗取精的淘汰，发展与保护民族地区的传统精华，促进民族地区与外部的沟通、交流、融合与整合，在市场多元化与一体化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新陈代谢。
夯实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需要集约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从资源节约角度看，必须设置资源节约标准，督促资源开采加工企业减少资源浪费。采取采矿权拍卖、开征资源税等形式，确立资源的市场价值，使企业重视资源的可持续性开采，减少资源开发中的损耗，延续矿产资源开发寿命。同时，在加工领域重视资源的综合与循环利用。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民族地区处在大江大河上游，加强对企业、个人经济活动的环境准入约束，减少经济开发中的负外部性，维
持一个好的生态系统，会保障中下游的用水安全，减少上游、上风方向的环境破坏损害下游的利益。因而，除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外，应把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来。加强对各类企业污染排放浓度的监控，通过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对污染物循环利用和集中治理。
推动民族地区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政策。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约，民族地区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从高增长低效益到高增长高效益的转变，因而在发展方式转变中必须依靠国家的长期援助。坚持推进包括广大民族地区在内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所在。应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中扩大资源税地方留成比例，重视江河上游的生态补偿，引导资本向民族地区流动，加强对民族地区人才的培训教育。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应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加强对传统国有企业的改造与改革力度，使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并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向个人、企业提供普遍化的公共服务。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要素的合理流动，构建激励与约束责任明确的新型科技体制，使科技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在笔者看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路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资源开发和结构升级为主线，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与政策创新，强化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约束，推动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第一阶段：资源开发的初级阶段。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对资源需求旺盛的机遇，以资源开发为起点，吸引国内外的资本进入民族地区，重视矿产资源、水电资源、生物资源等方面资源的开发。要促进企业在开发中延伸产业链条，把资源开发后的产业链变成价值增值链。同时，设置必要的资源与环境准入标准，减少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污染和浪费现象，实现资源的集约型开发，做大做强采掘业与原材料产业。
第二阶段：资源开发的扩展阶段。在经济实力增强、资本深化的过程中，提高资源开发的集中度，实现更加集约与更有规模的开发。同时，加强资源持续开发与环境保护。应在采掘业与原材料工业发展的同时，扩展产业领域，减少产业风险，提高产业的协调度。要推进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医药、饮料、内外贸易、交通运输、旅游、金融等产业的发展。在地域上，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突出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企业集聚和人口集聚，重视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对宜居性较差地区的人口实行异地迁移政策。在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政府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加强对科技教育投入、转变政府机制、规范政府与企业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来。
第三阶段：资源开发的巩固提升阶段。高水平教育的普及使整个区域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较大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一步增强，经济总量的扩大更多地依赖于资本与技术的投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技术人员进入民族地区，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产业发展的主体仍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但在第二产业中加工工业占有更大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的附加价值得到进一步提高。在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都得到较大发展，服务业在容纳劳动力和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持续提高。
目前，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还未完成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应该在总体上立足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的同时，对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推进中的不足部分加以补短。比如，在第一阶段的开发中对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在新的开发背景下，应该加强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约束，制约粗放型的资源开发行为，积极优化资源开发类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实现整个资源开发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和规模型过渡。另外，以往的开发对特色产业发展相对忽视，一些地区存在着比照发达地区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的倾向，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产业，还造成大量投资于非优势产业的资本浪费和效益不高。因而，应立足于做大做强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发挥特色优势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同时，补短的两个重要任务是深化体制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使民族地区的发展建立在好的制度基础之上。
[责任编辑 马 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