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始休。
睫在眼前犹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登九峰楼寄张祜》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为张祜打抱不平的一首七律。
要说起这位张公子的一生遭际，杜牧就由不得要生一肚子气。张祜的宫词，誉满天下，竟因为文坛大老的阻碍排挤，一辈子不得发达，浪迹江湖；落拓终身，至死也无职无衔。大家可怜他，遂以“处士”称之，其实那是狗屁不顶的名号，让他很委屈。
记得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改选》，算是我的处女作吧，一个无名小辈，竟遭到荣膺斯大林文学奖的前辈作家严厉批判，痛加挞伐，这当然很“光荣”，因那终究不是一个阿猫阿狗式的人物。但是，文人整治同行，从古至今，绝对不讲温良恭俭让的。一记重拳，当即休克，差点要了我的命。
比之张祜的遭遇，好像我的不幸就无所谓了。他碰上的冤家对头，为白居易，为元稹，那是何等的庞然大物啊!这二位老人家一联手，几乎毫不费劲地，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活活地将张公子的仕途断送，前程埋葬。由此可见，前辈文人收拾起年轻同行，不但狠，而且毒，见血封喉，击中要害，连解药也没有的。
杜牧在诗中所写这句“睫在眼前犹不见”，对老人家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时隔千载，还是能够读出他的不满。同时代人皮日休，也有《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一说。稍后一点的，如宋人王谠的《
唐语林》，计有功的《唐诗记事》，载记其事时，也深感老先生串通元稹，镇压张祜的做法过激。苏轼对白居易赏识徐凝，偏爱徐凝，也觉得有言过其实之处。
我估计东坡先生会想：二位前辈驰骋诗坛，风光多年，官居要津，备极殊荣，该有的，有了，不该有的，也有了。给后来者一席之地，助年轻人一臂之劳，何乐而不为之呢?文学天地如此之宽广，诗歌领域如此之辽阔，难道新生代成长起来，会影响你老人家喝小酒，打小牌，唱小曲，泡小妞吗?
史载，白居易晚年，至少有一打小女子陪伴着他，为他全方位服务，从头到脚，那分熨帖和快活，简直神仙也似。可他老人家总是在洛阳手搭凉棚，西望长安，睃睨着文坛上一个个文人的动静，悬念不已，放心不下。
我也弄不明白，一大把子年纪，放着清福不享，老要操这分闲心，老要管这分闲事，老要出头露面，老要指手画脚，老是看年轻人不顺眼，老是要板着一张苦瓜脸作灶王爷，究竟为了什么?这种老文人为老不尊，不甘寂寞，到死还要像搅屎棍似的，闹得文坛是是非非，鸡犬不宁，实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说到底，说白了，一个字，名。就是白居易、元稹无法接受杜牧、李商隐、张祜之流，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得到更多的掌声，取得更多的名声、名望和名气。
在《
全唐诗》的《张祜集》里，有一首七绝，题为《孟才人叹》，诗前有序，张公子是这样“烧包”，变着法儿表扬自己，炒作自己的：
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省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请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恳许之。乃歌一曲何满子，气亟立殒。上命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及帝崩，柩重不可举。议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榇。榇至乃举。嗟夫，才人以诚死，上以诚命，虽古之义诚，无以过也。
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人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
接下来的诗，“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摆明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其实这则爱情故事，跳出他自己，是可以写得凄恻动人的。但这首诗，太突出个人，就有副作用了。如果不是发生在后宫，如果主角不是帝王，而是一个蹬三轮的，一个拉板车的，白老爷子，元老爷子，也许不会吃味。
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文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最高领导人赏识了。现在，你小子抓住了唐帝国的天字第一号读者，得意忘形，不知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往哪儿摆?
可以想见，二老是怎样的闹心了。
因此，名，这个东西，乃所有文人的致命伤。固然，没有一个文人不求名，固然，文人要是不求名也大概真没出息。但求名成瘾，求名成病，担心别人的名声、名望、名气胜过自己，超出自己，而不择手段，以至于收拾对手，打击对手，就令人无法恭敬和恭维了。
这也是文坛上那些老当益壮者，为巩固其既得利益，总是不肯热烈拥抱新生力量的原因；同样，那些后起之秀者，为了求得自己头顶上的一片天地，对这些遮住阳光的老家伙们，也绝对谈不上真正尊敬的原因。
文学这东西，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艺术追求，老爷子认为是好的，年轻人未必赞同。同样，后来者的探索和实验，上了年纪的，有着光荣史的先行者，也许会不以为然。但这是文学史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实，必须要学会勇敢地面对。上一代的辉煌，渐渐淡去，无论如何，白居易已经属于昨天的了；下一代的辉煌，正绚烂地走来，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待见还是不待见，杜牧，李商隐，张祜，显然是属于今天和明天的，是八九点钟，很亮很亮的太阳，你再生气，他也亮。
于是，像白居易这样活得很久的老同志，很不开心了。本来，年轻人努力创造辉煌的同时，老年人继续保持辉煌，本是相映成趣的局面。可在老先生眼里，辉煌这东西，两者同存，不可能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两个电灯泡摆在一起都亮着，光度只能相互抵冲消减，一加一反而小于二。所以，只有一个馊主意，必须灭掉另一个灯泡，方能独领风骚，永葆辉煌。
因此，有的老的，恨不能将小的掐死摇篮，同样，有的小的，也是巴不得将老的开棺鞭尸。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竞争着的，矛盾着的，发展着的，进步着的世界里，这种现象，既是文学界新陈代谢的必然，也是文学观分道扬镳的必然，更是人性中善恶正邪，相互冲撞的必然。
说是代沟也好，说是弑父也好，文坛上这种“俄底浦斯”情结，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是不会有。想开了，也就不会在意；不在意，也就无挂碍；无挂碍，也就得大，自在。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
同样，当杜牧、李商隐、张祜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正如当下的中国文坛一样，谁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些“洛阳纸贵”过的新时期文学呢?谁还成天念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呢?其实，这或许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
公元八一六年(元和十一年)，人称鬼才的诗人李贺，像一颗殒星，在天空发出炫目的光亮以后，迅即消失。才二十六岁的天才，突然夭折殒谢，对唐代中后期的文坛而言，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随之而来的，八一九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八二四年(长庆四年)韩愈卒，八三一年(太和五年)元稹卒，八四二年(会昌二年)刘禹锡卒，八四三年(会昌三年)贾岛卒。真有点像秋末初冬，风吹霜打一样，树叶纷纷凋零，仅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一片肃杀萧条景象。白居易环顾左右，也不禁生出“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的孤家寡人感。
在中国，至少在唐朝，文学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与时代的精神，是紧密扣系在一起的。国力强盛，文坛则满园春色，万紫千红。国事衰微，文人则凋零殒落，一蹶不振。进入九世纪以来，由于节度之战，朋党之争，甘露之变，宦官之祸，帝国便日益地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法自拔，一直到黄巢暴动，走向灭亡为止。这一段如今称之为“晚唐”的中国文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比之盛唐的璀璨诗篇，中唐的珠玑文章，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
而到了公元八四六年(武宗会昌六年)，时维八月，唯一剩下的，称得上承前启后的扛鼎人物白居易，也终于老死于洛阳履道里他的府邸里，这年他七十四岁。在唐代，活到这把岁数，算是高寿了。他的死，也标志着唐诗的命运，即将走向终点。
我一直认为，杜牧这首《登九峰楼寄张祜》的七律，作于白居易的死年，绝非偶然。而差不多同时，住在江苏丹阳寓地的张祜，接到杜牧的一件特快专递，邀其池州一游，也不是无意的巧合。显然，任侠仗义，高蹈慷慨的杜牧，把白居易之死，看作张祜有可能得到翻身的一次机会。通常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学前辈健在的时候，哪怕只剩下一口气，那话语霸权的余威，在官方、半官方的护卫下，仍有很大的覆盖力。但老人家驾鹤西去，有关方面不那么拘泥的话，网开一面，也许有可能给张祜平反、改正。好像唐朝没有落实政策这一说，杜牧忙活了半天，张祜也未能圆了他释褐为宦的梦。
无论如何，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张祜一路车船劳顿，风尘仆仆，赶到安徽贵溪。那时，诗人必须当官才有好生活，一介布衣的张祜，就没有为池州刺史的杜牧牛皮了。一位地方首长，手中的公权力，做这样的东道主，住好吃好玩好谅不难。杜牧以前没邀请过张祜，以后也再未邀请，从那首凡读唐诗者无不知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七绝，我们知道，要想充分领略皖南的美，那斜风细雨，布谷催耕，那鱼跃碧水，杏花江南，那炊烟袅袅，柳丝搦搦，那黛山渐碧，桃汛泛滥的阳春三月，才是最有情调，最有魅力的季节。
那为什么不选择春天，而安排在秋天呢?显然，八月份白老先生撒手人寰，是这两位年轻人迫不及待要相聚一下，要宣泄一下的重要因素。如今，他俩无论怎样信口雌黄，老先生也不可能从他埋葬于洛阳龙门的墓穴里，跳出来弹压了。
杜牧和张祜，一个落拓不羁，一个风流蕴藉，都属于早年得意的青年才俊，有点嚣张，有点狂妄，惹得老人家不高兴，自是不在话下。现在也弄不清楚是杜牧发难在先，还是白居易串通元稹收拾张祜在后，还是老先生看不惯张祜的狂妄而动手在先，还是杜牧为他的朋友出这口恶气而滋事在后，才有了这场文坛公案。
平心而论，杜牧在他所写的《李戡墓志铭》里，借李戡之口，攻击自居易和元稹，实在是相当个人意气的。其实，他本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说明他不是道学君子，可他批判的语气，却成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也是不令人信服的。“有元、白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又说：“淫词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这当然要让白老先生很不受用的了，什么玩艺，你敢张嘴说我，你写的那些东西，比我还不成体统呢!
人上了年岁，第一，容易敏感激动；第二，容易疑神见鬼；第三，容易轻信谗言；第四，容易诉诸非理性行为。休看那时没有小报造谣，媒体裹乱，书商炒作，出版社起哄，我估计老爷子，被杜牧这番上纲上线到“用法以治之”的声讨，肯定血压升高，心律失常，得赶紧派人找御医，去开牛黄清心丸的。
白老虽老，可还没有糊涂，只是眼神早就不济，耳朵一直没有重听，对梗着脖子，扬着脑袋，擦肩而过，连招呼也不打的年轻同行，也许眼错不见，不致心烦。但年轻人拉圈子，立码头，占地盘，口出不逊，这种样子的张狂，就成为“孰可忍，是不可忍”的可恶行为了。
再说了，这文坛之上，无论古今，哪位重磅人物身边，没有几个马仔，跑前跑后，通风报信，没有一二蔑片，捣捣鼓鼓，添油加醋呢?就看当下京沪两地的文学圈子里面，那些常见于刊物的名作家，常出观于报纸的名评论家，常抛头露面于荧屏的文化名流，他们的周围能少了孟良、焦赞、张龙、赵虎，这些凶巴巴、狠歹歹的左膀右臂吗?住在东都洛阳的白舍人，少不了有耳报神，长舌妇，什么杜牧在诋毁您啦!什么张祜在糟改您啦!向他窃窃私语的。
白居易相当恼火，这是事实。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因为杜牧已经在大和二年登进士第，接着又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等于拿到双博士的学位，已属功成名就，一下子掐不死，只好暂且由他。而张祜，白丁一个，元稹当过宪宗的宰相，很牛皮，张祜能不能拿到功名，在他手中握着。白居易跟元是老哥们儿，一个电话关照过去，此人很轻薄，很浮躁，拉倒了吧!于是有关部门，就按元相的主意行事。
在当时的诗坛上，张祜以写这类反映深宫禁院里，那些女性哀怨苦痛的作品见长，是个写宫词的擅手。一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奠定了他在唐诗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唐诗记事》载：“杜牧之守秋浦，与祜游，酷吟其宫词”，甚至在其《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中，专门提到了他的这篇脍炙人’口的诗：“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可见杜牧对张祜作品喜爱赞赏的程度。
张祜之前，诗人王建(约七六七一约八三一)，也是写“宫词”的名家，有人誉为“宫词”的开山之祖。但评家认为王建作品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较有史料参考价值。而张祜则偏重于感情世界的开掘，心理状态的刻画，女性魅力的展现，美学深度的探寻。所以，他的“宫词”能够传入禁宫，走进内廷，被宫女们按谱度曲，填词演唱，用以消解愁闷，排除忧郁，借以表达情愫，抒发心声。我觉得，白居易、元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位年轻诗人，能够拥有这样一批身份特殊的显贵读者，才遭致莫名其妙的嫉恨的吧?
你把皇帝老子都唬弄住了，我们这些老同志怎么陪着陛下玩?
要说起张祜之少不经事，也只能怪他自己出名早，成名快，太容易成功，也就难
免骨头发轻，头脑膨胀，欠缺最起码的清醒。图一时之快，常不计后患，遂酿成终身懊悔的苦果。这种一旦成名，得志猖狂，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坛暴发户，这二十多年以来，也是屡见不鲜，难以胜数了。有什么办法呢?阮籍登广武而叹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大概也是物质时代，什么东西都太容易工业化速成生产的弊端了。
公元八二六年(宝历二年)，张祜南游姑苏，这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去拜谒的时候，白居易戏称他的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枯也大模大样地跟白居易开玩笑，说他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据《
唐摭言》称，一时传为诗坛佳话。
但实际上，一位大牌人物，是不屑于与等而下之的人，同坐在一张桌子上，成为佳话中的主角的。张祜那时风头很足，不知天高地厚，评价不低，也忘了山外有山。一个后生小子，和前辈平起平坐，本就僭越无礼，在席上高谈阔论，说短道长，既无执弟子礼的谦谨，又无对师长的恭敬，而且，传扬开来，无形中抬高了张祜，使得老先生心中更为不快了。
假如换一位娇滴滴的美女作家的话，又坐得尽量贴紧老先生些，话音嗲一点，夹菜勤一点，也许，白居易不至于面有愠色，结下这仇了。假如，张祜是个无大实力的作家，屁也不是，不过一个文学小虫子，前辈也许不以为意，而对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潜在对手的人，文人的“嫉妒”就不能不当回事了。
这样，到了公元八二一——八二四年(长庆年间)，白居易回到长安府供职，他长于文坛，怯于官场，要求外放，任杭州刺史。此时，白的诗名、政声、舆情、人望都处在如日中天的阶段。一心猎取功名的张祜，托门子，走关系，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睐，举荐自己到长安应进士试，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攀登龙门的唯一捷径。而京城应制，主要是诗赋时艺，这一点，张祜有充分自信。若是乐天先生肯于推荐他，来一段优褒有加的评语，肯定能起到一言兴邦的作用。
但是，当年不经意间触怒前辈的过节，他忘得干干净净，而老先生却耿耿于怀，念兹在兹。这位年轻诗人也忒天真了一些，居然还指望老爷子推荐你上京考进士，不啻与虎谋皮一样吗?白居易的确写了推荐信，但保举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徐凝。
这显然是白居易有意识的错误判断，存心要使张祜难堪的，宋人苏东坡也认为，他不会糊涂到连这两个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来。看来，这位大诗人，也免不掉前辈作家不大愿意接受后来居上的局面，而表现出来的心胸狭隘的毛病，存心要压制这个具有实力的年轻诗人，使其不能脱颖而出呀!这就令人不禁嗟叹了，呜呼!即或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巨匠，也未必能完全克服人类自身的弱点，那种嫉贤妒能的天性啊!因为，白居易也想得到显贵的读者赏识，曾经写过《上阳白发人》之类的宫廷作品，但其影响终究不敌张祜的“宫词”。
这不是一件让老先生高兴的事，嫉妒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哪怕是长者，也会不管不顾，做出一些贻笑大方的糗事来的。
其实当时，一些持论公正的名流，也对他刮目相看。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李商隐的恩师，那是和白居易、刘禹锡一辈，经常唱和的诗人，十分赞赏张祜，理解张祜，为他的遭遇不平，为他的蹉跎叹息；亲自给朝廷写了奏章，人才难得，不可埋没，吁请执政拔擢使用。让张祜拿着自己的作品，诣京进献。结果，不走运的张祜，亲笔缮写所作诗歌三百篇，呈送上去，偏巧落在不喜欢他的元稹手里，给扣压下来，石沉大海，白费功夫，空欢喜一场。
宫廷内对这位声名遐迩的诗人，也是颇有好感，宫女们传唱他的优美宫词，给宪宗也曾留下印象。有一次，垂询过元稹，因为元是诗人， 自然应该了解这位写宫词的能手。可这位白居易的老哥们儿，铁心无耻，愣是给张公子捅了致命的一刀，“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或奖掖之，恐变陛下名教。”
这两位老先生，为了维护其诗坛霸主地位，也太不手下留情了。
我不知道元稹将这个整得张祜“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的好消息，传到东都履道里的白公馆，老爷子会不会为此传唤那些小女子，组织一台月光晚会，好好欢庆一番?这自然是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位大诗人之腹了。
不过，据宋洪迈《
容斋随笔》中的《乐天侍儿》一文，“世言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看来，老先生晚年的风流行径，要比后来一些老作家们，可要放浪形骸得多。
但是，我也想，劲敌没了，独自辉煌，强手倒了，就他这个大灯泡亮着，只剩老人家自个儿在台上，跳来窜去，唱独角戏，生旦净末丑，一人全扮了，虽然霸住了这块舞台，风光透顶；可卸装之后，对着空荡荡的戏园子，恐怕也难免四顾无人，有一种老绝户的苍凉感吧?
因此，先行者拓荒开路，后进者继往开来，共同努力，携手前进，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形成这样一个前继后续的格局，实现良性循环，避免恶性内耗，方能一代一代地逐步攀登更高的文学峰巅。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一个时期，一些文人，特别是有了一定文学地位以后的文坛宿将，往往不能忍受年轻一代的成长壮大，超越自己的局面，更不愿意忍受别人光彩夺目，而自己黯然无光的场景。于是，生出这种排斥新生事物的反常心态，当然谁都明白，不过是人老了，丧失竞争能力以后的虚弱表现罢了。
其实，白老先生，元老先生，宽容一点，宽厚一点，给年轻人更多更大的机会，岂不是功德无量的事吗?
再说了，阁下余下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呢?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