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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与研究]宋元时代的通事与通事军
作者:刘 晓

《民族研究》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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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事在中国古代常用来指翻译人员,但在宋元时代,又被用来指一种特殊群体,即因避罪、被掳掠等原因而寓居他国的异族人,其中许多人原来的身份是驱口。蒙古与宋战争期间,南宋曾利用这些人组建雇佣军,用以抵抗蒙古人。元朝也采取过反招降政策,下令赦免这些人,并解除他们的驱口身份。因此,通事在元代又有“回回通事”、“放良通事”等不同称谓。南宋灭亡后,原来南宋的通事军人大都被收编进镇戍军系统——“通事汉军上万户府”,驻扎长江下游的江阴、许浦,万户一职则由负责收编工作的李占哥子李八撤儿及其后裔世袭。
       关键词:宋元时代 通事 通事军
       通事,在中国古代常用来指翻译人员。有关元代的通事——翻译人员,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有过非常详尽的研究。不过,在宋元时代,通事除指翻译人员外,还常常用来指另一种特殊群体,即因避罪、被掳掠等原因而寓居他国的异族人。这方面的研究,尚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一
       通事的另外解释,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见宋人李曾伯《可斋杂稿》。李曾伯(1198-1268年),字长孺,号可卿。《宋史》卷420有传。理宗在位期间,历任边阃,儒雅知兵,“边境之事,知无不言”。文集《可斋杂稿》34卷、《续稿》8卷、《续稿后》12卷,是研究蒙宋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不过,此书常见的《四库全书》本,对原著多所删改,清初抄本则保留了基本原貌。其中《杂稿》卷23《诏谕北人通事榜文》,因对少数民族多指斥之辞,被四库馆臣全部删落,而这通榜文实际上是研究当时通事用语的重要资料。以下为榜文全文。
       自有天地,素推中国之仁;从古戎荑,悉无百年之运。敷我肝胆,咨尔听闻。惟狂鞑自崛起以来,尔诸国罹非常之祸。杀人盈野,积骨成丘。屠害尔父母,掳掠尔妻孥,饥饿尔体肤,剽夺尔财物。闻每岁签军之役,多向日陷虏之人。尔则婴锋镝以当先,贼乃得金帛以安享。做奴做婢,经岁经年。况生聚之几何,而科需之甚酷。恶盈累世,怒积上天。晨牝遂获以专权,逆雏不得以窃号。犬羊交噬,鹬蚌相持。顾率众以张皇,妄声言于侵轶。岂知生民之祸变已极,皇穹之历象可稽。故其犯顺而南,辄是失利而北。皆谓来岁壬予(忒没真兴于前壬子岁,知数者谓不过六十载——原注,下同),佛狸之数将终;近占太白甲寅(夸岁二月二十四日甲寅,金星犯昴宿),旄头之燄已落。天之所废,人岂能兴。尔等或中原遗民,或他国壮士,虽扼贼势,宁无人心?恶劳好逸,当亦同然,舍逆就顺,岂不挠此。我宋至仁,与乾坤则一兼爱,无尔汝之分。用兵二十载于兹,通事千万辈归我。脱之水火,(飠夭)之稻梁。出异域之介鳞,被王朝之冠带。皆作美职,皆得安居。与其受苦之深,曷若见几而作。有能反戈杀贼,纳款归朝,或于管内举一路一郡而降,或自阵前领一军一部而至,或擒酋以献,或结党以来,大则建节分符,封妻荫子,次则阺功轻重,论赏褒嘉,自都统、总管、钤路、制领、将副,当以次补授,如田地、屋宅、金银、布帛、钱米,当多数给支。我朝廷素不负人,尔富贵可以终世。书名史传,为国勋臣。当使世本怀州,老于边事。每关彼慕,深为尔矜。如察罕、太纳、南合中书、别出古、速鲁花众大官人,当使近已通书,密布此意。尔头目通事等,不拘我朝汉人、回回、纥察、河西、契丹、女真,得此榜文,相为谋度。背楚归汉,复见西都之仪;用夏变夷,不愧北方之学。
       这通榜文应发布于理宗淳韦占十一年(1251),因作者自注提到“今岁二月二十四甲寅”,而以干支推算,淳祐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恰为甲寅。榜文发布的前一年,即淳祐十年三月,李曾伯出任“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负责南宋荆襄战区的防御事宜。榜文发布的当年十一月,因经营襄樊有功,李曾伯又“除宝谟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职依旧”。“来岁壬子”为淳祐十二年,即1252年。原注称“忒没真兴于前壬子岁”,即成吉思汗铁木真兴起于前一个壬子(1192年),不知所据为何。榜文发布时,蒙古政权新大汗尚未产生,暂由已故大汗贵由之妻海迷失后(乃马真氏)摄政,故榜文斥之为:“晨牝遂获以专权,逆雏不得以窃号。”当时,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正为大汗宝座展开激烈争夺,局势较为混乱,这一消息也反馈到南宋朝廷,故榜文又称当时的蒙古为“犬羊交噬,鹬蚌相持”。不过,到当年夏六月’,拖雷系蒙哥最终成为蒙古第四任大汗,并血腥镇压了反对派,蒙古政局恢复稳定。榜文提到的“察罕、太纳、南合中书、别出古、速鲁花”等人,都是当时蒙古入侵南宋江淮地区的重要将领。理宗淳祐年间,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的赵葵在向南宋朝廷汇报时,特别提到:“今年北军之人,系四大头项,一曰察罕(河西人——原注,下同),二曰大纳,三曰墨点,四曰别出古(并鞑),号四万,实三万余。马,人各三匹,约九万匹。”二者可相参考。其中,察罕,《元史》卷120有传,西夏人曲也怯律子。长期主持江淮地区战事,任马步军都元帅。南合中书,即粘合重山子粘合南合,《元史》卷146有传。父死,以江淮安抚使“嗣行军前中书省事”。太纳(又作大纳)也多见于史乘,如陈桎《通鉴续编》卷22(元刻本)载:淳祐五年春,“蒙古太纳侵江陵,孟珙败之”。《宋史》卷412《孟珙传》也提到此事:“大元大将大纳至江陵,遣杨全伏兵荆门以战。”此外,他还应参加过蒙古征服大理之役,后在主帅兀良合台的指挥下,率军由南向北,夹击南宋。榜文所说对这些人“近已通书,密布此意”,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宣传手段,不见得实有其事。
       这通榜文题为《诏谕北人通事榜文》,但从内容来看,显然不是指诏谕专职翻译人员。榜文的发布对象,文中表述为:“头目通事等,不拘我朝汉人、回回、纥察、河西、契丹、女真,得此榜文,相为谋度。”所谓“北人通事”,应是指南宋之外,包括北方汉人在内的诸部族人,也即榜文所云:“或中原遗民,或他国壮士。”蒙古政权兴起后,四处征战,灭国数十,被征服的世界各地居民,有不少被裹挟到南宋战场,充当炮灰。那么,南宋为何称这些人为通事呢?这也很好理解,因为这些人的语言与南宋人不通,即使是中原地区的汉人,也与南方人的口音有较大差异。他们在进入南宋后,与当地人沟通,大多需要通事进行翻译,而一旦他们掌握当地方言,自身也能充当通事这一角色。
       榜文所称:“用兵二十载于兹,通事千万辈归我。”并非夸大之词。南宋的招降政策,应该说起到了一定作用。“初,亡宋多招纳北地蒙古人为通事军,遇之甚厚,每战皆列於前行,愿效死力。”实际上,南宋不少名将如刘整、姜才、张世杰等,都来自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由南宋招募组建的通事军,主要是由北方逃人组成,他们大多仇视蒙古人,且自知逃罪深重,被俘后再无生理,因此在南宋的优厚政策感召下,往往能同仇敌忾,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其实,这种策略也非南宋的发明专利。金朝灭亡前,就曾有过类似性质的雇佣军——忠孝军及合里合军。“取河朔诸路归正人,不问鞍马有无、译语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给三倍它军,授以官马,得千余人,岁时犒燕,名忠孝军。……又以归正人过多,乃系于忠孝籍中别为一军,减忠孝所给之半,不能射
       者令阅习一再月,然后试补忠孝军,是所谓合里合军也。”其中,“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骜狠陵突,号难制之甚。”这支桀骜难驯的雇佣军在完颜陈和尚等的指挥下,屡次挫败蒙古人的进攻,创造了诸如大昌原等大捷,令蒙古人十分头疼。哀宗困守蔡州,金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在此期间,忠孝军一直是抵抗蒙古人的中坚力量:“自敌人攻城,昼夜相持几月余,军士皆喜战,而忠孝军尤致死力。”直到1234:年初金朝灭亡,忠孝军才最后溃散。
       目前我们所见南宋通事军,多出现在江淮战场上。如“扬州都统姜才者,宋之名将也,所统士有部落种人,自为一军,劲悍善战。”这显然是一支由多种族人组成的混合部队。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进逼瓜州,姜才以其军二万出扬州桥,与元军隔岸对峙。元将张弘范率十三骑诱敌深入,“其骁将本回纥人,铠仗甚异,跃马出众,奋大刀直前趣王(即张弘范——引者注)。王还辔反迎刺之,应手顿殪马下。立阵者同口驩叫,震动天地,而敌人亦不觉失声,遂溃走。”周密还提到:“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阃遣‘无鼻孔回回’潜渡江北盗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后遂为所获,遂扣其渡江踏浅之处,乃自阳罗堡而来。于是大江可涉地,北尽知之,遂由其处而渡焉。”这个“无鼻孔回回”,显然也是来自南宋江淮战区这种作战部队。此外,四川战场也一度存在这样的部队。中统二年(1261)六月,南宋潼川安抚使、知泸州刘整降元时,“尽系前归宋者数百人待报,希宪(廉希宪——引者注)奏释之”。当年八月十四日,忽必烈在颁给刘整的手诏中特别规定:“诸回回通事人等逃在彼军者,许令自还为良,不属旧主。除已行下陕西行省常加存恤,不使侵攘外,今降金牌五、银牌十,以旌有功者。当续具姓名,颁降宣命。”其中的“回回通事人”应该就是指原刘整军中“前归宋者数百人”。这样的个案並不难找。如哈刺鲁人沙全,原名抄儿赤,五岁时被宋军俘获,十八岁时留刘整帐下,宋人以其父名沙的,改名沙全。后随刘整降元。实际上,就连刘整本人也来自北方,为邓州穰城人,只是因金末大乱,他才南下投宋,以后又爬上南宋高级武将的位置。从某种意义而言,刘整也可算作是通事人。
       二
       元代有关“通事”的最早记载见于窝阔台时期,蒙古珊竹部人纯直海,“癸巳,赐金符,授益都行省都达鲁花赤,敕诸部兵百取卒二,卒具马三牛二以从,又益领通事户奚加八都等军。”可见,在当时似已有专门的户计“通事户”。中统二年八月十四日忽必烈手诏,又出现了“回回通事”的专门称谓。从诏书内容来看,这些所谓的回回通事人原来大多有自己的“旧主”,由此判断,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蒙古贵族从西域各地掳掠来的驱口,因民族成份多为回回,故被称为“回回通事”。这样的人,在被解除驱口身份后,则称为“放良通事”。以下为《元典章·新集》有关回回人及其放良通事人等缴纳地税、商税、包银的规定。
       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延祜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奏:“诸色户计都有当的差发有,回回人每并他放良通事人等,不当军站差役,依体例合交当差发的。多人言说,台官每也几遍动文书‘交商量者’。么道有圣旨来。如今俺商量来,回回、也里温、竹忽、善失蛮,除看守着寺院,住坐念经祝寿的,依着在前圣旨体例,休当者,其奈的每,并放良通事等户,在那州县里住呵,本处官司抄数了,立定文册,有田的交纳地税,做买卖纳商税,更每户额定包银二两,折至元钞一十贯,验着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征呵,怎生?”奏呵,奉圣旨:“依着恁众人商量来的行者。”钦此。都省除已札付御史台钦依施行外,咨请钦依施行。
       上述规定,后来被收入元朝后期颁布的重要法典《至正条格》。在这份法律文书中,回回及也里可温、竹忽、苔失蛮等(广义上的回回),与“放良通事”被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显然本来就具有良人身份,后者则是由驱口放良而来,全称或可称为“回回放良通事”。放良户,按照元朝法律规定,可凭放良文书,“收系当差”。但实际上有不少户计,如“军、站、急递铺、架船人等户”,仍要充作贴户,津贴原主人差役。
       那么,被称作“回回通事”的人户,与“回回户”、“放良通事户”是什么关系?他们的身份是否就是驱口呢?目前还设有明确的文献记载。需要提到的是,元朝颁布的官方文书,多次提到过“回回通事”。如中统二年六月的《恢办课程条画》规定:
       经过客旅买卖回回通事诸色人等,不得将盐司廵盐弓手骑坐马疋、贩盐车船头疋夺要走递,因而停滞客旅,亏兑盐课。如有违犯之人,听干所在官司陈告,开具姓名,申省闻奏。
       中统四年八月四日,忽必烈又颁降圣旨给中书省:
       据阿术差来使臣抹台奏告阙少马疋军人乞降马疋事。准奏。仰差人验坐去马数,于东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今年新差发内,照依已降圣旨,不以回回通事、斡脱,并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诸色人户,每钞一百两,通滚和买堪中肥壮马七疋,分付阿术等给散与军人。此系军情公事,如有怠慢去处,严行治罪。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颁布的圣旨条画则规定:
       匿税者,其匿税之物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村告人充赏外,犯人笞五十。其回回通事并使官银买卖人等,入门不吊引者,同匿税法。
       上述三份文书提到的“回回通事”,多与商业活动有关。这些“回回通事”敢于抢夺其他商旅甚至是官兵的交通工具,权势不可谓不大,不过,这依然无法排除他们是驱口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回回通事”的使主为高官、诸王驸马甚至是皇帝本人,在代表主子外出经商时,他们依然可对他人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引中统四年八月的圣旨,把“回回通事”同“斡脱”并列,这是否说明二者有一定联系呢?
       总之,有关“回回通事”的诸多问题,目前还未得到很好解决,希望新材料的发现,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三
       除“回回通事”及“放良通事”外,元朝还有一支在南宋通事军基础上组建的镇戍军——“通事汉军”。
       南宋灭亡伊始,至元十五年,元朝政府即开始着手对南宋通事军人的收编事宜。以下为这方面的一份官方文书。
       至元十五年二月日,钦奉圣旨:据枢密院奏:新附亡宋州城新归附请粮官军并通事马军人等,起初行省官员分俵军官管领来。塔不歹说:“军官每不肯用心存恤,多有四散在外,求趁衣食,因而做贼说谎。及有放罢为民,官员隐占。若不招诱存恤,似为不便。”及据中书左丞陈岩等来奏,亦为此事。乞降圣旨,招诱见数,照依亡宋体例,每月支给钱粮养济事。准奏。省谕中书左丞吕文焕、陈岩、夏贵、范文虎、杨镇,并其次大小新附军官,圣旨到日,仰差官分头招诱前项散漫生、熟券军并通事人等,各要赴官出首,与免本罪,诸人不得隐占。据通事人等虽有旧主,依已降圣旨,不得识认。行省官员同左丞陈岩等,就便与见在新附军人通行分拣。堪以当军者,收系充军,依旧例月支钱粮。如有不敷,行中书省就便定夺。惝遇差出,另支生券。不堪当军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或有为首率众出首者,验数多寡,定与职名,就便管领。如有执迷不肯出首之人,或在外
       做贼说谎,因事败露,有人告首,被捉到官,明依扎撒治罪。各道宣慰司并府州司县迭鲁花赤、管民官员人等不得容隐。各道提刑按察司常切体究,如有隐占官员,定行究治。据旧管散漫实在各各军数,行中书省备细明白开坐,咨院闻奏。
       文中提到的吕文焕、陈岩、夏贵、范文虎,都是南宋灭亡过程中投降元朝的高级将领,杨镇则是理宗皇帝的驸马,临安朝廷投降后先是随益王、广王南逃,走在中途又折回。这些人后来在元朝都挂相衔,做到中书省(或尚书省)右丞、左丞之类的高官。忽必烈希望他们派人替元朝招收江南各地的生、熟券军以及通事军等军人。其中有关通事军,还特别提到:“据通事人等虽有旧主,依已降圣旨,不得识认。”所谓“已降圣旨”,当指前面提到的中统二年八月十四日忽必烈颁发给刘整的诏书。两处记载所强调的都是要解除这批人的驱口身份。
       大致与此同时,至元十五年三月,元朝颁布《省谕军人条画》23款,其中一款规定:
       新附头目军人并马军通事人等,当元行省已下大小军官分拨管领有来。除已另行定夺养济外,仰省会头目人员,新分军人与旧管军人一体存恤,无得欺辱,不致饥寒散失。须要一名名足数,常切听候不测差官前去点觑,但有少数,定将元管头目取招治罪。
       另据《元史》卷98《兵志一》,“(至元十六年)五月,淮西道宣慰司官昂吉儿请招谕亡宋通事军,俾属之麾下。初,亡宋多招纳北地蒙古人为通事军,遇之甚厚,每战皆列於前行,愿效死力。及宋亡,无所归。朝议欲编人版籍未暇也,人人疑惧,皆不自安。至是,昂吉儿请招集,列之行伍,以备征戍,从之。”
       招收工作进行了两年后,至元十七年,范文虎再次上奏,请求接手这项工作。
       至元十七年七月,钦奉圣旨:据范左丞奏:“伯安歹、李占哥招收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圣旨有来。如今出来底也有,不出来底多有。乞降圣旨,委付奴婢并李拔都儿再行招收,尽数出来底一般。”准奏。仰中书省将李占哥已招见数军人并见请粮底通事军马,尽数分付范左丞、李拔都儿管领听候调用外,据未曾出首军人,圣旨到日,尽数须要招收到官,官给口粮养赡,亦仰分付各官管领。如是依前不行出首,并新旧官员藏隐,许诸人首告,约量给赏,犯人照扎撒断罪。仍仰按察司多方体察。准此。
       此事亦见《元史》卷11《世祖纪八》,至元十七年七月戊辰,“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所谓“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及“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显然都是指南宋的通事军人而言。文中还提到此前伯安歹、李占哥曾奉旨主持这项工作,但效果不太理想,“出来底也有,不出来底多有”。范文虎(即文中提到的“范左丞”)上书请求与李庭(即文中的“李拔都儿”)共同接手这项工作,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并重申了以前的规定。另据《元史》卷98《兵志·》:“(至元)十七年七月,诏江淮诸路招集答刺罕军。初平江南,募死士愿从军者,号答剌罕,属之刘万奴麾下。南北既混一,复散之,其人皆无所归,率群聚剽掠。至是,命诸路招集之,令万奴部领如故,听范左丞、李拨都二人节制。”则范文虎、李庭二人除负责招集通事军马外,还受命节制已整编的答刺罕军。
       元世祖命范文虎、李庭等人在江南各地广招军人,收编部队,意图很明显,就是为第二年东征日本作准备。自至元十一年第一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一直在酝酿另一次大规模东征。那么,招集起来的通事军马是否参加了此次东征呢?《元史》卷131《囊加歹传》:“召为都元帅,管领通事军马,东征日本,未至而还。诏以元管出役军,与孛罗迷儿见管军合为一翼,充万户,守建康。”则已招集起来的通事军马,当时归都元帅囊加歹指挥。十八年正月,囊加歹虽曾与东征军将领阿刺罕、范文虎“同赴阙受训谕”,但实际上未参加征日行动,通事军也幸运地逃过此劫。此后,这些通事军人与孛罗迷儿所辖军合为一支,驻扎建康,由囊加歹担任万户,驻守建康。
       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政府对驻守江淮、江西地区的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统一进行了整编,总共编为三十七翼万户,但其中并无任何与通事军有关的番号。但据《江苏通志稿》金石20《重建观音殿记》(延祐七年,1320年),碑文题名有:
       昭勇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迭鲁花赤脱脱
       定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户□□撒儿
       怀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副万户完者
       宣武将军副万户完者都、宣武将军副万户完者不花
       《江阴续县志》卷21《石刻记一·海门第一桥题记》(至顺元年,1330年),碑文后亦有如下题名:
       宣武将军江阴、许浦通事汉军上万户府(缺)
       将军江阴通事汉军上万户府(缺)
       据《嘉靖江阴县志》卷10《兵卫记》:“元官兵日镇守万户府、镇抚司、千户所,额数无考。贺《志》云:元在军教场设万户府,名日演武,及千户一十五翼并镇抚司。”《四库全书》本明王鏊《姑苏志》卷25《兵防》在谈到元代军制时,明确提到:“许浦通事汉军万户府在本处。”万户府官员,据《嘉靖江阴县志》卷12《官师表上》,元镇守江阴万户府万户有李八撒儿、脱因、完仁山等人。前述《重建观音殿记》中的“□□撒儿”当即“李八撒儿”。李氏在元代世袭“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上万户”之职,人明后,为江阴大族,因居当地东乡赤岸里,号“赤岸李氏”。《江阴续县志》卷23《石刻记三》录有“李氏宗祠丛刻”碑文十余通。其中,邹济《怡静处士李公(李珙,1358—1415年)墓志铭》记载:
       七世祖嘉那,以材武仕元。至元中,从丞相伯颜征伐,战绩每最,累官至行军元帅,赐金虎符,谥桓烈。公葬河间宁津县,勋绩纪于碑。六世祖霑柯、高大父伯察,俱袭职元帅、守镇江,调江阴。曾大父脱寅,袭万户,赠明威将军,分镇江阴、许浦等处。大父谏,任平江路同知,因寓常熟,家焉。
       卞荣《思静处士(李枢,1391—1471年)墓志铭》则曰:
       夷考其先叶唐之后。日嘉那者,为处士八世祖,仕元,任元行荦元帅,赐金虎符,谥桓烈。继之者霑柯,袭爵帅,分守镇江。继之者伯察,赠昭勇大将军、万户府万户、上轻车都尉、云中郡侯,谥庄肃。今其制敕具存。又继之者脱寅,赠明威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万户府万户。又继之者绂宝,仍镇江阴,实处士曾大父也。
       清初钱谦益为李氏裔孙李如一(1557-1630年)作墓志铭,也有相关记载。
       君始祖恒烈公,至元中,从伯颜丞相,官统军元帅,墓在河间宁津县。子霑柯,孙李八撒儿,佩金虎符,世守江阴,遂家焉。八撒子脱寅,拜江浙行中书参知政事,镇平江。至丙申,死淮张之难。
       类似记载,也多见于其他李氏族人墓志。上述诸墓志提到的“嘉那”,即元代常见的“家奴”因其汉姓为李,故又作“李家奴”。《元史》卷6《世祖纪三》载,至元四年十一月,“戊戌,立新蔡县,以忽察、李家奴统所部兵戍之”。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2《武节将军吕侯墓志铭》云:“至元初,大将库库特依(即阔阔带——引者注,下同)、索多(唆都)、李嘉努(李家奴)南征,募士
       往淮南间探。”其中李嘉努当即其人。“霑柯”即前引《元典章》提到的至元十七年奉旨召集江南各地通事人的“李占哥”。此外,钱谦益所作墓志又称:“君之作家谱也,征蒙古事最核。金虎符三珠、二珠之别,则辨国制。八撒、伯察,脱寅、脱因之称,则考国音。”由此可见,所谓“伯察”即“李八撒儿”,“脱寅”即“脱因”。此外“绂宝”也有可能是拔实(Basi)的误写,只是目前还没有过硬的证据。上述译名——家奴(Giyaliu,嘉那)、占哥(Jamuqa,霈柯)、八撒儿(Basar,伯察)、脱寅(Toyin,脱因)发生变化,应该是在入明以后的事,或许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李氏家族改写祖先带有明显民族特征的名字,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李氏的族属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江阴续县志》卷23《石刻记三》:“江阴东乡赤岸李氏,色目人。”这是当时方志编纂者作的按语。前述《思静处士墓志铭》则谓“其先叶唐之后”。如李氏为色目人,这里的唐,当指沙陀系后唐,因元色目——唐兀、汪古诸部族人都有祖先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李八撒儿死后的封爵“云中郡侯”,从地望上讲也较符合。不过,据《至顺镇江志》卷15《刺守·元刺守·达鲁花赤》:“李占哥,女真人。寿州等处招讨使,行江阴镇江安抚使司达鲁花赤。至元十二年三月至。”据前述李氏诸墓志,我们知道,李氏家族实际上是先镇镇江,后来才调往江阴的。此处出现的李占哥当与前面提到李占哥(霑柯)是同一人。据此,李氏家族实际上应为女真人,而女真在元代属汉人,而非色目。李占哥从镇江调往江阴的时间,可能是上任后的第二年,即至元十三年。因为这一年年底,江阴镇江安抚使司改为镇江路总管府,而在次年,江阴从镇江路划出,单独成路。
       综合以上各家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元朝平定江南后,忽必烈曾派伯安歹、李占哥(霑柯)负责招集各地通事军人,组建一支新军,后来又让范文虎等人参预这项工作。初步建立起来的通事军,曾归囊加歹指挥,后与孛罗迷儿军合为一翼,驻扎建康,由囊加歹担任万户。以后又整编为“通事汉军上万户府”,由李占哥之子李八撒儿(伯察)担任上万户,继之者则有其子脱寅(脱因)、其孙绂宝等,驻地则迁往建康东面的江阴、许浦等地(两处地点均位于长江南岸,元代分属江阴州与平江路)。至于原驻江阴的三十七翼万户之一——由张禧、张弘纲家族承袭万户的江阴水军下万户府,则至少到大德年间,已迁到了长江斜对岸的通州。
       《嘉靖江阴县志》卷12《官师表上》除提到上述诸万户外,还提到万户府达鲁花赤忽哩哈赤、脱脱、丑厮(静如),副万户完者都、僧安、普颜帖木儿、买住(昂霄),以及正千户吕德等,其中丑厮还名列同书卷16《列传·名宦》。这些人当中,达鲁花赤脱脱、副万户完者都的名字已见前引《重建观音殿记》,忽哩哈赤、吕德则可见《墙东类稿》卷12《武节将军吕侯墓志铭》,其中提到,至元二十六年,水军万户呼尔哈齐(即忽哩哈赤——引者注,下同)受命南调,镇压杨震龙之乱。“二十七年正月,呼尔哈齐元帅回屯暨阳(即江阴),侯(即吕德)中分麾下,出镇许浦。”丑厮与买柱的名字还可见元王逢《梧溪集》。其中卷2《故将军歌》有序云:“故将军歌,哀上万户蒙古氏丑厮侯也。侯字静如,以世勋佩三珠金虎符,官昭勇大将军,镇江阴。”至正十一年(1351),丑厮奉命率军西进,抵抗红巾军进攻。次年冬十一月,战死安庆。卷5《俭德堂怀寄》(其三):“买柱昂霄,以江阴副万户,累迁中政院判官、福建宪佥。会乱,遂航海归隐,以孝闻。”忽哩哈赤、丑厮在《嘉靖江阴县志》中均作万户府达鲁花赤,而在《墙东类稿》与《梧溪集》中则作万户,因前面已提到通事汉军万户例由李氏家族世袭,故应以《嘉靖江阴县志》的记载较为准确。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元《至正金陵新志》卷8《民俗志·户口》,在建康路(时已改名集庆路)所属句容县户计中,有如下记载:
       军户贰拾壹
       新附军户壹拾玖
       通事军户贰
       据此可知,在户计划分中,通事军户与新附军户是并列的,通事军应是独立于新附军征兵序列的一个特殊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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