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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与研究]高昌回鹘与河州
作者:武 沐 赵 洁

《民族研究》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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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昌回鹘曾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的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在高昌回鹘的历史长河中,它虽然是一段不受关注的插曲,但对于元代以降的河州而言,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于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研究,不仅是对高昌回鹘史研究的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对大批东迁至河州的西域民族的研究,为解决河州民族史上一些悬疑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
       关键词:高昌回鹘 河州 西域
       有关高昌回鹘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高昌回鹘的论著多达数十篇,但是,以笔者之所见,几乎所有研究高昌回鹘的论著均未涉及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史实。在高昌回鹘的历史长河中,这虽然是一段不受关注的插曲,但对于元代以降的河州,却有着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于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研究,不仅是对高昌回鹘史研究的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对大批东迁至河州的西域民族的研究,为解决河州民族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
       一、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落居河州
       唐末开成五年(840)前后,以漠北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的回鹘汗国,因天灾、内部矛盾激化以及受黠戛斯进攻而告崩溃。大批回鹘西迁,其中部分西迁回鹘与天山以北原有的铁勒部落分别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为都城,建立起高昌回鹘政权。1209年,成吉思汗西征,高昌回鹘亦都护巴尔术阿而忒的斤杀西辽监国投降蒙古。成吉思汗为表彰高昌回鹘的义举,将这一地域称为畏吾儿地面,将高昌回鹘居民称为畏吾儿,将巴尔术阿而忒的斤收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约为兄弟,并将女儿阿勒屯许配给他。自是,“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
       高昌回鹘归降蒙古后,一直忠实于蒙古皇室,历代亦都护均尚蒙元皇室公主为妻,享有王爵。高昌回鹘曾多次深入到甘、青、川一带,如巴尔术阿而忒的斤的后代,亦都护马木刺的斤就曾率蒙古探马赤军万人,随蒙哥汗围南宋合州(今四川合川东)。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命马木刺的斤之子火赤哈儿嗣位亦都护。十二年,盘踞西域的蒙古亲王海都、笃哇等为与忽必烈争夺西域的统治权,以十万之众围困高昌回鹘达半年之久,逼迫亲蒙古王室的高昌回鹘降附。亦都护火赤哈儿虽不为所动,但最终还是将女儿也赤迷失别“引绳坠诸城下而与之”,方获解围。亦都护火赤哈儿的义举受到忽必烈的嘉奖,“赐以重赏,妻以公主”,但高昌回鹘的政治中心也不得不暂移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后笃哇等蒙古诸王卷土重来,“北方军猝至,(火赤哈儿)大战力尽,遂死之”。据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先生考证,这一年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但贾丛江先生考证,这一年应为至元二十三年。
       火赤哈儿死后,长子雪雪的斤嗣为亦都护,并相继担任“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而此时次子纽林的斤尚幼,逃归元室,“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仇”,终因时势不济,壮志未酬。“有旨师出河西,俟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今甘肃武威市北15公里永昌镇——引者注)焉”。纽林的斤同元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元世祖忽必烈曾召见纽林的斤于大都,“赐金币巨万,妻以公主日不鲁罕,太宗之孙女也。公主薨,又尚其妹日八卜叉(义)”。“八卜叉(义)薨,复尚公主日兀刺真,安西王之女也”。纽林的斤能够三尚蒙古公主,可见其在蒙古王室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纽林的斤到达永昌后,很快于至元二十四年出镇河州。据《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载:“会吐蕃脱思麻作乱,诏(纽林的斤——引者注)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吐蕃宣慰使领本部探马等军镇吐蕃。”《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亦载:“有旨师出河西,俟北征诸军齐发,遂留永昌。会吐蕃脱思麻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领本部探马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这是高昌回鹘迁徙河州最直接的记载。
       元代吐蕃脱思麻有专指与泛指之别。专指即元朝吐蕃等处宣慰司所辖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大体包括安西州、岷州、洮州、文州、礼店、常阳一带;泛指则与元朝吐蕃等处宣慰司大体相当,故吐蕃等处宣慰司亦可称为脱思麻宣慰司,司治在河州。纽林的斤所率探马等军万人镇守的脱思麻,当是泛指。
       上述史料给我们透露出几点信息:(1)纽林的斤在镇戍河州时,曾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担任吐蕃等处宣慰使。荣禄大夫在元朝为从一品,与诸王秩品相同,这在所有担任过吐蕃等处宣慰使一职的人中秩品是最高的。(2)纽林的斤所领探马等军超过万人,但这只是高昌回鹘东迁永昌中的一部分,纽林的斤走后,仍有相当数量的高昌回鹘居住在永昌。(3)从“领本部探马等军镇吐蕃”推断,纽林的斤所领镇戍吐蕃脱思麻的军队中除高昌回鹘外,还应有其他民族成份,这其中就包括灭(篾)乞人、阿力麻里人、蒙古人等。
       灭乞,又作蔑吉里、灭乞里,为蒙古最早征服的北方部落之一。早在成吉思汗时,巴尔术阿而忒的斤就曾率高昌回鹘军队参与了攻打蔑乞军首领脱脱(脱黑脱阿)的军事活动,部分灭乞里人逃往高昌,被高昌回鹘亦都护收为属民。纽林的斤所率探马等军万人镇戍河州时,灭乞部又作为脱思麻探马军中的一部分被安置在吐蕃等处宣慰司西南部,元廷在此设灭乞里站。明初河州置千户所八,灭乞军千户所是其中之一,可见元代镇戍河州的灭乞军不在少数。
       至于阿力麻里人乃葛逻禄的一支,原居住在阿尔泰山以西。8世纪中在回鹘的攻击下向西南迁至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与楚河一带,附属于回鹘人建立的喀喇罕王朝。西辽强盛后,成为西辽的属部,其首领阿尔斯兰汗住海押立。1211年,成吉思汗派忽必来征哈刺鲁,阿尔斯兰汗杀西辽少监归降蒙古。居住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克跟河西)一带的哈刺鲁首领斡匝尔也率属下归附,成为最早归附于蒙古帝国的西域穆斯林。哈刺鲁的主动归降受到成吉思汗的优待,他下令把归顺他的第一批穆斯林称为“萨尔塔克台”。高昌回鹘昔黑的斤曾奉成吉思汗之命治理过阿力麻里。
       阿力麻(Alma)乃突厥语“苹果”之意,阿力麻里(Almaiiq)是“有苹果的”意思。蒙古人征服阿力麻里后将这一词汇用蒙古语译成“阿力麻土”(Almatu),“土”(tu)是蒙古语表示“有……的”意思。“阿力麻土”(Almatu)蒙古语为苹果园。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有阿力麻土乡,为东乡族聚居地,与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毗邻,其北边不远处的东乡族自治县凤山乡还有叫“哈刺路(哈刺鲁)赤”的地名。在部分东乡族的历史记忆中素有其祖先来自萨尔塔之说,故阿力麻土、哈刺路赤等地名很可能是阿力麻里人随高昌回鹘迁徙至河州东乡后留下的。元代阿力麻里人在海都、笃哇举事前是元世祖抗衡西北蒙古诸王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而不可能将其东迁。海都、笃哇举事后阿力麻里已不属中央政权直接管辖,因此,阿力麻里人的内迁应当与海都、笃哇的举事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在海都、笃哇围攻高昌回鹘前,阿力麻里已被攻破,所以当高昌回鹘被打散而不得不东迁河西永昌以及镇戍脱思麻之地时,大批阿力麻里人亦
       被编入探马等军随之前往。
       事实上,河湟一带早在唐宋时就已有回鹘活动的记载。唐昭宗时,甘州回鹘乘归义军内部自相残杀、势力衰弱之机,逐渐向外扩张实力,其军队不仅扼守着从河西到唐朝的要道,还控制了河西走廊东段的河州、兰州。西夏鼎盛时,甘州回鹘为党项所败,其中一支移至河湟地区,投附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吐蕃(口角)厮哕。《宋史》卷4926回鹘传》载:“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哕,又得回纥种人数万。”《东都事略》卷129亦载:“元吴取西凉府,而(口角)厮哕并厮铎督之众十余万,回纥亦以数万归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4云:元祐七年(1092)六月,“兰州沿边按抚司探到,董毡侄瞎扬乌尔自西海率吐蕃、回纥人马去青唐城二百里驻兵”。《曾公遗录》卷9载:元符三年(101G)二月,“王赡申,回鹘部落、蕃人万余口不肯留青唐,已随军赴湟州”。这些从西海来的回纥,据汤开建先生研究,乃龟兹回鹘,亦称黄头回鹘。大约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龟兹回鹘受伊斯兰教影响,似乎已从西州回鹘中独立出来,建立了“龟兹回鹘国”。宋金时期,龟兹回鹘国的东界已延伸到青海湖一带。《宋会要辑稿》卷1976蕃夷四·龟兹》载:“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喃厮哕时,回鹘常与吐蕃姻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载:“回鹘与吐蕃近世以来代为亲家。”天禧二年(1018),甘州回鹘嫁女给西蕃赞普(口角)厮哕。③元丰六年(1083),董毡子奇鼎,夏人及回鹘皆以女妻焉。此回鹘女即龟兹公主,亦称伪龟兹公主。《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载:崇宁三年(1104)四月,“王厚、童贯引大军至鄯州,军于城东五里。伪龟兹国公主前封齐安郡夫人青宜结牟及酋豪李阿温率回纥、于阗般次(即贡使)、诸族大小首领开门出降”。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西夏占领河西后,河湟地区成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主要贸易通道。《宋史》卷4924吐蕃传》载:“厮哕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宋史》卷3324游师雄传》载:“自复洮州之后,于阗、大食、佛林、邈黎诸国皆惧,悉遣使入贡。朝廷令熙、河限二岁一进。”《宋史》卷490《于阗传》更载:“天祐中,以其使至无时,令熙、河间岁一至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1载:元祐六年六月,“雅州之名山(茶),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阒。兴元之大竹(茶),自阶州人欧家,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乡茶,则可遵蕃汉所宜”。《说郛》卷35李远《青唐录》介绍青唐城时云:“(青唐)西城,无虑数千家;东城唯陷羌人及陷羌人之子孙,夏国降羌、于阗、回纥,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居之。”
       归附于(口角)厮哕的回鹘大多活动于河湟地区。明初碾伯(今青海民和县)冶土司薛都尔丁及其部落就是回鹘人后裔。《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载,循化东乡番族中有“回回族”,但作者强调:“按是族并无回民,其命名不可考。”《循化志》作者对于回族有深入的了解,该书卷7《风俗》中专门介绍了回民的风俗;卷8《回变》对苏四十三武装反清斗争也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循化志》作者如果说“是族并无回民”,那么这个“回回族”显然不具备回族最基本的特征——信仰伊斯兰教。而一个不信仰伊斯兰教又被称作“回回族”的部落,最合情理、也最具可能的解释当是融合于河湟吐蕃的回鹘后裔。
       纽林的斤所率探马等军万人镇戍河州后,元廷设吐蕃等处招讨使司以处之,司治河州。《元史》卷87《百官志三》载:“吐蕃等处招讨使司,秩正三品,招讨使二员,知事一员,镇抚一员。其属附: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秩正三品,万户五员,千户八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脱思麻路新附军千户所,秩从五品。”吐蕃等处招讨使司原本属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统领,但纽林的斤镇戍河州为一身二任,即身兼吐蕃等处宣慰使与吐蕃等处招讨使,故两者的关系密迩相依。
       吐蕃等处招讨使司所属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在元朝属上万户府。《元史》卷91《百官七》载:“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正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从三品,虎符。”脱思麻探马军万户府很可能驻扎在河州南乡,为此留下“万户沟”的地名。嘉靖《河州志》卷1《地理志·屯寨》载,河州南百里有“万户沟”,明初在这里设有“万户沟寨”,戍兵屯田。清代分为上、下万户沟。明代早在建国之初就已“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故万户沟应当是元代万户府驻扎于此而得名。元代河州一带共有六个万户府,即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文扶州西路南路底牙等处万户府、常阳贴城阿不笼等处万户府、礼店文州蒙古汉军万户府、必里(呈)万户府以及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这其中只有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驻扎在河州,故万户沟当属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的驻扎地,而上述阿力麻里以及蒙古原等地名均距此不远。
       纽林的斤于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一直担任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宣政院臣言:授诸路释教都总统辇真术纳思为太中大夫、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武宗初年(1308),纽林的斤被召还永昌,封为亦都护。延祐初年,元朝军队接连打败察合台汗国的军队,重新控制了畏吾儿故地,于是在延祐三年(1216)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领兵火州,“复立畏吾而城池”,但不久又退回永昌,薨于延祐五年。
       纽林的斤离开河州后,其弟钦察台依然留在河州,并继续担任吐蕃等处宣慰使一职。嘉靖《河州志》卷3《文籍志》引《儒学文庙碑记》云:“河州儒户张德载始自建宣圣庙于蒙塾。延祐二年,平章、宣慰使钦察台重修殿阁廊庑,绘塑贤哲。继而,宣慰使着思吉巴拨田赡学,养育人才。”康熙《河州志》卷3亦载:钦察台“仁宗延祐初年以驸马、平章为河州吐蕃宣慰使司宣慰使”。《元史》卷27《英宗纪一》延祐七年八月载:“脱思麻部宣慰使亦怜真坐违制不发兵,杖流奴兄干之地……冬十月,帝师请以醮八儿监藏为吐蕃宣慰(司)[使]都元帅,从之。”很显然,《儒学文庙碑记》很可能是在亦怜真或醮八儿监藏上任后,为追溯前任功绩而撰写的。从时间、身份和仕宦经历看,《儒学文庙碑记》中这个钦察台即《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中提到的纽林的斤之子、嗣为高昌亦都护的帖睦儿补花的叔父,也就是《元史》中多次出现的曾任甘肃行省平章、知枢密院事、宣政院使的那个钦察台。《元史》卷27《英宗纪一》载:“延祐七年秋七月,以甘肃行省平章钦察台知枢密院事。”卷28《英宗纪二》至治三年秋七月载:“宣政使钦察台自传旨署事,中书以体制非宜,请通行禁止,从之。”《汉藏史集》记载,元顺帝即位后,曾派钦察台平章到乌斯藏清查人口,统计户籍。至元二年,钦察台平章又护送三世噶玛巴朗迥多尔吉返回粗卜寺。可见此钦察台始终是元政府中负责吐蕃事务的重要人物。实际上,早在纽林的斤担任吐蕃等处宣慰使之前,高昌回鹘将领叶仙鼐就曾率兵到过朵思麻,管理过朵思麻、朵甘思的四个驿站。并于中统三年(1263)到至元二十二年担任过吐蕃等路宣慰使。这说明在元中期前,朝廷对于朵思麻、朵甘思吐蕃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昌回鹘。
       
       据《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载,纽林的斤之子帖睦儿补花曾请求将高昌王位让与叔父钦察台,但朝廷不允,遂嗣为亦都护高昌王。而这在《元史》卷122《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却成了“帖木兄补化……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台,叔父力辞,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这其中的原因,据贾丛江先生考证为,纽林的斤继雪雪的斤为亦都护后,按照“先王之遗意”本应将亦都护称号传位于钦察台,但仕途上颇有作为的帖睦儿补花,乃大汗廷中意的亦都护人选,所以,朝廷“不允”钦察台嗣位。
       钦察台继纽林的斤之后担任过吐蕃等处宣慰使一事,证明以高昌回鹘及随属其他民族组成的探马赤军亦应有相当一部分继续镇戍在河州。而钦察台的继任者着思吉巴很可能也是回鹘人,如《明史》卷330《西域二》“安定”条载安定王领占干些儿的叔叔名叫辍思恭巴。辍思恭巴是回鹘后裔,其名字与着思吉巴非常相近,而藏族中没有此类名字。由此可见,纽林的斤所率高昌回鹘等探马赤军镇戍河州后,虽有一部分探马赤军随纽林的斤返回永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由高昌回鹘等民族组成的探马赤军最终落居在河州。
       二、吐蕃等处招讨使司与蒙古千户所
       洪武三年(1307),“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诣左副将军邓愈军门降,及镇西武靖王卜纳刺亦以吐蕃诸部来降”,这其中应包括吐蕃等处招讨使及下属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明朝按惯例将元时的万户改为千户,如礼店文州蒙古汉军万户府明初改为礼店守御千户所、必里(呈)万户府明初改为必里千户所(后升为必里卫)等。那么驻扎在河州的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来降后是如何被安置的?《明太祖实录》卷60洪武四年载:明初河州卫“置千户所八:日铁城、日岷州、日十八族、日常阳、日积石州、日蒙古军、日灭乞军、日招藏军;军民千户所一:日洮州”。这其中属于洪武十年河州左、右卫分置后河州卫境内的只有蒙古军、灭乞军和积石州千户所。明初灭乞军千户所的位置大致在今临夏州与甘南州交界处的土门关一带,积石州千户所在今青海循化县境内,而蒙古军千户所则在今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嘉靖《河州志》卷2《人物志·国朝武功》载:“脱晟,本州麻失里人。累有军功,由蒙古千户所百户升本卫指挥佥事。”很显然,驻扎在河州东乡麻失里的蒙古军千户所应当是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改置而来。但为何称蒙古军千户所而不称探马军千户所呢?蒙元时期,草原上的蒙古军调戍中原或其他地区,即被称作探马赤军。但元中期以后,分散在各地镇戍的探马赤军又普遍被称之为蒙古军。在元中期以后的各种典籍中所记载的蒙古军,除特定条件下与探马赤军并称以示区别外,一般指的是探马赤军,明朝建立后,探马赤军一词弃用。元朝时镇戍河州的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由于受蒙古统领,长期与蒙古军民居住在一起,故河州人亦将这些蒙古化的探马军称之为蒙古军,久而久之,高昌回鹘人便成了蒙古人。而今天的“麻失里”已变成“马十里村”,村民中并无典型蒙古相貌的人,却有少量西域相貌者,村民以马姓居多,均信仰伊斯兰教,为东乡族。同样,活动在今士门关一带的灭乞军,由于长期与当地藏族生活在一起,被当地藏族称为“霍尔藏”,意即藏化的蒙古人。而“土门关”藏语称为“霍尔藏香告”,“香告”意为木门;“霍尔”乃当地藏族对元代、明初进入该地区的蒙古人的称呼。康熙《河州志》卷2《河州卫·田赋》“中马番族附”条下记载了36个曾经分布在河州、而清初时已不复存在的古族,其中就有“火尔藏族”,可见这批灭乞军在清初已完全融合到当地藏族中去。
       像这种将非蒙古族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蒙古人的例子在明初的河州还有一些,如《明太宗实录》卷78载:洪武六年“置洮州、常阳、十八族等处千户所六,百户所九,各族都管十七,俱以故元旧官鞑鞑等为之”。“洮州、常阳、十八族等处千户所六”后经演变成为洮州军民千户所、岷州军民千户所、十八族军民千户所,其中十八族等处千户所首领包完卜癿就不是蒙古族。洪武四年,明廷“诏以包完卜癿为十八族千户(所)正千户、七汪肖为副千户……哈只藏卜等为各族都管”。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中,十八族军民千户所正千户阙如,副千户为包旺,《岷州志》卷13《职官下》载有岷州卫指挥同知包阿速,这里的包阿速、包旺显然与包完卜癿为同一家族。而《岷州志》中包阿速为波忒国三迭人,时任岷州卫指挥的后朵儿只班亦为波忒国三迭人,“元哈撒儿三代孙”。哈撒儿乃“岷之萨底族人”。可见包氏家族为岷州固有之西番人,但这些人在明初均被称之为“故元旧官鞑鞑”。
       位于河州东乡的蒙古千户所虽不属明河州卫直辖的七个屯田千户所,但它是明初在河、岷、洮一带为管理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所属蒙古军(包括回鹘、灭乞等组成的探马军)而专门设置的一种军事机构,其性质属于土官。
       脱思麻探马军除被安置在蒙古千户所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安置到河州卫直辖的七个千户所中,如嘉靖《河州志》卷2《人物志·国朝武功》载:“保勣,本州梨子里人,由军功升补宁夏卫正千户。”《国朝忠节》载:“妙龄,本州样卑里人,由军功升本卫指挥佥事。”长福,河州西乡木叶里人,父长吉贴木,“天顺年间,任本卫中左千户副千户……屡因军功,历升陕西都司都指挥佥事”。其家族成员有:长夕虎,嘉靖年间被朝廷封为“镇国将军”,协守凉州副总兵;长略,夕虎子,万历八年以“世袭指挥同知”,任贵德所分守游击。另康熙《河州志》卷3《职官志》中载有明河州卫同知长克忠、指挥佥事长捷等很可能也是长氏家族的成员。无独有偶,今日东乡县城东南10公里处仍有苜叶里村(亦称木也里),村民均为东乡族。而该村所处方位恰与当年中左千户所所处位置相当。嘉靖《河州志》虽没有明确说出这些少数民族的属籍,但这些人均由军功升迁。明代军户是世袭的,民户不参与出征,当然也无从获取军功,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当来自河州卫之屯所。而且,这些人由军功调升正、副千户、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之前,不大可能为普通士卒,至少应有百户一级的官职。这表明,河州卫的屯所中的确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屯寨。
       三、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落居河州的影响
       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落居河州,对于元代以来河州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般认为,明代河州穆斯林民族大多是蒙元以来由西域迁徙而来的蒙古军后裔,但如上所述,元代蒙古军大多驻扎在河州周围,如西宁、岷州、洮州、必里等地,而元代河州路主要驻扎的是脱思麻探马军。因此,明初河州卫散布的少数民族屯寨,其主要成分应当以高昌回鹘、灭乞里、阿力麻里等西域人为主,而不是以蒙古人为主。这些人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大部分融合到河州穆斯林等民族中去。
       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地方志以及田野调查中获得支持。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载:“永乐四年,都指挥使刘钊奏调中左千户一所贵德居住,守备仍隶河州卫。保安其所属也。贵德十屯而保安有其四。”这四屯分别是吴屯、季屯(今年都乎)、李屯(分上、下李屯,上李屯今为郭麻日,下李屯今为尕撒尔)、脱屯(亦称妥屯,包括今撒尔塔下庄)。其中“吴屯者,其先
       盖江南人”;李屯人称其祖先来自成吉思汗的军队;季屯人称其祖先是从西域(新疆)来的蒙古人。今日同仁县保安镇下庄(即撒尔塔下庄)人将脱屯所在地称之为“撒尔坦(塔)戎”,将当年居住于此的屯戍军卒称之为“撒尔坦(塔)”、“尕撒尔”,尕撒尔即“小撒尔坦(塔)”之意。所谓脱屯,实际上是按照汉族习俗,将人名的首字作为姓氏而形成的称呼。在河州,“脱”作为姓氏大多改为“妥”。妥姓在河州回族、保安族中常常可以见到,在东乡族几个著名的宗族中,妥姓是其一。今日东乡仍有许多带“妥”地名,如杨妥家、三木妥家、妥家沟等。妥家沟至迟在乾隆时仍为“脱家”,这里的居民姓“脱”,而不是现在的“妥”。据保安族的一些老人说,保安族的根子是早年居住在甘肃东乡鱼池滩(今杨妥家)一带的蒙古人;也有的说是早年由新疆迁来的蒙古人。这与元代高昌回鹘戍守河州,以及永乐年间河州卫中左千户所迁往归德的记载基本吻合。值得一提的是,至迟在宣统年间东乡境内仍有叫妥长命板或妥长命散的名字,这类名字显然是非穆斯林的名字,而今天东乡境内妥姓之人几乎都是穆斯林,这说明妥姓之人皈依伊斯兰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明初迁往贵德屯戍的中左千户所在迁出之前大体在今临夏州广河县与河政县的交界处,这可从“中左千户所”反映出的地理方位上判断出来。今临夏州广河县与河政县交界处正是上述所云“万户沟”的所在地,与史籍中的“蒙古塬”、“沙马关”等相距不远,是元代高昌回鹘戍守河州时万户府的所在地,也是元代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戍守河州时的主要聚居地。这表明,在明初迁往贵德屯戍的中左千户所中那些被称为“撒尔坦(塔)”的人,实际就是元代镇守在“万户沟”、“蒙古塬”一带的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人。而今日临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中有一部分人称祖先来自“萨尔塔”,很可能与元代镇守河州各地的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有着相似的经历。
       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落居河州的史实,还可从今临夏地区的回族、保安族、东乡族部分男性成员的体貌特征上得到印证。这些男性成员的体貌特征为:高鼻大颧、深目多须,肤色和眼球之色较浅,呈淡黄色。这与清代乾嘉学派著名甘肃学者张澍的回忆十分相符。张澍祖籍武威永昌镇,其母亲“本元高昌王阿而的亦都护之后”,入明后改姓张氏。母舅家祭奉的祖宗像,“貌皆高鼻大颧,危冠珥貂,有书‘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者,有书‘佩金虎符大将军者’,有书‘佩珠虎符大将军’,有书‘佩三珠虎符大将军者’,如此凡数十”。这里所说的“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均为纽林的斤之子、嗣为高昌亦都护的帖睦儿补花所任。元泰定帝时,帖睦儿补花镇守襄阳,拜开府仪同三司、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明人宋濂在其《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司事和赏公坟记》一文中载:“公讳和赏,畏兀氏,世居高昌。曾祖纽怜(林)(的斤),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儿不花,中书左丞相;父不答失里,中书平章政事,皆袭王爵……公性警敏,能知时达变,幼亦绍王。封镇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兰州,公赍印绶自永昌率府属诣辕门内附,诏授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世袭其职。”宋濂的记述证明在帖睦儿补花镇守襄阳后,武威地区仍留居着一支高昌回鹘。张澍的母亲就是这支高昌回鹘王族的后裔。其形容的族人体貌体征不仅与高昌回鹘,即现代维吾尔人的体貌特征相一致,而且也与今临夏地区回族、保安族、东乡族部分男性成员的体貌特征极相吻合。
       高昌回鹘及随属其他民族落居河州,不仅为河州的民族构成带来明显变化,而且也使河州人口的结构发生变化。元制:人口不足10万户者为下路,江北人口不满二千户为下县。元代河州路为下路,所辖定羌、宁河、安乡三县均为下县,故元代河州路所辖三县及路府人口不会超过30万,而落居河州的脱思麻探马军仅正军就有1万余户,若加之怯怜口、驱口等,其总人口不少于7万。此后虽有一部分被诏还,但留下来的至少在四千户以上。若以每户五口计算,则有人口2万,约占当地人口的1/15。对于元代河州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移民群体。
       综上所述,无论是史籍所载,还是田野调查所获,均可以证明元代时的确有相当数量的高昌回鹘等西域民族落居在河州一带,他们与先前移居至此的回鹘人一道逐渐融合到当地各民族中去,成为当地穆斯林各民族及藏、汉等民族中的一员。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