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胡汉之间通婚频繁，胡人贵族与汉人高门大姓之间尤为明显。胡汉通婚成为影响当时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和文化互动的重要因素。此文主要剖析了在汉族门第婚观念的影响下，胡人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之间的通婚表现，探讨了胡汉门第通婚在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北朝 胡汉通婚 门第婚
作者柏贵喜，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4。
门第婚作为一种等级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婚姻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当时，无论是南方侨姓士族，还是北方旧族大姓都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受汉族“门第观”的影响，北朝时期，胡人贵族阶层不断与中原的高门大族之间建立婚姻关系，欲通过与汉族高门大族通婚，加强在中原的统治，提高自己的文化声望。
一、胡汉通婚中胡人贵族门第观的变化
根据北朝四史与墓志统计，北朝时期，胡人与汉族通婚共达412例。与汉族通婚之胡人主要有鲜卑、匈奴、吐谷浑、蠕蠕、突厥、羯、氐、高车、高丽和夫余等。其中鲜卑与汉族通婚比例最高，计343例，占胡汉通婚的83，25％。胡汉通婚前后变化较大。北朝前期，胡汉通婚较少，太和之后，胡汉通婚日益频繁，同时胡人婚姻观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胡人贵族与汉族通婚的门第意识得到增强。
北朝时期，胡人贵族阶层之间通婚一直具有较强的等级意识。如鲜卑帝室十姓相为婚姻，直到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才进行诏改，强调帝室十姓“百世不婚”。鲜卑拓跋氏与勋臣八姓之穆、陆、于、尉等通婚也十分频繁，其中与穆氏一门通婚即达21宗。穆氏自穆观始，先后有12人尚公主，其中穆平国一人即尚城阳长和长乐二公主。又如匈奴之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至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为了政治、军事联合进行的通婚则更多。
虽然胡人贵族阶层之间通婚已具有较强的等级意识，但按照汉族之“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门第婚”。《
魏书》卷48《高允传》载高允针对古之“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的皇子婚，谏高宗语：“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藩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直到孝文帝时，宗室所娶“人乏窈窕，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仍十分普遍。
事实上，北魏前期，胡人贵族与汉族通婚确不重门第。此期，诸王所配鲜见史载。从皇婚看，胡汉通婚主要有祁氏女嫁拓跋猗；尹氏女嫁拓跋嗣为夫人；明元帝密皇后杜氏以良家子选人太子宫；拓跋焘娶长乐冯氏为左昭仪，娶舒氏、弗氏为椒房；拓跋晃纳袁、阳、盂诸氏女为椒房；拓跋溶以长乐冯氏女和梁国李方叔女为皇后，以悦氏、玄氏为夫人，以耿氏女为嫔；拓跋弘娶中山李惠女为皇后，又与上谷张白泽联姻等。孝文之前，北魏宗室女性与汉族通婚可确考者有12例，即南安公主嫁魏郡杜超；临泾公主嫁河内司马弥陀，河内公主嫁河内司马楚之，赵郡公主嫁河内司马宝龙；西河公主嫁河东薛瑾；魏宗室女嫁朱惰之；武邑公主嫁彭城刘昶，岁余，公主薨，建兴长公主再嫁刘昶，后建兴长公亦薨，刘昶更尚平阳长公主；淮南王女妻南阳韩延之；武威长公主嫁中山李盖；博陵长公主嫁长乐冯熙等。
由上可见，北魏宗室通婚之汉族主要为河内司马氏、彭城刘氏、长乐冯氏、中山李氏、梁国李氏、南阳韩氏、上谷张氏、魏郡杜氏、河东薛氏、钜鹿耿氏以及郡望不明之舒、弗、袁、阳、孟、悦、玄等氏。其中，河内司马氏、彭城刘氏为北投之南朝二流侨姓，其门第难比王、谢、袁、萧，北魏宗室与之通婚主要为了政治笼络和抚慰。
胡人贵族通婚之中原汉族除河东薛氏门第稍高外，其他多非高门大族，如魏郡杜氏虽与元魏建立皇婚，但在士人眼中，门第难比“京兆杜”。据《
魏书》卷45《杜铨传》载，密皇后父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于邺，谓司徒崔浩日：“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对京兆为美。世祖欲取京兆杜氏一人为宗正，崔浩认为杜铨为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世祖遂以杜铨为宗正。魏宗室女所嫁之朱惰之辈更是寒门小姓。朱惰之原为刘义隆司徒从事中郎，“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内职，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轻薄，为人士所贱”。至于“罪入掖庭”者更是屡见不鲜。如文成文明后冯氏、文成元后李氏等均因坐事而人官。更为重要的是，胡人贵族与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裴氏等中原一流高门士族均未建立通婚关系。
宗室所配尚且如此，鲜卑贵族所娶更少汉族高门，如长孙道生所娶之孟氏、长孙稚所娶之张氏、罗氏，奚智所娶之宋氏、宗氏等均属素族。
随着拓跋氏南下并雄据中原，胡汉接触日益频繁。受汉族门第婚观念的影响，胡人贵族婚娶的门第意识也日益增强，鲜卑贵族遂频与汉族高门大姓联姻。一方面，北魏政权积极倡导婚重门第。《
魏书》卷5《高宗纪》记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十二月壬寅诏日：“夫婚姻者，人道之始。……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孝文帝于太和二年，针对皇族贵戚乃至士民“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的现象，更将良贱不婚著于律令。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再次强调“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方能“同庶族例”。同时，孝文帝亲纳汉人高门女，以为示范。史称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连，莫非清望，帝以其女为夫人”。在实际的通婚中，郡望始终是考量的标准之一。如《
魏书》卷21《高阳王雍传》载高阳王欲纳博陵崔显妹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昕许”。博陵崔氏本为中原大族，但与清河崔氏相较，实为“地寒望劣”，故世宗才“难之”，说明门第婚意识的增强。
另一方面，胡人贵族通婚于汉族高门，也要为汉族高门所接纳。被接纳的重要因素是文化水平的高低。如陆龊“沉雅好学，折节下士……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彼时，陆叡的“才度不恶”成为崔鉴嫁女的重要条件。孝文之后，一些官高位显的胡姓贵族在政权的支持下普遍获得良好的儒家教育，以至在他们的子孙中涌现出许多文人才俊，堪与汉族士人相媲美。这样，一批门资与汉文化水平均较高并且拥有世袭特权的胡人贵族便发展为士族。除了元氏、长孙、叔孙等宗室十姓外，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以及源、斛律等家族均可忝列士族。胡人形成士族阶层后，因为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和较高的文化声望，胡人贵族在婚姻上才逐渐为汉族高门所接纳。
二、与胡人贵族通婚之汉人士族
北朝时期，北方大族主要分为强宗豪族与士族两类。士族“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
姓、州姓、县姓”。《新唐书·儒学传中》记柳芳论谱学源流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北朝汉人士族较为复杂，既有魏晋旧籍，也有新出门户，大族主要有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等，其次则为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顿丘李氏、渤海高氏、渤海封氏、陇西辛氏、河涧邢氏、范阳祖氏等。
孝文至魏末，元魏宗室男性与汉族通婚例数如次：长乐冯氏15例，范阳卢氏9例，陇西李氏8例，琅琊王氏6例，安定胡氏6例，清河崔氏5例，荥阳郑氏5例，河东薛氏4例，顿丘李氏4例，博陵崔氏3例，赵郡李氏3例，河内司马氏3例，渤海高氏3例，彭城刘氏2例，兰陵萧氏2例，太原王氏1例，京兆韦氏1例，京兆杜氏1例。除此而外，宗室男性还与陇西辛氏、河间邢氏、南阳赵氏、安定张氏、南阳张氏、长乐潘氏、东郡杨氏、弘农杨氏、闻喜常氏、乐浪王氏、渤海石氏、广平程氏、辽东公孙氏、浮海吴氏、鲁国唐氏、安定皇甫氏以及郡望不明之林氏、袁氏、申屠氏、谯氏、程氏、房氏等都建立了婚姻关系。主要通婚详次(与表示婚配关系，下同)：
长乐冯氏15例：元宏→←冯熙第二女、第三士、第四女、第五女；元安兴→←冯诞妹；元谧→←冯会；元澄→←冯令华(冯熙第七女)；元恂→←冯诞长女；元诱→←冯氏；元显魏→←冯熙女；元猛→←冯熙女；元良→←冯熙第八女；元彝→←冯氏；元氏→←冯邕女；元氏→←冯邕女。
范阳卢氏9例：元宏→←卢敏女；元诩→←卢道约女；元雍→←卢神宝女；元鸾→←卢氏；元融→←卢贵兰；元亮→←卢聿女；元略→←卢尚之女；元氏→←卢兰；元务光父→←卢氏。
陇西李氏8倒：元宏→←李冲女；元勰→←李冲女；元禧→←李辅女；元劭→←李休纂女；元徽→←李延寔从妹；元超→←李冲兄女；元季海→←李稚华(李冲女)；元氏→←李艳华。
琅琊王氏6例：元恪→←王肃女；元诩→←王绍女；元羽→←王普贤(王肃女)；元叉→←王氏；元渊→←王肃女；元湛→←王奂曾孙。
安定胡氏6例：元恪→←胡国珍女；元诩→←胡明相(胡乐世女)；元谧→←胡氏；元邵→←胡僧洸女；元叉→←胡氏(灵太后妹)；元亶→←胡宁女。
清河崔氏5例：元宏→←崔休妹；元恪→←崔亮女；元徽→←崔光女；元稚舒→←崔休女；元徽礼→←崔悛女。
荥阳郑氏5例：元宏→←郑义女；元羽→←郑平城女；元详与→←郑懿女；元恂→←郑懿女；元怀→←郑严祖妹。
河东薛氏4例：元熙子→←薛伯徽；元寿兴→←薛修义姊；元崇智→←薛和女；元氏→←薛慧命。
顿丘李氏4例：元恪→←李彪女；元详→←李元姜；元逸→←李平女；元爽→←李平女。
博陵崔氏3例：元宏→←崔挺女；元诩→←崔孝芬女；元雍→←崔显妹。
赵郡李氏3倒：元恪→←李续宝女；元鉴→←李宪女；元义兴→←李氏。
河内司马氏3例：元恪→←司马显姿；元景献→←司马庆云女；元谭→←司马纂长女。
渤海高氏3例：元诩→←高雅女；元举→←高聿女；元谌→←高信女。
彭城刘氏2例：元详→←刘昶女；元恂→←刘长文女。
兰陵萧氏2例：元宝月→←萧子贤女；元德隆→←萧宝夤女。
太原王氏1例：元谐和→←王叡女。
京兆韦氏1例：元宏→←韦崇女。
京兆杜氏1例：元均→←杜氏。
同样，孝文至魏末，北魏宗室女性与汉族高门通婚亦比前期大大增加，通婚例数如次：范阳卢氏6例，琅邪王氏5例，长乐冯氏5例，荥阳郑氏4例，河内司马氏4例，清河崔氏3例，陇西李氏3例，兰陵萧氏3例，赵郡李氏2例，河东薛氏2例，彭城刘氏2例，弘农杨氏2例，弘农刘氏2例。另，宗室女性与京兆杜氏、博陵崔氏、河东裴氏、安定胡氏、顿丘李氏、颖川崔氏、勃海封氏、安定皇甫氏、南阳员氏、范阳祖氏、安定张氏、清河张氏、旧吴茹氏、辽西常氏、东平毕氏、勃海刁氏以及郡望不明之卢氏、崔氏、王氏、张氏、邢氏、孟氏、郑氏等通婚各1例。主要通婚详次：
范阳卢氏6例：卢道裕→←乐浪长公主；卢道虔→←济南长公主；卢道虔→←元氏；卢元聿＝义阳长公主；卢柔→←元或女；卢思道→←元义女。
琅邪王氏5例：王肃→←陈留长公主；王诵→←元贵妃；王氏→←宁陵公主；王子建→←元僧儿；王翊→←元澄女。
长乐冯氏5例：冯诞→←乐安长公主；冯颢→←元楚华；冯穆→←顺阳长公主；冯邕→←元氏；冯孝纂→←元孟容。
荥阳郑氏4例：郑幼儒→←元雍女；郑伯猷→←元延明女；郑伯猷→←元氏；郑氏→←元徽妹。
河内司马氏4例：司马朏→←华阳公主；司马氏→←元仲蒨；司马庆云→←博陵长公主；司马裔→←襄城公主。
清河崔氏3例：崔夤→←晋宁公主；崔仲文→←元雍第二女；崔瓒→←襄城公主。
陇西李氏3例：李或→←丰亭公主；李神儁(挺)→←元阿妙；李神儁(挺)→←元季聪。
由婚例可见，成为元魏宗室通婚之中心的汉人士族主要有长乐冯氏(20例)、范阳卢氏(15例)、陇西李氏(11例)、琅琊王氏(11例)、荥阳郑氏(9例)、清河崔氏(8例)、河内司马氏(7例)、安定胡氏(7例)、河东薛氏(6例)、、赵郡李氏(5例)、顿丘李氏(5例)、兰陵萧氏(5例)、博陵崔氏(4例)、彭城刘氏(4例)等。胡人贵族通婚之汉人士族主要有以下四类：一类是孝文帝雅重之门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孝文帝不仅自己纳范阳卢敏女、清河崔休妹、荥阳郑义女和郑胤伯女、陇西李冲女等以充后宫，还诏为长弟咸阳王禧聘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三弟广陵王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四弟颍川王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五弟始平王勰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二类是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顿丘李氏、河东薛氏、渤海高氏等，在北魏鲜卑贵族眼中，诸门第虽不及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但仍是北方高门士族；三类是琅琊王氏、河内司马氏、兰陵萧氏、彭城刘氏等南朝北投之大族；四类是长乐冯氏和安定胡氏，两族因为外戚的关系，成为元魏宗室通婚的重要对象，特别是长乐冯氏，与元魏宗室通婚竟高达20例，孝文帝一人即娶冯熙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共四女。
虽在孝文帝的倡导与示范下，北魏宗室频繁与汉人高门士族通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的汉人士族都与胡人贵族建立了密切的通婚关系。如孝文帝推崇的太原王氏，《
资治通鉴》称孝文纳其女以充后宫，但《魏书·皇后传》未记其事。北魏宗室与太原王氏相婚仅见元谐和娶王叡女1例。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间邢氏、弘农杨氏、闻喜常氏、范阳祖氏等大族名家也只与北魏宗室保持松散的通婚关系。如京兆杜氏与北魏宗室通婚共2例：一为杜氏女适元均；一为杜瓒娶新丰公主。京兆韦氏与河东裴氏与北魏宗室各仅1例，即元宏纳韦崇女与裴询娶太原长公主。至于河东柳氏等不见有与胡人贵族通婚的
任何记载。
受宗室门第婚影响，北魏勋臣子弟也有娶汉族高门女者。如陆定国娶河东柳氏、范阳卢氏女，陆叡娶博陵崔鉴女等。但总体上看，勋臣子弟与汉人士族通婚并不普遍。
(北)周、(北)齐宗室门第婚与北魏相比，略有变化。由于宇文氏作为武宗崛起，其子弟主要与元氏及六镇武人通婚，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较少。现知自宇文泰始，宇文氏与汉族通婚为19例，占全部宇文氏婚例61例的31％。与汉人通婚的主要为宗室男性，共15例，女性仅4例。主要有：河内司马氏2例，河南阎氏3例，中山刘氏1例，武功苏氏1例，弘农杨氏3例，长乐冯氏1例，南楚李氏1例，吴地朱氏1例，安定皇甫氏1例。另与郡望不明之徐氏、冯氏、郑氏、鲁氏通婚各1例。从婚例看，宇文氏通婚之汉族除河内司马氏、长乐冯氏等少数士族外，大多为寒素小姓，门第不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郡望明确者来看，宇文氏通婚对象不见有郑、卢、崔、王、李等中原衣冠士族。但这并不能说明宇文氏婚不重等级。由于宇文氏以武宗崛起，投其旗下的大多是北镇武川系贵族。因而，以宇文氏为中心，以八柱国家为基础，北周形成的是一种独特的贵族通婚圈。
相较宇文氏而言，高齐宗室与汉人高门士族的婚姻关系更为密切。自高欢始，高齐宗室男性通婚婚例共88例，其中与汉人通婚达58例，与汉人高门士族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长乐冯氏、广平宋氏、渤海封氏、安定胡氏等都建立了通婚关系。高齐与汉人士族通婚详次：赵郡李氏10例，荥阳郑氏5例，范阳卢氏3例，琅琊王氏3例，长乐冯氏2例，广平宋氏2例，博陵崔氏1例，太原王氏1例，陇西李氏1例，勃海封氏1例，安定胡氏1例。另，高齐宗室男性通婚之汉族还有上党韩氏、武威段氏、陇东胡氏、齐州颜氏以及燕、裴、敬、游、毛、彭、任、桑、曹、董等姓。进入北齐宗室通婚圈中心的汉人士族主要有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特别是赵郡李氏，与北齐宗室通婚高达10宗。高齐能与汉族高门士族建立婚姻关系，除了其处于政治强势地位，迫使汉族高门不得不与其联姻，以维护既得的门阀地位及其利益外，高齐受元魏影响，具有较强的婚姻门第观念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赵郡王琛子叡，“及壮，将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谓之日：‘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叡对曰：‘自痛孤遗，常深膝下之慕，方从婚冠，弥用感切。’”以世宗之意，能娶高门士族荥阳郑述祖女，当以为荣为乐。当然，以高叡之语，其有戚容并非缘于娶郑述祖女，而是因感念父母。同时，高叡之语还透出对世宗关怀孤遗，为其娶高门之女为妻的感激之情。
当然，高齐所娶之汉族，有近一半或为汉族武宗，或为中原素族小姓，说明高齐的门第婚程度已逊于北魏。高齐宗室女性通婚的状况也印证了这一变化。高齐宗室女性通婚共21例，其中与胡人通婚为10例，与汉人通婚为11例。通婚并未表现明显的汉人取向，这与宗室男性通婚形成较大反差。宗室女性所嫁汉人主要有武威段氏(4例)、昌黎韩氏(2例)、河内司马氏(1例)、弘农刘氏(1例)、广汉燕氏(1例)、广宁潘氏(1例)与弘农杨氏(1例)。其中，武威段氏四尚公主，成为汉族与高齐宗室通婚的最大赢家。但高齐宗室女性通婚之汉族除高欢女所嫁之河内司马氏与弘农刘氏外，多非士族高门。如武威段氏，“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段韶“少工骑射，有将领才略”，尚颍川长公主之段懿亦“善骑射”。可见武威段氏只是武宗，而非士族。昌黎韩氏亦非士族，史称韩风“少而聪察，有膂力，善骑射”。祖埏曾与韩凤论事，埏语凤云：“强弓长矛无容相谢，军国谋算，何由得争。”凤答曰：“各出意见，岂在文武优劣。”韩凤虽以为文武无优劣，但颇嫉士人，“每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可见，昌黎韩氏是地地道道的武宗。
三、胡汉通婚的影响
北朝胡人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影响涉及政治、文化与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
1、加强了胡汉之间的政治联盟，对巩固胡人在中原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前期，鲜卑在中原的统治根基相当薄弱，急需中原士族阶层进入政权结构。太武帝曾诏用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士族，“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但多数汉族士人对胡人政权心存芥蒂，“是时东方罕有仕者”。那些出仕的士人多属被俘或强行征用的，是一群不稳定的官僚阶层。而胡人贵族与汉人士族建立密切婚姻关系以后，汉人士族依靠“一婚一宦”，恢复和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同时，按照“外甥不与大父抗礼”的逻辑，北朝统治集团依凭亲家关系，笼络了一大批忠于北魏政权的汉族人才，既有魏晋旧臣，如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也有新出门户，如陇西李氏，更有东晋南朝北投之大姓，如河内司马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彭城刘氏等。胡人贵族正是依靠这批士人的支持，才巩固了在中原的统治基础。
2、推动了胡人对汉文化的学习。胡汉通婚是一个血统一体、文化互化的过程。北朝时期，汉族高门士族女子与胡人贵族的通婚，对胡人学习汉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汉族高门士族女子在出嫁之前大多接受过严格的闺教，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强烈的儒家伦理观念。她们出嫁胡人后，自然会将他们接受的儒家伦理观念，通过母教女训带人胡族家庭，而这恰恰是胡人贵族子弟“社会化”的基础。例如，文明皇后能属文，可制礼，性俭素，待人宽容。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及长，均受到文明太后的慈训。拓跋宏出生后三年，遵“子贵母死”故事，其母李氏被赐死。拓跋宏遂由冯太后“躬亲抚养”。冯太后虽不是拓跋宏亲母，但完全以汉族母训方式对其进行家教，除杖击外，主要是训诫。冯太后亲作《劝戒歌》300余章，教育孝文帝。其文虽未传世，但内容肯定相当丰富，当是优秀的家训教本。从古代家训的基本内容看，《劝戒歌》理应劝戒孝文如何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治国等，当然也包括俭素。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曾诏：“尊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仰损俭训之德”。孝文帝能够进行一系列的礼制建设和社会改革，并倡以礼、孝治国，与冯太后对其进行的儒化教育当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像冯太后这样在通婚后以家训的形式施教于皇帝，从而对胡人家族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极端例子并不多，但汉族士族女子嫁于胡人贵族，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其子女及其族人产生文化上的影响。有的教授、训德于内庭。如李彪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后世宗召彪女为婕妤，“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又如北魏高宗文成帝嫔耿氏，出自钜鹿大族，在宫中常“训德内充，雍礼外著”。北魏赵郡王妃冯氏，为冯熙孙女。其“爰静幽闺，训兹礼室。俶容天挺，孝敬过人，婉娩既闲，敏斯四德，丝臬紃组，无不悉练，女功心裁，内外嗟称。又善于书记，涉揽文史。自来媛蕃邸，恭俭踰素，作训可摸，动止成则。可谓圣善形家，垂芳自国者也”。此虽为美辞，但冯氏受到良好家教，又能作训于夫家，当无可怀疑。城阳康王元寿妃，为沮渠时扬列将军浇河太守麴宁孙之长女。“妃姿量外洞，贞丰内效，德比九亲，行黴一国，五训俱备，礼染家人。”有的则亲授子女诗书，这种现象在魏室倾覆后更为普遍。如元务光母，为范阳卢氏，“少好读书，造次必以礼。盛年寡居，诸子幼弱，家贫不能就学，卢氏每亲自教授，勗以义方”。直到唐代仍有实例，如元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元稹作《自叙》表上朝廷，也称：“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
诗》、《
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
3、促进了胡汉婚姻习俗的融汇。胡汉通婚促进了胡汉社会风俗文化的融汇，其中以婚姻习俗的融汇最为典型。除门第观外，汉族婚姻礼俗对胡人的影响涉及婚姻文化的许多方面。如汉族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婚仪已为北朝胡人所接受，在北齐时，从“皇子王”到“流外及庶人”均遵“六礼”。又如石榴多子，汉族“荐石榴”婚俗寓意新婚夫妇“多生贵子”。北齐安德王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文宣帝高洋幸李祖收宅赴宴时，“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日：‘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胡人也将草原婚姻习俗带人中原。如新妇乘马鞍之俗本为胡风，后入婚礼。唐人封演在《
封氏闻见记》中说：“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此北人尚乘鞍马之义。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段成式也在《
酉阳杂俎》中指出：“今士大夫家婚礼，新妇乘马鞍，悉北朝之余风也，今娶妇家新人人门跨马鞍，此盖其始也。”胡人婚姻习俗对汉族的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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