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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文章讨论了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发展与差异，论述了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从研究设计、研究立场和资料分析等三个角度对这两种研究范武的整合途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 质的研究 量的研究 整合
       作者植凤英，女，西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进辅，西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地址：重庆市，邮编400715。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质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理解的一种活动。量的研究是采用实验、调查、测验、结构观察及已有的数量化资料，对心理现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将所得结果作相应的统计推断，使研究结果有普遍的适应性的一种活动。长期以来，这两种研究范式相互对峙，互不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心理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如何实现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有效整合，以能更充分地从不同侧面揭示民族心理的实际，提高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是值得每个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一、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发展与比较
       (一)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发展
       兴起于德国的民族心理学，从其诞生之日便具有质的研究传统。心理学的鼻祖冯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认为心理学应是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他认为，民族心理学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③在冯特看来，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可避免地同语言、神话和风俗习惯等社会产物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产品的分析，推演出高级心理过程的基本规律。冯特的历史文化产品分析实际就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文献法、语言分析法、口语记录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综合。弗洛伊德则通过对图腾、禁忌等潜意识象征意义的病症解释和文化解释，揭示了潜意识在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机制。之后，随着主流心理学对“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质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界渐受冷落，但在民族学、人类学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对日本国民性格进行研究，写就了著名的《菊花与刀》；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通过对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写就了《原始人的心理》；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Magrelit Mead)在20世纪20年代对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写就了《文化模式》、《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来自南洋：原始社会的青春期与性的研究》、《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等著名的民族心理学著作。
       与此相对，由于受种族主义和“心理学科学化”追求的影响，在较长时间里，心理学界基本上不重视民族心理学研究。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之心理学专门研究，几乎是空白。虽然对少数民族问题感兴趣的心理学家日渐增多，但受主流心理学的影响，其研究取向也转向量的研究。与其他心理学分支一样，民族心理学研究中量的研究也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中，量化的跨文化比较成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者通常按照心理学的要求，携带各种精心设计的测量工具到不同民族中进行心理调查，然后根据不同民族的调查结果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由于跨文化比较主要采用的是实验、心理测验等量的研究范式，文化心理学家通常把跨文化研究看作是“准实验”，其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要数对皮亚杰认知理论的跨文化认知研究。目前，量的研究已遍及民族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比较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分别代表着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量的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基础；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同时解释学、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思想对其也有影响。尽管质的研究来自很多不同的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的观点本身也有不同，但它们与实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本体论两者有着不同的前提假设。量的研究的本体论假定，心理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存在，因此，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必须采用客观的观察、测量。质的研究的本体论则是将心理现象看作是主体涉入的生活世界，它绝对不同于客观的物理世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主体在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建构，两者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
       在认识论上，量的研究的认识论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一切概念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认为心理现象有其客观的规律，具有可重复性，研究者只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规范，就可以将研究的结果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质的研究的认识论假定，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对具体社会文化情境的建构，是有关各方面通过互动而达到的一种暂时的共识。
       在方法论上，量的研究认为应研究那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心理现象的研究讲求精确、形式化、可操作化、数量化。量的研究为了追求结果的精确性和可证实性，往往把研究对象分解成多个细小的因素，找出其中规律性的因果联系。质的研究则强调对心理现象的理解、意义和发现，不主张把现象割裂成几个部分，强调在自然的状态下，把社会现象放在背景中进行整体的考察，原汁原味地呈现社会现象的本来面貌。
       第二，具体研究方式不同。质的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中进行。在研究中，研究者即为研究工具，必须深入所研究事物的现场，在自然情境中探索心理现象发生和发展时的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因素对心理的影响，并采用描述的方法将研究问题和发现完整地呈现。量的研究往往是在有目的地控制某些条件下，设计一个人为的实验情景、系统地操纵变量，以便精确地发现变量间的关系，能否成功地控制无关变量是量的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研究程序和逻辑上，量的研究一般先有理论假设，然后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假设，属于演绎逻辑。采用收集—整理—分析这样一种线性研究程序。在量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假设是整个研究的核心与主线，它不仅规定了研究重点和方向，而且也决定了资料的构成和分析的框架。质的研究通常不预设理论框架或假设，采用归纳的思维方式，自下而上地收集、分析资料和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
       从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定量研究主要采用封闭式问卷、实验、统计表、结构式观察等方法，对研究的严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都提出严格的要求。质的研究更多地采用开放式访谈、参与观察、实物分析、历史研究、行动研究等方法，强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自身的体验。
       
       第三，研究立场不同。质的研究提倡主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对象在互动中进行理解，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不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最大限度地缩小“我—他”的人际距离。强调研究者本人就是一种研究工具，研究者要注重对自身角色的不断反思，通过在生活情景中对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或观察，聆听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力图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深入到被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中去研究他们的所思所想，并把他们的所思所想展示出来。量的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客关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远离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以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
       第四，研究目的不同。质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做“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量的研究具有强烈的证实倾向，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评估或验证在研究之前预想的模型、假设或理论。
       第五，资料收集及分析方式不同。量的研究收集的是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其收集过程具有严谨的结构性，即收集资料的项目、观测的变量以及变量间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分析框架都是事先设计和确定下来了的。这是因为量的研究遵循假设检验逻辑，从其研究过程看，资料的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在一定程度上，资料的结构和分析框架是由理论和假设内在构成的。质的研究收集的是描述性资料，其收集过程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在其收集资料的项目、收集资料的方式以及分析资料的框架都可以根据研究进程的需要而及时调整，其收集资料的过程和研究资料的过程是同步进行、合二为一的。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首先，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差异反映出这两种研究范式是一对风格各异、却又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只有实现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整合，才能从不同侧面更好地揭示民族心理的实际。(1)质的研究能对微观的、深层的、特殊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与分析，能了解复杂的、深层的心理生活经验，但不适合于宏观研究，也不能发现某一心理现象趋势性、群体性的变化特点；量的研究适合于宏观研究，发现趋势性的心理特征，但不能揭示深层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结构。(2)质的研究适合于对陌生的、异文化的、不熟悉的心理现象进行探索性研究，为以后建立明确的理论假设基础，但不适合对心理现象进行数量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分析，不利于发现心理现象间趋势性的因果规律；量的研究能对已有的理论假设进行证实、证伪、修改和完善，但难以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和心理状态。(3)质的研究适合于动态性研究，对心理事件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但质的研究结果不能做概率上的推断演绎，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量的研究结果可作概念上的推断演绎，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正确的、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但缺乏对总体中特殊个体的把握，有时甚至会扭曲特殊个体的实际情况，难以描述心理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
       总而言之，量的研究的长处恰是质的研究的短处，质的研究的优势恰是量的研究的不足，二种研究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因此，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进行整合可以达成两种研究范式的优势互补，实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探索与验证、动态与静态、归纳与演绎、特殊与一般等多方面的结合，使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质量更上一层楼。
       其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特点及研究对象需要质与量的整合。民族心理学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与心理学的其他学科相比，民族心理学研究具有如下特征：时空的纵横向性、多视角性和研究的民族性。这就需要民族心理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采用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整合的方式对各民族心理进行调查与剖析。
       此外，一种研究方法有效与否应根据其研究的对象而定。在民族心理学的萌芽阶段，哲学家拉扎劳斯(M.Lazarus)和语言学家施坦泰尔(H.Steinthal)受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论的影响，提出民族心理学应以一般“民族精神”和不同国民的特殊“民族精神”为研究对象。冯特则主张，民族心理学是对“民族心”的研究，“民族心”的构成要素是语言、神话、习惯。目前，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基本已达成一致，即认为民族心理学应以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为己任，但对民族心理的具体解释却各不相同。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张世富认为，民族心理应该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气质等。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并认为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仍不足以说明对民族心理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质的了解。因而，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应进行研究。徐黎丽认为，民族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生理基础。尹可丽认为，族群社会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在社会心理层面，才能使研究者真正考虑某一族群的个体或群体的历史、文化及其现实生活条件下的心理。
       从以上对民族心理的讨论可以看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丰富多彩、复杂多样，既有对民族的一般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也有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心理现象的探讨，既有客观、可量化的一面，同时也有主观、不可量化的一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难以反映民族心理的真实面目，揭示民族心理现象的本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民族心理现象的研究都是属于全新的课题，对这些不熟悉的心理现象，先进行质的探索性研究，再进行量的研究，以发现这些民族心理现象的趋势性规律，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再次，我国目前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现实需要加强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整合。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国内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民族学界的研究，一条是心理学界的研究。在民族学界方面，主要侧重的是思辩性的定性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资料来源于已有的文字资料，多数并未深入实际的研究现场。为此，熊锡元先生曾倡导要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质的研究在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都未受到真正的重视。心理学界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则多采纳量的研究范式，具有简单化的特点；多采用未经过实地考察编制出
       的或直接采用国外编制的心理测验和量表来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导致其得出的分析和结论往往经不起考验，对一些研究结果的解释也常常是牵强附会。而且，机械地采用欧美发达社会形成的量的研究范式来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方面的偏差甚至偏见，得出对少数民族不公平的研究结论。因此，为有效地克服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文化偏差，需要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需要学者们走出书斋，深入实地进行民族心理的考察，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趋势性规律，要做好这一工作，无疑需要加强质与量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整合。
       总之，无论是从两种研究范式本身所固有的缺陷，还是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特点与对象以及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现实情况而言，只有实现质与量的整合才能更好地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提高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在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实现质与量的整合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中国有56个民族，民族文化之多样、民族心理内容之丰富，使民族心理学工作者的研究具有丰厚的研究土壤，充满研究的潜力与活力；中国各民族分布地域之辽阔，所处环境之复杂多样，又为民族心理学工作者的研究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者一方面可以深入民族地区，参与、融入研究对象，与他们保持沟通、互动，收集各种民族语言、神话、文物等进行实物分析，采用质的研究方法真实地再现民族心理的实际；另一方面，已有的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又可为进行量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目前，我国已有一些学者综合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从事民族心理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如20世纪90年代初韩忠太、傅金芝等人对基诺族民族心理的调查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均说明了在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加强两种研究范式的整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整合的途径
       心理学的许多研究实践已经表明，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整合可以丰富研究结果，提高研究质量。但如何整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点，组成最适合研究所需的研究范式?根据国内外已有学者的研究和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现实，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研究设计上的整合
       研究者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中混合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层面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探讨。常有三种选择：
       1、顺序式设计。就是指在一项研究中，首先使用一种方法，然后再使用另一种方法，两种方法的使用存在前后次序。而且这两种方法还可以在时序上往返循环使用。如梁丽萍对中国人宗教认同心理进行研究时，首先对10名宗教徒进行了访谈，在质性访谈的基础上开发出“宗教徒宗教认同趋势问卷”和“宗教徒宗教认同特征问卷”，然后采用开发出的问卷进行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最后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借助于质的研究对小样本进行深度访谈，进一步深化定量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发现，以深入发掘宗教徒宗教认同的特征。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研究适合先用质的研究进行探索，发展出理论假设，再用量的研究对理论假设加以证实。
       2、平行设计。指一项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方法同时使用，而不是根据不同的研究阶段，分先后次序使用。大型的、研究对象人数比较多的民族心理研究可以采用这样的研究范式。如对“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异域文化下的心理适应”进行研究时，可将课题研究成员分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个小组，负责量的研究的小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问卷的编制、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的处理；负责质的研究的小组可选择不同民族、不同适应水平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个案访谈和行为观察，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异域文化下的心理适应特征。这样的研究一般有血有肉、点面整合，研究结果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但这样的研究方式也可能会出现结论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分歧上继续研究。
       3、交叉设计。指在一项研究中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交替进行，它适合于一项课题进行深入的扩展性研究。通常在研究开始时先采用一种方法，然后在继续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在研究中一般先用质的研究建立理论假设，然后采用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进一步扩展理论，形成新的研究假设，再采用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验证假设和修改假设。笔者正在进行的“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研究”便采取了这样的研究思路。由于目前有关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系统研究还未曾有，所以首先采取了质的研究范式，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主要采用行为观察、个别访谈和团体访谈等质的研究方法；然后再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提出评估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特征的测量指标，编制出相关的问卷，经预试后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同时，再采取质的研究范式继续对一个民族村寨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以期更深入地揭示少数民族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在前期的研究中，发现少数民族外出农民工面临着较大的来自文化适应方面的压力，故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还拟采用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外出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压力进行深入调查。这样通过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的交叉进行，研究便可以逐步深入与扩大。交叉设计在使用时要求研究者同时对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有精深的方法学训练，否则在研究设计中使用不当，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比使用单一方法效果还差。
       (二)研究立场上的整合
       研究立场的整合与研究设计的整合相对应，是指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不时反省自己的研究角色，调整好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与立场。这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能实现有效整合的关键所在。例如，笔者在对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实地调查中，首先深入少数民族24个村寨，吃、住都在当地人家里，使研究者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缩小了与当地群众的人际距离。在之后的访谈中，访谈对象不再把研究者视为窥探其心理秘密的外乡人，研究者的角色则不仅是研究者，更多的是知心的、可以与访谈对象产生“共情”的朋友。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不时反省自己，抛弃以往的成见，注意倾听每一位访谈对象的心声，体验访谈对象的情感，注意从当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价值理念去理解和看待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情况。而在对少数民族心理压力进行大面积的调查阶段时，则应力图做到研究对象的选取要随机化、调查问卷的指导语和调查内容都应客观化和标准化，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注意不要使自己的语言、身体态势等对调查对象产生诱导。当然，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持主位研究立场，还是持客位研究立场、主位一客位综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课题的性质要求。
       (三)研究资料分析上的整合
       一项民族心理研究中同时存在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时，可以同时收集到不同类型的原始
       资料，在分析资料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有关结果进行分析。对研究资料的分析常有以下几种整合方式：
       一是针对不同的研究结果采取相应的分析方式。研究者在分析量的结果时，应该按照数学概率的规则对研究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分析质的结果时，则要以建构理论、扎根理论为基础对经验资料进行归纳、分析。例如，在对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时，严格按照数理统计的方法在统计软件上进行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时，首先反复地阅读所获得的原始资料，注意不漏掉可供分析的任何信息；然后结合想了解的研究问题(如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来源)进行登记和粗略的大致归类(如首先提出了家庭、社会、文化等几个大的类别，然后在不断阅读、思考、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使归类不断细化和明晰化)，并最终提出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概念和维度结构。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不同方法产生的结果彼此不相容，一方面可以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进行并列对照，为不同的声音提供表现的机会；另一方面，还可以为研究者寻找其他可能性解释提供动力，促使研究者提高分析的层次，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从不同的解释中提出综合层次更高的第三种解释。
       二是对质的研究结果采取定量的分析方法。如对质的研究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基于定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能为开放式材料提供一种量化的途径。它一般通过对开放式材料进行编码、确定分析单元，计算分析单元出现的频数等步骤，把非定量的信息转化为定量的数据，使研究达到最大程度的系统性和客观性，从而增强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另有学者提出，可采用探索性分析方法对质的研究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定量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揭示定性分析难以发现的心理现象的规律。
       三是用质的研究资料来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比如一项有关民族地区城乡高中生场认知方式的定量研究发现，城市高中生的场认知方式存在明显的文理科差异，而农村场认知方式的文理科差异并不显著，那么城乡高中生场认知方式表现出不同特点的原因是什么?与民族地区的教育有何关系?为对研究结果做出完满的解释，研究进一步对所调查的城乡学生进行了小范围的开放性访谈。访谈结果表明，城市文理科分班有一定的科学性，大多数学生在选择文理科时能获得较好的指导，故能在与其认知方式相适应的学科课业领域里学习。而农村高中学生对文理分科重视不够，这种现象很不利于教师按文理科特点进行课堂教学，使得文理科学生分别应具有的能力没有得到较好的训练和培养。这可能是造成农村不同认知方式的文理科学生在创造力测验中得分互有高低，趋于平衡，不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另外，整合不是指两种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指在民族心理研究的全过程之中，渗透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这两种研究取向的思想和方法，二者是否要整合，以何种方式整合，要根据研究主题的特点和性质来定，要以问题为中心，不能倒向为了整合而整合的“方法中心”。而且，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整合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研究者素养是最关键的因素，研究者应在学习和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实际，创造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本土化的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　马　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