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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历史上致力于探索民族问题的优秀先行者。他不但较系统地传播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而且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民族问题，并将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瞿秋白为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瞿秋白 民族问题 民族理论 民族政策
       作者梁化奎，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邮编221008。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99年1月29日，尉健行同志在纪念瞿秋白诞辰百年座谈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理论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问题是指不同民族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问题。广义上讲，它包括民族自身发展的问题，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以及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关于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在相关党的文献、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未见有直接、明确的评价。但从瞿秋白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看，他不仅向中国人民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而且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探索民族问题，并力求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为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瞿秋白也是我党早期历史上坚持致力于探索民族问题的优秀先行者。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还显得相当薄弱。既不见相关年谱、传著在这一视角下的阐述，相关研究文章也并不多见。少数论者对此虽有所论及，但其由于多限于以瞿秋白有代表性的某一单篇民族问题论文为剖析对象，来谈论他的民族观或是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的贡献，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在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史的论著、文章中，对于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往往也只是简略提及。因此，本文拟在全面梳理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进程及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总结其探索民族问题的特点，相关著述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
       一、介绍和传播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这里所谓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主要是指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理论的学说，及在这一理论学说指导下苏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总体上看，瞿秋白对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介绍传播，可以分为在苏联考察期间(1921年初至1922年底)的宣传报道与其在1923年初回国之后的介绍传播两个阶段。
       (一)在苏联考察期间的宣传报道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得益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所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报道。从这种宣传报道看，主要集中在人们颇为关心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还鲜有人深入关注到十月革命后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他在五四运动前就热情讴歌了十月革命。后来，在发表于1921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他还对俄国的民族及民族关系做了“略一观察”。另外，他在发表于1919年2月1日《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曾提出“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实行民族自决主义”。可是，在他所有的这些文章中，却未谈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在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那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那里，此间情形大抵亦是如此。直至1922年1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部分译文首次刊载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先驱》创刊号上；同期，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张国焘、邓恩铭等参加大会，随后带回大会的文件、精神在党内传达，上述状况才有所改观。正是在这种情形下，1921年3月31日，还在苏联进行考察研究的瞿秋白，写出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的“民族问题”部分。同年6月22日，该文在北京《晨报》上首次公开登载。这是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他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介绍传播，当首推此文的写作和公开发表。该文也弥补了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空白。
       从这篇报道写作的背景看，1920年底，苏联国内战争胜利结束，随之过渡到经济建设时期。1921年3月，苏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及时制定了新经济政策。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出发，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在此之前，斯大林于2月10日就已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了《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一文。瞿秋白根据上述会议文件及其他材料写出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长篇通讯，内容包括民族问题、外交问题等五个部分。其中，民族问题被置于开篇，全文约6000多字，它较为系统而准确地译述了斯大林在报告中所阐述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关于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康基柱在《瞿秋白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其概括为译述了苏维埃俄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等九个方面，并逐一做了分析和阐述。康文的概括尽管详尽，却让人难以把握这篇报道的逻辑、重点和特色。总体上看瞿秋白的这篇报道，实际上是在梳理苏共关于民族问题发展的三个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苏维埃时期)的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译述了苏共实行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原则，以及与此相应而实行的民族政策，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组织形式及联盟原则。在译述民族自决的原则时，瞿秋白指出了它所强调的真实内涵。如，各民族“应当认明共同的利益”，“共同经营和平事业，亲密的协作”，“决不能单独分立，不相联络”。他还译述了苏维埃政府为了消灭各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采取的一些民族政策、方针。如，“使本地熟悉地方情形及那地方上人的心理的人管理事务，行使政权”；“以他本地的语言文字发展文化上的事业，报纸、学校、剧院等类”。关于“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应尽之职务”，他在报道中说，苏共现时要做的就是要消灭民族剥削和压迫，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消除各民族问的相互嫉视和积怨，在文化上经济上辅助弱小民族等。为此，“苏维埃共和国边境上各共产党组织，当负特别的责任”。
       这篇报道的特色，首先是它用了“改译”的方式。瞿秋白早在国内时就曾翻译过果戈里的短剧、托尔斯泰的诸多文论。所以，以瞿秋白当时对俄文的掌握程度来说，完全可以照着斯大林报告的原文进行直译。但他为何要选用“改译”的方式呢?对此他当时并没有说明。但从后来他在1925年2月完成对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说》(今译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改译后对此所作的解释看，就不难发现他对传播包括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在内的俄国革命理论
       的良苦用心。他说：之所以采用“改译”的方式，“原意是在接近中国读者”。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瞿秋白亦正是以一句“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来结束他的全篇通讯报道的。从这一考量出发，瞿秋白对斯大林的报告并没有采取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是有选择地对其进行了一些删节和概括。但对于苏共制定的旨在实现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平等的一系列新政策，尤其是在瞿秋白看来对于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内容，则译述得十分详细。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对斯大林报告中一些用词的直译，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文中使用了当时在国内还少见使用的“少数民族”一词。他说：“唯有苏维埃得胜利，确立无产阶级独裁制，才足以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建立民族的平等，消灭民族的压迫。”这篇报道的另一个特色，是瞿秋白在译述中加入了自己对苏联的民族问题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所见所闻所思。瞿秋白并非仅是照着苏共在会议上说的，或是在文件上写的来做宣传报道的，而是先期做了许多资料搜集、实地采访工作。因此，他在“民族问题”的开头、结尾部分，以及在全篇报道的“小结”部分，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大会期间，他从对来自一小共和国的代表的采访中了解到，在他们那里“已可以完全用本地的言语文字，比俄皇时代自由得多了”。这使他相信苏联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之后，“这次大政方针的改变，当有相当的成效”。他总结说，当时，“已经处执政者的地位”的苏共对于解决民族问题，虽然还只是“刚刚着手”，但是，“从共产党民族政策上看来，确为世界历史上开一新纪元”。
       20世纪20年代，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苏联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联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制定革命纲领的重要理论基础。瞿秋自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的传播。1922年1月22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的目的，就是要贯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深入宣传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讲，这是一次对其产生了直接而重大影响的重要会议。当时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度曾因“苦于无从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而为之感到困扰。于是，共产国际急招来正在莫斯科郊外高山疗养院养病的瞿秋白担任翻译工作，瞿秋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1月29日，亦即在瞿秋白生日的当天，他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赤都心史》中的《晓霞》一文。文中写到：“革命的怒潮!呵，如火如荼!现在我能安安逸逸生在此，为远东古国诸同志尽一毫助力，——虽然通译的才能或者不足，然而始终有尺寸的功效，心安意逸。”大会的主要文件之一，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所作的《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就是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再提供给中国代表阅读的。这个报告后来又以《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为题，分三期发表在《向导》周报上。会后，中国代表团带回的大会的文件和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包括民族纲领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此而言，瞿秋白在这次大会上起到的作用，自然不可低估。
       (二)1923年初回国之后的介绍和传播
       1923年1月，瞿秋自从苏联回到国内。他一到北京便写到：“秋白离中国两年，回来本急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以及俄国现状，与国人一谈。”从他回国后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传播看，他把这种传播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和党的民族纲领的制定，与中国革命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客观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者相得益彰，充分彰显出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内先驱者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回国后在这方面的传播，集中体现在他于上世纪20年代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及相关书信中。这里择其一二，略加分析和阐述。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群体中，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曾有过在大学执教的经历。他们重视对进步青年的引领，把大学讲堂看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爱国青年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比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就曾率先开设过“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而在大学讲坛上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专题介绍现代民族问题的，瞿秋白当数第一人。他于1926年1月完成的《现代民族问题讲案》，就是他在上海大学开设的“现代民族问题”课程的讲授提纲。该讲案共有四讲，约15，000余字。其中第四讲，“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重点介绍的就是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内容包括：“苏联无产阶级国家中民族问题的性质”、“苏联之民族成分”、“苏联之民族政策”、“苏联的国家组织与民族问题”。瞿秋白指出：“苏联现在的民族问题可以做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之实例”；苏共的“民族政纲便在于一方面扫除大俄罗斯人的自大，别方面消除弱小民族的怀疑，实行真正民族平等的政策”；苏联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即是“民族自决直至分立国家”；“苏联既是多民族的国家，国家的组织便当然要适合民族问题的解决”，因而它最初采取的是“先组织大俄罗斯地方各民族的苏维埃自治国及自治区的联盟——称为苏俄”，随后又“改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谓苏联”。文中，瞿秋白还突出介绍了“民族自决”原则的基本内涵，苏联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步骤。总之，这是继《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之后，瞿秋白对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又一次集中论述。
       《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是瞿秋白于1924年11月7日发表在《向导》周报第90期上的一篇文章。该文介绍了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弱小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还比较落后的原因，致使在苏联民族问题中仍有所反映和表现的自大的、狭义的民族主义的危害，以及必要的应对措施。文中，瞿秋白深刻指出：“十月革命的结果，当然也不是霹雳一声地解决民族问题，不过是造成各民族真正自由结合的基础罢了。”正是在实际发展进程中，苏共才“经验到解放弱小民族并组织被压迫民族以抗帝国主义之具体方针”。十月革命对于弱小民族的意义便在于：“因无产阶级革命而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得到强有力的友军，各地一切弱小民族应当急起直追，联合已得胜利的苏联各民族，合力彻底颠覆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竭力巩固发展各民族间的自由合作及自由结合。”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还把苏共1924年通过的对于民族问题的议决案中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现在的具体办法”的七项内容及时附在了文章的结尾处。可见，瞿秋白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新的内容和精神的关注。
       国民革命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积极回应国民党右派与反动军阀对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和攻击，是维护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及维护共产国际形象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力宣传我党制定的民族纲领的必然要求。1926年4月，瞿秋白以《向导》周报
       记者的名义在代陈独秀答复一位读者的公开信中说：“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方今世界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苏俄十分明了这一问题的意义，它而且根据列宁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确定民族政策。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根本上，就在承认被压迫民族之民族自决权”，“苏俄历来的民族政策就是列宁主义的应用”，“其民族政策根本就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国民党右派与反动军阀百般歪曲和攻击苏俄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其“较显著的共同之点”在于：“他们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第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在人类社会进化历史上的意义，其立国的原则及其现行的政制”；“他们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民族问题的意义及其解决的方法”；再者，“他们一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一面对于中国从前的所谓藩属，又企图施行帝国主义的政策。”
       综上，在当时国人对苏联的认识还十分贫乏的情况下，是瞿秋白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同时，这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方法上的基础。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
       从“民族”一词的广义用法上讲，五四运动后瞿秋白对中华民族出路的探索，也就是其探索民族问题的肇始。1920年初，瞿秋自在李大钊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就已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他在苏联考察期间，除了采访、写报道，还利用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任教的机会，用半年多时间认真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1921年5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其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因此其转正之后，既是俄共(布)党员，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瞿秋白回国后加大了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宣传力度。与此同时，他在为中国共产党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以及在他为中国共产党六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及其所写的《中国之所谓“五族共和”》、《国法学与劳农政府》、《<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等众多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民族问题，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个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关于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早在1921年2月6日，瞿秋白在与同行者俞颂华、李宗武联名发表在苏联《消息报》上的《致俄国工人阶级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中，就已初步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之于中国人民的意义。文中说：“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1926年初，他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中还深刻指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同年4月，他又在《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十年来实际上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并指示中国革命的前途。”瞿秋白指出，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根本上，就在承认被压迫民族之民族自决权”，“苏俄历来的民族政策就是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认识观点，实际上也就讲明了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之形成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的一次国际大会上的演说中还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构成民族的要素则是在此之前就早已形成了。依照这些论述思想，瞿秋白指出：民族形成之第一步乃是因商业之发展，随之各种族便有了言语、风俗、法律、政治等统一的要求。及至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对统一市场和“民族国家”的要求，使现代民族之形成有了更加切实的经济基础。因此所谓“民族者乃因资本主义之发生及发展而形成之一种人类的结合，有内部的经济关系，即共同之地域以及共同之言语文化等者也”。由此观之，民族定义的“第一要点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第二为地域之限定”，“第三即此地域内言语文字等文化关系的统一”。瞿秋白还深刻指出，随着生产力的集中和发展，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要求，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和国家的界限必然要被“打破”。那时，“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处处强分界限的现象也自然消灭”，因此，“民族并非永久的，资本主义完全消灭后，民族也要随之而消灭”。他在发表于1923年9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期上的《国法学与劳农政府》一文中，就此还进一步阐释说：“‘民族’固然形式上成就于封建时代，然而那时只是闭关自守的一个自给的政治经济单位。只有到资产阶级的‘民治’时代，方才把他代表各阶级联合的总体，立足于国际之间；最早即运动成立那所谓民族的文学，民族的文化，言语的统一。”
       (三)关于帝国主义之前的民族政策
       依照苏共对民族问题做出的三个时期的划分，瞿秋白将民族问题之历史亦分为帝国主义前、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三个阶段，并在《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中的第二至四讲逐一做了详尽阐述。关于帝国主义前的民族政策，瞿秋白认为，以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可以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又可以将其统称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民族政策时期。瞿秋白指出：“国家主义之政策，大率在所谓同化政策”，即“一国内的强大民族，因为要侵占弱小民族的市场，便在言语、风俗、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输入自己的国家主义，同化这些弱小民族”。它既可以是“所谓和平的同化政策”，又可以表现为“毫不客气的厉行强力的同化政策——法律上剥夺参政权、教育权、言语权，与以种种限制”。而在受压迫的民族国家里，其民族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异化政策”，是使人“发生幻想的民族主义”。瞿秋白深入指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还通过收买弱小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使其成为剥削弱小民族平民的工具；遏制弱小民族的文明化，对其民众实行愚民政策；利用狭义的民族主义、所谓的国教、种族与民族相混淆的观念等手段，对外实行殖民侵略政策，对内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四)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
       瞿秋白认为，资产阶级“民治”时代初期，其民族运动“确是革命的、进步的、适应新社会组织的原动力”。及至资产阶级的国家及政权巩固之后，它便“渐渐的代表不得全民族了，所谓‘民族’渐渐的变成勉强遮盖阶级矛盾的空名词，模糊阶级意识的空概念”。至此，它“便丧失那第一时期中的进步性质”。表现在：“(一)资产阶级便以民族为名义而实行阶级专政，高唱‘民族精神’、‘国民文化’、‘国家高于一切’，以此驱迫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的国外战争；(二)以民族的名义离间各国无产阶级；(三)如一国内有许多弱小民族，则统治者的民族更要离间他们，使互相仇视，以便于自己的统治他们；(四)以民族利益、国家利权的名义伸张自己的势力于国外，而实行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所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的民族形式，则完全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显著特点，是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紧密相联，所谓殖民地问题“不过是民族问题的扩大”。“实际上是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因而，“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便是要努力扫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赞助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之“筑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而苏联则为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实例”。
       (五)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态度和主张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最早可见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该宣言中明确提出：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这份由瞿秋白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党的最低纲领部分讲到：“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同年8月，瞿秋白在《向导》周报第36期上发表的《中国之所谓“五族共和”》一文中说：“满人说汉族欺侮他们，蒙人说只是一族共和。当初辛亥革命的成功在那里?那里来的所谓‘五族共和’?”1924年3月，瞿秋白又在《向导》第57期上发表的《<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一文中说：“中国的平民与蒙古的平民同受列强压迫，同受中国军阀的压迫，自然应当联合起来。可是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呢?只有大家互相承认绝对的自决权，方能有友谊的结合。”他认为方法是“建设平民的联邦，并谋发展实业，增进文化，——实行反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决不能“让中国军阀来实行那种旧的理藩政策”。文中，瞿秋白还批驳了时人提出的“派兵镇压”、“拓边侵占”的政策。他说：“这完全是代表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的话。二十世纪的中国里，居然还有人主张这种理藩政策，真是奇妙不可思议!”1926年3月17日，《向导》周报第146期登载了瞿秋白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对于蒙古问题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蒙古亦是一种民族，和汉族一样。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则我们亦应该放弃中国历来对于蒙古的传统的政策。”同年4月，瞿秋自在为《新青年》撰写的《战壕断语——中国革命者的杂记》中，还把“贫苦的牧民群众”看作是民族地区开展“革命运动的根本动力”，并提出“建立真正自由联合的中华平民联邦”。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是由瞿秋白起草的。“决议案”中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十大口号之一，就是要“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931年7月，瞿秋白在《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一文中，驳斥了有人提出的对少数民族实行所谓“同文政策”的观点。他说：我们对待蒙古、西藏、新疆，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对待弱小民族那样，“实行强暴的同化政策”，相反，应当“联合这些民族去反抗帝国主义”，“如果要联合他们，就一定要表明自己抛弃对于他们的侵略压迫和同化政策”。他指出：“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阶段，还没有完全建立真正全国的统一市场，因此，各地——各区域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仍旧有相当隔离的状态”，所以同文政策“是不当有的”，“是不可能的”。他在《新中国的文字革命》一文中则强调指出：“中国不但是汉族的民族，还有回族、西藏族、蒙古族、黎、苗、彝族等”，对于这些弱小民族“不应当实行”、“也不能够实行强迫的同一政策”。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宣扬的“民族主义”的欺骗性。他在写于1927年12月7日的《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的文章中说：“国民党用了民族主义，可以任意以‘民族’的大帽子来压迫工农”，“一切压迫工农的政策，都可以以民族的名义行之”，“一切卖国屈辱的政策，也可以以民族的名义行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至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瞿秋白关于这方面的揭露、批判文章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详述。
       仅从上述几方面看，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问题，包括中国民族问题的探索思考，其内容应该说还是相当丰富。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为筹划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的题词中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这个评价在这里也可以得到深入验证。他的这些态度和主张，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使得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人民群众广泛投入到这个斗争中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政治动员作用。
       三、瞿秋白对我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成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历史上，由于封建地主阶级长期推行的民族压迫和仇视政策，也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所采取的分裂和侵略政策，致使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各民族问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差距极大，民族偏见、民族积怨往往极深。因此，作为社会总问题一部分的民族问题，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事关中国革命的全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五四运动后不久，瞿秋白即自觉开启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思考。
       十月革命胜利后，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向往和憧憬之情。但是，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对其了解和认识又甚少。一如瞿秋白其时描述的那样，“虽有许多传说，许多宣传”，可是“究竟如何情形”，“总不知详细”。乃至在1923年初，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也还在说：“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域”。在此情形下，从1920年底至1922年底的两年间，瞿秋白通过对苏联的实地考察、研究，向国内发回了60多篇通讯报道。以《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民族问题”的报道为代表，其内容已经深入触及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层面。因此该文也被今人看作“是继1920年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新青年》杂志译载《论民族自决权》之后，又一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著作的系统译述”，是
       “我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关于瞿秋自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观泉先生曾做出过评说。他认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如若没有一批“赤色知识分子”，把马、恩，列宁以及早期斯大林的经典著作理论，还有苏共、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文件翻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靠“悟”是悟不出来的。在这方面，“瞿秋白的努力贡献实在太大了”。由此考量瞿秋白在传播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上的贡献，说他是在中国较系统地传播了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第一人，实不为过。
       与同时代的人对于民族问题的探讨多零散、单薄地见之于不同论题的文章中不同，瞿秋自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传播和探索思考，不仅数量引人注目，而且内容十分集中。粗略统计，瞿秋白直接论及民族问题的文章就约有10余篇；仅《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的“民族问题”部分与《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两篇文稿，就有2万多字。进一步看，他是把民族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其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传播和探索思考已广泛涉及：关于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民族的概念、特征及发展形态、发展过程的研究；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民族与阶级、国家的关系问题，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问题；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民族政治理论；中国的民族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不仅如此，内容还集中在：介绍和传播苏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及其当时实行的民族政策；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及其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以及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自此过程中，瞿秋白给予了民族问题以热情而持续的关注，并彰显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开拓创新精神。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深入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揭露了资产阶级提出的“民族主义”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总之，从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度、关注时间之久、关注层次之深等方面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做到像瞿秋白这样的，的确并不多见。从学术研究层面上看，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传播和探索思考，事实上也为民族学、民族理论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而像《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的“民族问题”篇与《现代民族问题讲案》，则至今仍不失其思想价值和学术地位。
       瞿秋自在民族问题上探索思考，还具有这样三个突出特征：
       1、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民族问题，并使之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1927年2月，瞿秋白在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中，将“文集”的第七部分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在此标题下又专列出“国家与民族问题”一章，并将其所写的《国法学与劳农政府》、《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两文收录其中。显示出他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视，同时这使他对民族问题的探索思考也就始终能够建立在这一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瞿秋自在自编的这个“论文集”所写的“自序”中说：“革命的理论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而在《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中，瞿秋白则又很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得到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民族问题；还要有长期的工作，处处找那具体的实际的方法”，惟此方能实现“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党纲”。
       2、贯穿了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各民族共同发展等先进理念。瞿秋自在《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中指出：革命胜利之后的工农“大结合的建设期”，若不能将“平等自由的原则之正当的确定”，那么，“多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内的革命职任——工农结合——便无从进行”。因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政纲便在于：“消除弱小民族的怀疑，实行真正民族平等的政策”。它包括：“反对民族间的一切强迫政策”，“平等友谊的民族结合”，“扫除民族间的一切不平等，一切特权”，“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发展各民族的职业教育”，“在各民族中建筑工厂、电站”，“保证各民族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等等。在多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上，瞿秋白还把苏联采取的“各小民族依他经济政治的发展程度”、组织“地方各民族的苏维埃自治国及自治区”的做法，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世界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大联盟之模范”。
       3、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在当前的紧迫任务统一起来。瞿秋白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各民族因之而日益趋于同化”。可是，这一发展趋势“却不是各民族的合作”，而是经济力强的国家压迫剥削经济力弱的民族，“以强力阻止弱小民族的互助结合”，“以遂其一民族同化其他小民族之阴谋，以求垄断这些小民族地域里的经济政治势力”。所以，“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便是结合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劳动平民，筑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推翻一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非此“各弱小民族也就不能得着根本的解放”。
       综上所述，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是具有开创性的，其探索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而且为后来我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责任编辑　马俊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