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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庄严的宣示，不仅表明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已经提升到一个新境界，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依然是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思想，为人类社会19～20世纪之交带来了巨大的希望，而“社会主义掌握了这种希望，并对其注入活力”。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革命曾展现了风起云涌的壮阔场面，社会主义建设也展现了交相辉映的伟大成就，成为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抗衡的最强大力量。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的实践虽然经历了潮起潮落的曲折，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逆转，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光芒依然是昭示世人走向未来的明灯。曾几何时，冷战结束之际，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治演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共产主义大失败”为代表的舆论一度纷至踏来、不胫而走。同时，西方世界提出了种种试图重新解释世界的理论——“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阐释和影响。
       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冷静地意识到：“自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后，任何政治思想都未能提出复杂的思维和远大的目标。”同时，鉴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们也认识到：“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那么这一目标应该重新树立。而不应该停留在空洞的许诺上。”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着眼点：科学解读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富裕，正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成为“空洞的许诺”的“重新树立”。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发展不仅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地、脱离国情实际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挫折和失败。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则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凭空而来的构想，而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形成的最新成果，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在十六大以来的五年中，突出地展现了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突出地显示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快速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本身，也在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集中地表现了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与时俱进。因此，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各个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不断探索中确立的，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发展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体现了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道路民族性特点的论断，而且反映了符合国情实际的科学性内涵。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由此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开放发展、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
       实事求是，就是立足于国情实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最大的国情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开放发展，就是吸收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与时俱进，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党历经艰辛，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遵循这一原理、立足国情实际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就。需要我们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地坚持、勇于创新地发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多民族国情实际相结合，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题中之意。中国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保障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政策载体，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机制。同时，我们在观察和评估这一制度实践成效和存在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
       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同样，也是进行国际比较、借鉴、引进、吸收的根本依据。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社会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考虑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这一论断，无论对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国情实际，还是了解、研究其他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都是必须遵循的基本立场。否则，就难免陷入或“妄自菲薄、自甘落后”的屈从，或“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盲从。而这两者的教训在国际经验中都不难汲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概括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指导方针，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概括的十二条，就集中体现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的“因地制宜”的时代性发展。这些基本观点和指导方针，既是我国民族工作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民族理论研究深化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同时，我们必须牢固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民族工作实践和民族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民族工作的推进和民族理论的探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认识、丰富和发展。
       当今时代，中国在不断融入世界，世界也都在关注中国。其中也包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关注，诸如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际合作研究等项目也在进行。从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角度讲，吸收和借鉴先进的国际实践经验，运用和采纳先进的理论方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的是使这些具有人类社会文明成就特点的经验或理念能够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效法或取而代之。这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推进我国民族理论事业的发展必须符合这一基本要求，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上的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但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民族问题主题是发展问题，由此决定的民族工作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也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要求的题中之意。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立足国情实际、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共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也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推进民族理论的发展，必须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意义。
       在中国当前的发展进程中，无论从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突出困难和问题，还是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等方面，都关系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如何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来源于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或民族地理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都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也不是简单靠GDP增长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的所有要求，同时关系到文化、宗教、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族际关系等一系列复杂而多样的问题，需要在把握发展规律、转变发展观念、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效益和质量的要求中去探索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推进民族理论的发展，必须深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甚至从加快到跨越式发展的实践。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新时期民族工作方面形成了_二系列基本思想和政策指针，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概括的十二条。其中既包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内容，也包括了从中国民族问题国情实际出发的经验总结。这些思想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民族理论学界认真研究，科学、准确地解读，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族理论提供智力支持。
       目前，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仍然存在思想束缚、观念局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类社会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这些基本观点方面，学术研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其重要原因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等同于“苏联模式”产生的思想误区。事实上，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结果，而非相反。所以，推进民族理论的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既要科学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又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理论，在立足国情实际和科学发展的实践中探索、总结、提炼、推陈出新，而不是妄自菲薄、另起炉灶。
       
       责任编辑　刘世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