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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鸣的《凤凰村的变迁》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周著”)，是根据美国学者葛学溥(D.H.Kulp)《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社1925年版，以下简称“葛著”。中译本由周大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书所做的追踪调查与研究。作者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全面展示了凤凰村80多年来的变迁，就一些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与葛著进行了对话，并从中观和宏观的视野，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传统文化复兴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讨了乡村都市化的途径与方式，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推出的重要著作之一。纵览全书，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特色：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该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踪调查研究法，二是动态的民族志方法。
       追踪调查法是研究社区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基本做法就是回到先前被调查过的社区重新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法一般又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由同一研究者从事前后两次调查，通过比较，分析该社区的变化。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必须相隔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前后变迁的情况。我国有不少学者采用这种方法做过调查研究。例如，费孝通曾于1936年到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做实地调查，并根据调查资料撰写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后又多次到江村追踪调查，写下了《江村五十年》等著述。再如，林耀华于1943年考察了凉山彝族，撰写了《凉山彝家》(1947)一书，后又二上凉山、三上凉山，1995年将历次研究著作结集为《凉山彝家的巨变》一书出版。
       第二种形式是由不同的研究者先后调查同一个社区，由后者根据前者的著作，与自己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比较，由此阐述该社区的文化变迁。由于两个不同的调查者在理论取向以及收集资料的方式和种类上都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前后调查的情况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结论也有差异。我国一些学者已采用这种追踪研究的方式。例如，林耀华曾于20世纪40年代以福建省闽江畔的两个乡村家族的兴衰为线索，写了一部小说体裁的社会研究著作《金翼》，于1944年和1948年用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1986年至1989年，庄孔韶5次访问了《金翼》一书所描写的县镇，追踪金翼之家的后裔和书中所述人物中的尚存者，并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撰写了《银翅》(1920—1990)一书。周大鸣的《凤凰村的变迁》也属于这一类型的追踪调查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中外人类学家，曾以社区研究为手段调查研究中国的一些汉族乡村，出版了一些影响中外学术界的重要著作，这些乡村自然就成为学术名村。周大鸣追踪研究的“凤凰村”，在这一系列学术名村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因为它是中外学术界第一个从民族志的角度研究的中国乡村。
       上世纪1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来到中国，任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他根据1918年、1919年、1923年的调查资料(主要由来自凤凰村的学生所收集)，撰写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该书作为民族志式的研究，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以及社会控制和社区组织的情况。
       葛学溥在书中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家族主义”(Familism)。他认为，华南汉人十分重视家族，人们的所有行为、思想、观念和规范等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村落的其他制度，如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亲属制度等也都是围绕家族这一核心的。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务、行为，都会被采纳、推行。该书是第一本有关华南汉人村落社区研究的论著。后来一些西方汉学人类学家，如弗里德曼(M．Freedman)、武雅士(A．Wolf)、华琛(J．Watson)等，都曾引用该书的资料，讨论过其中的某些概念。
       葛学溥关于凤凰村的调查研究距今已有80多年了。周大鸣为追踪调查风凰村，于1994年10月寻找到凤凰村，并找到当时已92岁高龄并了解葛学溥调查经过的戴贤昆。1995年1月、12月，1996年3月、5月和7月，他又多次前往凤凰村进行田野调查，回来后撰写了《凤凰村的变迁》一书。
       周大鸣通过扎实的追踪研究，赋予了凤凰村新的学术生命。他用文化变迁的理论和方法，再现了华南一个村落近百年的变迁过程，并对葛著中的71个结论一一做了回应，主要从人口特征及变动、婚姻与家庭、生产经济、民俗与信仰、宗族制度、村镇政治制度、与周边村落的关系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还纠正了葛著中的一些错误的结论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误解。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特色是采用了动态的民族志方法，探讨了80多年来各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如经济生活的变迁、婚姻家庭的变迁、信仰和习俗的变迁、人口的变迁、宗族制度的变迁、教育制度的变迁、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变迁，分析了变迁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还讨论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现代化问题，阐述了乡村都市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该书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国家与社会是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弗里德曼对中国汉族村落社会的宗族研究强调，中国的村落研究应该注意探讨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萧凤霞对新会环城区的调查，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她还论述了政府的意识是如何渗透到农村的；施坚雅同样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关注，不过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从经济人类学的路径展开的。
       在葛著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他所说的“家族主义”与所谓的市民性、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不相容的问题，对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则探讨不多。而在周著中，既探讨了家族主义，同时也注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和分析。
       周著指出，自葛著出版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治理方式的变革非常频繁，这方面的变迁往往比经济本身的变革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还要深远。
       1949年之前的乡村政治制度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政府对乡村的直接干预少，行政的影响有限。虽然建立了保、甲制度，但那些保甲长作为宗族或房支的领导人，只是乡村与政府之间的中间人(向官方传达民间的意见、代理官方收税或办理其他事务)，而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二是自治性政治，亲属关系和家族制度、士绅阶层、祖先与神灵崇拜、社会道德与舆论，成为统治乡村的主要力量。三是土地制度是家庭占有和公堂(祠堂)占有并存。
       周著通过扎实的人类学调查指出，1949年以后，政治制度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社会的政治、行政、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心合而为一，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乡村人口被划分为不同阶级，每个人都被组织到一个社会组织之中，那种以亲属和家族关系整合的村落社区已不复存在。土地制度也经历了从“耕者有其田”，到合作化、公社化，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作者认为，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国家根据自己的理念对乡村社
       会进行重塑的同时，乡村本身也在不断适应国家的变化。
       第三，分析了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者不仅对凤凰村的各种制度和习俗做了全面的描述，而且探讨了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葛学溥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但他眼中的传统和现代并不对立。周著则认为，现实的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社会改造者的预想。打破一个旧的秩序并不难，但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产生便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根据凤凰村的文化发展脉络，展示了传统和现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对立统一过程。他指出，从凤凰村的变迁看，其村落文化的发展是持续的、不可分割的。政治的变迁虽然引起了村落各方面的变化，但一些最基本的因素却顽强地保存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如乡村最基本的一些制度，诸如家庭、婚姻、信仰和习俗，就没有发生什么质的变化，观念层面的文化更是难以改变。社会改造者由于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于是就把所有传统，如小农精耕细作方式、多种形式的副业、民间宗教信仰、宗族制度、行为价值等，都视为落后的、封建的东西加以打压。而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则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只要有某一部分复活，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而且复兴运动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经蜕化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反应运动”。
       第四，探讨了乡村都市化的途径。乡村都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解决乡村都市化中存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周著在此问题上也做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存在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所以乡村都市化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就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乡村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走上都市化之路。周著还指出了导致“二元结构”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认为，乡村都市化就是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即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的过程。
       周著在凤凰村研究的基础上，把都市化归结为五个方面，并从这五个方面一一进行了研究分析：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加；二是生产方式的改变，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出现了农业的多样化和经营方式的市场化；三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娱乐向都市生活转变；四是大众传播、传播媒介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乡村都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结，而是城市化的起步。
       总的来说，《凤凰村的变迁》一书不仅在研究方法有一定特色，不同于传统的民族志，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人类学著作。
       (作者杨小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地址：广州市，邮编510275。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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