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7世纪50年代初南诏已出现在洱海地区。吐蕃势力入滇后，在7世纪50年代末也进入洱海地区。南诏与吐蕃从最初的接触往来到公元752年公开结盟，维持和发展了近百年的长期关系。双方结盟前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公开结盟前，决定南诏与吐蕃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双方自身的发展需求、各自的利益及拥有的实力。
关键词：南诏 吐蕃 结盟
作者赵心愚，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41。
南诏与吐蕃于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年）公开结成政治军事战略联盟，南诏王阁罗凤受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以此年为“赞普钟元年”。公开结盟是双方关系的一大跃升，而这一重大发展又显然同双方在结盟前的长期往来有关。那么，结盟之前南诏与吐蕃双方关系如何，双方结盟的动因和基础何在，这是研究南诏与吐蕃关系史必须解决的课题。笔者拟根据南诏、吐蕃及唐王朝有关文献与史籍的记载，对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在南诏与吐蕃关系的研究中，对双方结盟前的关系，目前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是从双方公开结盟谈起，以阁罗凤被册封为赞普钟作为南诏与吐蕃开始建立关系的起点。或略前推一点，以南诏攻姚州杀张虔陀作为讨论的起点。参见秦佩珩：《关于南诏史料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6期；芮逸夫：《唐代南诏与吐蕃》，《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台湾唐山出版社1989年版。）对结盟之前的双方关系基本不涉及、不探讨。这种观点显然未将这几十年的双方关系视为整个南诏与吐蕃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是将南诏与吐蕃关系同公元738年唐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联系在一起。认为南诏政权开始于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这一年。政权此年才开始，那么南诏与吐蕃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也只能始于此年，因而对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之前的南诏与吐蕃关系也就不做探讨。（注：参见宋蜀华：《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其三是将南诏与吐蕃关系同南诏破吐蕃、灭五诏、逐河蛮的军事扩张行动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在地域上，南诏因与吐蕃相隔遥远，素无联系。”在唐王朝将南诏作为扶持对象后，南诏才在唐的支持下，“在驱逐吐蕃势力的同时，统一了六诏地区，成为唐王朝抗御吐蕃王朝的西南屏障。”（注：陈楠：《吐蕃与南诏及洱河诸蛮关系丛考》，《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认定南诏与吐蕃此时才开始有了关系。其四是认为，南诏本长期忠心于唐，政治上一贯亲唐，所以后来才成为唐在这一地区的扶持对象。持这一观点的有范义田先生、台湾学者王吉林先生和马曜先生。（注：参见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77页；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57、158、163页；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6页。）这一观点一方面承认了公开结盟前南诏与吐蕃已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又坚持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之前的关系就是一种长期不变的敌对关系。
笔者认为，南诏与吐蕃在公开结盟前，不仅长期保持接触，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随地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几十年间，南诏虽然在不少时候表现为亲唐，与唐关系密切，但实际上倒向吐蕃一边或在吐蕃控制下的时间也并不短，还有不少时间是与唐、吐蕃同时保持关系。
学者们之所以认为南诏一贯忠心于唐，长期与吐蕃敌对，与其对唐和南诏文献中一些记载的理解有关。笔者认为，对文献资料需做具体的分析，例如，从《南诏德化碑》碑文可知，此碑撰文立碑在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之后，阁罗凤虽公开叛唐，但想说明叛唐是不得已，责任在唐，因而碑文中的一些说法显然不完全可靠。退一步讲，即使说的是事实，实际上也只是反映某一时期南诏与唐有着密切关系，不能因此而得出南诏政治上一贯忠于唐的结论。例如，唐代文献《封蒙归义云南王制》中，有“归义，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语；在张九龄起草的另一敕书中，还讲到“卿于国尽诚，在边为捍，委寄得所，朕复何惊”。（注：张九龄：《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
全唐文》卷287；《
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册封第二》。）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献均是南诏归唐之后的，反映的是南诏与唐关系最密切时期的往来。因此，这些文献所记即使是事实，也只能说明这一时期南诏的政治态度，同样不能因此而得出其一贯忠于唐的结论。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书是代表唐王朝官方写给蒙归义本人看的，大加褒奖赞誉本是这类官方文书的常例，其中一些文字与说法显然需要分析。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对照敦煌吐蕃史文献中关于南诏的记载后认为，这些话实际上“是故意做了文字上的夸张”，是“夸赞之词”。（注：参见［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51页。）笔者基本赞同这一看法，并想进一步指出：不仅敦煌吐蕃史文献中的材料可证明唐代文献中的这些说法不能不加分析地作为依据，而且从唐代同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可看到类似的证据。在同为张九龄起草的《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中有这样一段值得分析的话：“近得卿表，知蒙归义等效命出力，自讨西蛮。彼持两端，宜其残破，苟非生事，定是输忠。亦卿等指麾，更张远略。” （注：张九龄：《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
全唐文》卷284。）敕书中提到的“西蛮”，有学者认为指吐蕃，也有学者认为指西洱河蛮。关键的是“彼持两端”四字中的“彼”字，有学者认为指的是西洱河蛮，即蒙归义所讨“西蛮”。但从整个文意来看，此处所谓持两端者当理解为南诏，否则就不会有其后的“苟非生事，定是输忠”语。王忠先生分析了史料史籍中的有关材料后明确指出，“其时，河蛮已通吐蕃”，“是时，诸诏皆通吐蕃”。（注：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39页。）唐对包括南诏在内各诏潜通吐蕃也并非完全不知。在前面提到的《封蒙归义云南王制》中，就有“瞻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敢肆蜂虿”等语。此处的犬戎即指吐蕃。唐在这一封王制中讲这些话，是颇有深意的。结合敦煌吐蕃史文献材料和以上敕书来看，唐实际上是警告南诏不得再与吐蕃往来。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唐对当时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应有所察觉，只是写给蒙归义本人看的书信中不提或不明确提而已。这应是一种政治手法，所以在给王昱的书信中说法就明显不同了。唐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仍大力扶持、支持南诏呢？主要原因在于，南诏与其他几诏不同，虽与吐蕃暗中往来，但又与唐仍保持关系，不公开反唐。（注：参见赵心愚：《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也有学者认为，唐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南诏、扶持南诏，是为了将南诏争取过来，使之不再与吐蕃往来。（注：参见［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第50页。）这种看法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将南诏争取过来，实际上就是打击吐蕃。
二
要考察南诏与吐蕃结盟前的关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其一，关于吐蕃王朝势力何时入滇的问题，是研究南诏与吐蕃结盟前建立关系的起点。因为在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中，吐蕃一直处于主动和强势，吐蕃王朝势力入滇是双方建立关系的前提。对此，学术界有唐永隆元年（680）前后说（注：参见杨增适：《迪庆藏族族源琐议》，《云南藏学研究论文集》第二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其依据是《
资治通鉴》永隆元年七月条载：“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吐蕃。”《新唐书·吐蕃传》亦有基本相同的记载。）、永徽三年（652）说（注：参见［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第26页。）、咸亨元年（670）说（注：参见方国瑜：《唐天宝年间洱海地区战争的具体分析》，《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第124页。）和麟德元年（664）之前（注：参见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第9页；宋蜀华：《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赵橹：《南诏北臣吐蕃发微》，《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4页。）等诸说。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吐蕃进入洱海地区的时间不仅在唐设姚州都督府之前，而且当在7世纪50年代末。换言之，当南诏作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出现在洱海地区后不久，吐蕃势力就开始进入这一地区了。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详论。
其二，南诏兴起于云南洱海的时间也与南诏与吐蕃结盟前建立关系的问题有关。南诏初为云南洱海（唐代史籍称“西洱河”、“洱河”）地区的六个部落政权——“六诏”——之一，本称蒙舍诏。（注：马长寿先生认为“南诏之名应当是后起的……当在其他诸诏成立之后”，此说应是。见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页。）关于南诏建立的时间，各种史志的说法不一。《新唐书·南诏传》载：“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以此记载，南诏的创始者即舍龙，但舍龙无事迹可考，直至细奴罗时，史籍中才有了较具体的记载。唐樊绰《云南志》卷3载：“细奴罗当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皆得召见。赏锦袍、锦袖紫袍。”细奴罗在唐高宗时已是蒙舍诏诏主，其开始任诏主的时间也就可能早于此。《南诏野史·细奴罗传》载：“张乐进求……举国逊之，于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即位，年三十二岁，建号大蒙国。”又称：“永徽癸丑四年，遣罗盛炎入朝唐。”（注：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结合《云南志》以上记载分析，细奴罗开始任诏主应在贞观末年。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细奴罗，仍只是部落政权的首领。但在击败其东北面白崖地区的白国首领张乐进求并控制了一部分白蛮后，南诏势力大增，开始成为得到唐王朝承认与支持的地方民族政权，其时间应在永徽年间唐赵孝祖进军西洱河地区之后，不会在其前。《
南诏野史》将细奴罗开始任诏主与击败张乐进求建大蒙国的时间混淆了，都记在贞观末年，这与史籍中的西洱河地区记载不合。（注：参见方国瑜：《南诏之兴盛》，《方国瑜文集》第一辑。）
作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南诏至迟在7世纪50年代初就已出现在洱海地区。此时吐蕃王朝早已崛起于青藏高原，并不断东向发展、扩张，南下入滇是吐蕃整个东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与吐蕃在地理上相距比较遥远，但随着吐蕃王朝兴起后的东向发展和南诏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两个民族政权之间逐渐有了接触与往来，吐蕃势力一步步深入到洱海地区，便使南诏与吐蕃从开始接触、往来到密切联系，经过双方长期保持发展关系，为公开结盟准备了条件。（注：考古资料表明，滇藏地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经横断山区几大河流天然通道有了往来。此处指的是政权间的接触往来。）
其三，公元672年（唐咸亨三年）发生的蒙俭之乱，是南诏与吐蕃结盟前影响唐王朝、南诏和吐蕃三方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证明此前南诏与吐蕃已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吐蕃势力对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蒙俭之乱是在吐蕃支持下发生在姚州地区的大规模叛乱，西洱河地区不少部落卷入。唐派梁积寿率大军前往征讨。对于这次大叛乱的首领，《唐王仁求碑》有明确记载：“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三岁，犬羊大扰。”（注：《唐王仁求碑》，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重要碑刻录文》。）方国瑜先生认为，梁积寿击姚州叛蛮的军事行动即镇压蒙俭为首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方国瑜先生考证后指出，蒙俭不是别人，正是南诏当时的诏主细奴罗。他认为，阳瓜州在蒙舍川，唐设为州，以蒙舍诏主为刺史。所谓“蒙俭”，即“蒙迦”、“蒙迦独”，也就是细奴罗的又一名字“龙迦独”。（注：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页。）方国瑜先生这一看法确有其理由，也很有意义，但与唐人所记不合。樊绰《云南志》卷3载：“次男成节，蒙舍州刺史”；又卷5载：“蒙舍北有蒙嶲诏，即阳瓜州也，在同一川。”以此记载，唐以蒙舍川为蒙舍州，蒙舍诏诏主应为蒙舍州刺史，阳瓜州刺史蒙俭应为蒙嶲诏当时的诏主，并非蒙舍诏诏主，不太可能是细奴罗。
由于蒙俭之乱是在唐蕃争夺西洱河地区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尽管蒙俭为蒙嶲诏诏主的证据更多，但与南诏同在一川的蒙嶲诏及其他一些部落亲吐蕃并大举反唐，说明吐蕃势力不仅已深入到西洱河南部地区，而且在其影响下该地区还出现了力量不可低估的亲吐蕃势力。（注：参见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4页。）在这样的形势下，与亲吐蕃的蒙嶲诏同在一川的南诏和吐蕃接触往来便也是十分自然的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反应。南诏与蒙嶲诏不仅在地理上接近，而且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均保持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南诏通过亲吐蕃的蒙嶲诏与吐蕃往来也是极有可能的。因此，即使当时的南诏不是亲吐蕃的，但因其实力较弱，也不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吐蕃。因此，似可推断此时的南诏可能与唐、吐蕃同时都建立了关系；在时间上南诏也极有可能在“遣首领数诣京师”的同时，便与吐蕃有了最初的接触与往来。
其四，蒙俭之乱后，唐蕃争夺洱海地区更趋激烈，唐蕃双方力量消长变化直接影响着南诏与唐和吐蕃的关系。从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结盟前，南诏与吐蕃关系中既有激烈的对抗，也有政治上的联系。
永隆元年，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陷安戎城。吐蕃势力大举进入洱海地区，“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势力极盛时，“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
⑥ 《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唐于公元680年后被迫暂罢姚州都督府。（注：参见《
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
资治通鉴》卷196，永隆元年七月条所记“西洱河诸蛮皆降吐蕃”与罢姚州同时，说明西洱河争夺中唐失利，吐蕃取而代之。）从蒙嶲诏亦被称之为西洱河蛮和姚州蛮来分析，南诏也当在“皆降吐蕃”和经常为乱的西洱河诸蛮、姚州蛮之中。退一步讲，即使南诏未降吐蕃，在唐罢姚州、唐对洱海地区失去控制力后，远离唐嶲州的南诏与实际上已控制洱海地区的吐蕃之间往来也应增多，关系也应有所发展。当然，从之后西洱河地区的形势变化来看，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此时虽有发展，也仍在一定限度之内，因为唐王朝并未放弃这一地区。几年之后，唐便再置姚州都督府，与吐蕃进行新的争夺，并在不久就收到成效，永昌元年（689），原归附吐蕃的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落重又归唐。（注：参见《
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五月条。）形势的这种变化，必然要影响南诏的政治态度。《云南志》卷3载，武后时南诏罗盛炎入朝。这说明南诏与唐也一直保持着关系。南诏一方面曾经依靠唐朝积极抵御吐蕃南下，讨伐亲吐蕃的西洱河诸蛮，借机统一西洱河地区；另一方面也同吐蕃保持政治上的联系。由于吐蕃力量的强大和唐朝节节失利，迫使南诏屈从于吐蕃，但是也仍然同唐朝保持联系。
8世纪初，都松芒布杰赞普亲率大军进攻洱海地区，以武力“夺取六诏之疆土，征白蛮之赋税，收乌蛮为属民”。（注：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254页。）吐蕃遇到的反抗很激烈，都松芒布杰之后也死于云南，但此时吐蕃在西洱河地区争夺中重又占上风是可以肯定的。在吐蕃的进攻面前，唐王朝也毫不退让，多次派兵进攻。公元707年，唐遣唐九征率大军深入洱海地区，打击寇边的吐蕃势力及亲吐蕃的部落，并拆掉了吐蕃架在漾水、濞水上的铁索桥及沿线的城垒，切断了吐蕃通西洱河诸蛮的重要交通线。（注：参见（唐）刘肃：《
大唐新语》卷11。）值得注意的是，洱海以西的漾濞是吐蕃深入西洱河地区重要交通线的必经之地，而这一地区正位于与蒙舍诏同在一川的蒙嶲诏境内。因此，南诏实际上与南下的吐蕃势力相距并不远，双方往来不仅方便，而且也不易让唐王朝所知。分析吐蕃历史文献中的材料，可以认为在吐蕃势力取得地区优势后，南诏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即使未完全归附吐蕃，也被迫向吐蕃缴纳赋税，在其实际控制之下。
唐九征取得的军事胜利是唐王朝在西洱河地区争夺中的一次重要胜利，但显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唐大军一退，吐蕃势力很快又卷土重来，并支持亲吐蕃部落反唐，组织新的叛乱。公元710年，唐监察御史李知古征剑南兵击已附吐蕃的西洱河蛮。尽管先已取得一定胜利，但李知古后被亲吐蕃的部落首领引吐蕃军杀之，并“断其尸以祭天”。此后，“姚嶲道由是历年不通”。
⑥分析史籍中有关唐九征、李知古两次出兵的记载，可知西洱河地区局势不仅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反而更加恶化，对唐更不利。在吐蕃较多时间占优势的形势下，南诏可能只得归附吐蕃，至少是在其实际控制之下，继续向其缴纳赋税。当然，从记载来看，南诏也仍同唐保持关系。《云南志》卷3载，盛罗皮、皮罗阁即位时，唐均授以官职，给以承认。从有关的记载来看，南诏与吐蕃的这种关系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到这一地区形势出现大的变化。方国瑜先生结合其他史籍材料，重点分析了张九龄起草的《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认为洱海以南地区可能曾在吐蕃控制之下，并指出：“可知蒙归义曾受吐蕃控制，后降于唐。”蒙归义即皮罗阁。何时降于唐呢？方国瑜先生认为可能在开元十九年（731）高守信为唐南道招慰处置使领兵到洱海地区时。（注：参见方国瑜：《南诏之兴盛》，《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所谓“降于唐”，指摆脱吐蕃控制，政治态度的较大变化。方国瑜先生的这一考证结论对南诏、吐蕃关系研究非常重要，而且有关记载也可证明。南诏复归唐除与洱海地区形势的这一变化有关外，还与公元729年张审素收复昆明（今四川盐源）极大地改变了唐南翼战线长期被动的局面有关。
南诏摆脱吐蕃控制重归于唐后，获得唐的大力支持，这对其势力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变化。
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诏令剑南节度使王昱，支持南诏诏主皮罗阁攻伐降蕃诸部，并赐皮罗阁名“蒙归义”。南诏乃“并五诏，服群蛮，遂破吐蕃”。（注：《
旧唐书》卷192《南诏传》。）先后以武力逐河蛮，夺取石和城、石桥城、太和城，又袭取大釐城，筑龙口城。又向五诏势力范围扩张，击败邆赕、施浪、浪穹三诏后，取三诏之地为己有，又先后兼并蒙嶲诏与越析诏，于开元二十六年前基本统一了整个西洱河地区。施浪等诏在南诏的压力下再次依附吐蕃，施浪诏主施望欠与邆赕诏主咩罗皮，联合进攻南诏失败，施望欠率族人远走永昌，其弟施望千投靠吐蕃，吐蕃立之为诏，置于剑川。（注：参见方铁：《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
应强调的是，南诏的扩张行动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唐之所以支持，是因为南诏击败的这些对手都与吐蕃有密切关系，是亲吐蕃的势力，唐要稳定西洱河地区，也必须打击这些势力。前述王忠先生已经指出，“诸诏皆通吐蕃”。（注：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第39页。）方国瑜先生亦认为，是时“五诏受吐蕃控制”。（注：方国瑜：《南诏之兴盛》，《方国瑜文集》第一辑。）除逐河蛮、并五诏外，《新唐书·南诏传》中还有此时南诏“已并群蛮，遂破吐蕃”的记载。《旧唐书·南诏传》对此记载为：“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在南诏的文献中，亦记南诏此时曾与唐“同破剑川”。（注：《南诏德化碑》，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重要碑刻录文》。）剑川早在吐蕃的控制之下，所谓破剑川，即指破吐蕃。分析当时的形势，南诏为实现扩张，在唐的扶持、支持下与吐蕃应有过直接的武装冲突，只是这种冲突的规模可能不大，南诏主要打击的应是亲吐蕃的势力。以上这些军事行动也表明，南诏与吐蕃关系这一时期确有较大变化。南诏在唐的扶持、支持下统一洱海地区，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实力因此而猛增，这使南诏与唐关系中的可变因素也相应增大，也为之后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奠定了实力基础。
唐朝统治者对南诏抗蕃之功大加赞赏，元宗表彰蒙归义称：“或有奸人，潜通犬戎，敢肆蜂虿。（蒙归义）遂能躬擐甲胃，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萦右拂，凡厥丑类，应时诛剪。”（注：《
全唐文》卷24。）开元二十六年，玄宗遣使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管辖以今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南诏遂借唐的势力，兼并诸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天宝四年（745），南诏又奉唐之命平定爨氏白蛮的反叛，并因此占据滇东地区。
还应说明的是，南诏与吐蕃在开元末虽有过直接冲突，但双方仍保持了某种关系。敦煌吐蕃史文献记载，公元733年“蛮逻阁等前来赞普王土致礼”。（注：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52页。）多数学者认为，此蛮逻阁即南诏当时的诏主皮罗阁。前已谈及，南诏公元731年已重归唐，此时皮罗阁仍亲自赴吐蕃，反映了南诏尽管得到唐的大力支持、扶持，但与吐蕃仍有较密切的关系。这虽然看起来很矛盾，但作为相对弱小的南诏，在三方关系中可能不得不如此。在《贤者喜宴》、《汉藏史籍》、《红史》等藏族史籍中，还有南诏与吐蕃联姻，都松芒布杰之子赤德祖赞娶南诏妃的记载。由于材料的辗转或讹传，有关记载年代错乱，双方联姻的具体时间已难考。在敦煌吐蕃史文献中，有公元739年赞普子拉本去世和公元745年为王妃尺尊举行葬礼的记载。（注：参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53页。）不少学者认为，此记载中的拉本，即绛察拉本，也就是赤德祖赞与南诏妃的儿子；而记载中的这位尺尊，正是赞普所娶的南诏妃。林冠群先生还推断说：“吐蕃与南诏的联姻，可能于公元733年南诏王皮罗阁入朝蕃廷之前就已建立。” （注：林冠群：《唐代吐蕃对外联姻研究》，《唐研究》2002年第8卷。）这一推断的确是有理由的。笔者进一步认为，双方联姻时间，应在公元731年南诏重归唐之前。南诏与吐蕃联姻的具体时间虽不可考，但众多藏族史籍都有此记载，其材料应有所本。有学者指出，“基本史实大抵不会凭空臆造”。（注：陈楠：《吐蕃与南诏及洱河诸蛮关系丛考》，《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赞普子拉本公元739年去世，南诏妃公元745年去世，公元733年皮罗阁亲赴吐蕃向赞普致礼，这些记载说明这一时期的南诏尽管在汉文史籍记载中表现为亲唐，但实际上与吐蕃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由于南诏势力逐渐强大，唐朝与南诏的矛盾开始凸现。天宝初年，已拥有相当实力的南诏因新的扩张行动而与唐的矛盾逐渐激化。公元748年（唐天宝七年）皮罗阁死，阁罗凤即位，双方矛盾更达到白热化，后终于兵戎相见。公元750年，南诏出兵攻取姚州，杀唐云南太守张虔陀。次年，唐遣大军分两路讨南诏。大军将至，阁罗凤遣使虽愿谢罪，但又威胁道：“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 （注：《
旧唐书》卷192《南诏传》。）南诏文献对此事则记为，南诏使称，“赞普今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鹬蚌相争，恐为渔所擒……幸容自新”。遭唐拒绝后，“即派首领……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御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注：《南诏德化碑》，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重要碑刻录文》。）分析双方的记载，可以看到吐蕃除在浪穹驻有重兵外，还始终关注并完全掌握南诏与唐的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从中发现，南诏与吐蕃实际上始终有联系和往来，所以双方彼此了解，也彼此信任，一方求援，另一方即迅速出兵。这些材料表明，在公开结盟之前，南诏在扩张中虽打击了亲吐蕃的势力，与吐蕃也有过直接冲突，但双方已为近邻，实际上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此时“南诏对唐王朝有恃无恐，主要是有吐蕃支持”。（注：郭大烈：《唐代吐蕃的南下与南诏的崛起》，杨仲录等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笔者赞同这一看法。能获得支持，说明双方确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查尔斯·巴克斯分析了相关材料后认为：“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南诏在八世纪的整个前半期和吐蕃有着广泛的接触。”（注：［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第51页。）指出了在公开结盟前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并未中断过。
三
进一步分析南诏与吐蕃在公开结盟前近百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关系在漫长的时间中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呈现出阶段性。从最初的接触往来、建立关系，到最后公开结盟，共同对付唐，双方关系大致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
从7世纪中叶吐蕃势力进入西洱河地区，南诏与吐蕃最初接触往来，到公元680年之前，为双方公开结盟前关系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诏仅是洱海地区的六诏之一，虽然已控制了部分白蛮 ，但从樊绰《云南志》的有关记载来看，在六诏之中南诏也并非最强盛者。细奴罗在击败了张乐进求之后，为获得唐王朝的承认与支持，政治上向唐王朝靠拢，所以“遣首领数诣京师”。正在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唐王朝为了控制和稳定这一地区，对洱海之南的南诏亦重视，所以南诏所遣首领“朝参皆得召见”。从史籍中记载的这一地区情况来看，这应是吐蕃刚进入西洱河地区，因投入力量有限，影响亦有限，并未取得优势时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南诏与吐蕃可能只有最初的有限接触和往来。
在吐蕃获得西北地区军事胜利，加大对南线的军事政治攻势后，西洱河地区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相当力量的亲吐蕃势力出现了，与南诏同在一川的蒙嶲诏倒向吐蕃，并在吐蕃支持下公开反唐。尽管唐调军队征讨，击败了亲吐蕃势力，但形势的这种变化对南诏的政治态度应有一定影响，在主要与唐保持关系的同时，与吐蕃也由最初的接触往来发展为有了一定的关系。
公元680年至公元731年，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关系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西洱河诸蛮皆降吐蕃”，反映了这一地区政治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在这一阶段中，唐蕃在西洱河地区的争夺异常激烈，形势复杂多变。唐几经反复，到李知古征讨失败被杀，最终失去了对西洱河地区的控制权。
在唐蕃这种激烈争夺中，南诏只能在两大势力中求生存，一面继续与唐保持关系，当吐蕃势力占优势时，又与吐蕃发展关系，在李知古被杀、姚嶲道不通时尤其如此。在与吐蕃关系的发展中，双方均持积极态度，所以实现了联姻。与前一阶段相比，南诏这一阶段中主要应为亲吐蕃，有可能已归附吐蕃，即使未完全归附，至少也在吐蕃实际控制之下，向吐蕃缴纳赋税。南诏与唐这一阶段中虽保持一定往来，接受唐所授官职，但这些并不证明南诏的政治态度是亲唐反蕃，只能证明此时南诏与唐的关系未完全断绝而已，这与其他几诏中断同唐的关系确有不同。
从公元731年到公元739年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之前，为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关系的第三阶段。南诏重新归顺唐朝，又主要采取与唐发展关系的态度。在这一阶段，唐采取了支持、扶持南诏以对抗吐蕃的战略措施。南诏在唐的支持下，主要以武力手段逐河蛮，并五诏，破吐蕃，统一洱海地区。以蒙归义被唐册封为云南王为标志，南诏与唐关系此时进入黄金时期。南诏在扩张过程中，虽与唐联合打击了亲吐蕃势力，与吐蕃也直接有过武装冲突，但从汉藏文献记载来看，南诏在这样的形势下仍没有与吐蕃断绝往来，而是仍然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皮罗阁甚至亲到吐蕃去会见赞普。
从公元739年到公元752年公开结盟，是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关系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诏与唐的矛盾加剧，最后兵戎相见，南诏公开反唐；与吐蕃关系则不断加强，后发展为双方公开结盟。南诏成功统一洱海地区后，其势力已控制滇西一带，但南诏显然未满足，其向外扩张也并未停步。公元739年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后，南诏与唐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南诏德化碑》称“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即是矛盾表面化的真实记载。此时唐对南诏由支持、扶持转为抑制、限制，南诏与唐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天宝初年，南诏借助唐平诸爨叛乱之机，控制了原爨氏统治的滇东地区，实力大大增强，与唐的矛盾也由此激化。公元748年皮罗阁逝世，唐虽仍命其子阁罗凤袭云南王，但双方只是表面上维持关系，唐已准备用武力手段打击南诏，不容忍其扩张，对唐在云南的统治构成威胁。
在与唐矛盾激化、冲突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则不断升温，双方加强联系，密切往来。在吐蕃的支持下，南诏于公元750年攻下姚州、杀死唐云南太守张虔陀。次年，又对率大军攻云南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发出威胁。当唐军抵达西洱河后，南诏便与吐蕃合兵击败唐军。天宝十一年正月一日，南诏阁罗凤接受吐蕃册封，双方公开结盟。
从以上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的关系有一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双方自身的发展需求、各自的利益以及拥有的实力。离开了这个基础，双方关系就可能只停留在一般的接触往来上，甚至连一般的接触与往来也不能长期保持，更不可能发展到结成政治军事的战略联盟。在阶段性的变化中还可以看到，由于这一基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变化，因而使双方关系也随之而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基础的变化不仅仅决定于南诏与吐蕃双方，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其变化显然还与唐王朝经营洱海地区的战略甚至全国的战略决策相关。因此，在不同的阶段中，南诏与唐的关系和吐蕃与唐的关系都对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基础产生着影响。有学者认为，南诏的兴亡与唐、吐蕃、南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而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唐王朝仍起着主导作用”。（注：宋蜀华：《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就三者总的关系而言，这一看法应是正确的。不但南诏的兴亡，就是吐蕃在西洱河地区的进退，总的来看也都与唐王朝经营这一地区的战略有关。不过笔者认为，就双方关系而言，真正对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关系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应是双方自身的发展需求、各自的利益和拥有的实力。唐王朝的作用毕竟是外因，离开了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基础，其主导作用也将难以显现出来。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时期唐王朝的政治军事行动对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发展确有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