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解读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卫拉特蒙古佚名氏史家撰写的几篇托忒文史籍，探讨当时卫拉特人对汗国灭亡的反思及对清准战争的历史记忆。几位史家的文本反映了“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的稳定性，以及卫拉特人在政治认同方面的一些变化。
关键词：准噶尔汗国 佚名史籍 历史记忆
作者M·乌兰，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在18世纪下半叶，卫拉特蒙古的史书中出现了一些佚名著作，（注：在托忒文历史著作中，绝大多数作者均会注明自己的名字，有的还写明自己的部落及家谱。佚名史籍之所以出现，大概不会是脱漏，而是在当时情况下有意的匿名书写。）其中包括：《四卫拉特历史》，（注：佚名氏：《四卫拉特史》，Oйрад монгопын тхэ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алж бичгд（I），Yлаанбаатар 2001。下文所引用的文献内容不再列出处，均同此注。本文利用的这几篇托忒文文献内容，均由笔者译成汉文，限于篇幅，未进行拉丁文转写。）其作者应该是生活在准噶尔地区的卫拉特蒙古人，并且有可能就是杜尔伯特人。（注：参见［日］森川哲雄著、忽剌安汉译：《关于〈四卫拉特史记〉中所见诸集团》，《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1期。）此文献最后一段提到：“牛年春，贝勒……之子台吉去北京获郡王一职，沿袭贝勒头衔。”牛年，即公元1757年。故此书成书年代应在此之后。《圣主成吉思汗、四卫拉特、和硕特源流》，（注：佚名氏：《圣主成吉思汗、四卫拉特、和硕特源流》，《汗腾格里》（托忒文）1983年第2期。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注出。）记述准噶尔历史比较详细、准确，而对土尔扈特历史的记载则不多，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大概是生活在准噶尔地区的卫拉特人。书中提到和鄂尔勒克的次子是伊勒登诺颜，他的儿子是蔑尔根台吉，他们的后代是和布克赛尔的台吉们；第三子是罗布藏诺颜，他的儿子是道尔吉，他们的后代是精河的贝勒们。可见当时土尔扈特已经东归，所以成书当在18世纪80年代左右。《和鄂尔勒克史》写到“渥巴锡汗的儿子策凌那木扎勒，顿杜克诺尔布的儿子叫噶尔丹诺尔布，他的长子是策伯克多尔济亲王，次子是奇哩布扎萨克，三子是阿萨尔胡扎萨克”，（注：佚名氏著、诺尔布校注：《和鄂尔勒克历史》，《汗腾格里》（托忒文）1983年第3期。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注出。）都是土尔扈特东归以后清朝给与的封号，成书也应在18世纪80年代左右。（注：关于后两篇的成文时间，诺尔布、冯锡时：《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汉译注释》（《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一文认为，作者写的最后一件事都是清军将领误杀和硕特沙克都尔曼济一事，成文应在18世纪50年代左右。）它们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反映卫拉特蒙古历史记忆的文本。本文对三部文献所记述的一些历史内容的解读，正是从后一个角度出发的。
一、卫拉特人对汗国灭亡的反思
收入《西域图志》的乾隆《平定准噶尔纪略》一文对准噶尔汗国的灭亡做了以下评论：
统计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赛，及台吉之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成一部落者百十余年。语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败之而有余。吾于纪准噶尔之事益见其不爽。贾生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虽夷狄之有君，岂能外是道哉。 （注：《西域图志》卷首一，《天章》一。）
而在《四卫拉特史》中，作者对汗国灭亡的解释则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借占卜师之口说出了准噶尔汗国灭亡的原因：“准噶尔政权不会由于外部因素瓦解，而有可能届时从内部瓦解。”然后讲到一个传说：
使者们在返回的路途上，看见孩子们在玩弹弓，回去后对汗上报道：“（准噶尔汗）把博格达山赐给了我们，孩子们都在玩弹弓，（他们的）政权已经不稳了！”所以，派遣了五支大军，一千个哈萨克车把（博格达）山从中山腰铲下，又掬了博尔塔拉河的河水返回。得到博格达山以后为了回礼，当时派了占卜术师，来预测其政权能否长久，占卜术师预言道，“汗可以掌政六十年”，当占卜师费劲周折想知道汗的福气所在时，汗（恰好）打了一个哈欠，（占卜师）发现其舌根部位有一个小痣，说：“（汗）如果有享用不尽的福分的话就在那里。汗在清醒时，其政权是无法动摇的。”预言完就回去了。过了几年，桑德格宰桑在就要过世时，汗派人询问（桑德格宰桑）有什么想法就说时，（桑德格宰桑回话说：）“（您）没有听从活着的桑德格的话，将死的桑德格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这则传说的相关背景是，清朝使者提出了他们的要求：索要博格达山、博尔塔拉河及桑德格宰桑（准噶尔汗国汗王的谋臣——笔者）中的一个。此时的准噶尔汗是有选择自主权的，但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权利，采纳桑德格宰桑睿智的建议去要五阿哥，而是放弃了选择的机会。这也意味着放弃了准噶尔汗国的权利，而满足了清朝使者的要求，把博格达山给了他们。虽然清朝使臣无法移动山，但是他们铲了山上的土，掬走了博尔塔拉河的河水。
从卫拉特人的观点看，准噶尔汗在此犯了大忌。卫拉特蒙古各部都有祭地的习俗，传说中的博格达山、博尔塔拉河等在祭地仪式中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失去了博格达山，这对于自古以来就崇奉博格达山的卫拉特蒙古人来讲，如同失去了灵魂。山、水代表着国土，是一个政权赖以生存的基本元素。对于一个政权来讲，失去了它们，就等于失去了政权，就是宣告了汗国的灭亡。
因此，充当预言家的角色占卜师预言，60年后汗将失去他的政权。如果把1755年作为灭亡时间的话，那么当时应该就是噶尔丹或策旺阿拉布坦统治时期。但如果我们不考虑时间因素，这一传说也有可能就是准噶尔汗国与清朝之间划界历史在卫拉特人记忆中的一种折射。
据清代史书记载，额尔德尼召之战后，雍正皇帝派出使臣，与准噶尔进行边界谈判。想从此划清边界，彼此不得逾越。1734年八月，雍正皇帝以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和副都统罗密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汗议定边界事宜。由于双方都坚持己见，其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几经周折，1739年冬，准噶尔使臣哈柳再度赴京谈判，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双方以阿尔泰山阳至哈卜塔克、拜塔克、乌兰乌苏、罗布诺尔、噶斯口为边界，卫拉特游牧不过阿尔泰，喀尔喀游牧不越扎布堪、齐克济、哈萨克图、库克岭；阿尔泰和扎布堪之间的区域，作为双方的缓冲地带，留为空地；清朝仍可保留托尔和、布延图两卡伦。（注：参见《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年二月己卯条。）这一复杂曲折的过程，在传说中很可能就被折射为清朝的使者铲了山上的土，掬走了博尔塔拉河的河水，等于是夺走了汗的政权。
二、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传说
佚名史家在《四卫拉特史》中还以不少笔触写到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在卫拉特历史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他在与达瓦齐的争权斗争中失利后，开始联合清朝，此后由于清朝没有满足其成为四卫拉特汗的目的，又转而背叛清朝，开始抗清，并受到了卫拉特人的热爱。在我国新疆及蒙古国卫拉特人中至今仍有不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传说及民歌传唱。（注：笔者曾在2002年8月到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考察，拜访了苏荣加普先生（男，57岁，厄鲁特人，县公安局退休老人），他给笔者讲过相关的传说，并且唱了一首有关阿睦尔撒纳的卫拉特蒙古民间歌曲。）
1908年，博·亚·弗拉基米尔佐夫在科布多杜尔伯特地区做考察时，注意到当地人民对阿睦尔撒纳的类似传说。这样的传说不仅在卫拉特蒙古地区流传，1889—1892年到阿尔泰和萨彦旅行的尼·弗·卡塔诺夫证实相邻地区的乌梁海及外族人也未忘记他，他们认为阿睦尔撒纳是卫拉特的主要首领和保护人。（注：参见［苏］兹拉特金：《俄国档案资料记载的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历史室编：《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第三辑），1976年，第2－3页。）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四卫拉特史》的作者也记述了阿睦尔撒纳的相关传说，该书对阿睦尔撒纳神奇出身的记载如下：
时间轮回到了第十五个（胜生周）的第九个木猪年（1635年）。此后绰罗斯策妄阿拉布坦洪台吉的女儿博托洛格嫁给和硕特噶尔丹丹津洪台吉，（注：噶尔丹丹津即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的长子，他娶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女儿博托洛克。）生下一子名叫恰格达尔台吉（注：《蒙古世系》中噶尔丹丹津的儿子是班珠尔和阿睦尔撒纳。此处的恰格达尔应该就是班珠尔。）。后来在她有身孕时，大努图格毁灭，噶尔丹丹津被杀，博托洛格回到了（故乡），嫁给了辉特卫征和硕齐大台吉，（注：卫征和硕齐，是辉特部阿勒达尔和硕齐子。）生下一个一手握有黑石子，一手攥有凝血的儿子。当这个儿子年满三岁时，她回到了娘家为孩子举行了剪胎发之礼，外公希望（这个外孙）能够心情顺畅（地生活），故给他起了玛日勒玛哈噶拉的转世‘阿睦尔撒纳’之名，在此之际，人们给了他很多财产。
乌兰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于2006年6月4日召开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国际学术会议”上就《
蒙古秘史》中的成吉思汗“手握凝血”出生说发表了自己得看法。她谈到，在蒙古史学作品中，大都把“手攥凝血”这一传说归于成吉思汗。从《
蒙古秘史》的内容来看，“手握凝血”而生的现象似乎预示杀戮、流血。（注：参见《
蒙古秘史》第78节。）《
元史》的记载也是把这种现象与用兵、征伐联系起来。（注：参见《元史·太祖纪》。）将为王者的理解，可能是后来有的。17世纪中叶的察合台文史书《突厥世系》中的“手握凝血”意味着成吉思汗将成为“强有力的国王”，“将征服整个大地”。（注：参见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尔汗著、罗贤佑译：《突厥世系》，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6页。）出于哈撒儿后裔之手的《水晶鉴》说哈撒儿出生时手里握着一个血块。（注：参见金巴道尔吉著、留金锁校注：《水晶鉴》（蒙文版），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91页。）卫拉特蒙古史家则把这一征兆赋予了阿睦尔撒纳。
其次就是阿睦尔撒纳返归故乡的征兆的描述：
一年后，（阿睦尔撒纳）带领六位同伴共七人到了博尔克泰河源草地一位哈萨克人家休息了几日。萨如勒将军率领一千军士来到博尔克泰的山坡时，就在那个晚上突然起了暴风雪，雨雪交加，一千士兵全军覆没。五位同伴为了侦察萨如勒将军不幸被抓后处死，此时草木凋零倒向左右，水流枯竭、树木青草不再生长。阿睦尔撒纳看到远方山坡上尘土飞扬，就骑上哈萨克家的备有马鞍的马出逃了。后来（人们）谈论着，在阿睦尔撒纳返回前的十年当中，博尔克泰河河水会重新流淌，幼小树苗也将生长，这就是他要回来的（一个）征兆。在（返回前的）四十五年当中，将要从北方跑来一匹备有马鞍的枣遛马拖着缰绳越过博尔克泰达阪，周游卫拉特古老故乡，时隐时现而不被人抓获，（这是第二个征兆），这两个征兆就是离开故乡的阿睦尔撒纳将要返回的标志。
哈布瓦赫谈到：“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注：［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对于阿睦尔撒纳，当时的人们已经对他进行了一种重构，作者把这种集体记忆记述了下来。之所以有这样一种传说，反映了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卫拉特人对英雄的一种渴望，而选择阿睦尔撒纳则是由于他距离那个时代最近，人们对他与清朝之间的斗争记忆犹新。通过对他的传唱，来寄托自己的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可以说是作者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支柱与寄托。
三、卫拉特的蒙古化与“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的稳定性
卫拉特人的蒙古化及其在蒙古集团中的地位问题曾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曹永年先生认为，蒙元时期的卫拉特，并没有完全越过蒙古“别部”的界线；明代蒙古与卫拉特往往对举，泾渭分明，我们似乎还不能认为，当时卫拉特已完全融化于蒙古之中。随后，无论蒙古还是卫拉特，都统一于清朝，双方封建统治者都成了清朝政府在各自领地上的代理人，正统之争、权力之争都已成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东西蒙古互不承认的心理因素也逐渐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拉特终于融化于蒙古，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地方特点。（注：参见曹永年：《关于卫拉特融化于蒙古问题》，《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87年）。）曹永年利用了蒙文、汉文等文字的史料，论证颇有说服力，按照他的观点，卫拉特人融于蒙古是清代开始的。（注：笔者曾经也撰文阐述过这一问题，如《卫拉特蒙古历史地域的变迁》，《卫拉特研究》2002年第1期。这方面的文章还有黄静涛：《探源五议——急就章》，《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87年）。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博士论文未刊稿），也结合蒙古文汉文等资料充分探讨了蒙古政局部落等问题。）
在17—19世纪的蒙古文献中，把蒙古通常划分为两大集团，即“杜沁”和“杜尔本”，这两个部分构成了这一时代统一的蒙古。在本文中笔者分析的这几篇托忒文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反映了卫拉特蒙古作为蒙古这一集团的一分子，他们的命运一直与“杜沁蒙古”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佚名《四卫拉特史》中写道：“杜沁是大和硕，杜尔本是卫拉特。”这几篇史籍文本当中均反映出作者这样的“一统观”，即卫拉特人是成吉思汗福荫庇护之下的“杜沁杜尔本”属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卫拉特人的意识、历史记忆中一直保持着对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崇敬之情，认识到四卫拉特与成吉思汗的不能割舍的情结，而作者把这些记忆诉诸笔端就是为了让“四卫拉特”不要忘记这种密切关系。
在佚名《圣主成吉思汗、四卫拉特、和硕特源流》一书中，值得注意的是汗权与“黄金家族”之“一统观”的再现。卫拉特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就准噶尔地区卫拉特人而言，昔日的辉煌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最终的毁灭过程却历历在目，所以作者追根溯源，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服史”进行叙述，开始强调卫拉特人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血统上的渊源关系。如谈到和硕特部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对于厄鲁特、杜尔伯特无法与成吉思汗家族直接联系的部族，作者也努力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特殊化，以此来表明卫拉特诺颜出生的高贵及与成吉思汗家族的“一统性”。作者强调了卫拉特各部起源的神圣高贵与准噶尔汗统的合理性。如作者谈到：
四卫拉特一致同意封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这一称号。娶了噶勒丹巴的女儿阿努为哈敦。阿努生有一子，名字是色布腾巴勒珠尔。
在佚名《四卫拉特史》中，这种观念也有所反映，如：
准噶尔四卫拉特的姓氏是这样的。绰罗斯氏是天神所赐。和硕特氏是贤哲梦中所托。土尔扈特氏是来源于组阿底峡。辉特氏则是经过大诺颜三代的努力，成为了查干图格的贵族血统。
然而，在卫拉特人的史书中，更多地还是反映着对 “杜沁杜尔本”之中“杜尔本”这一集体的命运的关注，史家的叙述大都是围绕着“杜尔本”，即“四卫拉特”这一框架中的成员展开的。以《和鄂尔勒克史》为例，其中记述了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中的成员的构成：
四卫拉特包括：厄鲁特为一卫拉特；辉特和巴图特共同为一卫拉特；辉特、巴尔虎和布里亚特和为一卫拉特；四个昂吉合起来称为一卫拉特。这是初期四卫拉特。……后四卫拉特则包括：和硕特的一部分，准噶尔代替土尔扈特成为卫拉特的一部分，杜尔伯特、剩下的辉特成了一个卫拉特。这就是后期四卫拉特。其中一部分和硕特迁去青海，另外有一部分在此之前并入土尔扈特迁去俄罗斯。
虽然其成员有增有减，但“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始终存在。
《和鄂尔勒克史》的作者在分析和鄂尔勒克带领土尔扈特等部西迁的原因时写道，由于诺颜们内讧造成的饥荒而使他们萌生了西迁的想法，但事先通报了巴图尔洪台吉迁移的计划：
早先，和鄂尔勒克就率领一万五千户由和布克赛尔、额敏迁徙一事，向巴图尔洪台吉去禀报：和布克赛尔地方狭小，我以人口不多的属民，不能耕作以求生计，无法在各方面恢复元气，我想迁到辉特北面的鄂哹引噶克叉莫朵，以便属民耕作、恢复元气，所以就由和布克赛尔、额敏迁徙到鄂哹引噶克叉莫朵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对于出兵青海之事，《和鄂尔勒克史》的记载也强调这是在四卫拉特内部商议通过后实施的：
不久，班禅博格多下达谕旨，敕谕崇尚黄教、压制红教。四卫拉特王公一致表示同意出兵，以和硕特顾实汗和都尔格齐诺颜（昆都仑乌巴什）、准噶尔的哈喇呼喇、巴图尔洪台吉、墨尔根岱青，土尔扈特的篾尔根特墨尼、墨尔根济农、恭布伊勒登，辉特苏勒坦台什、苏木尔台什，杜尔伯特达赖台什、保依勒登为统帅，带领军队出发。中部和硕特部队，左翼为厄鲁特部队，称准噶尔部队，后面是杜尔伯特和辉特部队。从此以后，厄鲁特被称为准噶尔，土尔扈特称为巴伦噶尔,即右翼。
另外，《和鄂尔勒克史》的佚名作者通过阿玉奇汗王的口，道出了卫拉特各部团结的重要性：
土尔扈特人听到此信后（散札布属众被策妄阿拉布坦吞并一事——笔者注），向阿玉奇汗提议，原来准噶尔的人比土尔扈特人多，由于博硕克图汗与满洲汗的战争，他们的人口减少了，我们已有几十万户，我们应该与他们作战，这样的建议向阿玉奇提了三次。阿玉奇深思熟虑后说，如果有像玛哈一样的箭手一千人，像玛亨一样的刀手一千，像库肯一样的枪手一千，像昆都仑一样的矛手一千，拥有如此四千人，才有可能打败准噶尔人，否则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准噶尔人现在拥有的力量的象刺猬的毛和锯子上的刺，他既威胁满洲汗，又威胁俄罗斯汗。假如我们之间要发生战争，将受到我们的奴仆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和屯的耻笑：“多么愚蠢的土尔扈特人啊！”
可以看出，“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在当时的卫拉特蒙古史学家的笔下依然是叙述关注的主体。准噶尔汗国灭亡，卫拉特被碎片化，分散各处，但“四卫拉特”情结的消融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文本产生的时代，在族群的认同上虽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准噶尔汗国的灭亡导致了“杜沁杜尔本”中“杜沁”与“杜尔本”之间平衡性的丧失，卫拉特人与“黄金家族”争夺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纪年及政治认同方面的变化
准噶尔汗国政权的灭亡及准噶尔遗民成为清朝属民，导致卫拉特人政治认同上的某些变化。以佚名氏的《四卫拉特史》为例：
首先，与以往的卫拉特蒙古史籍相比，开始出现清代纪年。《四卫拉特史》在谈到准噶尔统一于清朝之前的历史时采用了藏历“胜生周”纪年法。如：
到了第十一个胜生周的第三十五个铁牛年（1661年），由于阿勒格达根事件的影响，一支卫拉特，即绰罗斯两个和硕来到了俄罗斯成为了查干汗（沙皇——笔者注）的属民，后来由于徭役过重到了可可达赖的岛上生活一直未归。
当叙述到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时则以清朝皇帝的年号来叙事。如：
阿睦尔撒纳在乾隆十九年从准噶尔归附后，获亲王之称。到了（乾隆）二十年成为率领一百昂吉军人的大将军来捉达瓦齐时，乌将军（在皇上面前）讲了他的坏话，为此阿睦尔撒纳离去之前发誓，一百二十年后我将回来团结杜尔本卫拉特报仇。
其次，《四卫拉特史》佚名氏作者的记载也反映了政治认同上的一些变化。他谈到，
这样五位满珠喜礼的转世，闻名遐尔的满洲汗就登上了汉地皇座。太宗汗时代，政权趋于稳定。崇德汗时代，政权趋于巩固。顺治汗时代，政教得以发扬光大。康熙汗时代，众生得以幸福生活。乾隆统一了准噶尔，政权巩固，宗教繁盛。
《四卫拉特史》文献结尾是这样收笔的：
杜尔伯特中六位台吉由于思念阿尔泰（故乡）叛逃。一位由于迷路返回，他们叛逃后，乌拉斯台官员听说后，追赶并抓住了台吉们。杜尔伯特六位台吉叛逃之事被上奏给了皇上，这样就把率先提出叛逃的蒙克铁木尔、巴仁囚禁在了北京，跟随他们叛逃的巴木布勒、海伦、昂本这三位台吉则被削去了官职。
那时，皇帝下了谕旨让杜尔伯特在乌兰固木种粮。（为此杜尔伯特人开始耕种），种的麦子竟然有长出五头麦穗的。杜尔伯特由此获得了种植者的称呼。此后，全体杜尔伯特的生活开始变得富裕。从此，政治稳定、宗教广泛传播，人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卫拉特蒙古史家撰写的十余篇文献，其结尾大都以“吉祥如意”等类似的祝福语或者是以赞颂他们美好现状的言辞来结束全文。 （注：如噶班沙拉勃：《四卫拉特史》，巴图尔乌巴什图门：《四卫拉特史》,见于Oйрад монгопын тхэ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алж бичгд（Ⅲ），Y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如上引文献结尾，作者从对叛逃等一系列反抗清朝的记述突然转向这种偈颂，除了这种形式基本上已成为托忒文历史文献的一种结尾格式以外，更重要的是透过固有的传统形式表明了杜尔伯特人远离战火，开始在新的游牧地乌兰固木过上安定日子的现实，亦表明了他们已成为清朝属民这一事实。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