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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考述北魏、北周、唐时期出现的诸多追祖李陵的现象，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讨论中心，从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视角出发，来重新梳理和解析此类深为学界所质疑的追祖现象。本文还结合时代背景，将李陵视为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探讨了其在北方游牧人与汉地农耕民接触与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拓跋鲜卑 追祖李陵 民族融合
       作者温海清，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邮编200433。
       拓跋鲜卑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族王朝北魏，统一了北方；杨隋李唐，多承北周之制，再开大一统之局面。北魏、北周、唐时期民族关系问题突出，此时期出现的众多追祖李陵的现象就关涉民族问题。然而，过去对涉及追祖李陵的现象，或斥之为荒诞不经之说，未予重视；或专就李陵与拓跋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问题展开论证，试图说明他们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注：参见崔明德：《李陵·拓跋氏·黠戛斯》，《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张书城：《拓跋魏系李陵之后说考辩——附揭李白“本家金陵”之谜底》，《祁连学刊》1990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崔文还从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来展开论述，与本文旨趣不同，需请留意。）本文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说法为主要讨论点，在尽可能地收集北魏、北周、唐时期涉及追祖李陵现象的相关史料基础上，对这些现象重加梳理，并从时代背景上对这一现象加以简单述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诸现象
       北魏拓跋鲜卑对其先世史的重构很是模糊，“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注：《魏书》卷57《高祐传》。）《魏书·序纪》所载拓跋鲜卑之世系，远追至黄帝，这与大多数北方民族将自己视为与中原汉人同宗同流的现象如出一辙。（注：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追述匈奴之祖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即是显例。）这种将先世追至三代或三代以前的现象，多为汉人著史者所加，或是北方民族自身基于某种政治需要的虚构。我们对此类涉及北方民族历史记忆的材料应谨慎对待。
       拓跋鲜卑追祖李陵是被作为“他者”的汉人所指称的，而并非是其自身将先祖追至李陵。最先提及拓跋鲜卑为李陵之后的是沈约《宋书》卷95《索虏传》：“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然而，唐人刘知几已直指其谬，认为“又崔浩谀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注：（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中第八》。）刘知几所言表达出如下几层意思：一是拓跋鲜卑追祖李陵，是由于汉人崔浩为迎合北魏统治者而生造出来的，并将此写入其招致杀身之祸的北魏国史之中；二是这一追祖李陵的言论遭到多数鲜卑贵族的反对；三是沈约《宋书·索虏传》所言拓跋鲜卑为李陵之后的说法乃承自崔浩所修的北魏国史。
       周一良先生在分析北魏胡汉矛盾时，曾对刘知几的说法提出过不同意见：“崔浩的‘邪说’并非为了‘谀事狄君’，实在也是想借此提高汉族地位，抑制以拓跋氏为首的鲜卑统治者。由沈约宋书采用此说来看，也可知这是有利于汉族统治阶级的说法。所谓众议抵斥，当然是鲜卑人反对，于是崔浩便因修史而获罪。综合起来，可想见崔浩定系高自标置，要分明姓族，摈北人于社会最高的贵族之外。连皇室拓跋氏都被派为汉人之后裔。”（注：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周一良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页。）
       另据《南齐书》卷57《魏虏传》记载，鲜卑人很反感被人称为是李陵之后：“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吕思勉先生曾对此记载颇为不解：“有云其是陵者则见杀，何以言之者如是其多？汉人岂欲以此诬鲜卑哉！抑当时华夏为贵种，称拓跋氏为陵后，是褒之，非抑之也，汉人岂乐为此？如其为之，正当为鲜卑所乐闻，而又何以见杀？”（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鲜卑人为何如此排斥外人将其先祖追至李陵呢？是由于崔浩“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企图将拓跋氏派为李陵之后的做法，有贬低拓跋鲜卑的意思而遭致他们的反对，抑或是由于他们已贵为统治者而不再屑于追认一位汉人为祖？由于缺乏坚实依据，我们无由得知。看来对于“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记载仍存诸多疑窦，因此问题牵涉较广，容后文详论。
       拓跋鲜卑为李陵之后的说法，在拓跋北魏之后屡见不鲜。北周李贤亦自谓为李陵之后，《北史·李贤传》云：“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上个世纪80年代宁夏固原发现的《李贤墓志铭》则更是明确地声称：“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焉，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义，凿山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跋，因以为氏。”（注：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姚薇元先生认为北周之际元氏（即拓跋氏）多复旧姓，并举李贤之后李穆为例来加以说明。（注：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但从《李贤墓志铭》看来，李贤十世祖俟地归只是辅佐圣武皇帝诘汾建国而“成股肱之任”的，李贤家族并没有被改姓或赐姓拓跋的记载，姚薇元所举之例，不知所据何种材料。
       唐代亦出现有众多追祖李陵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北方少数民族黠戛斯径自声称为李陵后裔。据《新唐书·回鹘传》载：“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后郅支单于破坚昆，于时东距单于廷七千里，南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后世得其地者讹为结骨。稍号纥骨，亦曰纥扢斯云。众数十万，胜兵八万，直回纥西北三千里，南依贪漫山。地夏沮洳，冬积雪。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此外，《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唐会要》卷100“结骨国”条、以及《资治通鉴》卷246等，都出现有“黠戛斯自称李陵之后，与国同姓”、“又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黠戛斯国王生穷阴之乡，禀沍朔之气；少卿（李陵字少卿）之后，胄裔且异于蕃夷”、“自谓李陵之后，与唐同姓”等记载。（注：以上引文，详可参见崔明德：《李陵·拓跋氏·黠戛斯》，《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黠戛斯是否为李陵后裔，多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崔明德先生即认为，黠戛斯自称为李陵之后极可能是种假托，其目的是为高攀李唐王朝，进而得到更多的政治支持。但他同时也认为，黠戛斯自称为李陵之后，其来有自。“黠戛斯在《汉书》中被称为坚昆，秦汉时期为匈奴所役属，李陵降匈奴后被封为右校王，统领坚昆诸部”，李陵之后世子孙很有可能就在此地繁衍。另“据唐安西都护盖嘉运在《西域记》中的记载，黠戛斯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则李陵之后，故其人称是都尉苗裔，亦有由然。’”（注：崔明德：《李陵·拓跋氏·黠戛斯》，《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日本学者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成为正史史源，但尚非信史。（注：参见［日］护雅夫：《李陵》，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事实上漠北一带有黑发黑须黑瞳之人并不足怪，自西汉以来中原人士滞于漠北者，远非只李陵一人。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学者俾丘林在《古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第一卷中曾对《新唐书·回鹘传》作过注释，其中对涉及黠戛斯追祖李陵的记载，直接将其当成信史作解：“李陵被立为黠戛斯人的国王，灭掉回纥帝国的即是李陵后裔。”（注：转引自［日］内田吟风等著、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由此看来，在缺乏确切证明材料的支撑下，此一问题只有存疑。
       
       唐代除黠戛斯外，与拓跋鲜卑同根同源的贺兰氏，亦出现有追祖李陵的说法。《古今姓氏书辩正》卷33“贺兰”条谓：“《周书·贺兰祥传》曰‘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贺兰］氏。’唐贞观所定洛州河南郡十四姓，一曰贺兰，按北人八族有贺兰氏，自称李陵之后，居贺兰山下，因以为氏，后改为贺氏，支属亦有不改者。”（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文意，此材料所涉贺兰氏追祖李陵的事例应出现在唐代。）看来唐时期的贺兰氏与北魏拓跋鲜卑已很不一样，拓跋鲜卑被他人指属为李陵之后，而唐代的贺兰氏却自称为李陵之后。
       《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二上》中亦有一则追祖李陵的记载：“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曰丙。后周有信州总管龙居县公明，明生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以避世祖名，赐姓李氏。”《元和姓纂》卷7“丙”姓目下记有此条，但对于其是否为李陵之后的说法，未置一词，看来丙氏为李陵之后的说法还是很值怀疑的。
       在唐代追祖李陵的现象中，该略微提及的还有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氏。需特别申明的是，学界普遍认为，李氏是具有“胡族”血统的。李氏自称为西凉李暠后裔，此说早已为前辈学者所否定。（注：参见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及《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先生先后三次就同一问题展开的妥切辩驳，广为学界所接受。）然而颇有意思的是，《元和姓纂》卷1“李”氏条，有关于唐高祖李渊为李广之后的记载：“李——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莘，女莘生咎繇，为尧理官，子孙因姓理氏云云……崇五代孙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李广也，广以后生唐高宗李渊。”（注：（唐）林宝撰、岑仲勉校、郁贤皓等审订：《元和姓纂》第一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而《新唐书》卷70《宗室世系表》所列陇西李氏之世系表，则更是详列自颛顼至唐太祖的世系更迭，其主线亦是“李广——李暠——李渊”。劳干认为《新唐书》所列“陇西李氏来源，当出于陇西李氏原来谱牒，大致可信”，他赞同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先世本为赵郡人的观点，赵郡李氏之所以为陇西李氏乃是因周太祖入关，以关内诸州为本望的政策使然，非关内籍贯的功臣许多都改为关内郡望，李唐就是如此。（注：参见劳干：《关东与关西的李姓与赵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年。）
       撇开史籍中记载的这个世谱的真实与否不论，我们暂且细绎这个世谱背后的线索：李暠为陇西李氏，其裔孙李冲在北魏地位显赫，陇西李氏正是在此时遽然升为第一高门，成为四海望族的；李唐追祖李暠，李暠被称为是汉前将军李广之后，（注：参见《魏书》卷99《私署凉王李暠》。此处讨论，详见后文。）李广又为李陵之祖父。诚然，以上只是文献记载所展现出的某种关联性而已，如果对这些文献记载细加分析的话，其说显然颇值推敲。李唐虽非直接追祖李陵，但其所追之祖却也是与李陵关系密切的陇西李氏，这点是深具时代烙印的。李唐追祖李广，与其他一些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其实是有相通处的，此点值得我们深加思考。
       二、“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说辨析
       上文已提及有关“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记载仍存诸多疑窦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我们往往会去进一步这样追问：“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说法究竟是否曾写入带有拓跋官方色彩的北魏国史之中呢，还仅是北方汉地社会民间的传言？缘何南朝史书会有“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记载呢？类似的这种记载背后体现出怎样的一种历史认识呢？
       按刘知几所言，南朝之所以有此记载，乃是由于南朝史书承自崔浩所修北魏国史的记载所致；“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说法起先是被拓跋官方所认可的，后来才招致抵斥。然而我们知道，北魏国史一直就是个历史谜团，其具体内容早已不明。崔浩奉命著史，不太可能借修史之机来提高汉族地位，而抑制拓跋鲜卑统治者。崔浩著史致祸，历来说法不一，其所著北魏国史中是否有“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刘知几所云则更值怀疑。笔者推测，按照《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这表明“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说法在北方汉人社会中是有所流传的。至于这种说法是源自北方还是南方，则不得而知。不过，笔者以为南朝史书之所以会载有“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的说法 ，（注：需要指出的是，《南齐书》认为拓跋氏因厌恶被称为李陵之后，而在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后才改姓元氏的说法，是带有一定的谣传性的，并不符合北魏当时的历史事实。）这其实更多地表明是南朝汉人基于某些历史事实，而对北方统治者产生的一种想像。
       我们知道，北魏王业之兆始于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前此诸帝多为后人所虚构，就连神元皇帝力微本人的身世亦极为模糊，被称为是天女所诞。自力微始，拓跋鲜卑的世系谱才渐渐清晰起来。《魏书·序纪》明确记载神元皇帝力微尚没鹿回部大人窦宾之女，后来窦氏被追尊为神元皇后。窦氏在汉代可谓名门，西汉文帝皇后即为著名的窦太后。后遭逢时变，窦氏在魏晋之后，史传无闻。《元和姓纂》追述了窦后父系自西汉以来的谱系，至裔孙窦武时，“窦武被诛，后人雁门太守［窦］统北奔鲜卑拓拔部，为没鹿回部大人，赐姓统（应为“纥”）豆陵氏，魏孝文改为窦氏。女为元帝后。”（注：（唐）林宝撰、岑仲勉校、郁贤皓等审订：《元和姓纂》第二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64页。）据岑忠勉的校记，窦宾为窦统之子。窦氏北奔鲜卑之事在《周书》里亦有记载：“窦炽字光成，扶风平陵人也。汉大鸿胪［窦］章十一世孙。［窦］章子［窦］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注：《周书》卷30《窦炽传》。）拓跋鲜卑有较为清晰记载的世系谱始自神元皇帝力微，而力微本人又尚窦氏，由此看来，拓跋鲜卑具有汉人血统当无疑义。此外，姚薇元先生在考证拓跋氏族属问题上认为，“鲜卑西部，本匈奴之奴婢，种类杂糅，与东部不同”，而“拓跋氏起自西部，其非纯粹之鲜卑族可知”。以上均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一·宗族时姓》之“元氏”条，第5-6页。）可见，拓跋鲜卑的血统殊甚杂异，谓其有汉人血统是毫不足怪的。
       此外，熟悉北魏史的都知道，陇西李氏正是在北魏时期遽然升为第一高门，贵为四海望族的。（注：详论可参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另可参见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二章《“四姓”辩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相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0页）。）虽说陇西李氏至李冲宠遇时“遂为当世盛门”，但在乃父李宝初入魏时，其实就已“人位兼举”。按《魏书》卷39《李宝传》记载，李宝为私署凉王皓之孙，其实就是西凉李暠之后；而按《魏书》卷99《私署凉王李暠》的记载，李暠又为汉前将军李广之后，而李广乃为李陵祖父。（注：李暠为李广之后是否伪冒，仍待讨论。唯此记载客观存留于史书中，必有其自身的历史性。本文不就其真实性与否展开讨论，而是就史籍所载的各种历史现象来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联系。详见下文。）李宝在款附北魏之前，曾“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后“宝自伊吾南归敦煌”，（注：《魏书》卷39《李宝传》。）而伊吾之地据称正是李陵裔孙的栖息地。（注：参见上文所述黠戛斯部分的内容。）至李冲时，陇西李氏地位骤然上升，与北魏皇族及北朝高门之间颇多联姻，陇西李氏在北朝的政治影响力可想而知。可以说，陇西李氏是北朝唯一出自河西地区却又影响于中原的大族。（注：参见张金龙：《陇西李氏初论——北朝时期的陇西李氏》，《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由上所述可知，窦氏北奔滞于匈奴之地，与当年李陵降匈奴的情况颇有几分近似；而据称为李广后裔的陇西李氏，其在北朝的重要政治地位与影响，显然会给南朝人造成某种印象，加上沈约编修《宋书》时（此书系公元487年始修，488年告成），正值陇西李氏权势热炽北魏之际。综合考量上述诸种历史事实，笔者以为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可能是产生南朝人以为北朝当政者即为李陵后裔说法的缘由。此当可备一说。
       无论如何，拓跋鲜卑被汉人指称为李陵之后的说法，从更深层次反映出的是，在当时民族间彼此对立与交往的历史背景下，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交融日深，彼此间血缘混杂的历史事实。按照胡俗以母姓为氏的旧俗，与拓跋氏有密切关联的独孤刘氏，学界一致认为其属匈奴种无疑，但其姓氏却为汉姓。关于独孤刘氏的姓氏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史料根据，《唐书·宰相表》“独孤氏下”认为，后汉沛献王辅的后裔被匈奴所执，囚于独孤山下，后其部号独孤部，从后魏孝文徙洛后，起先是以部为氏的；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元和姓纂》，认为独孤氏姓刘是因为后汉北蕃右贤王刘去卑之先尚汉公主，因此从母姓刘氏。姚薇元先生对此两说均加以辩驳，否定其说。（注：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9-42页。）但无论如何否定，独孤氏与汉人关系的密切以及拥有汉人姓氏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完全忽视的。如果说独孤氏与汉人之血统关系无法找到确实证据的话，那么与较有明确史料记载，并得到北魏官方所承认的，与汉人窦氏有婚配关系的拓跋氏，在当时被汉人指为是李陵后裔就比较好理解了。
       澳大利亚学者J.Holmgren认为，北汉建立者刘渊在《魏书》中被视为是汉高祖之后的说法，与拓跋氏被南朝史书称为是李陵之后的说法很相似，并指出“如此这般的声称，显示出汉人期望见到在北方成功建立政权的那些部族中存有汉人的血统”。（注：Jennifer Holmgren,Annals of Tai: 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 p.102.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82. ）J.Holmgren从汉人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结合当时民族间对立与交往的历史事实，笔者以为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日本学者川本芳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众多的“胡族”君主追祖三皇五帝的现象，例如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苻氏追祖夏禹有扈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拓跋追祖黄帝、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等等，这些大多是出于“胡族”君主自身的历史认识，是种假托。（注：参见［日］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第368页。）因此，我们不应认为汉人著史言及少数民族追祖汉人的现象，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它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某种想法。我们知道，北魏初年中原名士崔宏（即玄伯，崔浩之父）建议道武帝定国号为魏，而据《资治通鉴》的说法，拓跋鲜卑追祖黄帝的建议同样也是出自崔宏。（注：参见《资治通鉴》卷110，安帝隆安二年。）这种追祖黄帝的建议是得到拓跋魏官方认可的，这从北魏的诸多诏书以及拓跋诸帝皆祭祀黄帝的活动中就可窥见一斑。（注：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康乐在《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一书中认为，黄帝在孝文帝圣人崇拜的系统中无丝毫地位，这似乎与拓跋魏只是假托为黄帝后裔不无关系。具体讨论可参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因此，针对《魏书》所载拓跋鲜卑追祖黄帝之类的深受浓厚中原文化影响的问题，姚大力教授就曾指出：“它所反映的，基本上还应看作是北魏官方乃至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对自身根源性的解说，而不能将它视为只是汉人对那段历史的阐释。”（注：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
       因此，史书中记载的这类追祖汉人的现象，无论是出于汉人的想象，抑或北方民族自身出于某种需要的追认，它都反映出在当时民族间对立与交往中，所展现出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历史态势。
       三、民族关系视野下对追祖李陵现象的解析
       汉将李陵降匈奴，后又娶匈奴之女为妻，居于漠北。自西汉至北魏两三个世纪之间，李陵之名除在文人诗句中偶有提及外，有关他在漠北的历史信息一概湮于无闻。然而，在北魏、北周、唐时期，李陵却成为人们竞相追祖的对象。这些追祖李陵的历史现象尽管有诸多失实与不可信之处，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们却客观地存留于史书之中，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性。有意思的是，李陵不仅作为民族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人物形象而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史领域，李陵之名也是在此一时期突现的。李陵与五言诗（即《与苏武诗》）关系真伪的问题，历来就是文学史研究领域聚讼纷纭的话题。李陵组诗流传于5世纪前期，“颜延之在当时就已对其中某些篇什的真伪提出了怀疑。这一组诗主要描写离别，也许是因为历史记载中他和苏武的著名离别场景，这组诗才被人系于李陵名下”。（注：宇文所安：《“汉诗”与六朝》，《中国学术》2004年第1辑。）当然，文学史领域的争论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所关注的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李陵”的再度出现。无论这些诗是否为李陵所作，它都反映出南北朝时期李陵作为某种历史形象，在南朝人的意识中产生出来。李陵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决非偶然，其当有深刻的历史缘由。
       李陵在北魏、北周、唐之际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追祖的对象，反映出此时期民族间趋向交融的态势。李陵投降匈奴后滞于漠北，并与匈奴女子婚配，是历史上汉人与北方游牧人发生直接联系的最为著名的历史事件。自西汉以来，汉文史籍所载北方游牧民族中出现的黑发黑瞳者，多被指为或自称为是李陵之后。拓跋鲜卑被“他者”指为李陵之后，看来其体态、外貌、衣着更类似于汉人，这其实正是鲜卑人相当汉化的最好注解。在北方游牧人与汉地农耕民的接触交往中，李陵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成为一种胡汉杂糅的认同符号。
       这个时代出现的这类追祖李陵现象，其实更多地反映出了此时代的一大背景，那就是其时门第观念在汉人社会中的重要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波及北方诸民族。北魏改汉姓并分明姓族，不仅表示其汉化的趋势，也反映出此时代门阀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带给北魏统治者以某种重要的影响。陇西李氏自秦汉以来就是衣冠旧族，加上其处在游牧部落与中原汉地社会的结合部，与北方诸民族关系密切，李陵在这一时期成为竞相追祖的对象也就再自然不过了。拓跋鲜卑被“他者”指称为李陵之后；黠戛斯自称为李陵后裔，并攀附与李唐同宗；具有“胡族”血统的唐朝皇族虽非直接追祖李陵，但其所追之祖同样也是与李陵关系密切的陇西李氏。这些现象都是在此时代背景影响之下产生的。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代乃至隋唐之际，汉地社会颇重门第观念。在拓跋鲜卑民族崛起与加强统治的过程中，先后出现有道武帝（拓跋珪）时代定立“帝室十姓”（注：关于“十姓”起源于何时的问题，Jennifer Holmgren与康乐有不同意见。Jennifer Holmgren认为“十姓”起源于道武帝，康乐则倾向于认同起源于拓跋邻时代的传统说法。笔者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可以统一起来观看，即拓跋邻七分国人的措施，是道武帝时代最终确立“十姓”的起源。）和孝文帝（拓跋宏）时代“重定姓族”政策的推行，前者多被视为是对拓跋内部的部落整合，后者则往往被视为是拓跋鲜卑推行“汉化”的标志性事件。笔者以为，若将此种拓跋鲜卑社会内部的改革置于整个时代大势之下，是否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定立“帝室十姓”显然是在拓跋内部确立一种贵族统治的秩序，“重定姓族”以及鼓励与汉人世族高门通婚，则是对前者的继续，目的是为扩大统治基础，在拓跋贵族与汉人世族之间形成一个更趋牢固的统治阶层。这说明在当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受汉地社会影响颇深。这也同样深刻地表明，相对于社会等级观念来说，当时的北方社会并没有太强烈的所谓的“夷夏之防”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在分析胡汉之间的抗争与融合时，以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为例，分析崔氏致祸与汉族士大夫视鲜卑为夷狄有关，指出汉族对“胡族”有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政治上的屈辱感，“胡族”对汉族则有在军事上的优越感，认为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胡族”之间斗争激烈。（注： 参见［日］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第33-43页。）实际上所谓的胡汉抗争，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上层阶层的内部斗争，而非夷夏之防的观念在作祟。
       康乐指出：“拓跋邻扩大‘国人集团’的举动，相当程度地突显出拓跋人的一个特色，此即他们的民族界限是相当宽松的，从某个角度而言，这点或许也可说是形势使然。在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发展过程里，拓跋人的势力迭有兴替，‘兼并’、‘掳掠’、‘投靠’、‘离散’的循环自然难以避免，不要说国人集团，连更为基础的民族结构都不得不复杂化起来，正如《魏书·官氏志》里所说‘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年世稍久，兴衰存灭，间有之矣。’”（注：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48页。）他认为“所谓的‘夷夏之防’与种族主义的观念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烈”，（注：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24页。）如何让不同种族的人都顺服于其统治之下，这才是拓跋魏所关心的问题。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李陵降匈奴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注：《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而到北魏、北周、唐时期却情形大变，出现许多追祖李陵的现象，这从更深层面反映出民族间“夷夏观念”较之社会等级观念而言，要显得松弛很多。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对说来夷夏之防观念并不那么强烈的背景下，具有文化等差结构的夷夏之辨常常会被消解掉，在人们的文化观念和历史观念中，容易产生一种民族认同意识。面对具有优势文化地位的汉族，入主中原的北方诸游牧民族往往会将自身的根源性追溯到与汉人同祖同宗的地位，以消解文化上的等差；而对遭遇异族统治的汉族来说，他们也需要消除文化上的华夷等差观念，认为彼此有共同的起源，以面对异族的统治。对于北魏、北周、唐时期的人来说，两种立场其实都可以从《山海经》中找到最好的历史根据。《山海经》多被认为是周秦间人所作，此书反映出一种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它把夷狄都说成是炎黄诸帝的子孙，认为夷狄是散逸“海外”的汉人后裔，就如卷16《大荒西经》所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注：《山海经》卷16《大荒西经》，四库全书本。）从《魏书·序纪》开篇所述拓跋鲜卑先世史的内容中，我们就可看到这段文字的身影。
       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的现象，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背景下的一个有趣图像。相较于入主汉地社会的北方诸游牧民族多追认三皇五帝为祖的现象来说，追认一位相当晚近的真实汉人——李陵——为祖，显然是更具有探讨和思考意义的。虽然这种追祖的背后有“自我认同”或被他者（汉人）所指称的区别，但无论如何它都反映出一种民族间交融的态势。
       〔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