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的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顾氏提出这一命题，既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又有特定的时局环境。傅斯年、张维华、马毅等对顾氏的观点表示支持，费孝通、翦伯赞等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这次讨论在反映了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趋同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民族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以后创造性地提出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而进行的学术论辩做了系统梳理，论述了这次论辩的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中华民族是一个” 多元一体格局 顾颉刚 费孝通 翦伯赞
作者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5。张锦鹏，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与社会现实、国家的民族政策等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以及中国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民族问题日益彰显。清朝末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把满族视为异族。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强调“同种合体”。（注：参见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4页。）现在看来，改良派所持的民族观点与革命派当时的“排满”言论相比，更富有理性。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改变了以前的排满做法，而倡言满汉一家，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在当时学者的文章中，政治家的演讲中，乃至政府的文告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其含义也不断充实，由原来主要指汉族，扩展为包含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这一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尤其明显。（注：参见陈连开：《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创刊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略扩大为全面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之称谓得到全国各民族的认同，对民族问题的探讨由此更加受到重视。抗战前期，“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观点的提出，引发了中华民族问题的学术论辩。考察和评述这次论辩经过，无论对丰富史学史的内容，还是对深化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认识，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傅斯年如是说
明确撰文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是顾颉刚，与他观点相同的还有傅斯年等人。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创办《益世报 ·边疆周刊》，目的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刊词，1938年12月19日。）不久，他在《益世报·每周评论》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指出：“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做‘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个‘本部’的称谓。”“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是日人伪造、曲解历史来作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因此必须废弃之。（注：参见《“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傅斯年在看到顾颉刚的文章后，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顾颉刚“读到这位老友恳切的来信，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第二天（1939年2月9日）一早，他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扶杖到书桌前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注：参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前言，《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并于1939年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文章开宗明义地讲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接着提到了傅斯年写给他的信，且叙述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从傅乐成在《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所引用的傅氏致顾氏的信看，顾颉刚的这篇文章的确是对傅斯年的观点和意见的发挥。傅斯年说：“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注：傅斯年致顾颉刚的信，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傅斯年在信中说的慎用民族，“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顾颉刚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强调了：开头直言要留神使用“民族”二字，在中华民族之内不再析出什么民族；结尾又说：“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注：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 期，1939年2月13日。）
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证，一是基于对历史的研究，二是缘于他从社会调查中得到的感性认识。他说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到秦始皇统一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中华民族既不组织在血缘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说不通。因为汉人在血缘上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中国人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共同生活的人，在中华民族之外决不该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谓时，没有办法，只得姑且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他还分析了“五大民族”的由来，认为“五大民族”之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成为帝国主义假借“民族自觉”分化中国的口实。他对民族和种族作了区分，并根据自己的见闻，认为在民间，一般老百姓并不懂得民族的含义，不使用民族的说法，只是用教之不同来相互区分。这个教，实际是文化的别名。他说，在中国境内，如果要用文化来区分的话，有三个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但它们并没有清楚的界限而是互相牵连的。他根据所见所闻，列举出边地人不同意以某一民族称呼自己的事例；并说要谨防外国人利用种族问题到边疆从事分裂中国的行径。希望青年到边疆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中华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激情，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相互结合，表达了作者蕴蓄多年的观点。
二、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
顾颉刚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重庆《中央日报》、南平《东南日报》、西安《西京平报》以及安徽屯溪、湖南衡阳、贵州、广东等地报纸纷纷转载了它。（注：参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3页，该文下所作的注释。）顾氏所主持的《边疆周刊》栏目也收到不少讨论文章。据查发表在《益世报》之《边疆周刊》或《星期评论》的信件和文章有如下一些：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1939年2月27日）、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1939年4月3日）、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1939年5月1日）、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1939年5月7日）、鲁格夫尔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1937年5月13日）。上述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大多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形势着眼，认为顾氏提出这一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惟费孝通的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顾颉刚在发表了费孝通的文章后，又连作两篇同名文章：《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分别发表在《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20期和1939年5月29日《边疆周刊》第23期上。此二文从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上看，可分别称作二论、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其他学术刊物上也有与顾颉刚商榷的文章，翦伯赞的《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注：载《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1月。）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后何轩举的《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性》，黄举安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以及席世锽的《中华民族起源问题质疑》等文章，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表的。
张维华、白寿彝是顾颉刚的学生，他们都同意顾颉刚的观点。张维华说：“顾先生这篇文章，是从历史的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坚强的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蔽的一副良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当该十分留意的。”他认为，坚强的民族意识对反抗外来侵略压迫是很重要的，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亟待发挥。他对“一个”也作了自己的理解，说：“所谓‘一个’的意义，据我个人看来，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从政治的联系上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上说，非成为一个不可。……第二方面是从血统上或是文化上，说明国内各部族是混一的，不是单独分立的，因为是混一的，所以成为一个。”但他也指出了从第二个方面进行解释的困难，说“中国的历史很长，疆域很广，内中所包括的份子也很复杂，其混一之迹，真是不容易寻究清楚”。然而他对这个理论还是充满信心的，“希望一般学人对于这个问题多多考虑，很快把这个理论建立起来”。（注：张维华：《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1期，1939年2月27日。 ）
白寿彝对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表示敬佩，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中国整个的历史上去看，的确是如此，而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作为一名回族学者，白寿彝从自身的感受中，对在抗战期间用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激励民众爱国情绪的做法很不赞同，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全的心理。他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一致，主张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贯穿到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中，“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底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是全中国底新史学运动底第一个标语”。顾颉刚在白寿彝这封信的按语中，赞同白寿彝的意见，但表示要在短时间内写出“这样的一部书来实在够困难”。“要使‘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达到每个中国人的心曲，非使青年们多学会现在本国内流行的几种语言文字，能直接和边地同胞通情愫，并有能力搜集其历史材料不可”。（注：《来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6期，1939年4月3日。顾颉刚的观点大概对白寿彝产生了很大影响，白氏晚年的民族思想和历史编纂学思想与他这一时期关注民族问题是有联系的。）
马毅在《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一文中，对抗战以来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冀图分化中华民族的阴谋进行了揭露，说历史的任务本是民族教育的工具，忘记研究学问的目的，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他认为中国各民族并无仇恨，只有加紧团结方可共御外侮。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揉和搏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的一大民族。他引用人类学研究成果，驳斥中华民族外来说；以章太炎的文字学研究、吕思勉的民族史研究成果，说明古之三苗不是现在的苗族，证明苗汉没有矛盾。“夷”、“夏”均可训为大的意思，四夷加虱犬字旁，源于原始氏族图腾崇拜，亦无鄙贱之意。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孙中山遗言和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既有“国内的各少数民族”之提法，又有“整个的中华民族”等用语，与顾颉刚的提法略有一点不协调，但最后仍指出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信念的重要性。（注：参见马毅：《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5月7日。）
苗族人鲁格夫尔不赞同苗汉同源论，说：“据我观察所得，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不须学究们来大唱同源论，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同源不同源，苗夷族不管，只希望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顾颉刚为这封信作按语说：“我们的团结的基础建筑在‘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的必然趋势上，原不建筑于一个种族上，更不建筑于一个祖先上。”有些宣传用语虽有语病，“但也可以原谅，因为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势之下，很容易急不择言，没加上详密的思考”。提议“汉奸”一名应改称为“内奸”等。鲁格尔夫显然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有所保留，但他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敌人是坚决支持的。（注：参见《来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1期，1937年5月13日。）
费孝通的来信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了质疑。针对顾颉刚文章中立论的根据，费孝通提出了几个问题：一、名词的意义和作用；二、民族是指什么；三、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四、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团体；五、民族问题的政治意味；六、什么时候名词能分化一个团体。他根据顾颉刚对民族的几种阐释，对顾颉刚的民族定义作了归纳，认为顾氏所谓民族是指在同一政府之下，在同一国家疆宇之内，有共同利害，有团结情绪的一辈人民。在“民族”之内部可以有语言、文化、宗教、血统不同“种族”的存在。因为顾颉刚附有英文Nation 和Clan，于是费氏就对State、Nation、Race、Clan作了解释和辨析。说Nation通常的意义却并不是同属一政府有团体意识的一辈人民，而是指语言、文化、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通常译作民族。种族通常不是Clan的译文，而是Race的译文，指一辈在体质上相似的人。Clan是社会人类学中的专门名词，指单系亲属团体，通常译作氏族。费氏认为，依这些译法，顾颉刚所谓“民族”与通常所谓“国家”相当，顾氏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既然用法出现了歧异，费孝通干脆在讨论中直接使用涵义明确的“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质团体”。他说：“文化、语言、体质可以是人口分类的标准，也可以是社会分化的标帜。分类标准是一个局外人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异同，把一地人口分成类型。分化标帜是局内人自觉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各自组成对立的团体。”（注：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也就是说，分类标准以客观存在为根据，分化标帜则是主观认同的反映。客观上的混合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的统一。费孝通根据自己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认为中国人民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据。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的，可是这些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因此，要证明中国人民因曾有混合，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不发生社会的分化是不容易的。即使证明了，也不能就说政治上一定能团结。所以，费氏认为，不能把国家与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划等号，即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即不同民族的存在）。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即费氏所谓的民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于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对于顾颉刚说的要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防止敌人的分化，费孝通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不清，费孝通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他所说的“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分子”等，其实就是指的民族。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
针对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又作了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在第一篇中，他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五个因由。其中核心的意思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用民族问题分化中国，“民族”二字需要慎重使用。他说：“我虽是没有研究过社会人类学，不能根据了专门的学理来建立我的理论，可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费孝通认为顾氏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立论的目的似在为‘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一句话找一个理论的根据”。顾氏对此既同意又不完全同意。他说费氏的这个话“真是道出了我的心事，搔着了我的痒处。不过我的意思不只限于‘政治的统一’，还要进一步而希望达到‘心理的统一’耳”。他对费孝通所提的“名词的意义和作用”又作了申辩，说“中国本部”、“五大民族”都没有客观实体。从血统上，满汉早已混同，“汉和满是否该分为两族也是大有疑问的”。他既不同意“五大民族”之说法，也不同意使用“苗民族”、“瑶民族”、“罗罗民族”等说法，认为这样的名词对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都会起到帮助的作用。（注：参见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在第二篇续论中，顾颉刚详细论述了Nation的用法，认为Nation不是人类学上的一个名词而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术语，与State并没有截然的分野。他说，“语言、文化及体质”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的主要条件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他引用Arthur N. Holcombe为民族下的定义道：“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民族意识是一个团结的情绪——一个国人彼此间袍泽的情感，相互的同情心。”一个民族里可以包含许多异语言、异文化、异体质的分子（如美国），而同语言、同文化、同体质的人们亦可因政治及地域的关系而分作两个民族（如英、美）。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之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总不能把它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有怎么多也总能容受，好象雪球这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顾颉刚用了一个设问：“或者有人要提出异议，说道‘中华民族即是汉族的别名，汉人为一个民族是没有问题的，汉人以一个民族建国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乃是满蒙回藏苗是否都是民族？如是民族，则中华民国之内明有不少的民族，你就不应当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我现在要问：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统，那么它也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有满蒙回藏苗……的血液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种族。它是什么民族？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之先进者，而现存的满蒙回藏苗 ……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那么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nationhood，就不能成为一个nation。他们如要取得na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中华民族之内。既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则中华民族还只有一个。”他还说，国内有些矛盾，如回汉问题，并不是真正的种族矛盾，而是交通问题。交通困难，人们见识少，视野狭隘，所以就斤斤计较，冤冤相报。他赞同孙中山的说法：“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他认为，这样说并不是大汉族主义，因为“所谓同化，并不是要消灭他们原有的文化，而只是为了他们切身利害，希望他们增加知识和技能，享受现代的生活，成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好公民，一个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注：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虽然如此，但顾氏关于民族的看法与孙中山还是有所不同。顾氏认为汉族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汉人血统不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所以“这‘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应该用“中华民族”取而代之。（注：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他甚至不同意用“汉奸”，应该用“内奸”。要之，他认为在中国境内没有能够称为“民族”的独立民族，有，则只有一个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顾颉刚否定国内不同民族的存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面有他运用民族理论的局限性，与当时国民党所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还不是一回事，对此要有公允的认识。再者，他对中华民族内各个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的论述，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说明，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为以后建立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傅斯年在这个争辩中的态度。傅氏虽然没有参加这场争辩，但他对这个争辩是十分关注的，他与顾颉刚的民族观点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傅斯年在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方面很有成就。他的《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等均是颇具见识的研究先秦民族的名文。（注：参见何兹全为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所作《前言》中的评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撰写了《
东北史纲》（第一卷），论述古代的东北民族。他与胡适、蒋廷黻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并在该刊及其他报刊发表大量文章，激扬民族士气，力主对日抵抗，如《“九一八”一年了》（1932年9月18日）、《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1933年1月15日）、《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1934年3月11日）、《政府与对日外交》（1934年6月10日）、《北方人民与国难》（1935年12月15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5年12月15日）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他说：“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操统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的风度。即如汉武帝，正在打击匈奴用力气的时候，使用匈奴俘虏做顾命大臣；在昭帝时，金日磾竟和霍光同辅朝政。到了现在，我们对前朝之旗籍毫无歧视，满汉之旧恨，随清朝之亡而消灭，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加之以消极的抵抗。”（注：《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且不要以为这是傅氏的一篇政论文，其实它表达了傅氏的民族观点，即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整个的就是一个。顾颉刚所论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即是傅斯年给他的信中最先提出的。傅乐成在傅斯年去世后回忆说，1938年至1939年，傅氏在昆明撰有《中华民族革命史稿》，史稿原分多少章，不得而知，写成的只有第一章“界说与断限”和第四章“金元之祸及中国人之抵抗”，共约两万字。其内容是说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抵御外侮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用以鼓舞民心士气，增强国人的团结和民族自信心。在第一章中，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虽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实为一族。他说：“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夫族之所以为族者，以其血统不单元，历代之中，无时不吸取外来之血脉，故能智力齐全，保其滋大。”“今日之北人，谁敢保其无胡人血统？今日之南人，谁敢保其无蛮越血统？故满洲人在今日变为汉人之情况，即元氏在唐代变为汉人之情况也。今日西南若干部落中人变为汉人之现象，即我辈先世在千年前经过之现象也。”“则论原始论现事，与其曰汉族，毋宁曰汉人，名实好合也。若必问其族，则只有一体之中华民族耳。”（注：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傅斯年印象》，第204-205页。） 可见，傅氏与顾氏在名词和资料的运用方面，均有不少相通之处。傅氏与顾氏曾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傅高顾氏一级。傅是国文系学生，顾是哲学系学生，两人曾同住一个宿舍，（注：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均得到胡适的欣赏和信赖。但由于性情和发展学术的思路不同，自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后，两人在学术上的交往就减少了很多，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他们在民族问题上又走在了一起。
傅氏不但向顾氏表明了自己的民族观点，而且在费孝通的文章发表之后，还从行政上干预此事。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学生，他认为，费孝通写这篇文章，受了吴文藻的指使。因吴文藻当时是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派到云南大学工作的，于是他致函此会的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杭立武，希望将吴文藻他调。在该函中，他对说中华民族并非一个断然反对：“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而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注：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傅斯年印象》，第202-203页。）这封信很长，其中既有一些卓见，也有不少义气用事和党同伐异的情绪。
在对待讨论上，顾颉刚与傅斯年还是有所不同的。傅斯年不主张讨论这个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所以在顾颉刚开辟《边疆周刊》时，他就规劝顾氏“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顾颉刚在文章中也说要慎用或郑重使用“民族”二字，但又认为不能讳疾忌医，应该深入探讨。他说：“有一种人小心过甚，以为国内各种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谈，谈的结果适足以召分裂之祸。记得数年前就有人对我说：‘边地人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时还好驾驭；一让他们知道，那就管不住了’。但我觉得，这是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不当采取。”（注：《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 期，1939年2月13日。）因此《边疆周刊》不仅没有回避边疆、民族等问题，而且对于即使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章，也予以登载。显然，顾氏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来看待的，且表现了宽阔的学术胸襟。
顾氏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始于“九·一八”事变。20世纪20年代，他在从事古史辨时，还不断使用“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词，“九·一八”事变后，他认为自己过去对“民族”的使用不严谨。鉴于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他加强了对边疆、民族、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研究，创办《禹贡》半月刊和创建禹贡学会。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顾颉刚指出“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注：《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他请白寿彝主编了“回教与回族”专号；（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8月。）发表一些与民族有关的通讯；在《禹贡》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设置民族专栏，发表了齐思和的《民族与种族》（注：齐思和的文章对顾颉刚的民族观有影响，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中大段引用了齐文。）、袁复礼的《新疆之哈萨克民族》、谭其骧的《粤东初民考》等文章。但顾颉刚本人在称国内民族时均用“种族”，称整个中国民族为“中华民族”，如在《禹贡》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纪念号上，他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注：《纪念文》，《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 1937年，他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区别种族与民族的不同，说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注：《申报·星期论坛》1937年1月2日。）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顾颉刚那里就逐步产生了。加上他以后的西北民族调查，更加坚信这一思想。诚如他在回答费孝通的信中所说：“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注：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注：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顾颉刚在《边疆周刊》接连发表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费孝通此后却没有再写论辩文章，这不是因为被顾氏的论证所折服，而是担心这样辩论下去收不到好的效果。费孝通小顾氏十七岁，也是苏州人，读中学时就对顾氏搞古史辨钦敬不已。20世纪30年代初顾氏为燕京大学教授，费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费氏在燕大读的是社会学，主要受吴文藻等人的影响，未修过顾氏的课程。（注：参见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然他们并非没有联系。对费孝通的社会学成绩，顾颉刚是清楚的。在禹贡学会成立会上，费孝通应邀出席，并以“调查广西花篮瑶之经过”为题作演讲。（注：参见《本会三年来大事表》，《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但从会员名单可知，费孝通并没有加入禹贡学会。）有人向《禹贡》编辑部询问《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如何求购，顾颉刚在该刊“通讯”栏回复：“《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系王同惠女士遗著，其夫费孝通先生整理者；书成之后，由广西省政府交商务印书馆印刷。迩来军事扰攘，发行之事或以是停滞，而费先生又去国，竟无从索取奉寄，特此志歉”。（注：《通讯》，《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5期。）费孝通从英国回国后，还曾与顾颉刚一起至云南的禄丰，参观学校、寺庙，调查赶街及夷人村落。（注：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90页。1938年11月15日条。）这些都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学术方面有一定的交往。54年后，费孝通还对这次论争作了回忆，（注：费孝通在《益世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费孝通文集》没有收入，大概是编辑者没有找到；顾颉刚的续论文章，各个版本的顾颉刚文集也没有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的回忆仍很准确，可见这次争论对他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对自己没有再写文章作了说明，他说：“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急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注：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6—27页。）
翦伯赞没有看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他看到的只是第二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翦伯赞说“这虽然只是顾先生大作的一部分，但因为是他的结论，所以能使我们充分地看出他们对于民族一般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个理解”。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是非常重要的。但又认为当时的争论大半陷于名词的讨论，没有把中华民族与现实的斗争关联起来，使得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他说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命题本身就不太正确，“因为这一命题，就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虽然顾先生否认摆了大民族的架子。关于民族理论，翦伯赞认为顾颉刚也犯了一些“错误”：第一，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并且把“民族意识”当作“民族”。第二，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以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第三，把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第四，在对种族与民族的解释方面存在问题，认为种族是“纯合血统”，民族是“混合血统”。翦氏说这是不对的，因为民族不是种族的变质，而是各种种族之结合，从种族到民族不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原理，而是社会学的原理。第五，说民族的形成，不是内在的经济推动，而是外在的政治推动，翦氏认为这是只看到现象而忽视了本质。关于如何看待国内民族间的矛盾，翦伯赞说，顾颉刚把矛盾的产生归结为交通问题、现代化问题是对现实问题的回避。“我们以为问题并不在于‘交通便不便’，也不在于‘现代化不现代化’。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则‘自杀的惨剧’自然可以消灭。真实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我们这样研究是完全遵从三民主义的。”“中华民族若离开经济的政治的平等概念，就否定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义，而与三民主义相违背的。”（注：以上引文均见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1月。）翦伯赞在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要承认过去存在民族矛盾的现实，并分析了当前社会民族矛盾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途径，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巨大价值。当然，翦伯赞对顾颉刚的批评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顾氏观点的合理成分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个别论断也有点简单化。
顾颉刚对翦伯赞的文章没有回应，个中原因不甚其详。（注：顾颉刚与翦伯赞相识是在此后的1944年，《顾颉刚日记》1944年5月8日载：“伯赞与予初交而作深谈”。这次深谈，大概也谈到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该条日记转引自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18页。）此后他到成都齐鲁大学任职，昆明《益世报》之《边疆周刊》停办，“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逐渐沉寂下来。
三、“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意义及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开展于抗日战争前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顾颉刚而言，这个讨论既是他强烈地关心民族命运之爱国情怀的反映，又是他创办《禹贡》杂志以来学术工作的继续。但研究这一问题并非顾颉刚所想的那么简单，这是因为：一、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好研究的学术问题，涉及许多学科的知识；二、这个问题与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抗战的时局联系紧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展开充分的学术探讨、学术争论；三、当时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国内民族问题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欲超然党派而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也是很困难的。（注：顾颉刚此后仍然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继续对民族问题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他1947年在《西北通讯》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着重从自己的经历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的苦难谈了他写那篇文章的用意，对文章中的偏颇似乎有所反思。）但是这个问题在那时提出来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论辩，具有它的必然性。清末以来，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不断加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了相当的成绩，如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多篇具有卓越见解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包含很多民族史的内容；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着重叙述中国历史上各族的衍脉及其相互联系，已体现出专门的民族史的性质。此后，陆续出版了一些民族史专书，如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年）、缪凤林的《中国民族史序论》（1935年）、郑德坤的《中国民族的研究》（1936年）、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年）以及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等。特别是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途径。不少通史类的著作也包含丰富的民族史的内容。因此，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看，对中华民族的宏观理论认识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一个大命题，讨论这一命题对推进宏观民族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建立科学的中国民族理论不可或缺的环节。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反对外来侵略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洗礼，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研究亦有了极大的推进。当年参加“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学术上更加精湛，不断提出新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顾颉刚计划编辑《中国民族史料集》，对自己过去的提法有所修正，说：“中华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荟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注：《顾颉刚自述》，《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注：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白寿彝提出“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注：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反映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日臻成熟。
应该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与以后提出的成熟的民族理论在学术上是有其联系的。在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费孝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顾颉刚则强调了它的一体性。顾颉刚为了强调一体性而否定了多民族之存在，使其理论带有严重的缺陷。但他对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对费孝通以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还是有意义的。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上人们心向统一、民族意识日益趋同等资料的梳理，有益于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一体格局。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注：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这与费孝通后来所说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和“自觉的民族实体”是相通的。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⑥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顾颉刚强调民族意识对确立民族的根本意义；费孝通在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理论中，也对民族意识极其重视。费孝通在回顾自己的民族研究经历时提到英国功能派社会人类学和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对他的影响，说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人类学理论和他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考察，是他提出“多元一体理论”的两个主要因素。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完成，除了理论指导和实地调查之外，历史的论证是不可缺少的，正像他说的：“现况调查必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在学科上说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
⑥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基本是通过历史论证的方法完成的。费孝通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教授过中国民族史，并编写了讲义，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在该讲义的基础上加以20多年的思考撰写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学术关联，反映了历史学对民族学的影响。就白寿彝而言，在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时，他就与顾颉刚联系密切，并倾力研究回族史。他也积极地参加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虽然后来对最初的观点有较大的改变，但那次讨论对他此后学术路向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要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引人瞩目的一页，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