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所谓 “日三省乎己”是中国古代哲人强调反省自我的重要性的精练表达。对于任何学科的发展来说，不断地反省学科的发展轨迹，反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不同的“学科范式”的意义以及局限性都是十分重要的。陈庆德教授等人合著的《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通过对统治今日之社会科学学术界的“科学”､“真实”､“客观”､“实在”等话语的去蔽，力图解除那些加诸于人类学研究及写作上的限制，寻找和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在承认理论预设的大前提下，对人类学领域经典的和热门的诸多论题作了理论探讨，这对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初生还是趋向成熟，一门学科应当时时检省自己的开放性和接受能力。从1903年林纾等人翻译民族学家哈伯兰的《民种学》，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人类学，到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以其为工具研究中国社会，再到建国后新生代人类学家的成长，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中国人类学经历了从模仿西方人类学经典并套用理论和研究技术，到本土意识的觉醒，学人似乎注意到，人类学不应满足于记录仪的功能，已经到了检视理论工具的时候了。在“人类学/民族学是否需要中国化?”､“如何中国化?”的追问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贡献了自己的智识。如果说，语言学背景的人类学者注意到了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张力及由此带来的含混性，对民族志文本的“真实”提出了质疑，那么《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的作者力图将批判的目光扫过整个人类学领域，超越东方与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话语密闭圈，着眼更为深远的整个人类的发展及整个人类的知识累进，实践学者作为“社会良心”的自觉和追求。
       作者追溯了形式与实体的方法论渊源，认为其最终归结于对相对性与普遍性的不同追求。普遍性是在夷平中凸现某个实体，并把其提升为一般性的标准;而相对性的夷平并非是消解或完全否认标准存在的意义，而是指出了变化的物没有绝对的存在，万物都相对于他者而存在。这样，“一”和“多”､“全体”和“部分”相互意指，不能分离，从而把不同实体融合为一种交互作用，把“关系”确立为把握世界的基点。相对性分析是把关系思维方式引入社会科学，并与实证论的思维方式决裂。作者进而揭示了社会在实践层面上的双重存在:每一个社会都在微不足道的有关自身特性的宇宙中得以呈现;每一个社会都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表现形式。所有的一致性或普遍性，都是以散布在空间的多元性和特殊性来运作和实现的。
       作者探索了人类学研究的关键概念——民族——的形成，指出其是以利益为组合实质的策略性集团或利益集团所获得的一种理念表达，并使民族性的动员成为了资源博弈的工具。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并非是否要提“民族”理念或提什么是“民族”理念的问题，而是最终落脚在对人类整体性发展的全面理解上。而作为弱者对不平等抗辩的“民族”理念不仅要求我们在现实的发展框架和发展方式内寻求趋利避害的发展途径，而且通过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探寻人的类本质实现的历史道路。
       作者肯定了生态人类学的意义在于“把人的问题放进一个大尺度的时空背景中”进行考察，在于“开启了以生产活动或以自然和人类生活两方面的规律性为起点，来描述共同体总体生活的一种可能途径”。但首先生态伦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存在悖论，伦理不可能外化于人而存在，该表述难以成立。如果要将其付诸实践，人只能对危及自己生存的环境听之任之。其次该伦理暗含“人类施舍的伦理”的嫌疑。因此，关键不是在人之外建构伦理，而在于反思人与自然之间扭曲的关系，在于把多样性视为自然界为避免因资源有限而导致的残酷斗争的存在方式。
       通过对人类学经典论题——婚姻——的理论预设的去蔽和新的理论的尝试性建构，作者认为现存众多婚姻理论遮蔽了婚姻的本质。第一个遮蔽是由于引入了婚姻的功能性要素来界说婚姻本质，但对功能要素的归纳既不能涵盖所有的婚姻事实，同时还把某种具象化的质料上升为抽象的一般规定，而遮蔽了婚姻本质。另一个是来自于“婚姻—家庭”这一连续性预设对婚姻理论自身的遮蔽，人们普遍落入以婚姻的一种特殊组织载体——家庭——作为解说婚姻基点的陷阱，把其视为婚姻的唯一产物，并将之作为婚姻解说的唯一参照系的理论倾向。作者提出婚姻的本质就在于对人类性行为的制度性规范，于是使人类生命的再生产方式具有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维度。
       作者探讨了民族志的文本与“真实”叙事之间的间隙和可能性，提出以“真实”为标识的传统民族志，仍然建立在认识对象符合现实对象的预设之上。民族志文本中大量存在的素材与文本相混淆的问题，以及叙事视角与聚焦､主位与客位､“我”与“他”等分析，则深刻展示了叙事人必然对对象进行重构的本质特征。由此，在整体性关联中，揭示了社会无非是一系列叙事的存在，是实践中的话语使之得以表述并成为可能。
       作者认为理想的田野工作应是“目的”与“手段”的结合。如参与式观察法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及运用目的，今天的人类学不应囿于其诸如“以一年为周期”的传统。作者还提出人类学知识的累进应是经验与理性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既要以多样化的田野工作方式获得更多材料，同时要不断寻求新的思考问题的范式，并且人类学家要承认自己所呈现的不过是代表了自己此时此刻的认识。
       学者都会为自己的研究的权利和有效性进行辩护，但同时还应保持对权利的责任心，以及对有效性之局限的自觉。作为以同类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首先必须承认自己并非超脱现实和“人”性的研究者，从而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谦逊”和一个学者的责任心。笔者认为，该书在直观的层面上，直面根植于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乃至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中的学术无意识——对理论预设的半遮半掩甚至否认;与此同时，作者还敲打了这种无意识后面隐含的人类学者把自己视为具有某种特权和优势的人物的自我观念。在实践层面上，提请人们注意理论预设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而应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和解决人类学发展中的困境。
       (作者刘锋，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址:贵阳市，邮编550025。代燕春，女，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助理编辑。地址:昆明市，邮编650118)
       〔责任编辑刘世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