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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是秦献公时代由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附落而南”进入川西高原的，故历史上存在于青衣江流域的“青衣羌”应属羌人向南流布的一支。但因史籍对青衣羌的记载极为简略､模糊，目前学界对其具体面貌所知甚少。本文以新挖掘的史料线索着重探讨了汉代以前青衣羌的活动踪迹，发现青衣羌出现于青衣江流域的历史甚早，至少在秦灭蜀以前并曾一度在当地建立“青衣羌国”。文章认为青衣羌进入青衣江流域的时间很可能在秦献公以前，这对理解羌人南下进入藏彝走廊的时间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羌筰之塞　青衣羌　筰都夷
       作者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64。
       羌是历史上活动于川西高原地带的主要人群之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记述汉代川西地区人群之面貌时，有一条重要记载，曰:汶山之西，“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可见当时中原史家已将当地人群之族系面貌分作夷､羌､氐三种。本文主要讨论历史上存在于雅安青衣江流域地区的青衣羌问题。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羌人大抵是从西北黄河上游地区逐步南下进入到川西高原地区，故历史上分布于青衣江流域的“青衣羌”大抵也应是羌人自黄河上游地区向南流布的一支。但关于青衣羌，史籍记载十分简略､模糊。笔者最近在清理有关青衣羌的文献时，意外发现一些史料线索，从这些线索看，青衣羌进入青衣江流域地区的时间可能相当早，而且其在当地的活动时间延续甚长。（注：有关魏晋时期青衣羌的活动踪迹，参见石硕:《“氂牛种越巂羌”考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从史料线索看，青衣羌在青衣江流域地区的活动延续时代甚晚，但因该问题牵涉面较广，笔者拟另文讨论。）因此，探讨青衣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羌人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通道南下进入到今雅安地区的青衣江流域有很重要的价值。“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西部及西藏东部由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为众多民族或族群迁徙流动的场所，是我国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注Ｌ参见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页。）本文拟结合相关史实记载，试对青衣羌南下时间及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
       史籍中有关“青衣羌”的记载不但稀少，且出现时代偏晚。比较明确的记载系出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青衣水》记:“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水经注》于“青衣县”条下注曰:“县故青衣羌国也。”（注：参见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
       我们注意到，在郦道元以前成书的《史记》､《汉书》中已普遍出现了作为县名或水名使用的“青衣”一词。《史记• 彭越传》记:“(高帝)十年秋……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这里的“蜀青衣”，据《华阳国志•蜀志》“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的记载，显然当指“青衣县”一带。《汉书•地理志》记西汉蜀郡之十五个县中也列有“青衣”。不过，两汉时“青衣”一词有时也指“青衣水”。《说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与青衣合，东南入江。”此处的“青衣”则指“青衣水”，即今之“青衣江”。故两汉时代的史籍中，“青衣”一词往往有两个含义，或指“县”或指“水”，但二者均指同一地点，即青衣县所在地域，这是因为汉代青衣县正是位于青衣水流域。《华阳国志》记:“高后六年开为青衣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东迳县，南与沫水会。沫水从岷山西来，出灵山下。其山上合下开，水出其间，至县东与青衣水合，东入于江。”（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8页。）任乃强先生认为青衣县在汉晋时的县境大体包括今芦山､宝兴境内的芦山河谷与宝兴河谷一带，（注：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99-200页。）这一带正是位于古之“青衣水”即今雅安青衣江流域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成书的两部主要史籍《史记》､《汉书》中却均未提到青衣县(或青衣水)有羌一事，亦未出现“青衣羌”的记载。那么，《水经注》称汉之青衣县为“故青衣羌国”是否有所依据?青衣县或青衣水一带是否确有“羌”?
       据笔者检索与查证，目前有两条材料可与《水经注》的注文相印证。其一，现存于今雅安地区芦山县境内的东汉建安十年(205)所立《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简称《樊敏碑》)，此碑文中出现了“续蠢青羌”一语。（注：参见《芦山县志》，民国三十二年(1943)版，芦山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重印，第244页。）今雅安芦山县为汉代青衣县之中心地区，巴郡太守樊敏为青衣县人，死后归葬故里。故其碑文中出现“续蠢青羌”一语当是汉青衣县一带有“羌”的一个证据。其二，《吕氏春秋•慎行二》有“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的记载，《吕氏春秋》为汉代之作品，其记载虽未言“青羌之野”位于何处，但由《樊敏碑》中的“续蠢青羌”一语，显然应系同一所指，亦足证汉代确有关于“青羌”之说。由以上两条旁证，可知《水经注》称“青衣县”为“故青衣羌国也”的记载当不为虚，应有所依据。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引起注意:为何记录西汉情况的《史记》､《汉书》中均无关于青衣县或青衣水有“羌”的记载，而迟至东汉建安十年和北魏时期的史籍文献中才出现了“青衣羌”的记载?笔者以为这里可能有一个史料背景需要关注。两汉时代成书的《史记》､《汉书》中均未给羌人立传。直到南北朝时南宋人范晔作《后汉书》时才始列有《西羌传》，这一情形可能与东汉时期西北之羌人的活动趋于活跃并与东汉朝廷之间屡屡发生战事有直接关系。所以从《史记》､《汉书》未曾给羌人列传，《后汉书》才始出现专门的羌人传记这一史料背景来看，我们可以判断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史家对于“羌”的认识较之西汉应有很大提升和进展，中原士人对羌人的认识是在东汉以后才逐渐变得清晰和具体，尤其对不是处羌人中心地区即散布于蜀之西的羌人可能更是如此。因此，“青衣羌”的记载未出现于《史记》､《汉书》，而是出现于东汉末和北魏时期的史籍文献，很可能是缘自羌人自东汉以来渐趋活跃之特殊时代背景。
       《水经注》于“青衣县”条下所注“县故青衣羌国也”一句，最值得体味和注意的是这段话的语境，确切的说即是一个“故”字。这里的“故”，当作“过去”､“从前”解是没有疑问的。因此，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即是说汉代的青衣县过去乃“青衣羌国”之故地。既然称青衣县为“故青衣羌国”，这就意味着所谓“青衣羌国”存在的时间较早，当在汉高后六年(前182)“开青衣县”以前。这里的“青衣羌国”，我们或可以理解为羌或以羌为主体的部落建立的某种酋邦一类政权。因此，《水经注》的这段注文实际上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羌人存在于青衣县一带的时间可能相当早，至少在高后六年“开青衣县”以前“羌”就已经存在于当地，并曾在当地拥有相当势力且建立过一定规模的政权。
        郦道元称“青衣县”为“故青衣羌国”的依据何在我们已不清楚，因为郦道元作《水经注》时所能见到的相当一部分史籍后来已佚，我们今天已无缘见到。那么，我们能否证明在西汉高后六年“开青衣县”以前当地曾存在过一个所谓“青衣羌国”呢?从现有史料看这显然极其困难，几乎为不可求证之历史悬案。不过十分庆幸的是，笔者最近在阅读史料时，发现一条与此相关的史料，这条史料对于我们理解汉初“开青衣县”以前当地是否存在“青衣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此即《汉书•枚乘传》中的一段记载:
       
       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筰之塞，东当六国之从。六国乘信陵之籍，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筰，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注：《前汉纪•孝帝第九•三年》中也有相同记载。）
       这段文字提到了秦在与六国并存时代其在四方势力之所及——“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筰之塞，东当六国之从”。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秦之南界，其言“南距羌筰之塞”。“羌筰之塞”具体指何处已不清楚，但就大的方向和文字内涵看，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两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一，由“羌筰之塞”的“塞”来判断，“羌筰之塞”应是指一个很确切和具体的设有关卡的边境地点。
       我们知道，古代的“塞”为“边关”之意，是设于边境管理边防及边界过往事务的关卡，为带有军事性质的一级基层机构。《汉书•邓通传》云:“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铸钱。”颜师古注:“徼，犹塞也。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义也。”《史记》索隐引张辑曰:“徼，塞也，以木栅､水为蛮夷界。”（注：《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可见“塞”还多以木栅或水为界。西南之“塞”本多称“徼”，但此“边关”因系秦人所设，故称“塞”。这与后来汉代设于筰都夷地区旄牛县的“徼”及“徼内”､“徼外”的称呼尚有不同。（注：参见石硕:《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第二，既然称“羌筰之塞”，那么此“塞”显然当设于“羌筰”之地。
       我们知道，秦司马错灭蜀的时间为公元前316年，为秦惠王时代(前337-311)。秦灭蜀后，其势力及于蜀之西的邛､筰､冉駹､斯榆等“西南夷”之地，并在其地设立郡县。《史记•司马相如传》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故司马错灭蜀后，秦的势力最南曾达到蜀之西南的邛､筰一带当无问题。以此推断，当时“筰”地一带很可能是秦在南端的一个边界，故在其地设有“塞”。
       那么，“筰”的位置何在?筰，《史记》称“筰都”，《后汉书》称“莋都夷”，为汉代“西南夷”中一大的部落。（注：“筰都”一词的“筰，《史记》中作“筰”，《汉书》和《后汉书》作“筰”或“莋”，《华阳国志》作“筰”或“笮”，实皆一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
       据此记载，筰都之位置系在分布于今滇西地区的“巂”之东北，又在分布于今岷江上游地区(茂､汶)的“冉駹”之西南。按此方位，则筰都的位置当在蜀之西南一带。不过，对“筰都夷”分布位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更明确的记载:
       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这里“旄牛”､“青衣”均为县名，指原沈黎郡所辖的两个县。由这段记载可知，汉武帝时最早于筰都夷地区设“筰都县”，其后在筰都县基础上设沈黎郡。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以筰都为沈黎郡”，《华阳国志•蜀志》载:“沈黎郡，治筰都”。天汉四年将沈黎郡并入蜀郡后在原沈黎郡辖地设立两都尉，其中主管“汉人”(即原沈黎郡属民)（注：这里的“汉人”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族属意义上的汉人，因为沈黎郡原本即是设在筰都夷即非汉人地区的一个郡，所以这里的“汉人”应是相对于“徼外夷”而言的“徼内夷”，当理解为“汉朝统治区域之人”，实际上也就是指由汉朝直接控制的原沈黎郡境内以筰都夷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部落人群。这就是说在撤沈黎郡后，原沈黎郡境内由汉朝直接控制的筰都夷等部落人群事务主要由驻青衣县的都尉进行管理。这就暗示着原沈黎郡的中心乃是在青衣县。）的都尉即驻于“青衣县”。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青衣县不但处于莋都夷分布的中心，同时也是设于莋都夷地区的原沈黎郡的一个中心地区。
       这一点从东汉灵帝时承袭原沈黎郡范围所设的汉嘉郡其郡治即设于青衣县可得到进一步证明。《华阳国志•蜀志》载:“汉嘉县，郡治……高后六年开为青衣县。……延光二年，为属国都尉治。阳嘉二年，改县名汉嘉。”（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98页。）《后汉书•地理志》亦云:“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可见汉嘉县即原青衣县。青衣县既为汉嘉郡郡治，亦说明青衣县应处于原沈黎郡和后来汉嘉郡的中心位置。所以，青衣县所在地不仅为筰都夷分布地区，而且应处于筰都夷分布的中心区域。
       既然可以肯定“筰”即筰都夷是分布于以汉之青衣县为中心的区域，那么，史籍又为何将秦设于其势力所及之最南端的“筰”地一带边关称作“羌筰之塞”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当时在“筰”地一带还同时存在有“羌”。这一解释也正好能与《水经注》称汉之青衣县为“故青衣羌国”以及东汉《樊敏碑》中“续蠢青羌”的记载相吻合。故按照这一解释，所谓“羌筰之塞”的“羌”即应指青衣羌，“筰”则是指“筰都夷”。因此，“羌筰之塞”的称谓可以说比较确切地印证了在“筰”地即筰都夷分布地区确有羌人存在。
       二
       那么，羌人是何时迁到青衣江流域的?
       由《汉书•枚乘传》的记载可知，“羌筰之塞”作为秦之南界的时间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且《史记》记秦之势力及于邛､筰､冉駹并在当地设郡县，这也印证了秦以“羌筰之塞”作为南界的确切性。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秦以“羌筰之塞”作为其南界的时间至少可上溯至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后。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秦以“羌筰之塞”作为其南界的时间并不等于羌人出现于筰地的时间。按常理判断，羌人出现于筰地的时间一般应早于秦灭蜀的时间，即早于公元前316年，否则“羌筰之塞”一名就难以缘起。这就暗示了一个事实——在秦灭蜀以前羌人很可能已经存在于筰地，这样，秦灭蜀后设于筰地的边塞才可能被称作“羌筰之塞”。
       但青衣羌人具体是何时出现于青衣江流域一带的，目前并不清楚。有关羌人自西北南下迁入情况，人们依据的通常是《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这段记载:
        羌无弋爰剑者……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
       从这段记载看，西北的羌人在秦献公时受到秦的挤压曾发生过较大迁徙，其迁徙主要朝着两个方向:一个是南迁，即“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一个是西迁，即“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西迁者因“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已不知下落。记载中仅提到了南迁羌人的情况，即“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南迁的羌人既然达到了越巂一带，那么可以肯定，他们必是由武都､广汉一线经岷江上游地区进到大渡河流域，并沿大渡河逐渐南下到越巂郡一带的。据笔者研究与考证，所谓“氂牛种，越巂羌”实际上即是从青衣江流域地区南迁至越巂郡的“青羌”。（注：参见石硕:《“氂牛种越巂羌”考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不过，上述记载虽提到羌人在秦献公时“附落而南”，但上述南迁的各支羌人分别在什么时候达到什么地方却并不清楚。很显然，该文所述羌人南迁进入到川西高原一带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完成的，不可能是在秦献公时代一促而蹴。
       
       需要注意的是，秦献公在位的时间为公元前384-362年，而秦司马错灭蜀的时间是公元前316年，上距秦献公时代仅有四五十年时间。如果说羌人在秦灭蜀以前就已经进入到青衣江一带的筰人地区(这是“羌筰之塞”的称谓得以缘起的依据)，那么这些羌人是否仅在秦灭蜀以前四五十年中才迁入当地的呢?从史料来分析，这种可能性似不大。第一，《水经注》称汉青衣县为“故青衣羌国”，至少传达出两个信息:(1)青衣县过去曾为羌人聚居地，羌人在此曾拥有相当势力并建立过酋邦一类政权组织。(2)从“故”字看，青衣羌国存在的时代显然较久远。据秦灭蜀后势力及于“筰”地(设郡县)并“南距羌筰之塞”的记载，意味着至少在前316年以前羌人已经存在于筰地一带，形成与筰人并处局面，故有“羌筰”称谓的缘起。从此情况看，羌人迁入青衣江流域的时间自然不可能是公元前316年前夕，而还应该提前。这样，青衣羌的南迁始于秦献公时代的可能性就进一步缩小。第二，从时间上说，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羌人族群要在短短四五十年时间内完成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至蜀之西南青衣江流域之间如此长距离的迁移过程，也显得过于仓促，合理性不大。一般说来，古代人群的大多数迁徙通常没有具体和明确的目标地，且迁徙的过程中需不断适应新环境并依据环境变化而调适其谋生活方式，需要维系其基本生存条件及社会状态，同时还需要对付来自迁入地异族人群的攻击与排斥，所以，古人的迁徙通常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往往是因甲地的生存环境恶化而逐渐地移往相邻的乙地，在熟悉和适应乙地后又渐渐地因乙地的局限而再移往相邻的环境更优的丙地。那种短期内的长距离迁徙一般较为少见，只有非常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所以，从这一情况看，羌人仅仅于秦献公时代至秦灭蜀的短短四五十年间才由西北迁入到青衣江流域地区的可能性并不大。总之，从诸多史实迹象看，青衣江流域的这支羌人可能是我们目前所知进入藏彝走廊时间最早､南下最远的一支羌人。所以，《水经注》在“青衣县”下称“故青衣羌国”，其蕴含的青衣羌国存在已较久远的语境，与《汉书•枚乘传》中由“南朝羌筰”和“南距羌筰之塞”所反映的史实情况是基本吻合的。
       从史籍线索看，汉之青衣县所在区域被开发的年代相当早。《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望帝杜宇时代“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任乃强先生认为熊耳､灵关均在青衣江流域，灵关即今雅安芦山县北之灵关山。参见（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0-121页注10。）至蜀国开明三世保子帝时，有“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僰”的记载，（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2页。）也证明古蜀势力在春秋前期已征服青衣一带。但“保子帝攻青衣”，与之作战的是“羌”是“筰”尚不清楚。目前对我们理解“青衣”地区早期历史很重要的一条材料出自《竹书纪年》。该书记梁惠成王十年(前361)“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注：郦道元《水经注》卷36“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参见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619页;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卷下。 瑕阳，原为晋地，战国时属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魏国暇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返回魏国。（注：《竹书纪年》是晋咸宁五年(279)(一说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80或281年)出土于汲郡的战国时魏襄王墓中的竹书简，是魏国史官编写的编年史，所叙之事上起三代，下迄魏襄王二十年(前229)，其成书年代为战国后期，为记录战国史事可信度较高的第一手材料。）这条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将由秦地经岷山通往青衣江一线的道路称作“秦道”，这与秦灭蜀后其南界为“羌筰之塞”的记载相契合，说明秦的势力在灭蜀后确曾延伸到这一区域;这一经秦地沿“岷山”下至“青衣水”的道路被称作“秦道”，当与秦灭蜀后经此道而实现对蜀的控制有较密切的关系。由此看来，“秦道”当为战国时期之语境。其二，既然梁惠成王十年已有魏之瑕阳人经此“秦道”返回中原之魏地，说明此道开通的时间甚早，至少在公元前361年即秦灭蜀以前45年就已经开通，且当时此道已被中原人所知并予以利用。从此迹象看，此道开通的上限可能还要早。而且，这条经秦之西“岷山”而南下“青衣水”道路很有可能也是“青衣羌”南下的路线。尽管羌人具体是何时南下至青衣江流域尚不得而知，但从这条经“岷山”南下“青衣水”道路开通时间甚早，且秦灭蜀以后在此所设之边塞被称作“羌筰之塞”以及郦道元《水经注》于“青衣县”下所注“县故青衣羌国”等语境看，羌人进入青衣水流域的时间应相当早，很可能在秦献公时代以前这一支羌人就已经沿“岷山”南下进入到了的“青衣水”流域的筰人地区。故秦灭蜀后其势力及于此而始有“羌筰之塞”一名的缘起。
       三
       《史记•司马相如传》称秦在邛､筰､冉駹之地所设郡县，“汉兴而罢”。可知汉初曾一度放弃对秦所开辟的邛､筰､冉駹之地的控制，但时间甚短，到高后六年即距西汉立国仅 24年，西汉朝廷即着手恢复对这一带的控制。《华阳国志•蜀志》云:“高后六年……开青衣”开青衣县的时间比汉武帝开西南夷的时间提早了七八十年，说明立国之初西汉朝廷对蜀之西南地当交通枢纽并曾作为秦之“南界”的“青衣”一带的地理位置及其象征意义相当重视。《汉书•枚乘传》记枚乘之言曰:“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筰。”可见在枚乘时西汉势力当确已恢复对原秦之南界“羌筰之塞”即青衣一带的控制，并仍沿秦之惯例称当地部落为“羌筰”。枚乘为西汉文､景帝时人，生活时代距秦不远，在高后六年“开青衣县”以后，其称汉之疆域“南朝羌筰”，显然是沿袭秦时“羌筰之塞”的称谓而来。以此观之，用“羌筰”一词指称青衣一带的部落人群很可能是战国及秦时的一个特定语境，至汉初仍然沿用，但在汉初以后此词遂废。笔者曾遍查《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和《汉书》中的其余部分，均未发现有“羌筰”一词，此词唯在《汉书•枚乘传》中出现，说明班固于此传中所录枚乘之谏言可能是出自汉初宫庭之原始档案记录。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明确的认识:
       (1)羌人即“青羌”出现于今雅安青衣江地区的时间甚早，至少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前就已经存在于该地区。他们在该地区与“筰都夷”形成杂处局面，故秦灭蜀以后在其地所设边卡被称作“羌筰之塞”，该塞也成为当时秦在南端的一个边界，故史籍称:“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筰之塞，东当六国之从。”
       (2)既然羌人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前就已经存在于青衣江地区，而秦灭蜀上距《后汉书•西羌传》所记羌人南迁的秦献公时代仅有四五十年时间，所以青衣江地区的这些羌人是否是从秦献公时代才开始南迁的就很值得怀疑。由于目前记载羌人南迁史实的《后汉书•西羌传》最早提到的羌人自西北南下的时间为秦献公时代，故传统上人们多以秦献公时代为羌人南迁之始。但羌人早在秦灭蜀的公元前316年以前即存在于青衣江地区的事实，预示着羌人南下迁入藏彝走廊的时间很可能比史籍记载的时间要早。总之，青衣江流域的“青衣羌”是我们目前所知进入藏彝走廊时间最早､南下最远的一支羌人，他们南下入踞青衣江流域地区的时间很可能在秦献公时代以前。
       (3)从《水经注》于汉“青衣县”条下注“县故青衣羌国也”，可知在汉高后六年“开青衣县”以前，羌人在青衣县所在地域曾拥有相当势力，很可能建立过具有一定规模的酋邦一类的政权。羌人远在汉以前就活跃于青衣江地区并在当地拥有相当势力的情况，不仅印证秦“南距羌筰之塞”可信，也从另一侧面反映羌人在青衣江流域地区应有较为久远的历史。
       〔责任编辑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