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县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分类指导研究（摘要）
作者：成艾华 雷振扬
《民族研究》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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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自治县经济发展差异性的考察和聚类分析，把自治县划分为四种类别，并归纳了不同类别自治县的基本经济特征，对各类自治县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界定，为分类指导､制定并实施符合各类自治县实际的政策措施，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自治县 经济发展差异 聚类分析 分类指导
作者成艾华，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雷振扬，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4。
由于受不同的历史条件､地域分布､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还将继续存在。2005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分类指导，制定并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措施”，这对我们科学确定民族地区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充分发挥各地优势，走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自治县为例，从其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入手，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把自治县划分为四种类别，并归纳出不同类别自治县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分类指导的对策建议。
一､ 自治县经济发展的差异分析
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自治县117个，自治旗3个(下文通称自治县)，分布于全国18个省区。2004年，自治县国土面积为70.58万平方公里，GDP总量为1625.24亿元(按当年价计算)，人口总量为3443.9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021.31万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为58.69%。（注：数据来自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本文大部分数据资料的获得得到了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和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特表示感谢。）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1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自治县，其中33个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分布在自治县。这些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地方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新时期，自治县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自治县内部也呈现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就自治县内部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存在较大的差异。2004年，GDP前10位的自治县平均值为42.42亿元(当年价计算)，后10位的平均值为2.55亿元，前者为后者的16.63倍。同年，120个自治县县域人均GDP为4719元。但平均数并不等于大多数，人均GDP位于平均数以下的有72个自治县，其中人均GDP在 10，000元以上的自治县有14个，2000元以下的自治县有7个。
为了比较各自治县发展水平差距，笔者引入计算地区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来加以说明。根据Fei，Rains和KuoFei， John C. H.， Gustav Rains and Shirley W. Y. Kuo， "Growth and the Family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Factor Compon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92，no.1(February，1978).的定义，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的y1 二､自治县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自治县内部经济发展差异较为明显。笔者将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动态变化对自治县进行分类，为分类指导提供决策依据。
(一)分类方法
聚类分析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常用方法。通常，研究者只是基于某一时段的横截面数据，根据样本数据间亲疏程度，对研究对象进行聚类分析，其结果实质上只是反映了研究对象的静态特征。本文对自治县的分类，不仅依据某年度各自治县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横向差异，而且还试图考虑每个自治县各年度的动态发展变化，直接采用一般的聚类分析方法显然无法满足这个需要。笔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提取1998—2004年每个自治县各年度的综合评价值，这样就可得到一个以119个自治县为因变量，以7个综合评价值为自变量的矩阵;然后，基于评价值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对自治县进行分类。
分析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具体步骤如下:
1.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计算方法参考侯景新､尹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2—147页。
(1)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对标准化后的每两个指标变量间计算相关系数，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关系数矩阵;
(3)计算其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4)选择综合反映该经济现象的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综合指标称主成分);
(5)计算指数值，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所有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与各主成分得分的加权求和作为各自治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以此为依据比较评价自治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6)进行归一化处理，按如下公式，计算出指数值的综合归一值:
计算结果最大值为99.1，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最好的自治县;最小值10.1，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最差的自治县。
2.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得到了一个以119个自治县为因变量，以7个综合评价值为自变量的矩阵，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用样本间的距离——欧氏距离平方法——来度量样本数据间亲疏程度，对自治县进行聚类分析。
(二)指标选取
从2000年开始，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对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进行了连续5届的评价，为全国各县(市)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参照坐标。该评价指标体系由3大类共7个指标构成，从经济实力､富裕程度和发展速度三个方面对全国县域经济进行了评价，其中经济实力包括年末总人口､GDP､地方财政收入;富裕程度用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三个指标来反映;发展速度用GDP增长率来反映。参见《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说明》，http://www.china-county.org/jzl/jzl04.htm。本文参照该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了6个指标:年末总人口､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GDP增长率，对各自治县的纵向发展变化进行综合分析。1998-2004年自治县的城镇可支配收入或在岗职工人均工资等数据不全，笔者只采用6个指标进行分析，考虑到自治县整体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评价结果基本能反映各自治县发展的相对水平。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GDP增长率作为评价自治县纵向发展速度的基本指标。由于1997年以前的统计数据中只有工农业总产值，到1997年才有地区生产总值(GDP)数据，在指标选择中需要考虑自治县纵向发展的速度指标，即GDP的增长率，所以分析的初始期为1998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这里以物价指数对各自治县的名义GDP进行修正，获得各自治县的真实GDP。由于各自治县的物价指数难以获得，所以采用同年全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处理，其中全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以1995年为基期进行计量的。各自治县真实GDP的计算公式为:真实GDP=名义GDP/该年物价指数。
自治县各指标相关数据均取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民族统计年鉴》，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查找了各自治县所在的18个省区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甄别与整理工作。
(四)结果分析
表1是分析的结果。由于篇幅有限，表中只列出了自治县综合评价归一值的年度平均值。具体计算过程可参考雷振扬､朴永日主编:《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74页。分析的结果表明，自治县一共可以划分为4大类。其中，第1类共5个自治县，第2类共14个自治县，第3类共42个自治县，第4类共58个自治县。
表1:自治县纵向发展水平聚类分析
资料来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97—2005)，民族出版社。数值根据各年度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各年数据按可比价计算。
三､ 各类别自治县的经济特征分析
本文从经济规模､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动力等5个方面对4大类自治县的基本经济特征进行分析。
(一)经济规模
从第一类至第四类，各类自治县的平均经济规模呈现递减的趋势。2004年第一类自治县GDP平均值为49.1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第二类和第三类自治县平均GDP分别为24.02亿元和15.19亿元，第四类自治县的GDP平均值为6.81亿元。从GDP增长速度来看，第一类自治县从1998年的25.14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9.17亿元，增长了95.62%;第二类自治县增幅最大，从1998年的11.18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4.02亿元，增长了114.85%;第三类自治县增长速度最慢，从1998年的9.47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5.19亿元，增长了60.37%;第四类自治县1998年平均GDP为3.86亿元，2004年为6.81亿元，增长率为76.63%。
(二)收入水平
从人均GDP指标来看(见表2)，第一类自治县和第二类自治县人均GDP都要远高于119个自治县的人均GDP，第三类自治县要略低于自治县平均水平。其中第一类自治县人均GDP最高，2003年度超过了10，000元，2004年达到了12，728元。而第四类自治县1998年人均GDP为1744元，到2004年才只有2959元，人均GDP最低。从人均GDP增长情况来看，第二类自治县平均人均GDP 增长最快，达到111.56%，其次为第一类自治县，为92.91%，第四类人均GDP增长率为69.71%，第三类人均GDP增长最慢，为55.63%。
表2:各类自治县人均GDP单位:元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2004年，第一类自治县为3581元，第二类和第三类自治县分别为2693元和1819元，第四类自治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仅为1449元。
(三)产业结构
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比较稳定的内在联系，并呈现出一定的序列性，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参见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本文的计算表明，自治县的人均GDP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同样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表现为非农产业产值比重高，相应的人均GDP也较高。各类别自治县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差异较为明显，第一类自治县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达到79.38%，第二类达到76.48%，而第三类为63.65%，第四类仅为58.23%。从非农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来看，第一类自治县达到45.99%，第二类､第三类分别为42.39%，32.13%;第四类仅为28.39%，表现为产业构成以农牧业为支柱，其他产业比重较低。
(四)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指整个生产部门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它可以综合表明一个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各类别自治县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2004年，第一类自治县农业劳动生产率为12，032元，第二类自治县和第三类自治县分别为8277元和4057元，第四类自治县最低，为3241元，表现为农业部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生产条件落后。而农业生产条件落后，从基础上制约农业比较收益，反过来又影响农业对资金，特别是对银行贷款及社会和农户投入的吸引力，造成农业投资不足与农业生产条件落后之间内在的不良循环，参见张海旺:《“十一五”开局之年应更加重视农村投资不足问题》， http://business.sohu.com/20060213/n241806 708. shtml。使得地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低，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
从自治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来看，差异也较为明显。2004年，第一类自治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高达31，508元，第二类自治县为20，272元，也相对较高，而第三类和第四类自治县相对较低，分别为7574元和5556元。
(五)经济增长动力
众所周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外贸。在相对封闭的市场条件下，收入低导致地区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参见杨云彦主编:《区域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2页。因此，在相对封闭的市场条件下，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就构成了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对地区未来的发展将产生持续的影响。从自治县分类别的情况看，第一类和第二类自治县市场开发条件相对较好，经济增长动力较强。2004年，第一类自治县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2740元和3557元;第二类自治县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3061元和2066元，县域经济增长也处于较为明显的上升期;第三类自治县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812元和1226元;而第四类自治县由于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治县内部市场相对狭小，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相对较少，为1455元，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866元，造成地区自身发展能力弱，经济增长动力相对不足。
四､各类别自治县经济发展阶段的界定
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各增长阶段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并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上升的规律。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与费希尔(J.Fisher)1949年发表了《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一文，指出任何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存在“标准阶段次序”，经历大体相同的过程，具体有以下几个阶段: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W.Rostow)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阶段五个不同的阶段。参见郭熙保主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5页。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陈栋生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分为待开发(不发育)､成长､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参见陈栋生主编:《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90页。陆大道把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农业占绝对优势阶段､过渡性阶段､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技术工业和高消费阶段，使区域经济的成长过程和相应的地域结构变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参见陆大道:《区位论与区域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8页。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尽管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划分，但发展阶段是客观存在的。在同一时期，不同区域分别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我们仍可以按照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进行相对的发展“阶段”划分，以便于与其他同级区域进行横向比较，明确它在上一级区域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参见朱传耿､沈山､仇万道:《区域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刘再兴在选择9个分项指标组成评价分析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把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不发展阶段､经济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参见刘再兴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页。
参照以上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笔者从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活动分布与区际联系等方面，对全国县域经济的发展阶段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分为不发展阶段､过渡性阶段､成长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五个经济发展阶段，在综合各类别自治县主要经济指标和经济特征的基础上，对各类别自治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了界定。尽管各阶段的划分与地区社会经济实际发展有一定的差异，但划分有利于发现和把握处在不同阶段的地区之间，在社会组织､调度､运用生产要素的方式及后果等方面存在的质的差异，有利于准确地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规划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蓝图，在实际工作中有利于防止误入脱离实际､盲目赶超的歧途。参见朱传耿､沈山､仇万道:《区域经济学》，第147页。
在表3中，笔者对各类别自治县2004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与各发展阶段进行对照分析。按照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县域经济基本符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内联系和区际联系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规律。其中，从自治县的经济发展看，第四类自治县处于不发展阶段;第三类自治县已经进入了过渡性阶段，向成长阶段迈进;第二类自治县已进入了成长阶段;第一类自治县已经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经济发达阶段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
表3:县域经济发展各阶段及各类别自治县分析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自治县的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四类自治县在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分层较为明显。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第四类自治县处于不发展阶段;第三类自治县已经进入了过渡性阶段，向成长阶段迈进;第二类自治县已进入了成长阶段;第一类自治县已经进入走向成熟阶段。各类别自治县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决定了国家制定和实施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自治县进行分类指导，以推动自治县向更高阶段发展。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认为各类别自治县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是:
1.对于第四类自治县，由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农业资源相对分散，交通不便，发展农业产业化起步难度较大，需要重点加强农业投资，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找到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方向､重点和空间，科学确定各自治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和目标。
2.对于第三类自治县，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等的缺乏，规模偏小，生产集中程度不高，示范带动力不强。应在立足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抓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上，根据区域比较优势，立足工业强县的战略，确立特色产品和特色产业，培育和生成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依托核心产业向相关产业拓展，走专业化生产下相关多元化的发展路子。
3.对于第二类自治县，应重点发展优势产业，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根据实际发展具有特色的地方经济，以推进工业化为重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工业化水平。着力打造一批市场潜力大､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形成地区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
4.对于第一类自治县，应更进一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做强龙头企业，提高县域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对外竞争力。紧密围绕空间集中､产业集聚的目标，出台投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商引资，让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壮大资金，以更强的优势实现生产和销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自治县分散于全国18个省区，既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又受到区位和自然条件､历史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综合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影响，对各类别自治县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以便更科学地制定符合自治县实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责任编辑马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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