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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28日，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国内外蒙元史、民族史学界的同仁80余人汇聚一堂，以座谈会的形式深切缅怀这位声誉卓著的一代学术大师。座谈会开了一整天，上午由郝时远先生主持，下午由罗贤佑先生主持。郝时远先生在致辞中指出，翁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他功力深厚的早期著述之中，而尤其体现在先生培养人才、指导学术、开拓领域的大师眼光。作为学者，自身的潜心研究和累累成果无疑是学术贡献，而领军学术团体、筹划学术发展、融通学术知识、开拓学术领域也是学术贡献，而且是更大的贡献。接着，在罗贤佑先生作了主题发言之后，先后有30余名专家学者发言，以翁先生对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突出贡献为主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当前学术现状，从学科建设、学术队伍培养、学术研究方法与精神、史料整理、学术交流和成果的推出等方面，对翁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限于篇幅，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详细情况笔者将另文详述，这里仅择其主要内容简述于下。
       翁独健先生在建国以前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求学时，他就受陈垣、洪业等先生的影响，选定蒙元史作为研究方向，1932年完成的学士论文《元田制考》、1935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和193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方面的成果。20世纪40年代后，翁先生又陆续刊发了《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重要文章。在谈到翁先生的研究成果时，大家一致认为，在已经逝去的大师级的学者中，翁先生公开刊发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是无论在资料占有、方法运用还是文字凝练方面，都堪称蒙元史研究中的精品。
       建国以后，翁先生更多地投入了学术团体、研究项目的组织和学科人才的培养等活动中，像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元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等凝聚学者、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学术团体的成立、发展都与翁先生的筹划和组织密切相关。另外，翁先生还亲自参与筹划并组织实施了《蒙古族简史》、《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等一系列的科研项目。在与会者中，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翁先生主持的一些项目，或者协助翁先生做好这些课题的组织工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在参与课题的过程中，不仅有机会亲聆翁先生的教诲，而且在跟随翁先生做课题的过程中，自己得到了锻炼，学术水平得到提升。
       翁独健先生不仅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民族史学家、出色的学术组织和领导者，而且还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在大学任教期间，他给学生开设过辽金史、蒙元史、中亚历史语言研究、中亚文化关系史、史学方法等多门课程，包括蒙古史的多种边缘学科，尤其是与蒙古史研究关系密切的中亚语言。据先生的学生、学友及与之有过交往的后学者忆及，翁先生学识渊博，通晓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他给学生上课，古今中外，娓娓道来，颇受欢迎。在任北京市教育局长的十年任期内，他为发展和繁荣北京的中小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翁先生的大女儿翁如璧回忆，在那期间，她父亲每天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处理很多事务，常常是她做完作业，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但他还在工作。在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期间，他多方筹划，延师聘教，并亲执教席，为历史系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据参加座谈会的王钟翰先生回忆，由于翁先生的个人魅力和学术影响，那时有很多史学名家都在历史系兼课，历史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确实搞得非常有活力。
       注重培养学科人才，提携奖掖青年学人是翁先生教育思想另外一个层面的体现。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翁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相继形成了几支研究蒙古史、元史、中亚史及北方民族史的专业队伍，涌现出一批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而且这些研究人员现在大都成为了民族史研究的中坚和骨干。如在座谈会上，陈高华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他是受翁先生关怀和教诲的一个人，“之所以走上研究之路，与翁先生的指点、引导密切相关”。
       翁先生的严谨学风和高尚人格情操是与会者谈论最集中的话题。在治学方面，翁先生特别推崇其在法国时的导师伯希和“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的治学精神，在某个专门领域研究中倡导“求精确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闳通，宁失之狭细，不宁失之广泛”。他所发表的文章，无一不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翁先生不仅自己治学严谨，对他的学生也要求相当的严格。他常常对学生讲，做学问要有点“竭泽而渔”的精神，务必广泛收集占有资料，并深入细致地分析，做到“寻根问底”。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要求学生引用史料时，务必明确注出作者、书名、卷数、页码、版本，认为这是科研的戒律。据薄音湖先生回忆，他在做论文的时候，由于疏忽和大意，没有注明引文页码，翁先生看后，坚决让其到各大图书馆、资料室重新一一查注，并说：“不把一切标注清楚，就是成心不让别人核对你所用的史料。”
       作为大学问家的翁先生，并没有所谓大家的架子，他为人谦和，正直热情，不盲从，实事求是，敢于承担风险，坚持真理。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出现了一些极“左”的口号和有悖常理的举措，翁先生身边的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而他对右派朋友不离不弃，照常交往，深表同情。据著名作家萧乾先生的夫人回忆，当萧乾被打成右派后，翁先生毫不回避，而是一如既往地以老友相处，多次不顾行走不便，前往家中探望。文革伊始，当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被江青、姚文元等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时，翁先生敢于仗义执言，在一些不同的场合，公开为吴晗辩护。王钟翰先生回忆了他与翁先生交往的日子，认为翁先生心胸坦荡，为人正直，是非分明，表里如一，具有高尚的情操，在他身处逆境中还多加关心。
       座谈会围绕着上述三个大的方面，大家发言踊跃，气氛热烈，都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尽情地抒发了对一代学术大师翁独健先生的景仰之情、感念之情。翁独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最后在坦诚、真挚的氛围中圆满结束。罗贤佑先生在总结陈辞中指出，翁先生一生诲人不倦，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对后学者多有嘉惠，为后学者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为我们树立起了学术的丰碑，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深切地缅怀先生，是要学习他谦虚谨慎、顾全大局、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勤勉敬业、以事业为重、务实创新的精神，是要很好地整理和继承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学术遗产。
       （作者管彦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