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4日-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主办､国际合作局协办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建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朱锦昌到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郝时远主持｡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的50多位蒙古学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此次国际会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中,国内外与会学者围绕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建立这一主题,在深入､坦诚､积极的氛围中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对这段历史的宏观论说,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分析,也有对史籍中词汇的释意､历史遗迹的考释,以及推进研究深入进行的方法论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探讨了成吉思汗的历史业绩和蒙古汗国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朱锦昌在致辞中指出:蒙古学是一门国际性学问,在国际学术界享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自19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蒙古学研究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推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著名的蒙古学家｡蒙古学研究还形成了由多学科组成的专业领域,主要在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军事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学术成就,相关研究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生态学､畜牧学､传播学等方面的扩展也颇引人瞩目｡有关成吉思汗和蒙古汗国的研究是蒙古学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国际蒙古学界对此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讨,已有大量著述问世｡致辞指出:需将成吉思汗及其建立的蒙古汗国置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长期互动这一大背景来理解和阐发｡农耕文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但是古老的游牧文明也经年继世､传承不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形成了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秦汉以降直至明清,中国中原地区的农业社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往关系｡成吉思汗及蒙古汗国时期不仅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关系融为一体,而且将亚欧大陆东西方多种文明之间的交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吉思汗及其建立汗国的世界性影响证明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交流､吸收和借鉴,只有交流才能吸收和借鉴,只有吸收与借鉴才能发展,交流､吸收和借鉴是人类文明传播､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一突出贡献,成吉思汗及其历史业绩至今仍为世人所关注,甚至作为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参照系加以评说,这也从事实上反映了人类社会不同文明互动､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和普遍愿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郝时远和蒙古科学院副院长恩和图布信分别在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郝时远先生发言的主题是“关于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建立的几点思考”｡他从成吉思汗被当代人视为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等各种评价入手,指出: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并扩张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帝国是评价成吉思汗的历史基础,这种评说自13世纪以来史不绝书,诸多伟人以只言片语的论断,大量学者以汗牛充栋的著述,更有文学､传记､影视作品,以及互联网媒体在不断推动着这些评说｡来自不同国度､学科､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研究成吉思汗及其汗国,选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而且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复原,甚至想像也不尽相同,使得相关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他认为:残酷的战争是世界上所有征服者王朝的“公理”,对此无需讳言｡
但是,历史研究也需要从客观史实中去体会其影响的另一面｡第一,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的建立,结束了北方草原地区持续1500年的动荡历史,使蒙古人成为游牧文明传承发展的主要继承者｡第二,蒙古汗国的扩张在古代历史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东西方文明的互动,这种互动呈现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最大规模的接触和交流｡在交通较为顺畅和相对安全的条件下,蒙古汗国推动人类社会空前的语言､宗教､科技､工艺､商业等的传播｡第三,蒙古汗国在亚欧大陆的扩张无疑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历史脉络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成吉思汗及其蒙古汗国的世界性影响具有多面性,人们对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这一主题的研究,事实上还涉及对游牧文明创造的流动文明的重新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广义文化的流动,新的游牧人已经成为所谓后流动性的重要特征｡他们往往以游动社会作为参照系和比较指南｡第四,在全球化和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方式,从中去感悟人与自然平衡相处的一种古老智慧,由此也导致了对游牧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种重新评价｡人们应当以开放的视野,从人类历史遗产和发展脉络当中吸取有利于现实发展的启示｡
蒙古科学院恩和图布信副院长以“蒙古游牧民的政治文化传统”为题做主题发言,他从成吉思汗及其汗国建立后实施的一系列军政制度角度出发,说明游牧文明在成吉思汗时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千百户､护卫军､大忽勒台､成文法､蒙古文字的创制等等,都是游牧文明政治文化得到很大发展的重要标志｡他指出:蒙古游牧政治文化传统吸收北方草原很多先民的遗产,使得蒙古人成为草原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并提出当时的哈剌和林是蒙古汗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理解哈剌和林的重要历史地位要从更宽广的角度出发｡蒙古汗国统治下有着众多的种族､宗教文化,据此其建立并推行灵活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照顾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宗教文化差别特点,推进了蒙古游牧政治文化的发展｡
此后,在紧张而有序的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就下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成吉思汗及其历史贡献
成吉思汗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草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凭借建筑于游牧文化基础之上的强大动力构建起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汗国,在古代世界开创了一个空前广泛的跨地区“世界体系”,因此,对相关国家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书写了人类中世纪历史最为特殊的一页｡蔡美彪､刘迎胜等蒙元史研究专家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对成吉思汗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概况性的论述,突出阐明了成吉思汗在整合蒙古族共同体,走出草原进而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进程,指出蒙古汗国前所未有地突破了人类各大陆长期隔绝性的发展状态,开创了亚欧大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的交流｡从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理解和认识成吉思汗成为本次国际会议的重要视角｡
在讨论中有学者指出,成吉思汗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历史人物,在政治､军事､谋略等许多方面表现得非常杰出,他曾经使蒙古人转瞬之间震撼世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对经历了空前剧变的21世纪的人类社会而言,他那些具体的历史遗产已经失去了直接传承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一些精神遗产则可以超越时空并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启迪作用,如绝不固守常规,不向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传统屈服,开拓､进取､创新､创造,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坚韧不拔,以开放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博采和兼容多元文化等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语言文字规划者｡他所创立的蒙古帝国为真正意义上的蒙古语族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在促进蒙古语言和回鹘文字语言的应用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吉思汗是在把一个个弱小的草原部落统一为蒙古民族过程中,把不同的语言统一为蒙古语族语言,蒙古语是在蒙古部语言基础上融入众多部落语言形成的｡正是成吉思汗结合蒙古语特点,大胆采用回鹘文记录蒙古语,使得蒙古民族整合和文化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蒙古语言的发展证明国家政权对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自内蒙古的学者分析了成吉思汗八白帐的历史地位,指出:八白帐在其起源､形成和延续过程中,对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政治生活中,八白帐在蒙古民族心目中成为最高统治阶级最高权力的象征｡在经济方面,八白帐四时祭奠与蒙古民族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紧密相连｡在文化方面,八白帐保存了蒙元汗廷大量的宫廷典籍和祭祀文献｡这些文献对于17世纪以后蒙古族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八白帐祭祀对民族认同感､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则从更为具体的层面阐释与成吉思汗相关的历史现象,比如乌兰研究员讨论了16世纪之前史载关于成吉思汗出生时“手握凝血”的描述,并指出《
元朝秘史》两次提到这件事,从第78节的记载来看,似乎反映出这种现象可能预示着杀戮和流血｡16世纪以后,由于深受佛教影响,关于成吉思汗出生时“手握凝血”的记载已日益少见,并变成“金刚手的化身”等说法｡藏学专家则通过分析藏文史料,讨论了与成吉思汗生卒年代､兄弟子女数､征西夏等相关问题,提示蒙古史学研究应当重视藏文资料的研究｡
(二)关于《
元朝秘史》等史籍的讨论
有关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最为翔实､最为丰富的记载,其中用古代蒙古文撰写､汉字注音的《
元朝秘史》,是研究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最珍贵的原始资料｡与会学者就此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蒙元史专家姚大力依据《
元朝秘史》研究蒙古人使用“汗”和“合罕”情况,指出:直到1250年代为止,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仍被称为“汗”,很可能是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蒙古帝国西半部,“合罕”的名称首先获得流行并在大约1250年代中叶被蒙古人自己所接受｡以“罕”为最高统治者称号的用法,也出现在《
元朝秘史》的最后面几节中,由此可排除《
元朝秘史》关于窝阔台汗的记事乃续写于蒙哥后期或者甚至更晚的可能｡至少从1257年开始,蒙古统治体系已接受了以“合罕”作为最高统治者名号的用法｡记录成吉思汗事迹的部分,当写成于1228年的大聚会时;窝阔台部分则最可能续写于1251年选举蒙哥为大汗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只有§274 至§277四节,大概是在与拔都后裔交恶后的元王朝时期才添加进去｡由此推定今存《
元朝秘史》的文本至少要晚于《金册》成书之时,今本《
元朝秘史》的形成应在14世纪｡
蒙古国学者S•噶日玛•奥齐尔则在发言中指出:《
蒙古秘史》是全世界学术界研究中世纪的历史最重要文献之一｡从文本上来看,《
蒙古秘史》的作者不仅非常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周边国家民族历史和文化也有很深的了解｡《
蒙古秘史》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一个杰出文献,同时也是中世纪蒙古人的哲学基础,是蒙古人的精神支柱之一｡他从《
蒙古秘史》相关资料入手,讨论了原有氏族部落的解体､伴当､安答､大扎撒等对蒙古汗国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
研讨会上,有学者在《
元朝秘史》版本上做足功夫,提出:记述成吉思汗及其汗国的中外文献尽管不在少数,然而最初的和最可信的原始文献当推《
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素有蒙古古代社会历史百科全书之称｡从明代洪武年间到清代末期,《
元朝秘史》在内廷和民间悄然流传,官私书目亦间或予以著录｡在考定这些版本的同时,研究者还披露其所发现的喀喇沁亲王府所藏《
元朝秘史》抄本的情况｡
也有学者研究《
蒙古秘史》开篇首行“成吉思中合罕讷忽札兀儿”的含义,认为正确理解这一句话,不仅对《
蒙古秘史》之研究,而且对蒙古帝国时期的社会组织以及蒙古民族形成等重大问题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或意义｡研究者从具体的语境和相关的文化传统出发,认为“成吉思中合罕讷忽札兀儿”一句属于下一个句子的某一个定语成分,并肯定地指出苍狼不是历史人物,也不是图腾,只表明天上的神灵下凡,以证明“汗权天赋”｡
(三)关于蒙古汗国时期蒙古人与周边民族
蒙古汗国对周边民族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中国中原王朝,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加速了古代中国全国政治统一的进程｡自907年唐朝灭亡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汗国建立时,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吐蕃､高昌､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汗国建立后,西北的西辽和高昌归入版图｡而后,成吉思汗挥师攻金灭夏,为元朝完成空前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蒙古汗国的建立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当时,伴随着武力,漠北人口不断南下,相当多的中原人口迁往漠北和西北地区,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蒙古汗国建立后,漠北和西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蒙元政治重心南移后对云南甚至南亚地区的影响,也为学者们所关注｡
藏学专家则讨论了蒙古汗国对青藏高原的影响,指出:蒙古汗国的建立对于青藏高原历史产生了转折性影响｡高原的藏文化和北方草原的文化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前,通过西夏已有一定的历史接触｡蒙古汗国以后,两种文化关系发展非常快,并对青藏高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变了青藏高原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状态,结束了西藏吐蕃王朝以后近400多年的政治分裂历史｡蒙古汗国给西藏藏传佛教提供强大政治支持并将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蒙古人也因此接受藏传佛教并受到青藏高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次,在元明清三朝的七百年中,蒙古的影响多次对青藏高原的历史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藏传佛教也成为影响蒙古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政治､军事和民族单元｡
来自俄罗斯的蒙古学专家指出蒙古汗国对俄罗斯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在俄罗斯对此有着正负两种不同的评价,但是从历史事实而言,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受到蒙古汗国的深刻影响,特别是那些归入金帐汗国统治的区域,直接被纳进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流,使当时的经济和贸易得到广泛发展｡俄罗斯正是借助蒙古汗国的统治才形成了全国赋税徭役的征收体系和制度,打破了氏族和部落的界限,直接促成了国家的财政发展和经济发展｡蒙古人执行的宗教平等政策,提高了东正教教堂的地位和权力,使那里的传统宗教文化得以保护､延续和发展,间接地保障了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的完整性｡
蒙元史专家魏良弢先生则揭示了蒙古汗国崛起后对中亚政治格局产生的根本影响｡大蒙古国及其后的四汗国消亡后,在中亚大地上先后崛起的帖木儿王朝､莫卧尔王朝､叶尔羌汗国､昔班尼王朝､哈萨克诸汗国,直至19世纪被沙皇俄国征服的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都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他们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或是汗室的女婿(古列干),都宣称是大蒙古国的继承者｡17世纪中亚当地学者的著作也称萨亦德汗建立的叶尔羌汗国为 Mamlakati Moghuliye(蒙古国)｡至于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政权,更是以 Moghal dynasty称著,19世纪才亡于英帝国｡moghal 或 moghul者,乃“波斯大食人对mongghol一字的误读”｡通过进一步分析,他指出:蒙古汗国在中亚的活动对蒙古发祥地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于经济文化和人口等多个方面｡就此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蒙古人西迁中亚后,在突厥､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指出这一进程是一个缓慢的渐变历史过程｡这一进程中,在以维吾尔为主体的汗国东部地区,突厥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维吾尔化｡南移的蒙古诸部逐渐融入天山以南地区维吾尔社会中后也发生了维吾尔化｡另有一部分蒙古诸部西移,融入哈萨克和吉利吉思等操突厥语的民族中｡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
在有关蒙古汗国与西方的交互影响方面,罗贤佑研究员指出:蒙古汗国建立后,不断有西方外交使节出使蒙古汗国,其中葡萄牙人普兰诺•加宾尼于1245年､安德鲁于1249年､威廉•鲁不鲁乞于1253年出使蒙古汗国,都是中西交通史上重大事件｡这三次出使由于背景不同,出使的目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史实而言,普兰诺•加宾尼乃求和使者,同时他也侦探“敌情”,回到西方后著成《普兰诺•加宾尼游记》,详细记叙了蒙古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尤其是蒙古汗国的军事装备､战略战术,并为欧洲人如何与蒙古人作战提出建议｡虽然他出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为西方了解蒙古做出了突出贡献｡安德鲁出使蒙古汗国则与十字军东征有关,属政治外交,试图与蒙古汗国结成政治同盟打击伊斯兰教势力｡此时正值蒙古汗位虚悬,贵由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安德鲁在巴尔喀什湖东南方叶密立河畔的一个斡耳朵觐见在那里理政的摄政皇后,并未到哈剌和林,出使目的未达到｡威廉•鲁不鲁乞出使蒙古汗国,目的是到蒙古人中“传播福音”,虽然他带着路易九世的书信,但是一路上坚称自己是传教士,企图通过争取包括蒙古大汗在内的蒙古君臣民众皈依基督教,以求从灵魂上不战而胜｡他的出使同样没有获得外交成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使节出使也并非毫无意义和效果,正是他们的出使活动使得西方第一次充分了解了蒙古人,也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四)关于蒙元遗迹和政治制度
来自日本的蒙古学专家中见立夫先生,专门介绍了日本蒙古史学研究及其对日本东方学形成的影响,并就日本蒙古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做出评介｡另一位日本的学者则披露了最近考察蒙古汗国碑文和摩崖的信息,详细介绍了有关成吉思汗的碑和摩崖,称其在考察中得到一块蒙文字碑,其高度为70公分,宽度为50公分,有10行字｡通过对这块相当于全碑十分之一左右残片的研究,确认了该残片属于全碑左上角的部分｡可辨识的碑文第二行为“太祖圣武皇帝时十五年岁于庚辰定都和林”｡蒙古国肯特省宾德尔苏木的阿尔山摩崖有一巨石,上面刻有突厥文字､汉字､回鹘蒙古文字､八思巴文字､阿拉伯文字､藏文的摩崖,这些摩崖石刻文字的时间在7世纪到15世纪间｡这些碑文和摩崖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对解析成吉思汗与其建立的蒙古汗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李治安教授对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草原领地的研究,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兴趣｡他认为按照草原家产分配的“忽必”习俗,作为拖雷次子的忽必烈似乎理应拥有漠北的领地或营地“禹儿惕”｡他认为张德辉《纪行》中所谓“王庭”就是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漠北的禹儿惕领地或营地概称｡忽必烈“避夏之所”或夏营地的方位很可能位于和林川向西六站左右路程,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依据《纪行》相关信息,忽必烈“避冬”的冬营地方位位于忽兰赤斤以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忽必烈在漠北的领地“禹儿惕”位于和林以西不远处的情节,又能够得到《
元史》等有关记载的佐证｡总之,从忽必烈“王庭”帐殿部众随季节迁徙于夏营地､冬营地､春季“飞放”地以及“部曲民匠种艺之所”等史实,不难窥见贵由汗时期忽必烈在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和林川向西六站左右路程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亦即和林以西不远处｡忽必烈基于其父对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继承,在和林以西不远处拥有领地“禹儿惕”,显示了拖雷家族在夺取汗位以前已经具有的权势实力和战略眼光｡此举可直接占据和林以西的站道冲要,又可以向东南拱卫或监视和林｡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视为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争夺漠北本土的衍生物或表现｡
有学者在前人研究蒙古汗国及元朝国家形态､统治理念和游牧行国特征､游牧贵族统治思想､游牧社会分封制､元代二元政治等基础上,观察到元朝政区统而不一的多元化形态｡指出:大蒙古国是那些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草原部落按传统游牧国家形态建构的,随着大蒙古国对外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统治区域不断扩大,游牧国家政权便面临经济不同､文化差异的新征服地区,由此推动了国家组织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元朝继承并发展了蒙古汗国多元政治结构特征,推行了一套多元化的政治设置,形成因俗､因教､因地不同而采取不同统治方式的政策｡
蒙古语专家照那斯图先生则以蒙元时代圣旨牌文字解读“按答奚”(aldaqu ukugu)一词的含义及其表现出的相关制度性因素｡他指出:现已发现以不同时期两种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和元国书八思巴字书写的多种圣旨牌,其形制为长方,质地分别为金质和银质两种｡其中,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共三面｡分别为金帐汗国(钦察汗国)阿卜杜拉(俺都剌)汗､脱脱汗､月即别汗所发官职牌｡除所署汗名外,文字形式和内容均相同｡八思巴字长牌现见银质金质两种｡这些蒙元时期的牌子,虽然文字形式不同,但牌子的形状相同,文字格式也相同,这表明两者间在制度上的相承关系｡有关此类牌子蒙古语原文内容的汉文译文在文献记载中迄今尚未发现｡但他认为,用现代汉语译之就是“谁(人)不从我们圣旨,无论谁都要处死!” ｡白话汉语译文“断按答奚死罪者”在《至元辨伪录》卷二中做“断按打奚罪过者”,两者的原文蒙古语应相同｡彭大雅在其《黑鞑史略》里写道:“有过则杀之,谓之‘按答奚’;不杀则罚,从八都鲁军,或三次､四次,然后免其罪,之至轻者没其资之半｡” 彭大雅说的死罪“按答奚”是蒙古语的译音形式,但人们未找到对应的蒙古语词汇｡他认为,汉蒙对音资料的无数实例提示,“按答奚”的“按答”应该是蒙古语alda的音译｡alda是动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和《
蒙古秘史》中多次出现,往往表示“处罚”之义｡“按答奚”也就是对蒙古语这个特殊复合词前一个词素aldaqu的音译,彭大雅的音译只取了这个词的前半部, 而“死罪”是整个词的意译｡ alda单独出现时,表示处罚之意｡
也有学者指出“案答奚”(又作按答奚)是大蒙古国与元朝初期蒙文硬译体公文中常见的一种刑罚用语,常以“断案答奚罪过”､“断案答奚罪戾”等形式出现｡“案答奚”的语源,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主要有治罪､死刑､断没三种观点,其中以第三种观点最为流行｡研究者通过对《元典章》､《
通制条格》､《经世大典站赤》及现存碑铭拓片等文献的再考察,认为“案答奚”应为蒙古语罪过､过失之意,“断案答奚罪过”或“断案答奚罪戾”即治罪,也即元代公文中常见的“有罪过者”之意｡至于学者们主张较多的断没罪,在当时应称为“断案主”,断没户则称为“断案主户”,“案主”为蒙古语,但不常见,目前仅见于《蒙古源流》｡
有学者则研究和探讨了元朝特殊的官员脱脱禾孙设置的过程和具体职任问题｡认为该官职设于中统元年(1260),其执掌主要包括:(1)维持乘驿秩序,盘查驰驿使臣的乘驿许可,防止没有乘驿资格的人使用驿站或正式使者多起驿马､枉道驰驿;(2)检查使者的行李､防止夹带违禁物品或私人物品;(3)为保护驿马､车辆,检查行李重量,防止超重｡此外,脱脱禾孙还有其他职责｡尽管学界已经找到了这一词汇在蒙古官方文书中的书写形式为“todqaul”,但它的来源､含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蒙文形式和汉文转写“脱脱禾孙”不能完全对应｡在伊犁汗国､金帐汗国､高丽都曾设有脱脱禾孙,但这些设置具体职责并不相同,选拔标准也有差异｡脱脱禾孙的设置可能始于元朝,在其他各国的设立是制度传播的结果｡脱脱禾孙很可能是突厥语形式,因此讨论蒙古文化的时候也应对突厥文化给予一定的重视｡
(五)关于研究方法
与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在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中,尊重历史事实､客观科学论说是学术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蒙元史专家指出:作为中世纪后崛起的一个北方民族,蒙古人被推上历史舞台,并很快扮演了世界征服者的角色｡如同其他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那样,蒙古民族也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变的过程｡对这一复杂进程中呈现的历史现象,研究者必须避免用“必然性”进行归约的倾向,以还历史更多的历史感｡
美国学者刘元珠教授认为,蒙元史研究必须摆脱以往排比史料的方法已取得共识｡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史学训练,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问题｡她以研究“红圆光日”为例进一步证明相关研究不仅需要熟知史料,而且需要参考其他学科或科学知识进行深入研究｡此外,讨论过程中还涉及很多语言､语词､称谓､蒙古汗国后一些历史现象等,在讨论中学者们大多各陈己见,互相启发,从各自专长的领域提出一些重要的思考,对进一步深入这一主题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中外学者通过交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这些交流无疑会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将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良好成效｡对此,蒙古科学院副院长恩和图布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郝时远在会议小结时分别做出了评价｡中国是蒙古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赠送给代表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研究纪念文集《天骄伟业》,收录了建国以来学术界有关这一主题的诸多学术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蒙古史学界有关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研究的成就和水平,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这次会议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国内主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中心,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