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王以自己的生辰为节日，大约自唐开始。宋人王明清云：“《唐明皇实录》云：‘开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诞之日，大置酒合乐，燕百僚于华萼楼下。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愿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使燕乐，休假三日。诏从之。’诞日建节盖肇于此。”此说盖不谬也。而各国之间互派生辰信使，五代始有之。延至宋、金、夏鼎立时期，宋、金，金、夏，金、高丽都互派使臣祝贺对方国主生日，此制度日益完备。一般说来，帝王生辰与诞节是一致的。然笔者在考察宋金交聘制度时，发现《
金史》本纪中所载金帝生辰与诸国人使入贺日期或有出入，存在双重诞节之现象。个中原因，诸书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之作，正欲解决此问题。
金代共九帝，即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及哀宗。关于此九帝之生辰及诞节，史书或载或不载，或记载甚详，或记述极简，今作诸帝生辰、诞节表如下：
分析此表，可知如下数点：第一，太宗、海陵王、世宗、卫绍王与宣宗，史书未载其生辰日期，而太祖受贺之日期，史书亦未载，故此六帝之生辰与诞节日期是否一致，亦即是否改期受贺，因文献不足，实不易妄测。第二，哀宗之生辰为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受贺日期亦在此日，生辰与诞节相符，未改期。然则此时金代已处末世，诸国不再遣使朝贺，故此例另当别论。第三，熙宗、章宗之生辰与诞节日期不相符合。先说熙宗，其生于天辅三年（1119）。据《大金集礼》卷23载：“天会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诏，以每岁正月十七日为万寿节，受诸国朝贺。”且《金史•交聘表》所载宋、夏、高丽使节进贺熙宗生辰也确在正月十七。可知熙宗诞节在正月十七，名为万寿节。但《
金史》卷4《熙宗纪》又载：“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可知熙宗本生于七月七日，但诞节立为正月十七日，诞节与生日不符。再看章宗，据《
金史》卷9《章宗纪一》载，章宗生于大定八年（1168）七月丙戌，丙戌为二十七日。但同卷又载：“（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勅有司移报宋、高丽、夏，天寿节于九月一日来贺。“查《金史•交聘表》，宋、夏、高丽进贺天寿节基本在九月一日。可知章宗的诞节名为天寿节，立于九月一日，与其生辰不符。而二帝改期受贺，亦有不同之说法，当逐一明辨。
《
金史》卷4《熙宗纪》载：“（天会十四年正月）乙酉，万寿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又《
金史》卷83《张汝霖传》载：“熙宗圣节盖七月七日，为系景祖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国贺。”景祖，即景宣皇帝，名宗峻，太祖第二子，熙宗之父，生卒无考。据以上材料可知，金熙宗改期受贺，似乎是为避其父忌日。但如果只是单纯为避父忌日，何必一定选择正月？恐怕还另有原因。《大金集礼》卷23记载了熙宗的一个诏令：“天会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诏：以每岁正月十七日为万寿节，受诸国朝贺。”其下另有小注曰：“以七月七日景宣皇帝忌辰，又以暑雨泥潦，使驿艰阻，故用正月，而群臣宗戚献寿赐宴，则于生辰之明日。”另外，南宋李心传对此也有记载：“金主亶（即熙宗）以七夕日生，以其国忌，故锡燕诸路用次日。……循契丹旧例，不欲两接使人，因就以正月受礼。自是岁以为例。”熙宗生于七月七日，此时正是北方多雨之季，外国使节入贺，则“暑雨泥潦，使驿艰阻”，而将诞节改于正月，一则可以避开雨季，使节沿途较为顺利，二则本国接待也方便。正如南宋人所云“不欲两接使人”。何谓“不欲两接使人”？宋、金、夏诸国在和好时期，生辰、正旦皆互遣使节。也就是说，各国要做两次接待诸国使节入贺之准备。“不欲两接使人”并非生辰、正旦同时招待，而是将生辰改至与正旦相邻之日，如此沿途之供应，在京之招待，可一次准备，免除两番之烦。所谓不欲两接使人之正确解释当不外此。由此可知熙宗改期受贺有双重原因，一是避父忌日，一是因七月“暑雨泥潦”，故改于正月受贺，方便本国接待。
《
金史》卷38《礼志第十一》载：“（大定二十九年三月）时右丞相（完颜）襄言：‘伏见熙宗圣诞七月七日，以景宣忌辰避之，更为翌日，复用正月十七日受外国贺。今圣诞节若依期，令外方人使过界，恐为雨潦所滞，设能到阙，或值阴雨亦难行礼，乞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为圣节，定宋人过界之期。”此事完颜襄本传中未载，但《
金史》卷83《张汝霖传》载之：“先是，右丞相襄言：‘熙宗圣节盖七月七日，为系景宣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国贺。今天寿节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阙，有碍行李，乞移他月为便。’”以上材料所记内容大致相同，只是《礼志》中的材料更加充分。章宗的生辰是七月二十七，也正值北方多雨之季。假如依章宗真正生辰之日期设立诞节，正如完颜襄所言，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可能会使各国使节因雨道路难行，不能如期到达，也可能在诞节这一天下雨，而不能举行外交礼仪。至于雨天不能行礼的问题，史籍中亦有记载：“大定十七年三月朔，万春节，诸国人使将见而大雨作。大宗伯张公问子通曰：‘礼当何如？’子通曰：‘哀公问孔子曰：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见也有四，雨沾服失容，一也。’张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国主之来尚不得见，况其臣乎？’少顷，有敕放朝，士大夫服其知体。” 而金人因雨而辍朝不见使人之事，又见于宋人行记中。《北辕录》记载了淳熙四年（即大定十七年）贺金生辰使副张子政、赵士褒等人使金之经过，其中恰好记载此事，可与此互相印证：“三月一日，雨免入贺，不尔,必致霑服失容，有习来（如）此者。”此处所记虽为三月之事，然足证金人有雨天不受朝贺之习。故《金史•礼志》所载“或值阴雨亦难行礼”是章宗改期受贺之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考察，发现熙宗、章宗二帝原本之生辰都在七月，其改期受贺的原因都要避开雨季，而改期受贺的目的都是为了方便诸国人使入贺与行礼。那么，对于金帝真正的生日，又是如何处理呢？《
金史》卷10《章宗纪二》载：“（承安二年七月）戊辰，天寿节，御紫辰殿受朝。”又同年“九月辛丑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同一年中，有两个天寿节。一是七月二十七日，一是九月初一。七月二十七日正是章宗真实之诞日，九月初一为改贺之日。故可知，章宗诞节天寿节是双重的，真实之诞节受本国臣子朝贺，改期之诞节受诸国使人朝贺。而且类似记载，在《章宗纪》中亦有出现。例如明昌五年，“（七月）丙戌，以天寿节，宴枢光殿，凡从官及承应人遇覃恩迁秩者，并受宣勅于殿前。……九月戊午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七月丙戌正是七月二十三。由此可知，章宗双重生日之贺并非偶然为之。综上，金帝诞节之改期只是一种外交手段，特为方便外国人使来贺而定的权宜之策，对于自己之真实诞节并未抛弃，依然要受本国臣民的朝贺。
考察同时期的南宋诸帝，自高宗（1127－1162）至理宗（1125－1264）五帝诞节未见一例改期受贺。故金帝诞节改期受贺，实在是一个特殊现象。为何金帝出现改期受贺的现象？究其原因，其一，恐怕与本民族传统习惯有关。洪皓《
松漠纪闻》云：“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寖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其它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据此，可知女真原不重生日，进入中原后，受华风之影响，金之酋长贵人，喜自择佳辰为生日。而洪皓在金生活十多年，此记载应较为可靠。由此可知，金人之诞节只是借用形式，对其内涵并不在意。因此如遇到诞节日期适逢雨季，或与某个重要日期相冲突，即可以采用权宜之计，改期受贺。其二，恐怕还受契丹旧俗的影响。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5载，熙宗改期受贺是“循契丹旧例”。而洪皓亦云：“金主生七月七日，以国忌用次日。今朝廷遣使以正月至彼，盖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两至也。”那么，契丹是否有改期受贺之习？据傅乐焕研究，宋辽通和之时，契丹即有改期受贺之制。辽帝中，自辽兴宗始，道宗、天祚帝均改期受贺。参见傅乐焕：《宋辽交聘考》，《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1-250页。故金帝改期受贺亦是受契丹旧俗之影响。
（作者李辉，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00）
〔责任编辑：贾 益〕
注：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