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藏族的一个支系，康区北部的霍尔人与周围其他的藏族人群相比，在语言、体质、文化面貌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被普遍认为与蒙古族存在一定的族源关系。本文认为，康北的霍尔人的来源更有可能与元代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头回鹘即撒里畏兀人有一定的关系。公元1331年，一批撒里畏兀军队迁徙至康区北部，经过与周围其他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发展成为藏族的一部分，但依然保留了一些撒里畏兀人的文化传统和体质特征，被其他藏族人群称为“霍尔人”。
关键词：霍尔 蒙古族 黄头回鹘 撒里畏兀 藏族
作者曾现江，西南大学民族学院副教授。地址：重庆市， 邮编400715。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炉霍、道孚县一带地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属于藏族传统所称的康区北部，该地区曾被称为“霍尔地区”，当地居民则被称为“霍尔巴”（Hor-pa），即“霍尔人”。在清代，该地区有一系列冠以“霍耳”之名的土司，如：霍耳竹窝（朱倭）安抚司、霍耳章谷安抚司、霍耳孔撒安抚司、霍耳麻书安抚司、霍耳白利长官司、霍耳咱安抚司、霍耳东科长官、霍耳纳林冲长官司等。在民间，则有“霍尔五部”或“霍尔七部”之称。
一般说来，藏文中的“霍尔”（hor）被认为是汉文“胡”的音译，后者则是汉族对北方民族及中亚民族的一种泛称。具体而言，藏文中的“霍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其狭义而言，唐宋时期主要指回纥（鹘）或突厥，从元代开始一般指蒙古族或与之相关者；广义而言，则是对北方胡系民族的泛称。既然如此，具体又该如何理解康北“霍尔巴”的“霍尔”一词呢？对于康北“霍尔人”的得名及其历史源流，早有前贤关注，亦不乏宏论，但也留下诸多疑点。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以求证于学界。
一
在康北“霍尔地区”，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称霍尔各土司是蒙古皇室后裔：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位王子偕同帝师八思巴的弟子到甘孜兴建寺庙，其间与当地姑娘所生一子，此子留居当地，子孙渐繁，发展成各霍尔土司。也有传说称，明末清初，固始汗率和硕特蒙古军队进入康区，在击败康区北部的白利土司后，封其数位王子于康北各地，由此形成各霍尔土司。还有的传说称，霍尔各土司是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弟子在当地兴建“霍尔十三寺”期间一位富有的蒙古商人的后代。近现代以来，诸多民族学调查结果也显示：康北的霍尔人确实在语言等许多方面都与周围的其他藏族人群有着明显的区别，而研究者们也由此更是倾向于不仅仅将霍尔土司，而是将所有霍尔人都视为蒙古人后裔。
其实，西方的旅行者、探险家以及学者们甚早就注意到霍尔人与周围其他藏族人群相比具有不少特别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观察到的霍尔人在体质及文化面貌上的一些特征更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1889年，美国驻华使官、汉学家柔克义（W. W. Rockhill）由青海沿金沙江上游到达德格，随后进入甘孜、炉霍、道孚等霍尔地区。他发现，霍尔人与他所见到的其他藏族人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人种特征方面。在介绍此次探险经历和途中见闻的《喇嘛之国》（The Land of the Lamas）一书中，柔克义写道：
甘孜是霍尔人之乡的重要城市。本地人称“霍尔卡昂”即霍尔五土司：孔萨、麻书、白利、朱倭、章谷。……这里的人，是我在藏区见到的最漂亮的人之一。他们的个子比北部和中部藏区的人较小，很少有粗眉大眼的，而鹰钩鼻、淡褐色眼珠和波纹型卷曲的头发则相当普遍。
其后，曾于1913年到康区游历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Ｈ.Ｅdgar（叶长青）对康北霍尔人的描述再次印证了柔克义的观测：“他们身体强壮，长着鹰钩鼻，淡褐色的眼睛，头发通常卷曲或呈波浪形”。
鹰钩鼻、淡褐色的眼睛和波浪形的卷发，我们很难将这样的霍尔人与蒙古人或藏族人联系起来，相反更容易想到古代史籍中常常描述的“高鼻深目”的突厥系和匈奴系民族。法国著名汉学家石泰安（R.A.Stein）也指出，康北霍尔人的标志是“传播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属于藏人的两大特点”，其中之一是他们的金属用具（刀、马蹬、带扣等）上动物图案的雕刻风格，“明显与鄂尔多斯的铜器雕刻和草原地区的斯基泰艺术相似”。所谓“斯基泰艺术”和“鄂尔多斯铜器”，都属于活跃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斯基泰、匈奴等游牧民族所曾经拥有的文化。
上述几位西方人士的调查发现，虽然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康北霍尔人与蒙古族之间可能存在族源上的联系，但至少为我们认识霍尔人的来源及其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考线索。J.Ｈ.Ｅdgar已经提出康北霍尔人可能与回纥人同源。他根据《
史记》的记载，认为当月氏人遭到匈奴人打击时，有一部分南迁，发展成康北的霍尔人。其实，早在青铜器时代，就已经有塞种人将欧亚大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传播至藏彝走廊地区，其后包括月氏人、匈奴人及其后裔、部属——众多的“杂胡”，在秦汉魏晋时期也纷纷南下，接近或进入藏彝走廊地区。而不管是塞种人，还是月氏人、匈奴人，都可能具有“高鼻深目”的人种特征。因此，从理论上讲，使用与斯基泰艺术风格相似器物并且有鹰钩鼻、淡褐色的眼睛和波浪形的卷发的霍尔人，完全有可能是由上述各种具有“高鼻深目”特征的胡系民族迁入藏彝走廊地区后发展演变而来。J.Ｈ.Ｅdgar关于康北霍尔人来源于秦汉时期的月氏人的猜测并非毫无道理。当然，类似结论的成立还需要得到更直接的材料的支撑，而且以月氏人为回纥祖先的看法本身就是难以成立的。
二
在元代，曾发生过具有“高鼻深目”人种特征的胡系民族成批迁徙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事件。《
元史》卷35《文宗本纪四》载，至顺二年（1331）七月，“调甘州兵千人、撒里畏兀兵五百人守参卜郎，以防土番”。笔者认为，这五百名撒里畏兀兵很可能与康北霍尔人有密切的关系。
“参卜郎之乱”是元朝中后期发生在吐蕃地区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叛乱，爆发于至治三年（1323）三月，直到泰定二年（1325）才被基本平息，但此后当地形势可能还有所反复，故元朝在1331年又从西北抽调撒里畏兀等军队前往，以加强镇防。虽然《
元史》多称“西番参卜郎”，并没有指明其具体位置，但综合来看，参卜郎应该是位于朵甘思境内某支部族势力。首先，当镇西武靖王搠思班无法平息叛乱时，元朝派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囊加台率兵前去协助，这说明参卜郎所处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四川行省，在朵甘思境内的可能性大于在朵思麻境内的可能性（陕西行省常负责出兵协助镇压朵思麻宣慰司境内的叛乱）。其次，叛乱平息后，元朝以乞剌失思八班藏卜为吐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兼管长河西、奔不儿亦思刚、察沙加儿、朵甘思、朵思麻等管军达鲁花赤，与其属往镇抚参卜郎”，这更表明参卜郎位于朵甘思境内，属吐蕃等路宣慰司管辖。第三，明朝于洪武七年（1376）在朵甘思境内设置了十七个千户所，其中的参卜郎千户所显然就是以元代的参卜郎为基础而设立的。据杨嘉铭等人的意见，参卜郎千户所位于今甘孜州新龙县境内。作为镇防参卜郎的五百名撒里畏兀兵，他们的驻营地应当在参卜郎所在之地或与之相邻的地区，而甘孜、炉霍、道孚一带（即霍尔地区）正好与新龙县同处雅砻江上游。霍尔地区不但为川、滇、青、藏数省区交通要冲——既是川藏北道所经之地，也是川青道路所必经之地，而且还有康区少有的大面积河谷平原地带，适宜农业生产，无疑是康区最适宜大军屯驻的地区。
撒里畏兀，即宋代的黄头回鹘，其族源以回纥为主，也包括其他一些北方游牧民族。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诸部离散，或南徙，或西迁，其中有的迁入河西，与此前陆续迁入当地的游牧人群（各种突厥部族、回纥部族等）相结合，于唐末五代在甘州设立牙帐，被称为甘州回鹘。公元1028年，西夏攻入甘州，甘州回鹘溃散，有的南下投奔唃厮啰政权，有的逃入北宋境内，居秦陇之间，有的留居甘州，大部分则西南遁入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与一些西州回鹘人生活在一起，被称为“黄头回鹘”。对于“黄头”的含义，则是人言人殊，观点纷呈：或黄色的头发，或黄色的头巾，或崇尚黄色，或崇信黄教，或区别于以“黑”自称的西州回鹘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黄头”之“黄”乃“黄色”之意。蒙元时期，“黄头回鹘”被称为“撒里畏兀”，“撒里”（Sarig）在古突厥语和古回纥语有“黄色”之意，“畏兀”即“回纥”的异译。
另外，与撒里畏兀兵一起调往朵甘思的“一千名甘州兵”的身份又是怎样的呢？甘州是甘肃行省的治所，蒙元在当地驻有重军，但这“一千甘州兵”究竟是蒙古族军人呢，还是色目人军队，或者是新附军（蒙古南征期间招抚的军队），或者是由甘州当地人所组成，故称“甘州兵”，或者其他？这些都有待于在获得更多相关史料后做进一步的探讨。
1331年被调到朵甘思境内镇守参卜郎的五百名撒里畏兀兵，他们的下落是一直戍守下去，还是被调走，或者在元末明初随着蒙古人的失败而返回北方？对此，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直接答案。不过，明清史籍关于藏彝走廊地区“黄毛鞑虏”的记载，却为我们回答上述疑问指出了一个努力方向。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初，黄毛鞑虏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御有功。事闻，赐号演化禅师”。
另据《明武宗实录》，正德十年（1516），以崇信藏传佛教而著称的明武宗不惜耗费巨额财富，派太监刘允入藏迎请大宝法王来京。这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礼部尚书毛纪上奏称：大宝法王不过是一个番僧，而入藏路途遥远，沿途供应，“烦费不可胜言”，尤其会加重四川的负担，因为：“自四川雅州出境，过长河西，迄西至乌思藏，约有数月程，皆黄毛野达子之地，无州县驿递，亦无市镇村落，一切供应钱粮、护送军马，俱四川都布二司并各土官衙门出办差拨……。”
上引两则材料中所谓的“黄毛鞑虏”或“黄毛野达子”，极有可能就是元代迁入朵甘思的撒里畏兀兵后代。因为从“黄头回鹘”到“黄毛鞑虏”、“黄毛野达子”，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而且上述两则材料中所谓的“黄毛鞑虏”、“黄毛野达子”的活动地区，完全有可能就是霍尔地区。
首先，按照毛纪的说法，在由四川雅州到乌思藏的道路上，出长河西（即打箭炉）之境即进入“黄毛野达子之地”，这与霍尔地区在川藏道上所处位置正好相符。川藏道分南道和北道，其中北道为：出打箭炉后，循霍尔地区即沿道孚、炉霍、甘孜一线经德格、昌都入藏。当然，毛纪称长河西到乌思藏的途经之地皆为“黄毛野达子之地”，显然有所夸张，因为他上奏的目的乃是强调入藏道路之险阻、花费之巨大，以此来说服武宗停止派遣刘允入藏迎请大宝法王，而且明代噶玛噶举黑帽系历代活佛主要活动地区也是康区而非乌思藏。
其次，金川演化禅师即大名鼎鼎的金川土司，其辖地约为今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流域一带。将金川土司地区与霍尔地区连接起来的正好是一个特殊的“道孚语区”。道孚语是藏彝走廊地区所发现的诸多“非藏语群”之一，也有人称之为尔巽语、霍尔语等，或视为嘉戎语的西部方言。最早发现道孚语的是马长寿先生。他形象地将道孚语区称为是“西北方古霍尔部落突然伸入一臂势力”而形成的一个“弓形狭长河谷区域”，并推测道孚语的形成与霍尔人的“侵入”有关：
在康人语区与嘉戎语区之间，由西北方古霍尔部落突然伸入一臂势力，而为一弓形狭长河谷之特殊语言区域，即“道孚语”（da-wu-ge）区，占今丹东、革什咱之地。此一种语言一称“尔巽语”，与嘉戎语不同，盖出于古霍尔语系，今则为“道孚语”（r-guan）也。……惟巴底、巴旺、革什咱三土之民，相距仅数十里，同处于一弓形长谷之内。且衣饰同一，文化同一，风习同一。又无论贵族平民皆相为婚媾，互传顶嗣。所不同者，只有语言。此种现象，在川康民族中，甚为罕见，然亦颇费解释。意者，此种突变情况，盖军事或政治之原因多于其它原因。惜霍尔王国之历史，今已无人知悉。非然者，设能证明霍尔蛮族由丹东侵入，止于巴旺，则此问题可迎刃而解。在此问题解决之前，丹东、革什咱、巴旺之民，至多吾人只能目之为霍尔族与嘉戎之混血，而不能谓之曰嘉戎。盖其语言不同故也。
其实，永乐初年“黄毛鞑虏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御有功”一事，不正好回答了马长寿所说的“设能证明霍尔蛮族由丹东侵入，止于巴旺，则此问题可迎刃而解”么！
另外，杨嘉铭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前往道孚地区考察，多次听到用藏语编成的对道孚藏族带有贬义的顺口溜，其大意是：“道孚娃，吃马肉，用马肠子做腰带，用马头祭祖先”。正如杨氏所指出的，吃马肉，喝马奶，这并非当地藏族的生活习俗，而是北方胡系民族至今还存留的生活习俗。这则顺口溜，不仅仅向我们暗示了道孚藏族可能与北方胡系民族有渊源关系，在一定程度也可以作为康北霍尔人与撒里畏兀儿人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佐证，而且因其“带有贬义”，我们也可以由此想象迁徙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胡系民族与土著人群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双方在彼此认同上的分歧。
三
至此，我们可以对康北霍尔人的来源及其历史做出如下的推测：1331年，五百名撒里畏兀（黄头回鹘）兵被元朝调往朵甘思，以镇防参卜郎等吐蕃部族，他们占据雅砻江上游及其支流鲜水河沿线的河谷冲积平原，长期屯戍；入明以后，他们东向扩展，与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流域的嘉戎人发生战争，在双方的缓冲地带形成了道孚语区。由于他们是故元遗兵，因此被视为是“鞑虏”，即蒙古人，于是其称谓由“黄头回鹘”变成了“黄毛鞑虏”、“黄毛野达子”。这些撒里畏兀兵与当地民族发生混血、融合，尤其是在接受藏传佛教后（在10世纪时，甘州回鹘人已经开始信奉佛教，包括从北宋输入佛教典籍，逐渐藏族化，最终成为藏族的一部分，但仍然保留了一些属于北方胡系民族尤其是撒里畏兀人的文化传统，如操一种被调查者们称为“霍尔语”的独特的地脚话，鹰钩鼻、淡褐色的眼睛和波浪形的卷发的人种特征，使用一些具有斯基泰艺术风格的器物等，仍旧被周围的其他藏族人群称为“霍尔巴”。他们还依稀保留着一些从西北南下的迁徙记忆。另外，康北的霍尔人还继承了甘州回鹘人擅长经商的禀性，被J.Ｈ.Ｅdgar称为是“聪明的商人”。这些霍尔人是川藏贸易的主要中间商。将雅州所出的川茶转输至玉树，再销售到西藏及青海各地，几乎都是由他们来完成的。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途经霍尔地区的川藏北道被称为“商道”，与南道的“官道”相对应。
当然，与撒里畏兀人相互融合而形成霍尔人的，除土著人群（甚至不排除还包括自远古以来历代进入藏彝走区地区的胡系民族后裔）外，可能还包括与他们一同被调到朵甘思的“一千甘州兵”——虽然他们的具体族属及文化面貌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也可能还有蒙元时期其他在霍尔地区屯驻的蒙古族军人或其他民族军人以及各种官吏和使者。在明朝中期，包括吐默特蒙古在内的东蒙古诸部先后进入青海地区游牧，并进一步南入，向藏彝走廊地区拓展势力，他们也有可能参与了霍尔地区的民族融合进程。尤其是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进入霍尔地区后，支持格鲁派在当地兴建了大批黄教寺院——如著名的霍尔十三寺，这些都可能是霍尔土司系固始汗的王子或者蒙古族商人后裔等此类传说产生、流传的事实基础。由于历史上蒙古族曾经长期在霍尔地区活动，并且大多时候都在当地占有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因此当地的统治阶层即各霍尔土司也确实有源自蒙古族的可能，更有可能本非源于蒙古族，但主动通过附会、攀附蒙古族，尤其是自诩为如忽必烈、固始汗这样的英雄祖先的后裔，从而创造出蒙古族祖源记忆——这在藏彝走廊地区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但就整体上说，康北的霍尔人更可能是以元代的五百名撒里畏兀兵为核心，经过与当地及周围邻近地区的藏族乃至蒙古族等民族不断的融合，并通过接受藏传佛教、吸收藏族文化而逐渐发展演变成为藏族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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