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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居住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腹地的裕固族，其家庭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除了公共政策等因素外，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是导致裕固族家庭迅速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以传统裕固族家庭为参照，对当今裕固族人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劳动分工等做了描述和分析。
       关键词：裕固族 社会变迁 家庭 定居
       作者董晓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20。
       
       裕固族自称尧乎儿，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现有人口1.37万，主要分布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乡。裕固族以游牧为生计方式，属畜牧经济文化类型中的戈壁、草原游牧型。近20年来，裕固族牧民逐步实现了定居，其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目前对裕固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领域，关于裕固族家庭的变迁，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其论述中有所涉及，但未作具体研究。涉及裕固族家庭状况的著述包括增才：《裕固族的居住与生活》，《陇苗》1983年第2期；奇泽华：《毡房里的爱情》，奇泽华、傲腾、段梅：《中国少数民族奇趣》，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钟福国、江波：《裕固族的婚姻家庭观》，《甘肃民族研究》1993年第1—2期；高自厚：《裕固族社会制度特征》，《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钟声：《戈壁人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05年6月和10月以及2006年二三月间，笔者分三次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窝乡裕固族畜牧业生产地、定居点以及家庭状况进行了为期40余天的田野调查，采用了问卷、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法，以访谈为主，并记录了详细的谈话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历史文献，以该乡巴音村为例，写成本文，就裕固族的家庭变迁做一些描述和分析。
       
       一、背景介绍
       
       裕固族历史悠久，其远祖可追溯至公元8世纪在蒙古高原建立回纥汗国的回纥，9世纪中叶回纥人由漠北西迁至新疆，13世纪又由新疆东迁至河西走廊。现在的裕固族是以河西回鹘为主体，融合蒙古族、藏族而形成的。据史籍记载，裕固族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黄头回纥”（宋代）、“萨里畏兀”（元代）、“撒里畏吾儿”（明代）、“西喇古尔黄番”（清代）和“尧乎儿”（民国）。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将族名译为“裕固”，取富裕、巩固之意。
       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狭长地带是裕固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他们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天然牧场。裕固族分为东部裕固族和西部裕固族两部分，现使用三种语言，即尧乎尔语（属突厥语族）、恩格尔语（属蒙古语族）和汉语。裕固族没有本民族文字，现通用汉文。裕固族信奉藏传佛教，风俗近于藏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在行政上隶属于甘肃省张掖市，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县，境内还有汉、满、蒙古、回等民族居住。截至2002年底，全县总人口3.58万，其中裕固族9547人，占总人口的近27%。
       巴音村是东部裕固族的一个村落，裕固族构成了该村人口的主体。截至2005年10月份，巴音村共有124户，488人，其中裕固族居民85户，392人，占全村总人口的80%以上，其他居民分别为汉、藏、蒙古等族。巴音村位于康乐草原南部，坐落在一条约两三公里长、1公里宽的山间平地上，距红石窝乡政府驻地红石窝村约5公里，距县城80公里，多为山路，交通十分不便。居民住房沿街道排列分布，大部分为土木结构，少部分为砖木结构，属并联式兼单元式。巴音村主要以畜牧业为其经济来源，康乐草原是牧民们的放牧生产地，到该村的平均距离为20公里，每户拥有草场4000亩左右，平均羊只存栏数大约为200－300只。
       
       二、裕固族的传统家庭
       
       解放前，裕固族实行部落制度，他们把部落称为“家”，把部落首领称为“头目”。解放前，裕固族共有10个部落，其中，属于西部裕固族的有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和西八个家，属于东部裕固族的有五个家、东八个家、四个马家、大头目家、杨哥家、罗尔家和曼台家。巴音村牧民属大头目家，为蒙元时期安定王卜烟帖木儿后裔，后均取安姓。巴音村牧民在定居以前，在康乐草原上过着游牧的生活。所谓游牧，也是有一定范围的，牧人用过的炉灶都会保留下来，以便再回来时使用。
       为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裕固族很少有几代同堂的情况，一般都是五六口人的小家庭，多居帐篷，一顶帐篷就是一个家庭。裕固族独特的游牧生产方式、部落制度、传统婚姻、宗教习俗决定了他们特有的家庭结构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过去，巴音村裕固族的日常生产和生活都集中在康乐草原，家庭与家庭之间以血缘为基础联合组成大头目部落。每个人既是家庭的成员，又是部落的一员，部落与每个成员有着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大头目部落由安姓成员组成。“清代，该部落每年向甘州府（今张掖市）纳银3两、马15匹，赋税银两由各家均摊，马匹逐年由各家轮流奉送。”［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部落头目对每个成员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每当发生部落纠纷或出现防务问题，关涉整个安姓的安危时，头目都可对部落进行调遣。逢年过节或者遇到婚嫁丧葬等红白事，各家要给头目送礼。没有草场的家庭要向部落头人或寺院租赁或为他们做雇工，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直到解放前，裕固族人仍以部落为家，但在经济生活和生儿育女方面则以自己的小家庭为单位。
       巴音村裕固族人在婚娶上分为正式婚姻和非正式婚姻，前者指一般意义上的男娶女嫁或赘婿，后者则是该民族长期遗留下来的“帐房戴头婚”和“勒系腰婚”。
       明媒正娶的正式婚姻，其家庭由男方父母掌管，当老人年迈体弱时，由其幼子负责赡养。也有丈夫随妻子居住的，在这种情况下，男方无财产继承权，双方感情不合导致离异时，男方不得带走任何财产，子女亦属女方，随母姓。在裕固族家庭中，男女分工较为明确：妇女除操持家务外，还要从事放牧、采集、捻毛线、织褐子等工作；男子以狩猎、割草为主，有时也从事放牧及其他副业活动。家庭成员之间多能和睦相处，老人受到尊重和赡养。儿子成婚后，若与老人相处得不好，就另立帐篷分居。
       “帐房戴头婚”，裕固语称“斯吐得尔”，俗称“立帐房杆子”。这种婚俗的一般过程是：在姑娘15或17岁时，父母若不想让女儿出嫁或无人提媒说亲，就可请来喇嘛或其他有权威的亲朋好友，选吉日在自家帐篷旁设一顶小帐房，裕固族人把帐篷称为“帐房”。为女儿举行戴“头面”的仪式。“头面”是裕固族的一种传统服饰，是已婚妇女的标志。此仪式由两位已婚妇女负责。姑娘戴上头面后，蒙着脸为宴席上的客人沏茶、敬酒，然后由专人陪同前往小帐房内休息，直到客人离去后，方可回到家中。女子戴了头面，就取得了已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也取得了自由社交的权利。此后，若有中意的男子，就可与其在小帐房内同居，男子要为女方家劳动，二人如同夫妻一般相处。女子若不再喜欢该男子，则可让他离开。同居初期，女子可能有若干个中意的男子，而且替换频繁。一旦有了孩子以后，同居关系就会趋于稳定，逐渐形成家庭，双方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
       “勒系腰婚”与“帐房戴头婚”在性质上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姑娘在戴头面仪式上要与其表兄弟交换腰带，这意味着表兄弟有优先与姑娘婚配的权利。“帐房戴头婚”和“勒系腰婚”虽非正式婚姻，但也相当普遍，无钱娶妻的男子多采取这种方式。巴音村70多岁的裕固族老人安贵吉，如今已四代同堂，当年就是以“帐房戴头婚”的方式被招到女方家的。笔者对裕固族婚俗的了解，得益于安贵吉老人的详细介绍。
       
       姑娘在娘家的小帐房内与男子同居期间，并不与父母分家，也没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仅仅是另立一个小帐房而已。女子生了孩子以后，或在娘家与父母长期居住，或从父母处分得一部分财产，诸如帐篷、牲畜、草场、生活用品等，与自己的子女居住在一起，或与男子正式结婚，分家单过。
       “帐房戴头婚”和“勒系腰婚”所生子女一般归女方所有，姓氏随母姓（也有个别随父姓的）。子女对父亲的称呼较特殊，如果夫妻关系比较稳定，所生的子女称其父为“谷依”（姨父），否则则称“巴邦”（叔叔）。一般不称“父亲”。
       “帐房戴头婚”和“勒系腰婚”在1958年以前的裕固族地区很盛行，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巴音村还可发现。定居以后，这种带有母系社会性质的婚姻形式才退出历史舞台。
       不论采取何种婚姻形式，养儿育女都是裕固族家庭生活的重心。从前，在康乐草原进行游牧时，妇女生育之后照常参加劳动，只是在门上插一柏枝或标上别的记号，让拜访的人有所回避。孩子长大后，男孩就要跟大人学习骑马放牧，女孩则要跟着妈妈学做活计。
       由于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父亲又偏于溺爱，孩子在童年时都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至于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社会控制，来得也很迟。孩子长大后，父母们忙于照看牲畜，孩子大多自己游玩，父母很少操心。孩子生病后，父母常请喇嘛念经驱魔，或用传统的土方进行简单的治疗。大体上说，裕固族的孩子是在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寺院是裕固族宗教活动的中心。至今耸立在红石窝乡大草滩村的康隆寺，是裕固族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距笔者采访的巴音村只有三五里路。过去，家里有了病人，或是牲畜发生疫病，人们一般都要向寺院许愿布施，遇到婚丧等大事也要请喇嘛念经。家里如果有两个或多个男孩，往往要送一个出家，体弱的男孩通常也被送到寺院，在寺院接受以教义、教规为中心的宗教教育。
       与其他民族的藏传佛教不同，裕固族的喇嘛可以结婚生子。清初，由于战争和瘟疫等灾害，裕固族人口骤减，后经甘肃提督申请，寺院僧人被允许结婚，遂成定制。参见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9页。结了婚的僧人平时呆在家里过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参加牧业活动，只是在宗教节日和法会时才到寺院念经。在经济方面，僧人除依靠人们捐赠给寺院的钱财过活外，有时还通过给私人家庭做法事获得收入。僧人也有家庭财产继承权，通常可以得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遗产。可以说，僧人的特殊角色导致了裕固族一种特殊的家庭类型。僧人既不完全属于寺院，也不完全属于家庭，而是在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流动。
       
       三、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
       
       （一）生产地与定居点分离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巴音村裕固族逐步实现了定居，但他们的畜牧业生产仍离不开牧场，这就导致了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导致生产地与定居点分离的直接原因有以下三点：
       1．公共政策的影响。直接导致生产地与定居点分离的公共政策，是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内容的生产责任制。1984年11月，肃南县组织了两个工作组，其中一个到康乐区红石窝乡进行调查研究，征求基层干部、群众对牲畜作价归户的意见，制定了《关于牲畜作价归户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全面推行牲畜作价归户、草场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每户牧民都分得一片草场，并在自家的草场上实现了初步的定居。1987年，当地政府又号召草原上的牧民往交通便利的地方搬迁，以建立比较集中的定居点。原康乐草原上大头目部落的安姓牧民就找到距离牧场40里地的“巴音”“巴音”，蒙古语bayan，或译为“巴颜”，为“富裕”、“富人”之意。这个地方，盖起了木屋或土房，逐步实现了集中定居。
       康乐小学在巴音村的建立也加速了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1975年，红石窝乡曾推广过富有牧区教育特色的“马背牧读小学”，笔者采访的巴音村支书安奋云就是当年马背小学的教师。据安奋云说，他曾当过7年的乡村小学教师，每天骑着马到各牧场的帐篷里去教书，基本上解决了牧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后来，政府在巴音村建立了小学，牧场上的帐篷家庭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纷纷向定居点搬迁。此后，当地政府又在巴音村陆续建立了一些公共设施，如粮站、医疗站、兽医站、配种站等，以解决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些举措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裕固族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
       2．草场环境和人口的影响。巴音村牧民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也与草场的退化和草原人口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康乐草原南北长约46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如今，草原荒漠化严重，草场质量下降，牧民实际放牧的面积已远没有原来那么大。导致草原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干旱的气候，二是开荒种粮，三是超载放牧，早在1983年，羊只存栏数就已达到1949年的7倍，每只羊占有草场的面积则由186亩下降为24亩。四是牧民人口大量增长。解放初，当地的安姓牧民只有十几户，五六十口人，到笔者做调查时，已增长到85户392人，人口是原来的近7倍。在草场面积缩减而人口剧增的情况下，一部分牧民不得不走出草原，另谋生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巴音村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3．社会生产市场化、专业化的影响。以前，当地的畜牧业生产主要是满足部落、寺院和家庭的需要，放养比较粗放，除了养羊，还要饲养一定数量的马、牛等大牲畜。现在则基本上全是养羊，羊只的平均出栏率保持在40%以上的较高水平，商品化程度也大大提高。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家庭畜牧生产已经进入更大的经济范围之中，放牧只是整个畜牧业生产的初始环节，其他如贩运、屠宰、制革、肉食加工等环节则由社会其他部门来承担。市场化、商品化促使巴音村的畜牧业日益科学化、集约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就出现了剩余。放牧不再需要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一起来承担，这样，一部分家庭成员就退出牧业生产，搬迁到定居点，只有一部分人仍旧留守草原。
       
       （二）生产地与定居点分离后的家庭状况
       定居点的形成与发展伴有几起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84年的包产到户，随后政府开始引导牧民定居；二是1987年县政府开始城镇规划，巴音村的发展也被纳入政府的规划之中，逐步建立了学校、商店、医疗站、治安室等公共设施，社区职能扩大，家庭职能缩小，家庭的部分职能转移至社区；三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市场化的影响下，从畜牧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就业的多元化，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初步发展起来，巴音村在经济上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
       笔者了解到，巴音村裕固族牧民在康乐草原的放牧点距离定居点较远，且道路崎岖，来往只能靠步行、骑马或骑摩托车。由于距离上的原因，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是逐步实现的。1984年以来，政府以粮款补贴的形式鼓励牧民从牧场往村子搬迁，但搬迁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生产地仍以放牧为主，牧民的住所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够移动的、具有裕固族风格的帐篷，另一种则是比较简易的土屋或木屋。牧民的帐篷大多都比较宽敞，但陈设比较简单。每顶帐篷一般住两个人，多为夫妻，也有带着孩子的。每家在草场上都有一顶帐篷或一间土屋或木屋，住在这里的牧民在牧场上照料牲畜。
       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对巴音村裕固族牧民生产、生活和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一家人被分成两部分。一般来说，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在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生产，而老人和孩子大多住在定居点。
       
       据笔者观察，定居点是家庭生产货币化得以实现的市场，也是市场信息的集散地，同时还是家庭消费的主要场所。长年住在定居点的家庭成员，主要是祖父母和孙子女，老人往往要负责照看年幼的孙辈。
       关于巴音村裕固族居民的具体生活和定居点近几年的变化，笔者曾与多位村民做过访谈。以安长明一家为例，他家有两块牧场，分别由大儿子和三儿子两对夫妇经管，老两口在定居点料理家务，照看老三的小孩（还在村里上小学）。在牧场的儿子和儿媳长年忙于牧业生产，每隔十天半月才骑马或骑摩托车回来一次，在定居点住上一两天，拿些面粉、换洗的衣服，买些烟、酒、茶叶、洗衣粉等日用品，就又回牧场去了。每年秋冬之交，他们把出栏的羊只赶到定居点，出售给从张掖来的羊贩子，以获得全年的收入。2006年年初，老三还和省城的一家餐饮企业签定了产销合同，这样就提前解决了销售问题。到了冬天，草原牧草枯黄，儿子们就回到定居点过冬、过年，这时也是人们集中走亲戚的时候。安长明家在当地属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可达6000元左右。
       居住在定居点的裕固族人一般都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这一点与当地的藏族有所不同。当地藏族虽然也从事畜牧业，也有定居点，而且在定居点居住的主要也是老人和小孩，但人们在定居点周围还种植青稞，从事农业生产。
       
       四、当今的裕固族家庭
       
       巴音村裕固族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导致了该村裕固族家庭与社会的变迁。不论是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观念，还是亲属制度、婚姻制度等与家庭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在两地分离的特殊背景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裕固族把家长称为“当家的”、“掌柜的”，家长对内统管家庭生活事务，安排劳动生产，对外代表家庭处理来往事务。实现定居以来，巴音村牧民的生活环境变得复杂了，有了固定的邻居，出现了外来人员等新生事物。在日常生活中，年长的男子是一家之主，全权处理家里的一切事情，包括劳动分工、经济支出、子女上学、子女婚嫁等等。在生产地的家庭分工中，男人主要负责羊只的管理、消毒、出售以及割贮牧草、驮柴禾等工作，女子也参与放牧，此外还要剪羊毛、接羊羔、挤牛奶、打酥油。在居住地，男人将其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社交往来，女子主要操持家务，照顾小孩则是全家人共同的职责。
       笔者仍以巴音村裕固族牧民安长明为例，来说明生产地与定居点分离之后，裕固族家庭的变迁。安长明老人共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女儿嫁到邻近的红石窝村，婚后仍与娘家来往频繁。大儿子和三儿子继承父业，长年在牧场放牧，他们和媳妇定期回定居点看望小孩和老人，同时购买一些东西带回放牧点。二儿子安多福参军复员后，在张掖市安家，有两个孩子，全家每隔半年或数月回老家看望父母。第四个儿子安多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兰州工作，去年刚结婚。自搬到巴音村20多年来，安长明老人把家务管理得有条有理，家庭关系和睦，邻里相处融洽，老人受到子女们的爱戴和邻居的尊敬。安长明老人一家由当初“帐篷家庭”中的7口人，发展到祖孙（包括女婿和两个外孙）三代共19口人，成为巴音村的大家族。
       安长明老人一家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变化，从大家庭里派生出五个小家庭，但老人依然处于全家的核心地位。每逢节假日，特别是传统的春节，子女们都要在定居点团聚。在家族中，凡是重大的事情，一般都由安氏老人提出一个想法，再听取亲属们的意见，直到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后才开始操办。这既反映出老人在家中的户主地位和权威，同时又反映出一定的民主作风。
       安长明老人出生于1942年，1968年结婚，在当时已算晚婚。由于家庭贫穷，弟兄们多，他一直讨不到媳妇。那时，政治运动不断，传统的“帐房戴头婚”、“勒系腰婚”和“交换婚”都被定为“四旧”。后来，在亲戚的撮合下，他才娶上媳妇。安长明老人的妻子叫耿玉英，娘家住红石窝乡赛鼎村，定居以前，属大头目部落管辖的“各尔格兹”“耿”姓系由裕固语“各尔格兹”或“柯尔克孜”的头一个音转化而来，裕固族的姓氏大多都是这样取的。家族。搬迁到定居点以前，安长明与妻子住在一顶帐篷里，从事繁重的牧业劳动。孩子一个个降生在草原的帐篷里，小家庭逐渐变成了大家庭。
       在实行定居的头几年，由于子女上学需要照顾，耿玉英搬到定居点专门为孩子做饭、洗衣服，再忙些家务活，安长明和大儿子一家在牧场放牧，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近五年，直到自家牧场全部由大儿子经管为止。现在，裕固族家庭中几乎已看不到过去那种母系制度，大男子主义的家长作风也不像过去那样严重，这在安长明两个继承父业的儿子身上可以感觉到。大儿子安多禄和三儿子安多喜长年住在牧场，他们与妻子都有合理的劳动分工。譬如说，安多喜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大，他的妻子则主要做一些家务活，还经常到定居点照顾四岁的小孩。在劳动中，小两口互相关心、互相体贴。过去，旧式婚姻盛行，裕固族家庭的男女关系极不平等。如今，两性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趋向平等，长年奔波于生产地与定居点的生活方式和艰苦劳作，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裕固族把生孩子看成家庭的一件大喜事。在康乐草原生活的时候，人们总希望多生几个女孩，认为女儿出嫁时可以给家庭带来更多的牛羊或其他财产，女婿也会比儿子更孝顺。在定居点住了20多年后，由于受汉人的影响，人们现在更愿意生男孩，认为男孩能干较重的活计，念书也大多比女孩好。
       过去，裕固族人口太少，人们把传宗接代看做家族兴旺、民族昌盛的标志，一般家庭子女都比较多。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眼光看得远了，认为让孩子放牧太辛苦，没有出息，只有努力学习，考上大学，走出祁连山才更有前途。巴音村牧民实现定居的头几年，一个家庭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后来就逐渐减少。例如，安长明老人的大儿子只有两个孩子，都在县城念高中；二儿子和女儿也都是只有两个小孩；三儿子只有一个小孩，留在定居点由老两口看管；小儿子在兰州工作，结婚后还没有小孩。这种变化虽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也与裕固族年轻人少生优育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
       裕固族重视家庭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安长明老人对子女的教育就相当成功。在搬迁到巴音村以前，大儿子已经结婚，其他四个孩子都是在定居点长大成人的。每到放假时，母亲耿玉英就把他们带到牧场，教他们放牧、割草、骑马、挤奶、接羊羔。母亲还要教女儿安多霞织褐子、捻毛线、打酥油等家务劳动。除了生产教育外，安长明夫妇还非常重视子女的学习。裕固族地区教育落后，家里出一个大学生，就会轰动周围几个乡镇。安长明老人的小儿子安多强考上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在整个红石窝乡都十分罕见。二儿子高中毕业后参军，后来考上军校，留在部队工作。老两口节衣缩食，收入几乎全部供孩子念书，他们的二儿子和小儿子则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来报答父母的供养。如今，兄弟俩在城市成家立业，每隔半年或数月，就携家带口地回来看望父母，并定期给父母寄钱，补贴老两口的生活。
       亲友网络是家庭的延伸。如今，带有明显游牧特征的社会组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由大家庭分化出来的小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亲戚关系。裕固族人非常重视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亲戚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有时比朋友更大。笔者了解到，巴音村裕固族牧民在康乐草原住帐篷的时候，族内婚盛行，婚姻圈子非常狭小。1984年实现定居以来，他们不断与当地汉族交往，在该村85户裕固族牧民家庭中，裕固族人与汉族人通婚的多达33对，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有6对。巴音村裕固族家庭大多处在一个逐渐扩大的亲友网络中，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比过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
       
       安长明善于社交，在定居点住的时间长了，结识的朋友也增多了，他的五个孩子都在他的朋友圈里拜了干爹、干娘，在这些干爹、干娘中，还有四人是汉族。非血缘性的干亲关系扩大了安长明家的亲友网络，这在游牧年代是难以实现的。安长明的子女在婚姻、上学、工作等方面曾经得到过亲友们的许多帮助。安氏家族与亲友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亲友之间在物质上的相互依赖明显减小，但他们仍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构成了巴音村裕固族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1958年后，宗教已逐渐退出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大部分家庭虽然还有淡薄的宗教信仰，但已不会像过去那样把孩子送到寺院当喇嘛。现在，巴音村附近的康隆寺只有两个喇嘛，而且还是最近从邻近的藏区过来的。
       
       五、结 语
       
       笔者以裕固族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为主题，通过与历史的比较，重点描述了裕固族家庭的变迁以及目前的基本状况。笔者发现，由于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在裕固族家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变化：
       其一是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位。笔者了解到，由于牧场上的工作十分繁忙，新出生的婴儿在断奶后，其父母往往就把他们托付给住在定居点上的老人。这样，在小孩还很小的时候，家里的祖父母就承担起抚育孙子女的任务，一直到他们长大为止。这就导致了父母在子女抚育方面的缺位。其结果是，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家庭教育方面，老人对孩子的影响都远胜于父母。孩子首先接受的是由祖父母进行的传统家庭教育，长大后又长期接受学校教育。由于父母在孩子抚育和教育方面的缺位，两代人往往会出现情感上的疏离。
       其二是家庭结构的季节性变化。费孝通先生认为，家庭关系的重心与核心在于父母和子女之间所构成的基本三角。在婚姻的契约中实际包含了两种相连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参见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如今，在巴音村裕固族中，由于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家庭模式。牧场上的家庭多由夫妻二人组成，这种家庭由于子女的缺位，实际上仅存在一种关系——
       夫妻关系。而居住在定居点的老人则与孙子女组成一种隔代家庭。但是，每年冬季牧场休牧时，牧场上的夫妻家庭就有机会回定居点生活一段时间，与定居点上的隔代家庭融合。巴音村裕固族牧民的家庭结构，就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责任编辑 李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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