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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文章首先介绍了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搬迁情况，然后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描述了粤北山区瑶族移民在生计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适应状况。最后，文章对这些适应现象做了一些分析，指出移民村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瑶族 移民 文化适应
       作者陈晓毅，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建钊，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地址：广州市米市路58号中心楼八楼，邮编510180。
       
       粤北即指广东北部，那里群山连绵，是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广东省的“世居瑶族”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区域。本文所说的“世居瑶族”，是指在历史上进入粤北地区的瑶族，以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外来瑶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的瑶族有202,667人（包括部分外来瑶族）。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粤北瑶族向外迁移的人很多。对于他们搬迁后的文化适应状况，学术界尚缺乏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粤北山区瑶族移民搬迁后的文化适应状况做一描述和思考，以期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总的来说，粤北瑶族移民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的移民，一是水库移民。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的瑶族移民人数众多，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为全面了解粤北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情况，笔者做了三次田野调查：第一次是在2004年12月，调查了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塘冲村的高岭自然村（G村）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的立星村（L村）；第二次是在2005年3月，调查了始兴县沈所镇上围溪瑶族新村（S村）以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东莞商会民族村（D村）、茶亭瑶族村（C村）；第三次是在2005年8月，调查了连南县牛塘林场（N林场）、大麦山镇的港澳扶轮瑶族新村（A村）以及连山县福堂镇福民新村（F村）。本文所用的田野资料都是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得来的。
       1993年至1996年，广东省政府先后共投入资金9281.45万元，对聚居在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搬迁。从1993年起，清远市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共投入各类迁移资金25,526万元，安置特困山区和高寒山区少数民族移民39,459户186,850人，
       转让移民耕地152,410亩，建立了3个移民管理区和1177个移民新村”。下载自清远市人民政府网站，网址：http://www.qy.gd.cn/gov/qingyuan.htm，下载时间：2005年9月20日。在大规模搬迁之后，连南县尚有480多户贫困瑶胞分散在地处高寒的山头，他们在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也先后进行了搬迁。
       据统计，近年来粤北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先后共将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居民10,382户47,565人搬迁安置在3个县的24个乡镇、152个行政村，共兴建移民新村375个。其中，连南县5956户27,298人，安置在12个乡镇的50个行政村，兴建移民新村200多个；乳源县2433户10,361人，安置在5个乡镇，兴建移民新村82个；连山县共搬迁少数民族1993户9906人，安置在32个行政村，兴建移民新村57个。
       粤北山区以其巨大的落差成为修建水电站和水库的好地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东不断进行水库移民，其中涉及少数民族移民共3468户16,163人。在调查中，我们选择了广东省海拔最高、有“广东天湖”之称的板洞水库的移民作为调查对象。该水库于1988年经省水电部门批准兴建，以解决当地群众的饮水、灌溉和用电问题。涉淹区内的龙归寨、大洞、大石、灯芯塘、福门等五个村庄共有124户640人搬迁。2004年7月，移民人数已增至691人，其中有281人住在离水库8公里远的N林场， 410人安置到县属党政机关、厂矿等企事业单位。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类移民的搬迁意愿截然不同。在粤北石灰岩地区、高寒山区，瑶族大都有搬迁的愿望，有人甚至在政府确定搬迁之前就已经自行搬出。对于他们来说，政府的移民搬迁行动乃是雪中送炭。与此相反的是，水库移民本来没有迁走的意愿，但为了国家或集体的更大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这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移民在搬迁之后迥然不同的适应过程埋下了伏笔。
       
       一、物质层面的文化适应
       
       对于粤北瑶族移民来说，解决生活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粮食的获得、经济情况的改善都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些都涉及移民的生计模式问题，而生计模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移民的生活方式。
       过去，排瑶多分布于高峻之处，以农业、林业、狩猎、采集为生；过山瑶居住在偏远的山区，以从事农耕、狩猎和采集为生。从山上搬到山下之后，粤北山区瑶族的生计模式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他们充分发挥自身能力，采取了成本较低的适应策略。
       现在，移民中的相当部分还是以农耕、林业、养殖为主。农耕分为回原居住地耕种和在迁居地租种两种形式。C村和D村的村民说，在山上时，由于海拔、灌溉条件、耕作技术等方面的限制，粮食产量不高（亩产只有300多斤），吃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搬下来之后，粮食产量增加（亩产达到800斤左右），但是每人一般只有半亩“保命田”，粮食供给仍存在一定问题。不过，他们没有回到山上耕作，而是租当地不依赖田地为生者（多为汉族）的田地来耕种。C村和D村每亩以100－200斤谷物为年租；G村每亩水田的年租为1－2石稻谷，旱地的年租为5－10元。F村移民的选择与此相反，他们是回原居住地龙头村去耕种土地。这是因为F村和原居住地之间已经修建了公路，可以骑自行车回去劳动。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都是经过权衡之后而采取的适应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同是种稻，山上山下环境不同，所需的知识、技术也判然有别。比如，山上虫害较少，每年仅需喷洒1次农药，而山下则须每“造”（一熟）杀虫6次。有些移民原来不种田，搬迁后则必须逐渐适应农耕生活。S村移民来自山上的五个组，其中只有两组种过田，大多没有种田经历。移民后，引入良种，学习种稻，亩产达到600－700斤。在经过各种培训之后，这部分移民的适应过程还算顺利。G村瑶族的生计模式与上述几个移民村大同小异，主要是依靠养殖业、租种田地，此外还养猪（户均2头）、砍伐木材、种植香粉树等经济作物。S村有20多人采松香挣钱，每人每年约有7000－8000元的收入。
       很多移民还利用移居地的条件，通过打工增加经济收入。打工分为兼职打工和专职打工。前者一般是在移居地附近打零工，而后者有的是进入当地工厂工作，有的是出远门打工。搬迁之前，粤北瑶民信息闭塞，思想比较保守，出外打工的人很少；搬到山下之后，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打工这种来钱较快的生计模式。农忙之余，G村移民通过给人砍伐、搬运竹子，每天可有40元左右的收入；S村移民仅采松脂、养蚕、砍竹的收入就比在山上时的全年收入还高。S村村长说，全村还有30－40人到外边打工，大部分在附近的工厂，比如德宝玩具厂、标准玩具厂、健滔化工厂、花厂等，少数在广州打工。G村的经济收入以打工为主，占全村总收入的80％。他们打工的行业多为建筑业，本村就有施工队和包工头（全村有4个），村里人随时都可加入打工的队伍，而且当天就可拿到酬金。孩子长大之后，有的仍沿袭父辈的农耕生活，但是打零工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之一；有的干脆进入当地企业，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作，农业生产对于他们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
       
       此外，有的移民还领取国家补贴，这主要是“农转非”的移民。板洞水库的移民在搬迁的时候，全体村民就已经统一办理了“农转非”的手续，土地、山林也随之不再归他们经营。在N林场，瑶族移民陈某家的情况比较典型：陈某按照移民政策，被安排在电站工作，每月工资350元左右；其妻只领取居委会发给的每月90元的生活津贴，但是可以在外面打零工，每年约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孩子每月可领取45元的生活费。这对于目前粤北的消费水准来说确实偏低，因此陈某对移民工程多有抱怨。他抱怨学校不愿免除孩子每学期400元的借读费，还说自己每个月摩托车的油费就有100多元。他们非常想念在老村时的生活，因为那里有田地可耕，有山林可伐。“农转非”之后的N林场瑶族移民，与前面提到的移民情况都不一样，其生计模式也显示出与其他移民不同的地方。他们原来可以通过辛勤劳动提高自己的收入，现在却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策的照顾，因此他们多次集体上访，要求提高生活补助费，要求补助建房费，要求政府安排子女的工作，要求享有省级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补偿金等。
       粤北山区瑶族搬迁之后，生计模式普遍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且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比如，连南县南岗乡蜈蚣田管理区的236户瑶族移民，搬到山下后，其生计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上缺水少田，交通不便，以种包谷和番薯为生，谋生手段较为单一；迁到山下之后，有的买拖拉机跑运输，有的开摩托车载客，有的开商店，有的销售煤炭，还有的开采煤矿。比如，连南县南岗乡蜈蚣田管理区某人，在山上住茅寮，穷得连结婚都要借猪、借粮，搬迁之后通过开采煤矿而发家致富，为安全起见，家中安装了四道防盗门。
       粤北瑶族移民搬迁之后，在生活方式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迁。
       由于移民的空间跨度不大，他们在饮食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明显的不适应。F村的田地都在原来的居住地，菜和粮食都是从原居住地龙头村运来，如果下雨，就在街上买些家常菜。搬下来以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食肉比原来多了。
       住在山上时，粤北瑶族在积水的池子或山泉处，用竹筒或木槽将水引到家中。新居住地一般都有自来水，但也有个别没搞好配套工程的移民点。比如，C村虽然安装了自来水设备，但是常常断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村民在村子旁边挖了一口井，水源靠雨水补给，这样，到了旱季，他们就只好到另一个村子的水井挑水，来回要50分钟左右，六口之家，喂两头猪，每天要3担水才够。
       相当数量的移民已经用上了煤气灶，但是获取木柴较为方便的移民还会沿袭烧柴煮饭的习惯，即使房间被烟熏得很黑也不在意，因为煤气“浪费”钱，而烧柴草只需付出劳力和时间。在笔者调查的移民村中，柴草的储备大多比较丰富。柴草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冬天时，回山上的原居住地砍伐木柴，再用拖拉机运回；二是在木材加工厂买木糠。比如，C村赵某家每年冬天去原居住地山上砍伐两拖拉机木柴，再从地板加工厂买两车木糠（每拖拉机80元）。S村瑶族移民则将木糠用来煮猪食，而用沼气来炒菜、做饭，该村村民编了一首顺口溜来形容沼气：“过去煮饭满屋烟，满脸灰尘泪不干；如今煮饭拧开关，只闻饭香不见烟，省钱省柴省劳力，还是优质肥料源。”
       瑶族移民在山里时，自织土布缝制衣服，现在大多从街上直接购买衣服或买布请裁缝制作。山里都是熟人，穿衣随便，搬迁后，年青人对穿衣打扮要求高，常与镇上孩子攀比。这是瑶族移民面对新环境产生的一种文化适应现象。由于瑶汉通婚现象增多、外出打工人数增多等原因，瑶胞服饰逐渐与当地汉族趋同，穿瑶族服饰的人呈现减少的趋势。但是，有些场合还是必须穿民族服装，如结婚和丧葬仪式。这就是说，瑶族服饰只有在某些强调民族特点的仪式、场合中，才被当做民族符号加以强调。
       移民的住房大多是由移民主管方统一设计，征求移民代表意见之后才建的。总体来说，移居地房屋要比原居住地好得多。在G村瑶民的原居住地，住房都是土坯墙，屋顶大多为杉树皮；迁居地住房都是平房，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已有60％的人家又做过改建。N林场瑶族移民于1993年移居此地时，每户住房100平米左右，2005年时增建第二层，政府给予1万元的补助费。每家都有独立的厕所、猪圈和牛舍。
       过去在山上居住时，瑶胞家中的家具极为简陋，如果家中有饭桌、凳子、水缸、铁锅、碗、筷、碗柜、石磨、碓等用具，即被视为富裕家庭。参见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搬迁后，在富裕者家中，现代家具、昂贵电器应有尽有，有的还做了豪华装修，即使普通家庭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上瑶族虽有少数家庭仿照汉族砌有炉灶，但除了寝室外，每个厅、房内都设置一个火炉塘，其位置在紧靠寝室睡床一侧，用于做饭或取暖。参见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第239页。这种有瑶族特色的炉灶俗称“三脚猫”，由一个小圆铁圈，下焊三支铁条制成。迁居地的灶台由施工方统一建造，一般为砖混结构，靠墙而建，卫生、节能、安全。有的移民点（如S村）还有煤气、沼气。
       移民点一般都通公路，比在老家的时候要好。搬迁之前，始兴县花山乡合水村的一些居民点不通机动车，有的居住点单程到镇上一次要涉水25次，翻越山坳5座，历时两个多小时。参见凌伟建：《广东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工作情况调研报告》，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处印发，2005年。调查发现，搬迁后的交通状况与过去相比已有天壤之别。G村、F村、S村都有水泥路直通村里，S村80％的人家有摩托车，20％的人家还有两辆；G村的中年妇女人人都会骑自行车；F村的移民回老家也大多靠自行车。对于自行车、摩托车等代步工具，小孩子学得比较快，中年人经过努力之后也能熟练掌握。由于受到身体条件的限制，老年人在这方面的适应状况总体来说要差得多。
       粤北山区瑶族移民搬下山后，在生活方式上大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G村移民1997年从高寒山区搬迁到山下，2002年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350元，当年就有4/5的农户购买了家用电器，安装了有线电视，1/3的家庭安装了电话。参见陈夏春：《关于民族地区移民情况的调研报告》，2003年。村里还建有文化室和篮球场。三洲村原是无电村，该村村民搬到A村之后，村民家中电灯、电话、电视一应俱全。S村90％的人家都有电视，还安有数码接收器，能接收30来个频道的节目；60％的人家有固定电话，手机的普及率也有40％以上。
       粤北山区瑶族在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上都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山区瑶族的生计模式主要是一种“山民模式”，由狩猎、种植（部分为刀耕火种）、采集构成。搬到山下之后，有的移民以种植业为生，其生计模式体现为一种典型的“农民模式”；有的则离开土地，从事第二、第三产业，通过打工挣钱或者自己开店当老板，这就体现为一种“非农模式”。有些粤北山区的瑶族移民，比如S村的部分瑶民以及从山区搬迁到清新县三坑镇明联瑶族新村的多数瑶胞，在山上的时候并没有耕过田，于是搬迁之后他们成了“不会耕田的农民”。参见潘伟：《走出“寒极”——粤西北十八万山民大迁移现场笔记》，第40－41页。因此，搬迁过程也是瑶胞对新的生产技能和新的生存空间的适应过程。
       虽然瑶族移民在搬迁之后，房屋条件都比在老家时好，但有些移民还是不得不回原居住地去耕种田地。还有部分移民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在老村和新村之间来回奔波。他们打算在孩子长大一些之后，就搬回山上居住，因为那里离他们的耕地更近。这就出现了移民的“回流”现象和某些移民新村的“空心化”问题。
       
       二、精神层面的文化适应
       
       粤北山区瑶族在搬迁之后，离开了相对封闭的山村，进入与市镇更近、经济状况更好、与其他群体接触更多的环境，周边的一切都在影响着他们已有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
       迁下山来后，瑶族移民的市场经济意识明显比在山上时强。比如S村的王某，2002年开始承包太平镇的山头，种香菇，后来又承包山林采松脂，办松脂厂，每年收入2万多元，在S村最先建起两层的楼房。民族地区的移民迁到靠近城镇的地方集中居住，受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影响，看到先富起来的移民的事例，也增强了自己追求发展的信心和欲望，逐渐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搬迁之后，瑶族移民的婚姻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瑶族原来为了群体的壮大而限制女子外嫁的婚姻禁忌业已废弛，瑶汉通婚的比例逐渐增多。S村赵某说，该村瑶族人数比在山上的时候少了，原因之一就是嫁给汉族的瑶族女子增多了。这种婚姻方面的观念变化是由瑶汉互动频率加快、程度加深引起的。比如，在乳源县桂头镇莲塘边村，瑶汉两族来往极为密切，其结果是两族通婚增多，隔阂逐渐消除，融合程度加深。
       移民之后，瑶族的生育观念已有所改变。相比较而言，过山瑶在遵守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N林场的陈某说，在原居住地时，公路未通，计生干部进不了村子，计划生育工作鞭长莫及；搬出来后，计划生育工作得以落实，同时村民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没有必要多生孩子。排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要落实计划生育工作还需要有个较长的过程。
       搬迁后，瑶族孩子见识增多，思想开放，但也由此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G村在搬迁以前，由于条件差，能够读到初中的孩子不多；搬迁后，条件好了，没想到能读书的孩子却更少了。1997年，G村村民原来居住的村庄还有4个学生考上大学，但是从1998年到2005年间，G村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主要原因是搬迁后，孩子们接触面广，晚上常常去打游戏机、抽烟、赌博等。有一个初中生偷了家里的1000元钱，挥霍在打游戏机和抽烟喝酒上。村子距离城区仅5公里，孩子们常跑去赌博、看影碟。父母亲出去打工谋生，顾不上教育这些“留守孩子”，才出现这种条件好了孩子却不好好读书的情况。
       在消费观念方面，瑶族移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G村移民在山上时，家具都是自己砍木料请木工上门来做，而搬下来之后都是到商场去买。连南县南岗乡蜈蚣田管理区每月一般至少要放一次电影，有段时间瑶族移民在办喜事时也时兴请人看电影、看戏。比如，瑶胞邓某娶媳妇时，就请电影队到村里放了12场电影，热闹了3个通宵。参见潘伟：《走出“寒极”——粤西北十八万山民大迁移现场笔记》，第102页。办喜事从请喝酒到请看电影，这是对新鲜事物的一种尝试，也是在新生活环境中的积极调适，从中可以看出瑶族移民的生活追求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他们的消费观念也从追求物质享受提升到了追求精神享受的层次。
       粤北瑶族的移民新村在规划时都只是考虑到移民的“属世”需要，对“属灵”的需要则没有予以考虑，因此搬迁之后，移民在新村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之所，举行各种宗教信仰活动还要回老村去。这就加强了他们与老村的联系，增强了他们对旧村的精神认同，造成“灵”、“肉”分离的现象，也就是说，其“身体”主要在迁入地，而“灵魂”则主要在迁出地。
       在宗教信仰方面，粤北瑶族搬迁之后也有一个积极调适的过程，因为在新的地方，宗教信仰的某些对象、程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S村村民赵某说，山上有土地庙，每年大年三十或年初一都要去拜。到了新村，人们在年三十和初一也想去拜，但是没有土地庙，只好在门口摆桌设斋，供奉现居住地的土地神和老家的土地神。由于搬迁的关系，瑶族移民所拜的神灵增加了迁入地的土地神，这是适应新环境而做出的权变。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搬家，需要请一个师公，选个良辰吉日，将老家的香炉搬到新家。对于移民来说，他们的根还在老家，他们最为重要的宗教礼仪之一就是回老家去“拜山”。D村村民说，清明节期间每家都要出一两个人带上香、纸、酒、肉等祭物，回到老家茶坪村拜山，晚上回到老房子里面吃饭、睡觉。在山上住一个晚上，可以同留在老家村子里的乡亲交流，也可以告慰安息在老家故土上的先辈亡灵。
       现在，有些流行于迁出地的宗教活动即将寿终正寝，因为在迁入地，这些宗教礼仪已经变得有些不合时宜。比如，S村瑶民的原居住地有三五个师公，如果有病就请他们来“跳王”，病好之后要“还盘王愿”，耗时三五天。搬下来后，还不曾有人搞过这些活动，主要原因是现在交通方便，治疗及时，有病时可以直接到医院治病而不用请师公。在山里时，就医不便，只有求助于族内颇有“神通”的知识分子——师公。搬下来之后，师公们在一些方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现代技术手段代替的命运，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另一方面，粤北瑶族的师公和珍视瑶族文化遗产的有识之士还是珍藏着作为瑶族传统文化载体的瑶经和各种传世书籍。S村的赵林桦、赵演灵，乳源县一六镇的盘敬章，乳源县城附近瑶族新村的赵财银、赵财志兄弟等，都藏有一定数量的瑶族宗教古籍。参见陈晓毅：《乳源瑶族调查报告》，《广东民族研究通讯》总第34期，2004年。有趣的是，这些师公有的已搬下山，有的甚至住到城里，但当老家有需要时，他们还是非常乐于回到村里为人们举行仪式，解决问题。城里的生活更加理性化一些，城里瑶族人的宗教需求也没有农村人那么迫切，因此有些师公搬到城里之后就闲下来了，而有的师公则因为名声在外而延请者众。在这些师公的心中，家乡才是他们举行仪式的理想之地，因为城里太过喧嚣，没有庄严隆重的宗教氛围。笔者2004年底曾到乳源县王茶村调查过山瑶的度戒仪式，到连南县泥楼村调查过州堂仪式，当时发现，尽管很多师公已经搬迁到另外的地方，但都无一例外地要回来参加和主持仪式。同时，有些已迁到广州工作的人和在广州读书的大学生也都请假回家来参加这些仪式，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很重要的“成人”仪礼。
       由此可见，大量瑶族移民下山之后，其宗教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要在迁入地完整地复制他们的宗教仪式，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必须在迁入地建立一些为大家所承认的宗教设施，还必须重新组合成一个像当初那样“完整”的瑶族社区。
       随着当地瑶汉两族从以聚居为主的状态走向以杂居为主的状态，瑶汉两族的互动程度逐渐加深，互动频率逐渐加快，导致瑶族移民在婚育观念、消费观念和宗教信仰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粤北瑶族移民神台的书写格式已部分地采纳了当地汉族家庭神台的书写格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粤北瑶族移民在文化变迁上的一种趋势。
       
       三、结论与思考
       
       施国庆、陈阿江认为，广义的社会系统包含经济、社会（狭义的）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因而研究移民的变迁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参见施国庆、陈阿江：《工程移民中的社会学问题探讨》，《河海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程瑜则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描述了三峡移民的适应性。参见程瑜：《一个三峡移民村落在广东的生活适应》，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4届博士论文，第117－136页。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移民的文化适应可从物质、制度（或社会）和精神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参见陈晓毅：《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三层面分析模式——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员工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粤北瑶族的搬迁经历了两种最为基础的变换：一种是空间变换，即从山上到山下，从山地到平川，从石灰岩地区到非石灰岩地区，从高寒山区到低海拔地区；一种是身份变换，即从“山民”变为“农民”，变为工人，变为“非农”，变为城市居民。瑶族移民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状况值得人类学者关注。
       
       粤北瑶族社会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仍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据笔者的观察，在粤北瑶族中，自愿性移民的适应性要强于非自愿性移民，这主要体现在面对搬迁后的风险抵御能力方面，毕竟那些自愿移民还有自己的故土可回。社会角色是与人的社会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行为模式，是构成社会群体的基础。搬迁常常导致迁移者的社会角色发生转变，而社会角色转变的成功与否，也就标志着移民工程的成功与否。参见李华、蒋华林：《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的社会角色转换》，《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当板洞水库的移民从农民角色转变到“非农”角色，刚刚进入农场、电站、工厂工作的时候，也曾经体会到“吃商品粮”、“旱涝保收”等摆脱“农门”的喜悦，但是在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和待业青年时，有些移民就开始怀念自己作为农民时“有田有地”的田园生活，因而向政府提出要到连南县大麦山镇西南的菜坑进行开垦。参见连南瑶族自治县板洞水库食水工程管理局：《板洞水库移民目前的生活现状及今后发展的初步设想》，2005年。部分不会耕田的山民在适应过程中，还与移居地的汉族人形成了一种叫做“驳牛脚”的合作关系：瑶胞为当地人放牛，当地人为瑶胞犁田耙田。这是瑶族移民努力适应新型生产模式，尽快融入迁入地社会的一种表现。
       从某种角度来说，粤北瑶族移民可分为工程移民和非工程移民。前者是非自愿性移民，当事者付出了很大代价，对搬迁后的生活有着相当高的期望值。当他们的生产生活出现危机时，迁移者就归咎于移民工程，采取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因此，对这部分移民，政府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政策照顾。后者大多为自愿性移民，有成功和不成功两种类型：移民后土地和其他配套设施齐全的（如S村），迁入地比迁出地更加靠近搬迁者耕地的（如G村），一般都比较成功；移民点只有住房，没有配套土地、猪圈、牛舍、柴草房等其他生产生活设施的，则大多不大成功，如F村和L村，在那里，很多村民因为生产需要而返回旧村耕作和居住，出现了移民“回流”现象和移民点“空心化”现象。因此，实施移民工程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为完成任务而草率搬迁。移民前，应该对迁入地的配套设施进行综合考量，从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面对移民工作的可行性进行全面的多学科的综合论证。移民工作完成后，要多考虑移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并对其生产生活进行跟踪调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这样才能避免或及时解决移民后出现的各种问题。
       
       〔责任编辑 李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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