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统治时期的渤海世家大族，基本上以原渤海国的传统世家大族为主。原渤海王族由于具有较强的社会势力，契丹统治者以联姻、任官等方式对之加以拉拢、利用，使之成为新王朝的世家大族，以利于对这个庞大的被征服民族的统治。渤海右姓入辽后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是辽代渤海世家大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渤海人普通家族上升为世家大族的情况不多，史料中仅见个别事例。在辽朝民族不平等政策的作用下，渤海人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十分困难的。
关键词：辽代渤海 世家大族
作者王善军，大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邮编116622。
契丹建国后，随着统治区域的逐步扩大，以契丹贵族为主体，陆续联合了奚、渤海、汉人等被统治民族的上层，共同构成了耶律氏王朝的贵族统治体系。因而，除契丹族世家大族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外，几个主要被统治民族的世家大族，其地位同样不容忽视。渤海早在7世纪后期就已建国，比契丹要早两个多世纪。渤海国创建者的族属虽为粟末棘辐，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吸纳了一些其他民族。在渤海国内部，汉化程度和民族融合程度都非常深。契丹灭渤海国后，基本上是将渤海遗民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辽朝统治时期的渤海族世家大族，基本上是以原渤海国的传统世家大族为主的，但其发展情况却不尽相同。在现有学术成果中，尚无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考述，故本文拟对此略作叙述，以期抛砖引玉。文中不妥之处，还望识者斧正。
一、渤海王族
自大祚荣于先天二年(713)接受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后，子孙世袭这一封号，后又晋封为渤海国王。因此，渤海政权中最尊贵的家族号称“王族”。在渤海国统治的200余年时间里，王族大氏就有广泛参政的传统，因而这个家族始终是“多显官”的。诚如后世史家所言：“渤海大氏……享祚既久，宗族蕃衍。同姓之彦，列居冲要。于是内当股肱之任，外应折冲之选。冠冕异姓，称为宗臣。”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后，将渤海王大堙馔举族西迁，押送到皇都上京临潢府以西，“筑城以居之”。大湮馔一子大光显逃奔高丽，改姓王氏。史称辽太祖“灭渤海国，存其族帐，亚于遥辇”，说明渤海王族在名义上也得到契丹统治者的尊崇。尽管《
辽史》编者将这种尊崇作为辽太祖的“帝王之度”，与对遥辇氏及奚王族的尊崇相提并论，但三者的具体情况却是各不相同的。以奚王族与渤海王族而论，奚王族有世选奚王的特权，仍可以做奚王，契丹人只是担任监军；渤海王族则被迁至契丹统治中心，远离故国，在原渤海国基础上所建立的东丹国，国王只能为契丹人。因此，与遥辇氏及奚王族相比，渤海王族的政治地位最低。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土地和人口、曾号称“海东盛国”的被征服民族，契丹统治者为了对其实施有效统治，就不能不拉拢、利用原渤海国的社会上层。具有较强社会号召力和庞大社会势力的王族，仍是契丹统治者利用的首选对象。这种利用，除了上述名义上的尊崇以外，主要是联姻和任官。
先看联姻方面。征服渤海后契丹皇族与渤海王族广泛联姻，这应看作是一种政治行为。据现存资料，契丹皇族娶大氏女的情况主要有：东丹王耶律倍妃大氏，景宗有一渤海妃(应为大氏)，圣宗妃大氏，天祚皇帝文妃大氏，耶律挞曷里娶文妃之姊，耶律余老者 娶文妃之妹。在这些事例中，娶渤海王族大氏女的契丹人除了帝王，就是皇族贵族。文妃三姐妹均嫁与皇族，说明二者之间的婚姻是颇为频繁的。获“赐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的玉田韩氏，其成员耶律隆祐也曾与大氏联姻，据其墓志记载：“女一人，渤海娘子大氏之所出也。”大氏家族成员娶契丹皇族女的情况记载较少，仅见大力秋尚圣宗女长寿一例，长寿为大氏妃所生。政治联姻从来就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对契丹皇族而言，联姻可以表示对大氏家族的尊崇，借以减轻、消除这个“世仇”家族的敌对意识和叛乱之心。在大氏而言，联姻可以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持一定的社会声望。
次看任官方面。在原渤海国基础上所建立的东丹国，除国王为契丹人外，“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也就是仍用原来渤海仿唐而建立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四相一般为二契丹人，二渤海人。首任四相的情况是：“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很明显，契丹人对渤海人的制约是十分严格的。但毕竟东丹国以及后来的渤海人聚居区的广大官员仍为渤海人，契丹官员只是极少数。辽朝中央官员中渤海人较少，但毕竟也有一些。在所有仕辽的渤海人中，大氏仍是最主要的家族。《
辽史》一书所见大氏官员较多，今据以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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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在大氏统治渤海的200余年时间里，王族已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家族。在成员仕宦过程中，一些支系已分散各地，各自发展，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被契丹人迁至上京临潢府的，只是大諲馔的近属，是渤海王族的核心部分，而并非全部。
《
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面诸帐官”条列有“渤海帐司”，尽管云“官职未详”，但还是列有渤海宰相、渤海太保、渤海挞马三个官职及渤海近侍详稳司一个机构。可见，被掳至临潢府的渤海王族，很快就已入乡随俗，与契丹一些重要家族一样，过起了游牧式生活。因而，契丹统治者为其专门建立了一个帐司，并与遥辇帐、大国舅司、国舅别部、奚王府、乙室王府等等一同列入特殊家族帐司。这也是契丹统治者对渤海王族的一个特殊优待。
至于渤海王族的疏属成员和支系，由于散处各地而得到辽朝的优待较少，有些已与其他渤海“右姓”无别。尽管如此，他们的势力却也不容忽视。凭借各种途径，他们或可以使本支系的地位由衰弱而重新得到提升，或可以维护在东丹国(后为东京地区)的较高政治地位。如大公鼎一系，“先世籍辽阳率宾县”，无疑已是王族疏属。“统和间，徙辽东豪右以实中京，因家于大定”，则是被作为“豪右”对待的。大公鼎曾祖忠为礼宾使，祖则无闻，父信为兴中主簿，可见这一家系已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大公鼎于成雍十年(1074)登进士第，调沈州观察判官，历良乡令、兴国军节度副使、大理卿、长宁军节度使、南京副留守、东京户部使等，官至中京留守。其子大昌龄，官左承制；大昌嗣，官洺州刺史；大昌朝，官镇宁军节度。大公鼎父子的仕宦，使这一支系的势力得到不断上升，然已是辽朝灭亡的前夕，难以再正常发展。在大公鼎等支系迁出辽阳后，留在辽阳的大氏族人，也是“世仕辽有显者”的。
大氏家族成员仕辽者，以南府宰相大康义官职最高。南府宰相是辽朝中央官员中的一个重要职位，多以皇族成员充任。大康义于开泰间累官南府宰相，说明渤海王族成员有资格担任中央重要官职。由于《辽史·大康义传》仅廖廖数语，关于大康义的世系无所从知。
契丹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曾激起过数次渤海人的反抗斗争，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则是渤海王族成员大延琳领导的反叛斗争。这次斗争，除具有反抗辽朝经济压迫的因素外，还具有明显的复国斗争色彩。据《
辽史》卷17《圣宗纪八》记载，太平九年(1029)八月，“东京舍利军详
稳大延琳囚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延琳遂僭位，号其国为兴辽，年为天庆”。虽然在反叛之前东京地区已“民怨思乱”，具有了较好的社会基础，但在斗争过程中，仍然显示了渤海王族的强大号召力。辽东地区的渤海遗民纷纷起兵响应，甚至于“时南北女直，皆从延琳”。契丹统治者不得不迅速调集大军。加以镇压。天祚帝末期，乘混乱之际，渤海遗民又“聚族立姓大者于旧国为王”，然旋为金人讨灭。
二、渤海右姓
原渤海国的门阀观念十分强烈，“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这些“右姓”，都是长期仕宦而形成的高门大族。在渤海国统治期间，这些高门大族已取得了诸多特权，政治上世代仕宦，经济上拥有众多部曲、奴婢，家族地位得以长期维持。
辽灭渤海以后，右姓们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一些人或西归中原王朝，或南奔高丽外，留在原渤海国区域内的，则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概括而言，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一是凭着家族势力和影响，“据地自立，通宋而拒契丹”，成为地方独立或半独立势力。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定安、乌惹二国，这两个小国(或为部族)首领均为乌姓家族成员。尽管未必出自同一个家族，但他们均来源于原渤海国的高门大族，当是不成问题的。定安国乃是契丹攻破渤海国后，有乌姓酋帅“守节不降，与众避地”而建，至其孙乌玄明为国王时，曾与宋太宗有书信往来，愿助讨契丹，以张掎角之势。乌惹国，《
辽史》多作“兀惹部”，有户万余，亦为渤海旧臣乌氏所建。统和十三年(995)，其王乌昭度与叛辽之渤海人燕颇等侵铁骊部，辽遣奚王和朔奴等讨之，乌昭度不久款服，此后叛服不常，最终归附女真。“据地自立”式的渤海右姓，主要是原渤海国中在地方上有较大势力的部族酋长类大姓。他们处于离辽统治中心较远的地区，不愿臣属于辽，但也难以完全独立，而只能是叛服不常。而辽朝对他们有时也加以安抚，授以官位，减免贡输。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二是仕辽而显，在新王朝中继续保持其社会地位，而成为新朝的高门大族。这种情况的渤海右姓，以高氏最为突出。高氏仕辽的代表人物为高模翰。耶律阿保机平渤海之时，高模翰也和其他一些右姓人物一样，“避地高丽”，高丽王待为贵宾，“妻以女”。后“因罪亡归”，并且又“坐使酒杀人下狱”。然而，阿保机知其为将才，特予赦免。高模翰仕辽后，果然屡立战功。在天显十一年(936)的援晋之战胜利后，辽太宗曾当面称赞他说：“朕自起兵，百余战，卿功第一，虽古名将无以加。”授上将军头衔，后又以功加侍中、加太傅，仕至天下兵马都部署。在灭晋之战的关键一役胜利后，辽太宗又对高模翰说：“朕凭高观两军之势，顾卿英锐无敌，如鹰逐雉兔。当图形麟阁，爵毋也后裔。”世宗天禄二年(948)，高模翰加开府仪同三司。穆宗应历初，为东京中台省右相，后迁左相而卒。高氏家族在辽初除出了著名将领高模翰外，似还产生了一位有影响的女性。耶律倍从东丹国浮海奔后唐时携一高美人，至后唐以后高氏生子道隐。耶律倍诸妃可考者五人，即二萧氏、大氏、高氏及后唐明宗所赐夏氏。二萧氏属契丹后族·大氏属渤海王族，高氏极可能属渤海右姓。高氏家族自高模翰之后，“代袭重禄，家累余赀”，成为依附于辽王朝的世家大族。其子高会面，历官胜州刺史。儒子为裘，“由祖父荫寄班祗候”，仕至知顺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事。为裘有子三人，日泽，日洵，日渥。有女二人。“长女适扶风马三郎，次女适夫(扶)风马兴祖。皆名家子”。泽子永肩，仕至检校右散骑常侍、蔚州长清军指挥使。圣宗开泰七年(1018)在与高丽之战中战死的渤海详稳高清明。虽世系不明，但却极可能为高模翰之后。高氏家族仕宦于有辽一代，至辽亡时已有众多家族成员踏人宦途。
辽代高氏家族作为一个由先代右姓而人辽的世家大族，也已出现了不同分支，居住于不l司地区，各自发展。高模翰之先世，本为渤海国扶余府鱼谷县人，其后代高为裘一系，则迁居于朔州鄯阳县。除居于朔州的这一支外，辰州的一支则在辽末金初兴发起来。高安国仕辽至兴、辰、开三镇节度使，子六哥，官至刺史。六哥子彪，生当辽金易代之时，仕金至枢密副使。。辽阳作为辽朝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居民以渤海人为主，因而也是高氏甚为集中的居住区。在辽末的政治动乱中，东京裨将高永昌，领导了渤海人的抗辽运动，称帝建国，后为金人所灭。而叛乱发生时任东京留守者为高清臣。辽末渤海高氏闻人尚有海州刺史高仙寿，曾于天庆四年(1114)统渤海军应援受女真攻击的宁江州。辽亡，高氏多有仕金者。
除高氏家族外，其他渤海右姓在辽仕宦者必定亦大有人在，然《
辽史》一书中缺乏明确记载。根据《
辽史》隐晦的记载及《
金史》等书，我们仍可作一定程度的推断。首先看窦氏。《
辽史》有《窦景庸传》，云：“中京人，中书令振之子。”中京大定府，本为奚王牙帐地，辽圣宗统和年间于此建都。而与此同时，又“徙辽东豪右以实中京”，许多辽东豪右“因家于大定”。据此而论，中京窦氏极可能就是渤海右姓窦氏。窦景庸之父为中书令窦振，子窦瑜官至三司副使。窦景庸于清宁中第进士，历枢密直学士、南院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南府宰相、中京留守等重要官职。窦氏可谓是一个仕辽而显的世家大族。其次看李氏。李姓作为大姓，《
辽史》所载人物较多，然无明言为渤海李氏者，幸金代辽阳李氏为一显赫大族，有关传记不免提及这个家族的先世。《
金史》卷86《李石传》云：“李石字子坚，辽阳人，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辽，为宰相。高祖仙寿，尝脱辽主之舅于难，辽帝赐仙寿辽阳及汤池地千顷，佗物称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雏讹只，桂州观察使，高永昌据东京，率众攻之，不胜而死。”李石之姊李洪愿(其子金世宗即位后谥为贞懿皇后)，是金初天辅年间金朝贵族“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时，被选人完颜宗辅府第的。可见，李氏家族也是一个仕辽而显的渤海世家大族。
三是人辽而衰，传统世家大族地位因在新朝中仕宦不顺而受到冲击，逐渐沦落。这类右姓主要为张氏和杨氏。先看张氏。张氏人物在《
辽史》等书中未见明确记载，具体情况只能从《
金史》等书中探知。张氏人物可知者主要有：张霸，仕辽，官职不详；张霸子张祐，张祐子张匡，“仕辽至节度使”；张霸孙张行愿，“以世家充枢密院令史，迁左班殿直”。可见，张氏家族虽仕辽，但并不显达，仅勉强维持世家地位而已。再看杨氏。渤海杨氏人物《
辽史》中仅见二人。一是杨详世，此人《
辽史》仅两见。《
辽史》卷17《圣宗纪八》云：“(太平八年八月)东京贼将杨详世密送款，夜开南门纳辽军。擒(大)延琳，渤海平。”《
辽史》卷87《萧孝穆传》云：“其将杨详世等擒延琳以降，辽东悉平。”大延琳之叛是带有复国色彩的渤海人叛辽事件，杨详世虽投降辽朝，然此后史籍中未见其他任何有关他的记载，说明辽朝对这个渤海叛徒也未加以重用。二是杨朴，此人《
辽史》亦仅两见。《
辽史》卷28《天祚皇帝纪二》云：“是岁(天庆七年)，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杨朴又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
遣使议和，以求封册。”此处所记事件虽十分重要，然于杨朴其人，则仅提及而已。倒是《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说得较为清楚：“是时有杨朴者，辽东铁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进士第，累官校书郎。先是，高永昌叛时，降女真，颇用事，劝阿骨打称皇帝，改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以其国产金，号大金。又陈说阿骨打日：‘自古英雄开国受禅。先求大国封册。”’杨朴作为“渤海大族”，不是通过他途，而是通过考中进士而进入仕途的。仕宦亦难显达，仅“累官校书郎”而已。入辽而衰的渤海右姓虽在政治上的地位难以与从前相比，但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未必受到极大削弱。因此，异代鼎革之际这些家族仍有重新崛起的能力。
以上分析主要根据洪皓提供的渤海右姓线索而展开，尽管渤海右姓“不过数种”，但却未必完全局限于高、张、杨、窦、乌、李六大家族，只是由于资料的限制，难以再进一步分辨罢了。
三、渤海新兴世家大族
在契丹所征服的各民族中，渤海人受到的猜忌和防范最重，因而仕辽的渤海人能跻身上层、受到重用的就特别少。除前述的原渤海右姓的情况外，普通家族的上升就更为困难。然而，有辽一代200余年，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毕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产生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僚。一些普通家族的仕宦之路也并非被完全堵死，从普通家族中产生出新兴的世家大族，完全是可能的。不过，一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佚，另一方面也由于渤海新兴世家大族的确不多，所以有关记载就非常之少。下面我们仅能以夏氏家族和王氏家族为例对此略作说明。
夏氏在原渤海国不见任何记载，人辽以后，明确记载为渤海夏氏的人物也仅夏行美一人而已。《
辽史》卷87《夏行美传》云：“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时行美总渤海军于保州。延琳使人说欲与俱叛，行美执送统军耶律蒲古，又诱贼党百人杀之。延琳谋沮，乃婴城自守．数月而破。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锡赉甚厚。明年，擢忠顺军节度使。重熙十七年，迁副部署，从点检耶律义先讨蒲奴里，获其酋陶得里以归。致仕，卒。上思其功，遣使祭于家。”
夏行美在大延琳之叛时为渤海太保，戍保州，是渤海人中握有兵权的人物。大延琳本打算说服夏行美一同叛辽，并且“使图统帅耶律蒲古”，结果夏行美“乃以实告”，耶律蒲古“得书，遂杀渤海兵八百人，而断其东路”。大延琳由是“谋沮”。可见，夏行美在辽朝平定大延琳之叛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得以“超授”平章事。
《夏行美传》既没有说明夏行美如何入仕，也没有涉及其先人和后人的任何字句。所幸我们从《
辽史》卷12《圣宗纪三》的统和七年记事中可发现这样一条材料：“以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仙寿先登，授高州刺史。”东京骑将的官职和仙寿之名(渤海人多有名仙寿者，如文王时献可大夫张仙寿、辽末海州刺史高仙寿及李石高祖李仙寿等)透露出夏贞显父子为渤海人的一些信息，至于夏氏父子是否为夏行美先人则无法推断，但出自于同一个家族却是极有可能的。从夏贞显父子及夏行美的简要事迹可以看出，夏氏家族极可能是入辽后由军功而兴起的世家大族。以夏行美的功业和官位，为子孙后代进一步打开仕宦之门是不成问题的。
渤海王氏是另一个人辽而显的新兴世家大族实例。据王氏宗牒记载，在原渤海国统治时期，王氏家族无显宦成员，只是“以孝闻”而已。辽太祖平渤海以后，有王继远者，仕东丹国为翰林学士，“因迁家辽阳”。继远孙成饬，仕辽朝为中作使。圣宗太平九年，避大延琳之难，迁居渔阳。咸饬孙叔宁，官六宅使、恩州刺史，迁居中京大定府。叔宁子永寿，先迁居韩州，后又迁居辰州之熊岳，此时已是天祚帝天庆年问了。显然，这个家族在人辽以后便逐渐成长为一个新兴的渤海世家大族了。入金以后，这个家族更以文学而显。
四、结语
由于契丹与渤海长期以来即为“世仇”，所以有辽一代，契丹统治者对渤海人防范有加，渤海人的政治地位因而相对较低。但渤海人原来的等级结构、社会组织及门阀观念，却没有因此而受到破坏。职此之故，原渤海国的传统世家大族，在辽代大多得以维持，成为新王朝统治下的世家大族。不过，就总的情况来看，特别显赫的世家大族却为数极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被征服民族，渤海人中产生的新兴世家大族可说是微乎其微的。这说明，在辽朝民族不平等政策的作用下，渤海人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十分困难的。
[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