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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合山神是清代中期以后西藏地方藏汉人民信奉的神灵。这一山神崇拜因初次发生并定型于类乌齐县的瓦合山而得名。瓦合山神崇拜在清代中期后逐渐成为民间信仰。本文在古代典籍及最近发现的清碑拓本的基础上，结合时人包括法国神父的记载，对瓦合山神崇拜的产生背景、原型、传播沿革及衰落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研究历史上西藏的瓦合山神崇拜，有助于理解一个民间信仰如何在佛教影响巨大的西藏生根并获得较快的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起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 西藏 瓦合山神崇拜
       作者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近现代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66。
       一、《瓦合山神记》碑文拓本的发现及中外文献的相关记载
       （一）《瓦合山神记》碑文拓本的发现
       笔者近年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清代《瓦合山神记》（以下称为“碑文”）拓本，该拓本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撰、刻碑文的拓本。兹迻录碑文（标点系笔者所加）如下：
       瓦合山神记
       藏东南类伍齐地有瓦合山，为滇川入藏必经之道。五峰绵亘，高耸云中，怪石嵖岈，鸟兽绝迹，冬春积雪深厚。一望白连天际，矗记标竿，惟恐失足陷雪窟，往来者如衔枚夜走，戒勿出声，违则阴霾四合，雪雹骤至，皊皊枯骨目击心伤，不知冻毙几多行人矣。夫以佛天极乐，山宜灵秀，无穷胜境，听其纵览优游，何有此峻恶童山而任魑魅凭聚，肆威流毒，使人畏途裹足，佛天竟成危地，虽然佛具婆心，众生是救，不欲大施法力，化险为夷，此其间未始不有所待也。
       我朝康熙五十九年，适卫藏多故，征兵云南，总镇某公率弁兵五百余人，会战行次瓦合山，支帐屯营，所部进言：此山著名怪异，万不可留。公斥之曰：我从王事，死且不懼，况鬼物乎！不听所部言，且施放枪炮，用树先声。是夜，大风雪，人马冻压尽僵。后人敬佩其忠勇，建祠山麓，于是灵爽式依祸淫福□虔祈默祷，响应昭然，讵年□□□湮没，无从考证。光绪八年，前驻藏大臣石友留守色楞额，请于朝廷，敕封“翊化将军”，列入祀典，祭享春秋。癸卯岁冬，钊历官蜀郡，奉今驻藏大臣梦琴都护有泰奏调，赴藏差遣，道出此山，瞻拜庙貌，英姿烈概，俨若生存，更值天朗气清，云开风静，同人咸欣欣然色喜，蔑神佑，曷克臻此，于戏！毅魄嫉邪，勤殁戎旅，辅翊边陲，澄清造化，将军之陈力效命，固已上达九重，知不第美播寰区，灵昭藏卫，将与崔巍赫濯丹达山王并永千古矣。溯自藏地均有庙祀，钊曾敬谒。窃愿后之莅藏巨卿硕士，奉神凛忠正之师，登山励冰雪之洁，从此，妖氛永息而灵应愈彰矣。
       山阴余钊谨志
       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月建乙未，上旬谷旦
       碑文“讵年□□□湮没，无从考证”处的第二、三个□分别可辨出左侧偏旁为“女”、“讠”；署名“山阴余钊谨志”的“志”字下有一方印，印文曰“臣还印”；印下还有一印，印文曰“荷生”。
       按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月建乙未，上旬谷旦”之“乙未”指夏历六月（公历7月21日至8月19日），“谷旦”指“良晨”，即碑文撰述于当月上旬某晨；“山阴余钊”即浙江绍兴人余钊，其事迹详下。碑文所称“妖氛永息而灵应愈彰矣”，系当时入藏人士认为“藏内有妖，枪炮不免惊动”，将会产生风雨，参见（清）有泰：《有泰驻藏日记》卷11，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第37页（此为吴丰培抄本页码，影印本页码为第237页，下同）。这在当时是不少人的“通识”。如［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631页。
       民国时期查骞所著的《边藏风土记》说：
       硕板（般）多，距昌都八站程。郎吉宗，距硕板（般）多五站程。中如瓦合、丹达、麻利、碧琅诸山，皆奇险（前进如大窝、阿兰多、鲁公拉，险绝尤甚）。犯风雪，奇滑不能驻足，过客相戒勿言。余谓山深阴凝，闻声震动，风雹可立至，不必边藏诸大山也。岂真疑若有神然。而丹达、瓦合两山，番夷相传实有神，过者马去铃，人屏息；违则阴云合，雹雪至。考……瓦合山，于光绪七年藏使色楞额援丹达山神案，奏请封号，敕封“翊化山神”。原奏未详神姓氏，亦无爵秩，俗呼“瓦合将军”而已。瓦合山神庙，碑记略载，神为云南镇军，统兵赴藏，窃疑山神谬妄，施放枪炮，风雪大作，顷刻盈尺，全军冻死。亦不详姓字。查骞著、林超校点：《边藏风土记》卷2《丹达、瓦合山神》，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详，第二册，第59页。
       这一段记载既说明了瓦合山神庙于民国初、中期之际尚存，又引用了瓦合山神庙的“碑记”，从内容看，正是余钊所撰《瓦合山神记》，结合下述《有泰驻藏日记》的相关记载，已恪守“孤证不用”之古训，而证实了该碑的可靠性，也就证实了拓本的史料、文物价值。至于碑文所言康熙五十九年（1720），“适卫藏多故，征兵云南，总镇某公率弁兵五百余人，会战行次瓦合山”之本事，余钊撰文之时“无从考证”，笔者查诸《圣祖实录》、中外游记，无一记载，难以考证，只好虚席以待高明。
       （二）中外文献中的瓦合山
       碑文所提到的“瓦合山”，藏语音读为“依珠拉”，系瓦合山脉的主峰之一。任乃强先生称瓦合山脉“为澜沧与潞江之大分水岭”，任乃强：《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边政公论》第5卷第2期，1946年2月。长千余里，即是澜沧江水系与怒江水系的分水岭，山顶海拔5000多米。在明清汉文史籍中瓦合山又作“瓦合一柱拉”、“瓦合大山”、“瓦和山”、“瓦河（山）”，向以险峻、高海拔而著称，与丹达山、鲁共拉山等是由川进藏的几大险山。瓦合山在清代隶属于类乌齐宗，故碑文称“藏东南类伍齐地”，今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类乌齐县，在昌都县西北二三百公里处瓦合塘一带有“山数架，统名瓦合”，《有泰驻藏日记》卷14，第2页（影印本第297页）。即连绵六座大山统称“瓦合山”。在民国早期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ois Gore）所著《川滇之藏边》一书中，记瓦合山为“WaHoChan”。\[法\]古纯仁著、李哲生译：《川滇之藏边》，《康藏研究》月刊第15期，1947年12月。
       较早记载瓦合山的汉文史料为马少云、盛梅溪的《卫藏图识》（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即公元1792年）：瓦合山“高峻百折，山上有海子，烟雾迷离，有望竿合周天度数，矗立土台之上，大雪封山，藉以向导。过者戒勿声，违则冰雹骤至。山中鸟兽不栖，四时皆冷，上下逾百里无炊烟”。（清）马少云、盛梅溪：《卫藏图识》卷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92页。此后无名氏《西藏志·山川》记载：“瓦合一柱拉，不甚陡，而路险难行，一连四山相接，绵长百六十里，四时积雪，有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淡，鸟兽藏迹，别是一天风景。按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三百余员名，至此山下扎营，一夜风雪，人马尽僵。”（清）无名氏：《西藏志·山川》（不分卷数），吴丰培整理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乾隆五十九年驻藏大臣和宁，在其著名的《西藏赋》中有“丹达冰城”，“瓦合魂惊”之句；转引自黄沛翘：《西藏图考》卷8《西藏艺文考》下，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和宁的接任者松筠《卫藏通志》的记载大致相同：“瓦合大山，在类乌齐西南，山大而峻，路险难行，四山相接，绵亘一百六十里，四时积雪，有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淡。立有望竿堆，合周天三百六十之数，藉为乡导，戒勿出声，违则冰雹骤至。按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三百余员名，至此山下扎营，一夜风雪，人马僵仆，尽陷窖中”；（清）松筠：《卫藏通志》卷3《山川·瓦合大山》，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该书还有多处对瓦合山的类似记载。参见（清）松筠：《卫藏通志》卷4《程站·察木多至拉里》，第236页。
       
       公元1839年3月离开法国赴华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860）、秦神父（Joseph Gabet，1808—1853），于1846年1月底非法潜至拉萨，他们的西藏之行被称为“发现了西藏”，\[法\]米盖尔著、蔡鸿滨等译、张芝联等校：《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8页。在欧洲引起轰动，但他们在拉萨不久就被驻藏大臣琦善驱逐，解回四川省，他们于1846年4月中旬经过瓦合山，感觉“瓦合高原的地貌极端凄惨和令人伤感，无论目光所能望到的地方多么遥远，大家也永远只能看到雪”。\[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第632页。
       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两度前往康区办公的姚莹，记录了瓦合山：“察木多（今西藏昌都）西去三百余里有瓦合山，入藏所必经也”，山上有海子，“谢都阃云，海子周四十里”，“海子中有独角兽，大如牛，过者见之以为祥瑞，蕃人谓之海神”。（清）姚莹：《康车酋纪行》卷7，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页（此为原卷本页码，影印本页码为第72页，下同）。在姚莹听闻中瓦合山海子中有“神”。之后进藏的杨揆，在《瓦合山》诗中极言山势之险峻及通行之困难，有“山灵太狡侩，刻画弄神巧”之句。转引自黄沛翘：《西藏图考》卷3《西藏程站考附诗》，第92—93页。黄沛翘于光绪十二年成书的《西藏图考》，所收录《西招原图》组图的“图十一”的地图，有“瓦合雪山”，称“瓦合大山，在类伍齐西南，山大而峻，历一百二十里到瓦合番寨，春，多积雪难行”；之后更抄录了前述清前中期无名氏《西藏志·山川》的相关记载。参见黄沛翘：《西藏图考》卷1《西招原图》，卷5《西藏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卷6《藏事续考》，第65、139、184—185页。
       晚清范铸《三省入藏程站纪》载：“瓦合山，一作瓦和。二十里过山顶，山高峻百折，上下百里无炊烟，山上海子，烟雾迷离，有望竿，合周天之数，矗立于土台之上，如大雪封山时，必藉为标记，过此戒弗出声，否则冰雹立至，山中四时俱冷，鸟兽不至。”（清）范铸：《三省入藏程站纪》，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民国时期关于西康瓦合山的记载，大多沿引清代的记载，如杨仲华《西康纪要》等书。杨仲华：《西康纪要》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0页。
       1951年进藏的人民解放军，认识到“瓦合山是中路通往拉萨的必经大山之一……翻越它时稍有不慎就会被冻伤甚至饿死”；郭蕴中：《风雪瓦合山》，西藏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等编：《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海拔6000米的瓦合山，大小五个山峰，绵亘五十多公里，需用两天时间才能翻过山去。每个山峰都覆盖着积雪，山上没有树木，气候恶劣”，庆祝昌都解放50周年书系编委会：《为和平解放西藏而战昌都战役回忆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林田：《进军西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故瓦合山之艰险，也为入藏的解放军所证实。
       （三）《有泰驻藏日记》的相关记载
       碑文中的“今驻藏大臣梦琴都护有泰”即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上谕任免期从公元1902年12月2日至1906年12月5日，实际任职期三年零四个月），字梦琴，蒙古正黄旗人，驻藏大臣升泰之弟，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派为驻藏大臣，次年八月下旬从成都起程，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拉萨，三十二年被查办大臣张荫棠参奏革职，三十三年三月自拉萨起行，宣统二年（1908）七月病卒于张家口军台，年六十六。参见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248页；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67页。“有泰驻藏三年多，于藏政毫无建树”，但《有泰驻藏日记》“记藏中礼俗，多为他书所不及”，庚年（即吴丰培）：《读〈驻藏大臣有泰日记〉》，《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3期，1943年4月。在民俗文化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日记有《瓦合山神记》碑文作者余钊及该碑文撰写前后的详细记载。
       日记中对于余钊事迹的记载，从二人相识开始，到日记结束的前一天止，即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元从1903年5月24日到1908年4月28日，时间近五年，是日记中记载时间最长、最频繁的人物；二人共同赴藏，同被“查办事件”的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弹劾后，由光绪帝谕令“革职归案审办”，《清德宗实录》卷567。之后二人于1907年4月18日启程从川藏线出藏，北上京津，之后二人又同被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有泰驻藏颟顸贪污，鉴于他与余钊的密切关系，余钊应是难辞罪咎的。余钊在《瓦合山神记》自书字为“荷生”，有泰则记余钊为“余鹤孙”、“号鹤笙”，尤以前者最为常见。
       有泰日记对余钊的记载，首见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1903年5月24日）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市）二人的相会，参见《有泰驻藏日记》卷2，第22页（影印本第27页）。之后，日记关于余钊的记载举不胜举。不久，有泰又选定范启荣（号湘梅，湖南人）、马吉符（号竹君，安徽怀宁人，回族）、恩喜（号惠臣，八旗汉军）、吴崇光（号小瑾，江苏武进人）、江潮（号少汉，有泰日记作“少韩”，满族，曾在藏多年）等人为随员（日记称为“委员”）共同赴藏。参见《有泰驻藏日记》卷2，第39页（影印本第36页）；（清）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绪言》，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331页。从成都起身之前，有泰与余钊等人曾多次商谈藏事，余钊曾于6月18日“携来第五号《大陆报》，内载‘藏事难办’一条”，报道了有泰即将赴藏之事；6月24日，余钊又送来关于打箭炉（今甘孜州康定）、理塘“乱党所著书并照相”，《有泰驻藏日记》卷2，第33、35页（影印本第33、34页）。以后到了拉萨，有泰、余钊经常在驻藏大臣官署或住室“大谈边务”，《有泰驻藏日记》卷6，第15页（影印本第106页）。可见余钊对于川边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从日记看，余钊对于“夷务”（洋务）也有一定了解，随行携有洋务派曾纪泽等人的著作，并曾借给有泰阅读；余钊的诗文水平也得到了有泰的赞赏，在入藏诸随员的一次唱和中有泰认为余钊和诗“为第一”。参见《有泰驻藏日记》卷5，第22、32、17页；卷10，第12页；卷11，第37页（影印本第87、92、85、194、237页）。有泰的随员吴崇光，著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也有关于余钊（“余荷生”）的记录。
       有泰日记中首见“瓦合山”系他引用“梅曾亮从吾轩《从征记事》”对于瓦合山的记载：“入打箭炉西行四十日至恩达塘之瓦合山，金鼓声立致风雨，岂荒徼绝域，人有怪征，地气亦殊，与盖天高地下者，自然之气也。”《有泰驻藏日记》卷3，第3页（影印本第42页）。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有泰、余钊等人早发恩达寨，翻瓦合山。对此，随员吴崇光记道：“瓦合山，此山两顶，第一顶系平坦，一望无涯，周围百余里，风大如刀割面。第一山顶共四十里，第二山顶亦四十里，由顶而下，见前面有松林，即瓦合塘矣。又十五里抵瓦合寨，有将军庙一座。”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346页。
       由此可见，余钊《瓦合山神记》所说的“癸卯岁冬”进藏过瓦合山系于1904年1月12日前后，当时“瓦合寨，有将军庙一座”的情况表明瓦合寨建有一座瓦合山神庙；十五里之外的瓦合塘，也建有一座瓦合山神庙。后来经川藏线返回内地时，有泰、余钊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二、三日（1907年6月12、13日）再次经过瓦合山，有泰记道：“（初二）行四十里，过瓦合寨，即来时住处，鹤孙诸人住此，瓦合塘房无多，顺河西行，复翻疙瘩山，松柏亦有，行二十里，瓦合塘宿站，即在翊化军庙（本朝衣冠，匾、对甚多）先行礼，在东房住……鹤孙有木刻记一横额，已悬挂，民户才十七人。……初三，翻瓦合山，无雪无风，神佛庇佑。”《有泰驻藏日记》卷14，第2页（影印本第297页）。这一记载表明当时余钊《瓦合山神记》在瓦合塘的瓦合山神庙“已悬挂”。
       
       之后，有泰、余钊等人于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9日）到达拉萨；二十六日（2月11日）在拉萨扎什城关帝庙（非磨盘山关帝庙）“行九叩礼，文昌帝君前行九叩礼，并衙神、龙神、丹达神、瓦合将军前行六叩礼，马神前行六叩礼”。《有泰驻藏日记》卷4，第34页（影印本第75页）。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2月16日）有泰在驻藏大臣官署的“马王、瓦合、丹达神、衙神、龙神、龟神前行礼”。《有泰驻藏日记》卷5，第1页（影印本第77页）。
       有泰日记关于余钊《瓦合山神记》的记载，除了前引“已悬挂”一条外，更有余钊成文前后的其他细节记载：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1906年7月7日），“鹤孙来商《瓦合山神记》”，此时余钊草毕碑文。十九日（7月10日），“早，鹤孙送到文卷，乾隆五十八年，《会典礼部例》敕封丹达山为‘昭灵助顺山神’，又丹达王驻藏大臣所叙折内。光绪八年本有将军封号，敕加瓦合山‘翊化将军’，均由春秋二季地方官致祭”，看来余钊虽然认为瓦合山神本事“无从考证”，但是为了撰写碑文还是下了一番查阅、考证工夫的；六月二十日（8月9日），“早，鹤孙过谈”，“所著《瓦合山记》已刻成，令其拓之，可与《丹达山记》并传，详则过之，措辞亦较其得体。余所作《蒋念亭事略》，付之刻板”。《有泰驻藏日记》卷12，第12、13、22页（影印本第246、247、251页）。
       根据上述记载，可见，《瓦合山神记》系余钊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完稿并刻成；其效果既与有泰所言《瓦合山神记》“所言可与《丹达山记》并传”相近，又与《瓦合山神记》所言“将与崔巍赫濯丹达山王并永千古矣”相似。关于此点，近来已见有论文言及。参见王川：《晚清民国西藏地区丹达神崇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二、瓦合山神的原型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瓦合山神的原型
       光绪三十二年从打箭炉出关的张其勤（《有泰驻藏日记》有关于张氏的多条记载）过瓦合山时，于瓦合塘见到了“瓦合将军庙”：
       过瓦合塘，复上小山，山麓有瓦合将军庙。相传康熙间，云南某镇军统兵至此，一夜风雪，人马俱僵，土人立庙祀之，颇著灵异，……相传丹达、瓦合两山皆有神，行者至此，马去铃，人屏息。违则阴云骤合，雨雹交至。考……瓦合山，于光绪七年经藏使色公楞额援丹达成案，奏请封号，八年敕封“翊化山神”。然原奏未详神姓氏，亦无爵秩，俗呼为“瓦合将军”……或谓瓦合神系云南镇军某，统兵赴藏，因误放枪炮，震惊山灵，风雪大作，顷刻深丈余，全军尽没。……今两山麓各建庙宇，往来行人过必祈祷焉。前藏亦有两庙，均入祀典，春秋致祭无或缺。（清）张其勤著、联豫补记：《炉藏道里最新考》，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399—402页。
       民国时期，曾履川边的查骞有类似的记载：
       瓦合山，于光绪七年藏使色楞额援丹达山神案，奏请封号，敕封“翊化山神”。原奏未详神姓氏，亦无爵秩，俗呼“瓦合将军”而已。瓦合山神庙，碑记略载，神为云南镇军，统兵赴藏，窃疑山神谬妄，施放枪炮，风雪大作，顷刻盈尺，全军冻死。亦不详姓字。……以故夷汉敬祀，过往祈拜。前藏亦有丹达、瓦合两将军庙。列入祀典，实皆勤没王事，庙食蛮荒，有功于国宜祀者。查骞著、林超校点：《边藏风土记》卷2《丹达、瓦合山神》，第二册，第59页。
       民国晚期杨仲华《西康纪要》则说：
       前清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三百余人至此〔瓦合〕山上之一柱峰下札营，夜中风雪，人马僵仆，尽陷窖中。杨仲华：《西康纪要》上册，第100页。
       张其勤《炉藏道里最新考》、查骞《边藏风土记》、杨仲华《西康纪要》的上述记载，与余钊所撰《瓦合山神记》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论：瓦合山神的原型是康熙五十九年赴藏的云南“总镇某公”（姓氏史料阙载），当时他“率弁兵五百余人，会战行次瓦合山”（一说“云南官兵三百余人”），无论是“误放枪炮，震惊山灵”，还是盲目“施放枪炮”，结果是“夜，大风雪，人马冻压尽僵”。事后，“土人立庙祀之，颇著灵异”，“夷汉敬祀，过往祈拜”。事闻，由于后人“敬佩其忠勇”，光绪七年，驻藏大臣色楞额援丹达山神案，奏请封号，次年朝廷敕封“翊化将军”，“列入祀典，祭享春秋”。
       瓦合神的原型及瓦合神崇拜在清代中、后期的发展与传播情景，不仅有着众多汉文史料的佐证，也有当时入华外国传教士的游记可以参证。
       前述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秦神父被驻藏大臣琦善驱逐、解回四川省。当时清军军官、都司李国安负责解送他们，公元1846年4月中旬左右，古伯察一行到达了类乌齐瓦合山，参观了瓦合寨的瓦合庙，古伯察描述说：
       （瓦合寨）驿站由一支卫队、一座汉式小庙和三、四间藏式房屋组成。我们刚到， 开始下起特大的雪花。这样的天气在平时只不过是令人不快，而在瓦合寨则具有灾难性的了……瓦合寨守备部队的士兵们发现天气已骤变并已开始降雪，于是便打开小庙的门，在一尊面目狰狞的偶像前燃起了无数红色的小蜡烛，供像的右手舞动一把利刃剑，左手执一张弓和一束箭。他们接着又用加倍的力气敲一面小铜锣，用一面长鼓擂起了一阵阵鼓声。李国安穿起了他的官服并前往供像前叩拜。当他返回来之后，我们便询问他为纪念谁而建立起了这座小神。“这是冒令将军塔”。“这位将军干了什么事而受到如此崇拜？”“啊！我发现你们不知道过去时代的这一事件……向你们介绍一番。在康熙临朝年间，发生了平定西藏的战争。冒令作为元帅而被派去平叛。当他正要率一支4000人的部队翻越瓦合山时，为他充当向导的当地土著人警告他说，在翻越大山时，所有人都应保持沉默以防被大雪淹没。将军立即下令通报全军营士兵，这支军队便不声不响地和保持极大沉默地行军。由于此山脉极其辽阔，而无法使负荷的士兵们于一天中就能翻过去，于是便在高地上扎营。按照帝国的所有大城市和战争期间兵营的规则，在夜幕降临时要放一声炮。冒令不敢违背这一军纪规则。当炮声一响，大片的雪块便自天空向大山倒了下来。将军及其全部士卒都被埋在大雪中，而大家又从未找到他们的尸体。冒令的厨师和三名勤务兵独自逃生。他们于是便向前走并在同一天到达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庄。康熙皇帝封将军冒令为瓦合山的守护神，为他建此庙以负责保护行人不受风雪之害。\[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第629—633页。
       古伯察的叙述，有一些不尽符实（如将云南“总镇某公”误为“元帅”、人员变成为不可能的4000人等），但补充了一些信息，如统军姓氏为“冒令”、瓦合山神庙为“汉式”、瓦合山神像的面目、祭祀时敲锣擂鼓的仪式等，从中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后不久西藏地区瓦合山神崇拜的一个侧面。
       由此可见，民国初中期丹达塘“瓦合山神庙”及余钊所撰《瓦合山神记》碑尚存。由于“夷汉敬祀，过往祈拜”，可将瓦合山神祟拜视为藏汉均信奉的民间信仰。
       （二）藏区其他地方的瓦合山神庙
       除了瓦合塘、瓦合寨各有一座“瓦合将军庙”外，拉萨、昌都等地亦建有瓦合山神庙，时称“瓦合祠”，此祠与“丹达山神庙”合二为一，“俗名丹达庙”。
       有泰多次在拉萨的“丹达庙”、“瓦合祠”进行祭祀、进香：如“恭谒观音阁、丹达庙、吕祖殿、瓦合祠行秋祭礼”，《有泰驻藏日记》卷10，第3页（影印本第190页）。似乎分别建有“丹达庙”和“瓦合祠”，实际上在拉萨，“丹达庙”和“瓦合祠”是合二为一的。每年之初、末、春、秋等时刻，有泰均按时祭祀关帝、“丹达神”、“瓦合神”等，并在神像“前行礼”：如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1906年1月25日），“恭谒扎什城万寿宫行礼，关帝庙行礼”，“丹达庙吕祖前行礼”等。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906年3月3日），“恭谒观音阁、丹达庙、吕祖殿、瓦合祠行春祭礼”。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1905年9月26日），“秋祀龙神祠，六叩有文（指“祝文”，即祭文）；观音阁，三叩无文；吕祖殿，六叩无文；丹达庙，六叩无文；瓦合祠，三叩无文，丹达、瓦合，同一庙内，俗名丹达庙”，此为秋祭礼。到了年末，亦需隆重祭祀：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1906年1月24日），“恭谒家庙，关帝前九叩礼；药王前六叩礼；马王前六叩礼；丹达王署神、井神、瓦合神前，六叩礼；文昌帝君前九叩礼”。《有泰驻藏日记》卷11，第1、16页；卷6，第41页；卷10，第58页（影印本第226、219、119、217页）。年初、年末、春、秋等时刻外，每月望朔之日（初一、十五）、末日（二十九或三十日）亦时见有泰、余钊等人祭祀“丹达神”、“瓦合神”。如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一日，“恭赴大招万岁牌前行礼，丹达庙孚佑帝君前行礼”；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恭赴大招万岁牌前行礼，丹达庙孚佑帝君前行礼”等。某些时候，有泰也将祭祀“丹达神”、“瓦合神”的任务委与余钊等人：如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早雨，道路泥泞，大招、丹达庙委粮务，家庙委总巡捕（前往行礼）”等。《有泰驻藏日记》卷6，第23页（影印本第110页）。
       
       由上述可见，祭祀的诸神，神品不一。以有泰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905年2月4日）“共一百卅五叩”为例，这一天具体祭叩的有“关帝前行三跪九叩礼，城隍庙城隍神前行二跪六叩礼”；“大招（大昭寺）万岁牌前行三跪九叩礼”；“丹达神二跪六叩礼，吕祖前二跪六叩礼，瓦合神三叩礼，以上均无祝文”；“家庙神位前共十四跪四十二叩”，如“先父一跪三叩礼”，《有泰驻藏日记》卷8，第1、16页（影印本第145、152页）。可见，有泰祭祀的最高等级为“三跪九叩礼”，且有“祝文”；瓦合神的祭礼是“三叩无文”，与观音阁之观音、三光庙之三光神均属同一层次，系最低等级；虽然瓦合山神属最低等级，但毕竟是列入了封建国家“祀典”之正神。
       此外，康地各地亦应建有瓦合山神祠庙，拥有一些信众。近代的昌都等不少康区城市中又有丹达庙（本来供奉关帝，后来供奉丹达神），参见马丽华：《藏东红山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4页。若按拉萨“丹达庙”和“瓦合祠”合二为一之制，则这些“丹达庙”亦是“瓦合祠”。这亦是近代藏区盛行丹达山神、瓦合山神崇拜的例证之一。
       （三）瓦合山神崇拜产生的原因
       第一，藏区宗教氛围浓厚，神山、圣湖之类有灵异之地甚多，当地群众对神山崇信无比。这是瓦合山神崇拜产生的根本原因。
       瓦合山一带地理位置重要，地形险峻，行人通过不易。乾隆五十七年兵部侍郎和琳（后为驻藏大臣）督运军需于川藏线，在奏折中说：“惟自察木多以西至拉里，一千五百余里，山势尤觉陡险，如瓦合、丹达、拉里有名大山，雪未融化，其余诸山，亦皆崎岖，行走不易”，“过瓦合时，上下一百六十里，积雪更深，路径险仄”，（清）松筠：《卫藏通志》卷13《纪略上》，第379—380页。因此来往行人不易。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容易产生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人在严酷自然条件下感到无能为力时，往往会渴望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神灵应运而生：漂洋者有妈祖、南海神，参见曾昭璇：《天后的奇迹》，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3页。渡洛水者有洛神，越丹达山者有丹达神，越瓦合达山者有瓦合山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宗教氛围浓厚的藏区，神山、圣湖之类有灵异之地甚多，大雪覆盖，终年不化的高山大多是神山，相传神山均灵验异常。而且，在藏族民间源自原始宗教的众多神衹中，山神被赋予了特别崇高的地位。参见扎洛：《青海卓仓地区藏人的地域保护神崇拜》，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编：《安多研究》第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11月10日）有泰、余钊等人在打箭炉，就听当地明正土司甲木参兄弟“谈及四围之山，各有山神；南山为女神”。《有泰驻藏日记》卷3，第13页（影印本第47页）。1935年一份关于西康地区宗教的报告说，西康除藏传佛教、外来之天主教与基督教之外，还有“内地之神教”，包括了“高山大王”崇拜，并解释说“高山大王即山神之别名”，重庆中国银行调查组：《西康之喇嘛》，《川边季刊》第1卷第1期，1935年5月。惜未详细说明。1997年、2002年，笔者在西藏昌都地区考察时，亦在当地朋友指引下见识了多座白雪皑皑的神山。瓦合山，当地藏语音读为“依珠拉”，就是昌都地区的神山之一；当地的文献，对此神山“灵异”、“感应”也有记载。承西藏昌都地区行署图嘎先生告，在《察雅政教历史概述》（洛松曲邓、白马旺堆著，共上下二册，昌都地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藏文版，1987年）中，有当地藏族人民围转“依珠拉”（瓦合山）以示敬意的记载，表明了“依珠拉”（瓦合山）在当地的神山地位。当地藏族群众至今时常转山，以表达对山神的敬意。
       第二，根据古代礼制，如《礼记·祭法》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治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治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以及《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功施于民，则祀之。”可将云南“总镇某公”予以祭祀。因此清朝皇帝为了鼓励军队忠于朝廷、鼓舞入藏清兵士气，同意封为山神，入列祀典，这一点，前引查骞《边藏风土记》已经明确指出（“勤没王事，庙食蛮荒，有功于国宜祀”），甚至法国神父古伯察也察觉出：“清朝皇帝习惯于这样神化那些其一生以某种千秋功德而名垂青史的文武官吏，大家对他们的崇拜形成了官吏们的一种官方宗教信仰”。［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第627页。
       有学者在研究民间宗教时指出，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民间供奉诸神都是在民间普遍设祠祭祀，形成礼俗，再由地方官上奏朝廷，予以制度化，否则便是淫神淫祠，必须禁毁”，因而，“诸神的神格完成与提升，是民众与官方的互动结果，儒家士人与行政官僚在其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对于民间信仰的文化生态，在不同的时空中，形成不可忽视的作用”，李丰楙：《从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东方宗教研究》第四集，台北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中心出版，1994年。此言之于瓦合山神亦合。
       三、结语
       从上述可见，康熙五十九年入藏的云南“总镇某公”及其率领的云南官兵殉职于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的瓦合山，被清朝中央政府所利用，光绪八年，由“驻藏大臣石友留守色楞额，请于朝廷，敕封‘翊化将军’，列入祀典，祭享春秋”；因此光绪三十二年，入藏的官员余钊撰有《瓦合山神记》碑文，这一情形在西藏并非特例，类似的又有在西藏丹达山（瓦合山之西数百里处）为风雪困毙的“云南参军彭元辰”，被清廷封为“丹达山神”，立有多处“丹达庙”，余钊的山阴同乡王葆恒则撰立《丹达山神记》碑，由此，《丹达山神记》、《瓦合山神记》堪称西藏二大山神碑记。
       及至清代后期，随着清政府统治的颟顸腐朽，部分瓦合神庙逐渐易手于西藏地方政府。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渐趋不稳定，拉萨的驻藏大臣官署衙门及丹达庙（瓦合庙）等逐渐废弃。1934年10月4日，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国民政府陆军部次长黄慕松在拉萨“视察前清驻藏大臣公署之旧址”时，目睹“其东侧原有之眼（三）光庙、萧曹庙、丹达庙、吕祖殿、财神庙、龙王庙及轿班住房，皆无从寻识。故宫禾黍之感，能不怆然”。黄慕松：《使藏纪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337页。可见，当时拉萨瓦合庙已经废弃，类乌齐的瓦合山神庙则香火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从瓦合神崇拜的产生、发展及传播，可以看到：在晚清国家政权的提倡下，瓦合神“入祀典”，是清代“神道设教”策略的实施。此后，瓦合神崇拜逐渐向拉萨及康藏交通线传播。这样，原来一个民间信仰得以上升为国家信仰，并在佛教影响巨大的西藏地区生根并获得较快的发展。研究西藏瓦合山神崇拜的形成过程，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政府在一个民间信仰上升为国家信仰过程中起的主导作用，又可以理解在藏传佛教占绝对优势的西藏地区对于佛教以外的其他信仰也不是一味排斥的。另外，晚清中央政府所起主导作用的一系列举动，是当时中央王朝在西藏地方有效行使主权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瓦合山神记》碑及其拓本正是这一主权的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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