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于同年4月24日逝世。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就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的影响、民族研究思想的形成以及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展开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费孝通 瑶山调查 民族研究 文化自觉
作者徐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91。
七十年前，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不远千里前往偏僻的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一段经历。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对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叫好。他们于1935年10月18日进入大瑶山，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调查，他们在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参见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引语摘自吴文藻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导言。
然而，1935年12月16日，当他们完成花篮瑶调查后，在从坳瑶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发生了王同惠遇难、费孝通受伤的意外。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的一个噩梦。几乎可以说，大瑶山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从此，费孝通和大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先后五上大瑶山，甚至在他九十高龄之时，还一直惦记着再上大瑶山。
2005年是费孝通和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在同年4月24日逝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受费孝通先生家人的委托，利用暑假的时间，重上瑶山调查，重点访问了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主要调查地六巷村。2006年1月10日，我再次陪同费孝通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对大瑶山的五个瑶族支系展开调查，意在完成费孝通和王同惠先生未竟的调查。
费孝通先生的家人将这样一个使命交给我来完成，是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也是我作为费孝通学生的光荣，更是我和费孝通先生的缘分。我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就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所做的“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正是这篇“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引导我认识了费孝通，也使我走上了追随先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瑶山也是我的学术起点。这里，我想总结一下大瑶山的特殊经历对费孝通的人生和学术都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升华的文化自觉理论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思想的影响
大瑶山调查留给费孝通最大的痛楚，就是王同惠的牺牲。王同惠的牺牲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造就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王同惠在大瑶山调查中突然牺牲，对费孝通的打击非常大。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当费孝通从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站起来之后，他意识到“我既不死，朋友们一路把我接了出来。我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在我伤情略愈，可以起坐的时候，我就开始根据同惠在瑶山所搜集的材料编这一本研究专刊。这一点决不足报答同惠的万一，我相信，她是爱我，不期望着报答的，所以这只是想略慰我心，使我稍轻自己的罪孽罢了。”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67页。
费孝通在当时不仅是痛失了一个亲人，也是痛失了一个调查研究的伙伴，他在广州养病时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痛苦：“若是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并不能说小了。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当费孝通逐渐从痛苦中清醒过来，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为了这一个庄严的承诺，费孝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严酷环境，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在学术上也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里写道：“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时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和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用的。”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2页。
费孝通、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沿着家庭、亲属、村落、族团以及族团间的关系层层深入，仅以数万字的篇幅，就展现出一个完整的花篮瑶社会结构。吴文藻先生评价道：“我们看过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配搭的细致。”参见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9页。引语摘自吴文藻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导言。在养伤期间，费孝通在家乡开弦弓村做了调查，由此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
江村经济》，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留洋归来的费孝通，立即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扎进云南农村做调查，他的《禄村农田》指向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也带着比较研究的视角，标志着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受命担负起恢复社会学的历史重任，社会学得到空前的发展，费孝通更是马不停蹄地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沿着城乡发展和民族研究这两条大线索，行行重行行。1998年他从国家公职上退休，成了一名专职的教授，经常外出调查，同时笔耕不辍。16卷本的《费孝通文集》，有9卷是1981年以后的作品，可见老人的勤奋和才华。
费孝通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形成过程时，曾强调指出：“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专门写了一篇《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在谈到如何认识文化这个复合的整体时，他特地回忆了在花篮瑶的调查经历。当他和王同惠到达六巷村的第一个晚上，在语言不通、风俗不明的情况下，他们被友爱而好奇的瑶民所包围。费孝通后来写道：“我们进入了一个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我们明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样的混沌一团，头绪在那里呢？”他们按照自己文化中的友好交往规则，努力与惟一懂汉语的房东蓝济君接近，特别是通过王同惠出色的语言和交际能力，很快和当地人建立了亲近的关系。“我们进一步设法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把家庭这个团体作为主要的了解对象，摸进了这个不熟悉的人文世界。”“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没有去伦敦接受过马老师的‘文化论’。但在实地调查工作中我们自动地并非有意识地跟着马老师当时正在构思的《文化论》和‘文化表格’所指导的方向行动了。”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65页。
大瑶山的社会调查，不仅确定了费孝通实证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发展方向，也确定了他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他以后许多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个老根上发的芽。费孝通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发表的名著《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是他前半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从这两本费孝通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瑶山调查研究的痕迹。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里，费孝通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述和分析家庭，占了全书的一半。对花篮瑶婚姻家庭的研究内容，我们不难在《生育制度》里找到进一步的理论解释。特别是它的核心观点“三角结构理论”，即认为父母子女三角才能构成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大瑶山花篮瑶不重结婚仪式，更注重长子出生后的“双喜酒”给他的启示。在《乡土中国》的各章节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大瑶山的影子，特别是在“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内容上，大瑶山的世外桃源印象、石牌制度下的社会组织、瑶老统治下的礼治和秩序，诸如“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的概念，也是以大瑶山社会作为比较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受命恢复社会学学科。按照类型加比较的基本思路，他从重访大瑶山和重访江村开始，通过不断地认识新问题和新矛盾，逐渐在层次上加以上升，从村到镇，再到区域比较，形成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问题，为富民强国服务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体系。
面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费孝通通过对大瑶山和江村两地的重访，在1983年春正式提出了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理论：“要做活这块棋，拿围棋的语言说，必须做两个眼，就是要为新增的人口找到两条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去年我……看出了可以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费孝通：《社会学的再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此后，费孝通沿着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这两条大思路，行行重行行，从各种“模式”的总结和比较，再到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由此不断丰富。
二、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的影响
对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是费孝通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费孝通成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十分重视民族问题，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呕心沥血。费孝通在他九十岁高龄时，深情地回忆道：“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建国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以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功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实地研究的开始，也是民族研究的起点。费孝通在他的《暮年漫谈》一文中说道：“自从进大瑶山与瑶族同胞接触以后，‘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才在我的脑筋里比较清晰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重新转入民族工作。1950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并担任了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两个年头。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曾经谈到：“从民族识别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必须赶紧补上，于是向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抽调力量，对每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整理记录下来。”1956年，费孝通亲自参加了由他倡议、由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了我们民族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基本都有了一部简史，这项工作已经搞出个模样了。”费孝通：《暮年漫谈》，《中央盟讯》2005年第5期专刊。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费孝通沉寂了20年。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新焕发了学术活力，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委顾问、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等职务。1984年他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将研究的重点转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着重做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这两个题目。他不顾年事已高，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所有机会在祖国各地穿梭不息。除台湾和西藏外，费孝通走遍了各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呼伦贝尔草原、森林，到南方海南岛黎族村寨，以致到海拔3000多米的甘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费孝通的民族思想，起始于他在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心得。在他和王同惠的《桂行通讯》里，就记述了广西北部民族杂居区在1932年二三月间发生的变乱，“经驻军全力扑平，死亡土人达一千多”。费孝通当时就评论道：“若是多用武力镇压，在剿匪的名义下大规模地减少他们的人口，既和政府所采取的优待同化政策相背，而且反而增强他们与汉人相对立的民族心理。”《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311页。由于费孝通在大瑶山的经历，他非常赞成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
在他看来，“当前地球上各地的居民，尽管由于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差别，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有所殊异，但是他们都是人，都具有人所共有的发明创造的才能，都具有发展进步的资质。他们都是通情达理、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在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划下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出于一些人的偏见、臆度或别有用心，和客观事实绝不相符，所以是不科学的”。费孝通：《民族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他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来看待少数民族。费孝通在他的文章里，描绘了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讴歌了少数民族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同时他又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忧心忡忡。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两个差距：一是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是中国内部的东西部或者大体上说是汉族同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这是中国现代化课题中不可分的两个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要坚决防止重演大民族压迫和剥削小民族的悲剧。因此，开发边区必须注意那里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不仅要时刻想到世代生长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同时还必须扶持和帮助他们，力争使少数民族和汉族、边区和内地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步前进。费孝通时刻思考着如何让少数民族尽快地发展起来，达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与发展。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费孝通应邀前往，顺路重返大瑶山。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大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一文中，用“换了人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后来，他又专门委派胡起望、范宏贵到金秀继续进行瑶山调查。1981年费孝通三上瑶山，通过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六七十年代的“以粮为纲”，对大瑶山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了重大的破坏。而且，“由于自治县划界时没有充分考虑新情况的需要，没有强调山区和平地的经济交流，把原来山区贸易所依靠的集散点划在界外，加上山区公路建设困难，自治地方得不到发展经济的具体条件，反而受到县界的束缚，有点象‘划地为牢’”，费孝通：《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一些意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阻碍了山区和平原、瑶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反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费孝通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中，通过几次大瑶山的调查研究材料，对新时期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的建议：“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团结，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样对汉族、对少数民族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发展的条件来划定自治地方的区域。”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1982年费孝通参加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活动，第四次上瑶山，在《四上瑶山》一文中表达了对大瑶山发展多种经营和科技致富的赞许。1988年费孝通五上瑶山，这次不仅是到金秀县城，而且直接乘车到了当年调查地六巷，见了当年的老朋友，也拜谒了王同惠的纪念亭。
五上瑶山的调查研究经历，引发了费孝通很多的思考。他认为，要发挥民族优势，发展民族经济，必须在观念上加以变革。我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广阔的自然环境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比较容易满足于简单的生活。自足自满心理必然会带来保护现状、抗拒外来影响的反应，而封闭和拒外实际上会保护落后，使差距越来越大。依赖心理的形成，会使一个民族失去自信、自尊，变得毫无活力，这个民族必然衰落。要克服这些不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观念，就要搞好民族教育，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在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对于还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的少数民族，要靠商品经济来冲击其旧有的经济结构，打开封闭的大门。通过商品流通交换，引导他们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开发西部地区，从而也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将民族间团结协作的关系进一步推向新阶段。开发边区要注重扭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衡。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当地少数民族不可能继续保持传统的游牧、打猎、游耕，逐渐失去了传统生产、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很快完全进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会引起矛盾，影响民族团结，因为“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在于经济的原因”。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瞭望》1988年第14、15期。因此，我们在思考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时，必须着眼于当地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地区只靠少数民族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还必须取得汉族的帮助，但帮助不是救济，要使外力内化，让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腿走路，在商品经济的大风浪中接受锻炼。民族地区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外在条件，寻找适合本地区发展的道路。既不能盲目模仿，也不能依赖国家，等待帮助，要走自身经济发展之路。
面对与新世纪一起到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费孝通倍受鼓舞，这是他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一个心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了“边区开发”的概念，一直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奔走不息。他总结道：“现在，民族工作又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这就是西部大开发。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缩小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相信，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围绕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民族工作一定能够再创新的辉煌，为全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128页。他专门撰文支持由国家民委发起的“兴边富民”计划，积极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
费孝通在关注西部大开发中的少数民族发展时，特别强调要研究和解决好人口较少民族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人口较少民族在生产能力和谋求职业方面出现了某些不适应，出现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如何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问题。为了深入了解这些民族目前的实际情况，在费孝通的倡议下，国家民委组织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从2000年7月开始深入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8省区，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开展了实地调查活动。这是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活动，对更好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金秀瑶族自治县，讲不同方言的五个瑶族支系，长期共同生活在大瑶山，逐渐认同瑶族这一共同称呼的现象，也引起了费孝通的深思：“大瑶山的具体情况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过很多问题：什么叫瑶族？瑶族的分布怎样？……过去我们的民族研究很多是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的。《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体例就是如此。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在研究工作上已经遇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这几年里有人提出要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如果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了。”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第88－89页。
费孝通在晚年回忆道：“30年代我所调查的花篮瑶就在今金秀瑶山，当时称大瑶山。金秀瑶山里现在的瑶族居民是不同时期从山外迁入的。这些从不同地区迁入这个山区的人，都是在山外站不住脚的土著民族，进山之后这许多人凭险恶的山势，得以生存下来。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即维持至解放时的石牌组织，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体。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是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的心目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后来我和各地的少数民族接触多了，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知识也多了些，又联系上汉族本身，感觉到由多元形成一体很像是民族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普遍过程。”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64页。
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费孝通为了解决教学需要而编写了一本《民族历史概论》，将各民族的历史综合在一起，亲自给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初步奠定了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改革开放以后他在广大的民族地区来往穿梭，进行调查，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思想。1989年夏天他在威海暑休时，终于将这一思想最后总结出来，并就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的Tanner讲座上发表了演说，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1990年国家民委专门就此召开了学术讨论会。1991年，费孝通出版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长期历史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融合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基础上混合而成的，正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显赫一时的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等，“他们从森林里狩猎开始，下山到草原上放牧，壮大后驱骑南下，入驻农区，然后在中原的文化大熔炉里化成其它民族的一部分”。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瞭望》1988年第14、15期。少数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过程，如藏族、瑶族就包含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成分，很可能表明他们也是由不同成分互相混合而成的。
因此，费孝通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满、蒙古、回、藏、彝、维吾尔等五十六个民族；第三是这五十六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的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如藏族中的康巴人、安多人、白玛人，苗族中的红苗、青苗，汉族中的客家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63页。
费孝通还进一步总结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和，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
从大瑶山实地调查开始的文化探索，伴随着费孝通一生的学术追求。他晚年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等观点，号召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文化的反省来实现文化的自主。其目的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重新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些观点不仅在海内外的学术界引起震动和思考，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甚至对人类怎样面对21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自觉”上，这是费孝通毕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的求学生涯，但真正的萌芽是从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中产生的。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写道：“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93页。
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针对一位鄂伦春族青年学者根据本民族情况提出的“文化存亡”问题，联系到他多次调查过的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看到文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指出：“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94页。
费孝通对文化的概念和意义，真正产生切身的体会，是在大瑶山调查中才有的。他的导师吴文藻极力主张要认识中国文化，应先从相对汉族文化更简单明了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若要训练一个实地研究员，使他获得比较的观点，莫如让他先去考察一个和他本族具有最悠久亦最深长的历史关系，而同时却仍保有他在体质上，语言上，及文化上不同的特性的非汉族团。”参见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8页。引语摘自吴文藻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导言。史禄国先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人类学家，他也极力主张在费孝通出国深造前，必须先做一个国内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不能空着手出国，甚至担心那样会遭到同行们的笑话。而费孝通和王同惠也是本着要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先从少数民族开始的思想进入瑶山的。
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明确表示进瑶山调查，是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滩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当然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人生活太苦，病那末重，谁都有些手忙脚乱。其实这痛苦的由来是在整个文化的处境变迁，并不是任何一个部分都有意作怪。你激动了感情，那一部分应该打倒，那一部分应该拆毁，但是愈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打倒，一部分一部分的拆毁，这整个机械却愈来愈是周转不灵，生活也愈是不可终日。在我们看来，上述的一个观点似乎是很需要的了。在这观点下，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我们亦明白要等研究清楚才动手，似乎太慢太迂，但是有病求艾，若是中国文化有再度调适的一天，这一个观念是不能不有的。”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第64－65页。
从上面这段长长的引语，可以看到费孝通和王同惠七十年前的瑶山调查，就是要贡献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文化剧变中必须考虑文化的整体联系和功能，或者说是要注意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有微妙的搭配和作用，从而使“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这与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的观点，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一脉相承和不断完善的关系。可以说，大瑶山的社会调查，已经植下了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根。
这个根是如何植下的呢？大瑶山使费孝通真正体会到与熟视无睹的本民族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冲击力，第一次强烈感觉到文化的差异和相通之处。在一个“友好的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主客之间存在着区别，主人们相互间也存在着不同关系，而这些关系是相当固定的，大家互相明白应当怎样对待对方，而且分明地看得出亲疏之别。我认为这是任何社会的常态，最亲密的团体是父母子女形成的家庭。我就抓住这个团体去了解他们在这个团体里各方面具有规范性的活动。这就进入了他们人文世界的大门，并为进一步扩大观察和了解建立了基地。我们逐步地跟着这些已经熟悉的人，从一个家推广到和这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和这些人的家。再进一步可以到各家去串门时就看到各家相同的和区别的情况，对他们家庭这个制度有了一定的概念。又从一个村里存在着不同地位的人和家，清理出村落这个社区的结构”。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65页。
继大瑶山调查之后，费孝通又在家乡江村和抗战时的后方云南禄村做过社会调查。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瑶山调查，因为“第一次我是汉人去研究瑶人。既不能说我是研究本土文化，又不能说完全是对异文化的研究”，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感觉中还是“同多于异”，“我是从比较自己熟悉的文化中得来的经验去认识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的。我认为这就是利奇所说的‘反省’的一种具体表现”。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84－86页。可见，从大瑶山调查开始，费孝通的人类文化同多于异，即本质上是相通的观点，就已经确立了，文化的比较和反省的体会也相应产生了。此外，费孝通自己也明确意识到：“我通过瑶族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串在我编写的这本《花篮瑶社会组织》里。我从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05页。
大瑶山、江村和禄村的调查研究使费孝通了解到，一个社区中的众人事实上都是按照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而行动的。而各种社会角色又是相互配合的，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网络般的结构。费孝通晚年对其《生育制度》一书进行反思时，感觉到这种思路难免导致“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潘光旦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所写的《派与汇》中，就批评其忽视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直到有了“文革”时期角色颠倒和错乱的经历，费孝通才真正意识到在过去的调查中，他始终是以“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即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生活中的对象”。他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这种新人文思想，使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又一次的跃进，进入了心态研究的层次。他说：“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08－119页。
1935年的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切身感受到文化的异同，进而也看到社会和个人的关系。解放后他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工作，组建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参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直接接触中，我才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并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的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55页。对比世界许多地方因民族和宗教问题纷争不断，费孝通深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重大意义，认为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费孝通在完成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阐述后，非常有感触地说：“我总觉得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在接触实际中酝酿和形成的，理论离不开实践。我这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同时我觉得只有实践也是不够的，还须从已有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和指引。我在大瑶山的实践中能看到民族认同的层次，再联系上中华民族的形成，其间实践固然重要，但潜伏在我头脑里的史禄国老师的ethnos论应当说是个促成剂。”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64页。这说明了大瑶山调查的重要性和史禄国含义丰富的“民族”概念对他的影响。他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多元一体思想与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的关系。 他认为，“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之意。他提出，人们应当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参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94页。
费孝通在人类即将走过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在中华民族经过屈辱、奋斗而走向伟大复兴的转折关头，在展望21世纪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的时候，通过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和人生经历的深刻反省，提出了“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的思想。今天，他已经带着对中华文化新生的期望，带着对整个人类的祝愿，带着对文化的反思和忧虑离我们而去。让我们牢记并思考费孝通留下的话，沿着他开拓的“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艰辛之路继续前进。
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
〔责任编辑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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