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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对较典型的东乡族自治县北岭乡小学教育中存在的辍学问题调查分析，认为山区东乡族小学生辍学问题突出的原因除经济因素之外，现行学校教育制度与当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相互调适不够、学校教育制度在当地的不完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增强对学校教育与当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相互的调适，对解决相关现实问题有所裨益。
       关键词：东乡族 小学生辍学 学校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
       作者张利洁，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希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30。
       东乡族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在东乡族自治县的25个乡镇中除了河滩、达板、唐汪等少数几个川（塬）区乡之外，其余的全部为山区乡。目前，东乡族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相对而言仍然比较落后，山区乡更是如此。学者们对东乡族教育问题做过多方探讨，关于东乡族教育的研究著述包括：马国忠：《东乡族自治县教育事业现状及采取若干特殊措施的设想》，《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第3—4期；刘晓琴：《普及东乡族初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第3—4期；《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甘肃省编辑组编：《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李吉和：《东乡县民族教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张昌言、康尔圭：《东乡族自治县“两基”情况调查》，《甘肃教育》1996年第3期；常青、尹伟先：《东乡族自治县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董仁忠、徐继存：《东乡族自治县地方课程目标初探》，《民族教育研究》2001年第4期；李定仁、董仁忠：《东乡族小学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调查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妥进荣主编：《东乡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马玉倩：《关注东乡族民族教育》，《甘肃教育》2002年第11期；李定仁、伏安权：《东乡族小学生汉语文学习困难调查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何晓雷、王嘉毅：《东乡族女童学习困难及其失辍学》，《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满珂、马红艳：《东乡族女童教育现状及对策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其中对于东乡族小学生辍学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是何晓雷和王嘉毅，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女童的辍学问题。参见何晓雷、王嘉毅：《东乡族女童学习困难及其失辍学》，《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其他关于东乡族教育的研究对于辍学问题还没有进行较专门的深入探讨，仅有一些经济因素方面的涉及。经过2004年4月—2005年6月对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东乡族自治县山区乡北岭乡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这里小学生的辍学率很高，同时认为造成高辍学率的原因还应当做进一步的探析。
       一、辍学现状及分析
       北岭乡共有5所小学，截至2005年4月，除巴苏池小学外，其余四所已全部升为五年制小学。该乡没有中学，学生小学毕业后若要升入初中，就要到邻乡或县城去学习。
       1．辍学率很高，学生人数总体上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金字塔形分布。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北岭乡小学生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1为北岭乡连续三个学期的学生人数。可以看出：（1）辍学率很高。通过表中数据，可以计算出该校每学期平均辍学率高达20%。至于2004-2005学年一年级人数在第二学期中的上升情况是有政策原因的，本文将另做分析。（2）学生人数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明显的金字塔形分布。具体表现为：一年级学生占全乡小学生总人数的41.4%，二年级学生占24.1%，三年级学生占18.2%，四年级学生占10.1%，五年级学生仅占6.1%。这说明，在当地，高辍学率导致小学毕业生非常少。
       2．从低年级开始就大量辍学。我们发现，北岭乡的学生辍学率在小学低年级尤其突出，虽然这一阶段的学生数相对多于高年级的人数，但辍学率是非常高的，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只读了一年书就辍学了。 2004年4月，我们选取北岭小学五年级学生的班级（五年级只有一个班），考察其人数从一年级开始的变化情况，以此反映当地的辍学情况。该班在册学生14人。据调查，该班上一年级时45人；二年级时23人；三年级时20人；四年级时18人。从一年级入学时的45人到五年级时的14人，辍学比例高达69%,年平均辍学率17.2%；该班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后辍学率为49%，远远高于其小学阶段的平均辍学率。这一现象在北岭乡具有普遍性。
       3．女童辍学问题严重。具体情况见表2。
       表2北岭乡女童上学基本情况统计表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女生的辍学情况非常严重。尤其是一年级，2004年4月时全乡一年级女生人数为81人，升入二年级第一学期后人数突降为44人，第二学期又降至43人，三个学期的总辍学率高达47%。女生大量流失，到五年级时往往所剩无几：在北岭乡，有三个学期全乡5所学校五年级女生的总人数分别为9、7、4人，分别只占该学期全乡女生总人数的5.6%、3.5%、1.9%。女童基础教育状况堪忧。
       4．隐性辍学非常严重。在北岭乡，除了以上能够统计的辍学人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隐性辍学的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在开学时都注册登记了，然而到课率很低，据北岭小学的老师反映，经常有很多学生上午来了，下午不来；今天来了，明天不来；这学期来了，下学期不来；家里一有活就不来的现象非常普遍。
       据我们调查，当地辍学儿童的去向大致有三种：一是参与家庭劳动或外出打工。男孩子在家从事简单劳动或外出挖沙子，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挖虫草等，工作的技术含量都很低，即所谓“三D”行业（dangerous,difficult,dirty）。参见马天龙：《东乡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及其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二是接受经堂教育。一般情况下，这里的家长是在假期中送孩子去清真寺里接受经堂教育，但经常也有一些辍学的儿童随时去清真寺学习。三是辍学女童大部分在家做家务和女红。
       高辍学率带给东乡族人民的必将是人口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认真了解现行正式教育的主办者——当地政府的相关对策及效果，以期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当地政府对于辍学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1．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措施，但不为群众所理解。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在北岭乡，对于辍学现象学校无能为力，一般都是报请乡政府处理，对此，乡政府制定了一些强制性措施。首先，由包村干部（分管各村的乡干部）在每学期开学时去学校核对人数，再回村挨家挨户动员家长送孩子复学；其次，针对动员无效的家长，采取处罚措施，包括没收土地、罚款等，但这些措施很多时候仅仅起着威吓作用，无法真正实施。乡干部告诉笔者，当地群众对于乡干部“既烦又怕”。学校老师将这些由乡政府动员复学的学生称为“赶来的学生”。但是这样的复学效果并不好，乡干部来了，就送孩子去学校；乡干部走了，又让孩子回来，上学成了走形式。笔者2005年6月调查时，正值期中考试之后，北岭小学的学生成绩是这样的：一年级117人，一年级学生人数与表1中的2004－2005学年第二学期（取样时间为为2005年3月）的人数相比增加20人，原因是“两免”政策的实行使入学人数增多，但是这种增长具有不稳定性。只有75人参加了考试，双科合格的10人，未参加考试的是学期中间乡干部陆续赶来的，无法参加考试。其他年级的学生全部参加了考试，二年级48人，双科合格者9人；三年级42人，双科合格者8人；四年级15人，双科合格者3人；五年级8人，直接参加毕业考试，双科合格者3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北岭乡基础教育的形式化和教育资源的低效率运行。走访中，当地很多群众甚至认为“读书是为政府而读，与自己无关系”；有相当一部分家长甚至认为“既然政府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就应该给孩子安排工作”。
       
       总之，政府的宣传力度很大，但作用不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地房前屋后的很多墙面上，都写有宣传标语，其中95%以上都是关于动员家长送孩子读书的，比如：“不送孩子读书的家长是不负责任的家长”、“越是贫困地区，越要发展教育”、“初中毕业再出去打工”等等，足见当地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然而此举的效果非常微弱。我们调查中发现，原因一是当地群众大多数不识汉字，看不懂；二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同。用当地乡干部的话来说就是：“这些认识只是我们当地政府的认识，啥时候变成当地群众的认识了，啥时候东乡族的教育落后问题也就解决了。”
       2．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降低辍学率有明显效果，但对于降低小学高年级的辍学率作用甚微。 “两免一补”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杂费、课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在北岭乡，所有愿意读书的女童全部可以得到免费的机会，男生则只有家庭困难的才可以得到免费的机会。表3是各校获得“两免”名额的情况。
       表3北岭乡2005年4月5所小学获“两免”的人数统计
       从表3看出，各校免费比例最低为55.4%，最高为67.7%。加之由于政策原因，女生免费比例更是达到100%。可见，政府的免费力度还是很大的。“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如何呢？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对该乡2005年1月、2005年4月“两免一补”政策实行前后的学生人数对比如下：
       表4北岭乡2004-2005学年“两免一补”政策实行前后的学生人数对比
       从表4可以看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5所学校的两组数字中，一年级的人数都有较快增长，平均增长率为20%，女生的平均增长率为32%，二至五年级基本仍然呈学生人数下降趋势，尤其是五年级，下降幅度比较大，全乡为43%。二年级的下降幅度为14%，三年级的下降幅度10%，四年级的下降幅度为1.6%。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政策实施的结果目前只是对小学一年级降低辍学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二年级以上该政策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甚至不起作用。可见，从减免学费上来解决东乡族小学生的辍学问题，其作用是有限的。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认识到，面对辍学问题，当地政府虽尽其所能，然而效果并不理想，群众和当地政府“各唱各的调”，反映出二者在观念和认识上存在“不和谐”；而且随着国家有关资助政策的实施，被普遍谈论的经济因素似乎也并不完全是主要原因。访谈中，群众也普遍认为，他们虽然贫穷，但小学阶段的费用并不高，还是能够承担得起，可见学生辍学并非完全因为贫穷。那么，非经济因素就理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山区东乡族小学生辍学问题成因的进一步探析
       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山区东乡族小学生高辍学率的成因除经济因素外，还有以下重要因素：
       1．正式教育制度与非正式教育相互间调适不够。众所周知，在民族地区，不仅有着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设置，还存在着以民族习俗、民族宗教教育、民族科技教育、民族家庭教育等为基本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教育。参见赵玲：《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对我国傣族传统教育的理性思考》，《学术探索》2001年第3期。这种情况在一些全民信教的民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东乡族就是其中之一。调查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北岭乡这个纯东乡族聚居的山区乡，其民族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总体上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东乡族独特的语言、生活习俗、伦理道德、传统观念等是人们互相交流、生活、行动的纽带；第二，当地村民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其作用不言而喻；第三，生存环境的封闭使他们只重视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而缺乏与其他民族的横向交流。以上三点表明传统文化在东乡族乡村社会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由此在对待教育问题上，则表现出村民对非正式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与自觉；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作为一种“外来”的正式制度，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推行，还没有深度内化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在当地，两种教育宛如两条平行线一般各自发展，将不同的教育内容传授给同一主体。然而，由于基本的社会文化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学校教育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往往远不及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通过经堂教育、习俗传承等方式实现），更因为两种教育相互间的“适应”即调适不够，造成人们对学校教育一定程度的疏离和轻视，这是导致辍学行为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
       （1）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学校教育的理想性与经堂教育的现实性形成反差。笔者在对前进村随机选取的24位村民进行个别访谈中了解到，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村民认为让孩子读书是非常必要的，有的认为“没文化吃不开”，有的认为“没有文化就像没有眼睛一样，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如有的东乡族青年出外打工，由于不认识字，拦车也经常出错；到城里上厕所连“男”、“女”两字都分不清；打电话时不认识电话号码，等等。可见，他们对学校教育是认同的，但问题在于这种认同局限于低层次，仅停留在学一点汉语知识，出门方便些的认识水平上——“上学认字，出门挣钱！”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对于东乡族学生而言，学校教育的理想成功路径，即“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工作”的模式距离他们的现实比较遥远。在当地，能上大学最后参加工作的人寥寥无几，从1984年到2005年的21年中，北岭乡仅培养出两名大学生（其中一名在北岭小学任教）。可见，学校人才教育的培养目标单一、理想化且难以企及。
       而传统的经堂教育在东乡族群众看来，就现实得多。第一，念经是生活的需要。在笔者走访前进村、范家村、仓房村时了解到，村民普遍认为孩子不学会念经是不行的，很多东乡人都认为他们选择送孩子念经，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这是每个穆斯林的必修功课。2005年1月（未放寒假），笔者走访当地某清真寺，有7个孩子正在念经，其中有5个男孩子，两个小女孩。阿訇告诉我们，5个男孩子是从学校辍学后被送来的，两个女孩没上过学。北岭小学的马老师（北岭乡第一个大学生，1987年毕业于东乡师范学校）告诉我们：“我们这里让孩子念经是为了学知识、学礼仪，在生活中用起来得心应手；而且学经文，在天堂里会好一些。”第二，念经的时间比较灵活，农忙时阿訇要回家干活，孩子们自然放假帮家里干活，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第三，学会念经有较多实惠。学经文不需要交学费；学了经文，成为满拉可以随阿訇参加宗教活动，还能得到“乜贴”。第四，从经堂教育的历史看，经堂教育为每个愿意接受教育者敞开大门，许多家境贫寒者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造就了不少穆斯林学者。“东乡伊斯兰经堂教育十分发达，培养出来的阿訇遍及西北各地”。马虎成：《五十年来东乡族研究简述》，《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这种示范性使很多家长坚持送孩子去寺里念经。东乡县最大的一门宦的老人家曾说过：“学好汉文化，学好汉语，是为国家；学好阿文，念好经，是为了宗教，为了民族和个人的尊严。”李定仁、伏安权：《东乡族小学生汉语文学习困难调查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可见，经堂教育得到了当地群众主动的认同与践行。
       在当地，正式的学校教育制度照搬其统一的模式，并没有考虑对特殊地区做特殊处置，缺少对已浸入东乡族血脉的文化传统的主动调适，上述反差对辍学率的作用不言而喻。
       
       （2）学校教育影响力的弱势与民族习俗传承的强势形成反差。笔者在当地深刻地感受到，根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民族习俗有着强大的传承力量。与调查相关的民族习俗主要是早婚习俗与男尊女卑习俗。多年来，代表现代意识的学校教育一直在倡导晚婚晚育与男女平等等观念，然而在当地，由于学校教育没有得到民众的深度认同，其影响力十分有限，传统观念则通过民族习俗的复制式传承表现得异常强大和固化。男尊女卑习俗导致女童辍学率和失学率都很高；早婚习俗造成大量男女青年放弃学业，这也是辍学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笔者在前进村卡拉石社调查时，有一户人家的大女儿马同学小学刚毕业，现已辍学在家。家里的墙上，贴着好几张她的奖状。她母亲告诉我们，马同学在当地读书还算多的，再有一两年，都该出嫁了，当然不能再念书了——“周围的人说得不行（意为会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作者注）”。在当地，像马同学这种情况的女童非常普遍。这里的家长认为学校教育会使女孩子形成不适应于当地主流社会规范的观念，认为女孩子读书多了，就不安分了，嫁农村人，看不上，嫁城里人，又找不上；而且上学每天占用大量的时间，会阻碍她们掌握今后成年生活所需要的做家务、照看孩子和干农活的技能。再者，他们普遍认为，女孩子长大后是别人家的人，花钱读书是浪费。当地小学的一位老师，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他选择让儿子读书，如今已上初二，大女儿上到小学四年级辍学，二女儿上到小学三年级辍学。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教育问题上都不能平等对待子女，更何况其他家庭。
       而且，在女童上学问题上我们还了解到，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并非她们不愿上学，主要是家长不让上；而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她们已经接受了当地男尊女卑的习俗，更多的则是自己不愿意上学。在赤拉那社调查时，笔者见到一个11岁的失学女孩子，我们问她，现在学费、杂费都是减免的，为什么不去上学，她答道：“我想上，妈妈不让上。”同时我们又了解到一些年龄稍大的女孩子自己却不愿意来上学，据说是“说亲了，就羞得不来了”。在乡政府做饭的马师傅的大女儿是北岭小学五年级惟一的女生，乡干部告诉我们，这个孩子自己根本不愿意去学校，是他父亲硬赶去的，因为乡干部做了马师傅的工作。在北岭乡，笔者访谈过的成年女性中，除了乡政府的几名女干部外，在村子里见到的妇女都是文盲，而这些女性文盲中，有50%以上的听不懂汉语，访谈需要乡干部做翻译。她们从小就是在这种民族习俗教育中长大的，而且这种习俗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成为她们的本能意识，并作为一种无声的指导被她们运用于对子女的教育中。所以说，“女童教育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文化和社会结构导致的，这就是女童教育的‘社会生态’，是一环扣一环的”。滕星、胡鞍钢：《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因早婚习俗造成男女早婚现象严重也是导致辍学率高的原因之一。在当地，无论是男是女，到了十四五岁，基本上都已定亲，到十七八岁结婚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家长认为再大些“就不好找了”。而定亲之后女孩子辍学是普遍现象；男孩子一旦定了亲，每逢节日必须到女方家中去拜访，女方家中平常有事也必须去，在这种情况下，定亲之后很多男孩子也就不上学了。这一习俗造成小学高年级阶段年龄偏大的孩子不得不辍学准备完婚。我们在卡拉石社调查时，有一户人家的儿子才21岁，可他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在五苏木社调查时了解到，有一户人家的大儿子读到四年级，因为家里给定了亲，就辍学在家里开的小卖部里帮忙，如今虽然他只有17岁，而他的父亲已经张罗着盖房子准备给他成亲了。代表现代意识的学校教育其影响力在当地原本就有限，又得不到当地主流习俗的调适呼应，结果就是传统习俗以其“机械性”传承牢牢控制着人们的思维，形成代际转移，导致辍学行为。
       综上所述，在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现代正式教育制度无论其发展变化多么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无法摆脱与非正式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存关系。既然是共存，就需要相互调适。否则就会出现类似山区东乡族小学生高辍学率的问题。
       2．正式教育制度在东乡族聚居地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当地辍学率高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按行政区划设置学校的制度不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北岭乡学生的入学年龄偏大，一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为12岁，二年级年龄最大的为14岁，三年级年龄最大的为15岁，四年级年龄最大的为16岁，五年级年龄最大的为17岁。当地村民认为，孩子在六七岁上学，因路途远，需要翻山越岭，危险性大，家长不放心，上学、放学均需要接送，太耗费精力，只好让孩子稍大一些才上学。比如宋家学校在山顶上，而该村村民又居住在沟底，“大人去都很困难，小娃去更困难。”推迟上学的情况在当地具有普遍性。然而，在超龄上学的情况下，往往是上一两年学之后，孩子已经完全可以帮助家里干活了，或是女孩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已经不应该继续上学了，又不得不辍学。
       导致孩子入学年龄偏大的原因是学校离家太远，上学不易。从表面看，这里是按照一村一校（一个村一般包含5—6个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有30—40户）的制度来设置学校，但因为当地山高坡陡，各村民小组之间相距甚远。这种依行政村设置学校的制度并不能满足当地儿童上学的实际需要，这是导致当地儿童入学年龄偏大的主要原因。另外，全乡没有一所初中，给孩子们的升学造成的困难较大。这也是造成小学高年级辍学率高的一个间接原因。
       （2）课程设置上的一刀切，使教学内容脱离东乡族实际，也是导致当地高辍学率的原因之一。在东乡族的学校教育中，一直执行的是国家现行课程体制，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现行课程体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董仁忠、徐继存先生认为：首先，它对少数民族没有充分的描述，没有公正、全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其次，它仅以主流文化的观点解释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尊重和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价值观。再次，它以社会指导性价值观为核心，仅体现社会主流文化，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参见董仁忠、徐继存：《东乡族自治县地方课程目标初探》，《民族教育研究》2001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种课程体制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东乡族人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孩子学习的兴趣。据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东乡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显示：“东乡族人民信仰伊斯兰教，多希望子弟学点阿文，现在仅5所学校有阿文教员。据说如各校都有阿文教员，学生人数必会增长，一般家庭，对学校也会更加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甘肃省编辑组：《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第87页。可见，关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调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可惜一直未得到实施。半个世纪之后，笔者在北岭小学调查时与校长的对话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认识这一点：
       笔者：国家从今年开始对贫困县的贫困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到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那时有无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来上学？
       校长：不可能，只有发工资才会全部送来上学。
       笔者：就是说，“全免”也不行？
       校长：是的。
       笔者：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校长：传统观念。
       笔者：如果在学校课程中开设阿语课，能否提高学生的人数？
       校长（稍加思考）：应该可以。这样，当地群众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学校。现在他们总认为这是汉民的学校，学汉民的文字，学多了，怕成为汉民。在普通群众心里，阿文的位置高高在上，谁家的孩子会念阿文，就认为了不得。
       
       可见，在现在东乡族的学校教育中，课程设置的缺失是明显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山区东乡族小学生的高辍学率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的确有较普遍的自然条件严酷，生产方式落后，经济发展缓慢所导致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却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因素，表现为正式教育制度和非正式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相互隔绝，正式教育制度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其教育的不相适应，造成了当地人在心理天平上较多地倾向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一边；而正式教育制度在东乡族地区的不完善也是高辍学率的重要成因之一。事实再次证明，在教育制度的创新上，因时、因地、因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宜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就现阶段而言，降低东乡族小学生的辍学率，改变东乡族基础教育落后面貌，重要的是在于制度的调适，在于正式教育制度的完善。
       四、对解决山区东乡族小学生辍学问题的思考
       1．充分重视东乡族传统文化在其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加强两种教育的相互调适。笔者认为，在山区东乡族聚居地，强制推行学校教育并不能取代传统教育。对于这一点，政府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绝对不能忽视。
       在山区东乡族聚居地发展基础教育，修建学校、配置教学设施、提高教师素质等固然非常重要，然而，相对于受教育者而言，这一切都是外因，内因对学习动力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东乡族民族传统文化已融化于东乡族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当现代学校教育在强大的民众心理认同面前无法取代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时，寻求两种教育的相互适应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把制度区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在这里，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他们认为，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内在演变出来的制度互补。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页。很显然，在北岭乡，作为正式教育制度的学校教育属于一种外在制度，而作为非正式教育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属于一种内在制度。当学校教育制度被引进到东乡族聚居地之后，其传统教育仍然在起作用，且两者并没有表现出柯武刚和史漫飞所说的互补，而是互不交叉。如此，学校教育制度在山区东乡族聚居地的有效性就值得研究了。
       我们既不能片面地要求东乡族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种做法最终只能流于形式；也不能一味采取强制措施降低辍学率，这种做法只能使他们更加认为读书是为政府读书。必须因地制宜，探索两种教育的相互调适，特别注意根据当地实际，努力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参见李定仁、付安权：《东乡族小学生汉语文学习困难调查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李定仁、董仁忠：《东乡族小学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调查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以促进该民族传统观念及习俗的主动调适，使广大山区东乡族普通民众真正从内心里认可学校教育制度，只有这样，学校教育制度才能得到有效推行，辍学问题才会得到较根本的解决，这也许是山区东乡族发展基础教育在制度上的一种创新尝试。
       2．变分散办学为集中优势资源办寄宿制学校。对于北岭乡这样的一个山区乡而言，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人们居住分散，如果没有寄宿学校，即使依照一村一校的方式也无法完全满足适龄孩子们上学的愿望。该乡小学生人数总和不足600人，却分布在5所学校里，学校虽小，却要做到“五脏俱全”。如果将这5所学校合并为一所寄宿学校，集中优势资源，无论从学校的设施、学校的规模都会比以前任何一所学校要好、要大，也便于管理和授课。更重要的是，寄宿学校能够较好地解决当地适龄小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对降低辍学率将起到积极作用。
       3．努力提高学校教育的应用性。在东乡族的学校教育中，应针对当地民族传统文化浓厚的基础及其普遍性，设置一些具有东乡族文化特色的地方课程，这些课程应充分考虑东乡族的民族传统文化因素，这样才能增加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减少被动辍学。在这一方面，临夏中阿女校的做法值得借鉴。该校课程分为文化课和专业课，文化课包括汉语、历史、英语、政治、数学等科目，专业课包括阿拉伯语的精读、泛读、语法、听力以及裁缝，电脑等科目。参见\[日\]松本真橙著、鲁忠彗译：《中国西北伊斯兰女子教育——以临夏中阿女校和韦州中阿女学为例》，《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这种课程设置吸引了许多的穆斯林女性。中阿女校作为一种非正规教育，其课程设置实际上是对正式教育的一种补充。
       处在贫困封闭山乡的人们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但更需要实用技术，所以针对当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现实状况，还应在小学高年级的课程中增加一些与当地优势产业有关的实用技术，降低读书的机会成本，实行科学文化和实用技术并举的教育模式。这是解决山区东乡族小学生辍学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毕竟，长远的利益愿景要靠现实利益的积累去一步步推动实现。
       〔责任编辑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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