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在研究蒲松龄作品的同时,对其先世的族属也做了一些考证,直到近年仍有相关论文刊出｡这一问题涉及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有其学术价值,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蒲松龄先世的族属有四种说法,即回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女真族说｡“回族说”的代表作是白崇人先生在1993年发表的《蒲松龄为回回人后裔考》｡载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1期｡该文征引史料丰富,论述全面,甚见史学功力,其主要论据及推论为:(1)福建《蒲姓族谱》载:“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脉｡”(2)“蒲”是阿拉伯语Abu的汉译,蒲鲁浑是阿拉伯语AbuRunhul或AbuRaheb的汉译｡(3)《
八闽通志》卷27记载蒲居仁曾于元泰定年间(1324-1327)官福建等处都转运使｡蒲居仁和有元一代控制着福建海外贸易的蒲寿庚一样,系回族人｡(4)由蒲松龄在《族谱序》中所云“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推论蒲松龄之先世为回族人｡(5)因明初政治与社会的原因,蒲松龄的明代祖先实已开始改变回族的生活习惯｡
按,唐宋以前中国即有以蒲为姓者｡如查阅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就会发现魏晋时中国北方即有姓蒲者,唐宋时姓蒲的更多｡魏晋唐宋的蒲姓人显然不可能与福建“世秉清真教”的蒲姓为一脉｡显而易见,上引第一条不能成为蒲松龄先世是回回人的充分证据｡金朝女真族也有名蒲鲁浑者,《
金史》中女真人以“蒲鲁浑”为名者凡两见,见《
金史》卷80《乌延蒲鲁浑传》､卷95《蒲察通传》｡“蒲鲁浑”既可能是阿拉伯语也可能是女真语｡《
金史》中的“蒲鲁浑”显然不是回回人｡同理,也不能由蒲松龄的另一祖上蒲居仁改汉名而推论他是回族人｡关于第三条,笔者查检了明代黄仲昭编修､福建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主持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
八闽通志》第27卷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
八闽通志》第27卷,没有发现“蒲居仁”这个名字｡关于第四条,所谓“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并非发生在元明之际,而应在金末(详见下文)｡第五条亦难成立,因为在明代,回族为仕宦故,被动变俗或有之,主动变俗则于情理有违｡今朔先生曾撰文《蒲松龄不象回族人》,指出蒲松龄“全家信佛重僧,与回族的身份不大相称”｡今朔:《蒲松龄不象回族人》,《北京晚报》1981年1月14日｡今朔言之有理｡另,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中有一条重要材料,惜研究蒲松龄先世族别的学者们未予留意｡刘氏是蒲松龄妻,该文在述及其破败的家庭院落时说:“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夜狼入则埘鸡警鸣,圈豕骇窜｡”(清)蒲松龄:《述刘氏行实》,《蒲松龄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养豕绝不符合山东地区回族人及其后裔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引史料足以证明蒲松龄不是回族人后裔｡
笔者所见“蒙古族说”的专门研究论文是蒲喜章先生近年发表的长文《从<蒲氏世谱>看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所属》,该文由《蒲氏世谱·蒲璋小传》中“相传蒲姓为元世勋”一语推断淄川蒲姓为拙赤合撒儿后裔,拙赤合撒儿及其长子野苦可能是蒲鲁浑､蒲居仁的父､祖辈,认为“蒲松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可能是蒙古族中的皇族”､“宁顺间皇族内部皇位之争,殃及淄川蒲氏家族,带来了夷族之祸”｡蒲喜章:《从<蒲氏世谱>看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所属》,《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2期｡
事实上,拙赤合撒儿父子与蒲氏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元史·宗室世系表》明确记载,搠只哈撒儿(即拙赤合撒儿)有子三人:也苦､移相哥､脱忽,也苦的儿子是爱哥阿不干｡爱哥阿不干跟蒲鲁浑根本就毫不相干!波斯史家拉斯特说:“在全体叔伯和堂兄弟之中,成吉思汗的兀鲁黑只让拙赤-合撒儿的兀鲁黑坐于宗王之列,其余都坐在异密之列｡”[波斯]拉斯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页｡合撒儿的后裔在元朝如此受优待,又何曾遭受夷族之祸?
蒲松龄纪念馆的研究人员据蒲松龄撰《族谱序》而认为蒲松龄的先世是汉族人｡参见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光明日报》1981年7月26日｡这种说法当然也说得通,因为元代汉人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汉人是指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在元初与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等并称;广义的汉人则包括狭义之汉人和女真､契丹､高丽等族人｡“汉人说”以为蒲氏是汉人而改女真人名,则有悖于情理｡金朝未亡时,对有功于金朝的汉人赐国姓完颜等姓进行笼络,汉人引以为荣;金亡之后,是为元朝,汉人改姓名者,也是改蒙古名,岂有改亡金的人名之理?按,金末蒙古入侵之时,就有女真人自认为是汉人了｡参见《
元史》卷151《奥屯世英传》｡所以,蒲松龄的先世既名蒲鲁浑,那么蒲鲁浑只能是广义汉人中的女真人,不会是狭义之汉人｡
苏兴先生最早推测蒲松龄的远祖是女真人,理由是:“蒲鲁浑”是金女真族习用的名字,女真语“蒲鲁浑”汉译“布囊”;按照金人姓和名的关系,认为“蒲鲁浑只是名,还应有姓如乌延､蒲察之类”｡苏兴后来又引用《元史·世祖本纪三》至元二年(1336)二月甲子条中的史料,即“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为此说之补证｡参见苏兴:《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人》,《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蒲松龄远祖是女真族补正》,《蒲松龄研究》1991年第5期｡
苏兴的推测是对的｡本文再从蒲松龄先祖蒲鲁浑､蒲居仁“并为元总管”及蒲家遭到的“夷族之祸”两条线索,发掘史料,为“女真说”做补正｡蒲松龄撰《族谱序》载:
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矣｡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清)蒲松龄:《族谱序》,《蒲松龄集》卷3｡
按,蒲松龄虽可称为伟大的小说家,但他并不谙金元时期的史实｡所谓“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是忽必烈“罢世侯､置牧守”以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因为在此时期,蒙廷对汉地进行间接统治,委付汉人世侯直接统治,汉人总管的任用才可能“不避桑梓嫌”,才可父子相继或祖孙相传｡忽必烈惩李璮之乱,罢世侯世守,行迁转法以后,蒲鲁浑､蒲居仁不可能相继在他们的桑梓之地淄川任总管,所以蒲松龄说“历年久远,不可稽矣”｡《
元史》中有金末淄州一带的女真人降蒙后在大蒙古国时期任总管的例子,如淄州人奥屯世英降蒙后曾任德兴府尹,其弟保和由德兴府元帅改雄州总管｡参见《
元史》卷151《奥屯世英传》｡苏兴认为蒲松龄､蒲居仁之任般阳路总管当是在元代中后期,笔者认为这不大可能,理由已如上述｡也正是因为“历年久远”,蒲松龄在叙事上未免错乱,但他既用“相传”两个字,说明他在修谱时还是相当审慎的｡
也正是因为“历年久远”,蒲松龄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修纂的《蒲氏世谱·蒲璋小传》中将蒲氏遭受的“夷族之祸”定于“宁顺间”:“相传蒲姓……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元代表示时间或时期,一般以帝王的年号,如至元､大德､延祐､至宁等等,似乎没有以两个皇帝的庙号连在一起表示时间或时期的｡如果把“宁顺间”,理解为元代的“宁宗”､“顺帝”时期,实在不通｡“相传蒲姓……宁顺间有夷族之祸”的说法也就不可信了｡何况元代早期并无族刑,《
元史》卷140《铁木儿塔识传》:“至正五年,拜御史大夫……建言:‘近岁大臣获罪,重者族灭,轻者籍其妻孥｡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请除之｡’著为令｡”这是一条元朝曾有族刑的史料,不过这条史料正好反证在元代早期,是“父子罪不相及”的,这种刑罚只存在于元朝后期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淄川蒲氏家族在元朝并没有为大臣者,否则蒲松龄会在其家谱中重笔书写,所以淄川蒲家不可能在元朝遭到“夷族之祸”｡
蒲氏的“夷族之祸”当发生在金朝末年｡金朝时期,大量女真人迁到山东､河北等地,猛安谋克权贵通过大规模拨地､括地等手段侵占农民的土地,使得大批农民失业破产｡特别是金朝后期,与蒙古交兵,为鼓舞军士斗志,增加军人土地,更肆意括占汉族农民田地,史称:“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金)元好问:《张万公神道碑》,《元好问全集》卷16,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就更加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汉族农民造成灾难的同时,也给女真人带来了灾难｡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金｡金贞祐元年(1213),蒙古兵分三路南下攻掠金朝,山东地区郡县亦遭摧残｡翼年,金主迁都汴京,军队､官府亦随之南撤,山东红袄军乘机发动反金起义｡山东淄川､临淄一带是括地､拨地集中,受到严重危害的地区之一,这一带的女真人也就遭到红袄军的残酷报复｡金末文人元好问撰《张万公神道碑》记载了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和括民田给女真人(种人)造成的灾难:“贞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间,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 在另一篇《完颜怀德神道碑》中又说红袄军“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金)元好问:《完颜怀德神道碑》,《元好问全集》卷16｡完颜怀德时为临淄令,后碑所记正是临淄､淄川一带女真人在金末遭杀戮的情景｡
(作者赵文坦,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地址:济南市,邮编250014)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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