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村落社会研究中，很少见到有关于科举的论述。而以往的科举研究也很少涉及村落社会，且多从文献出发，缺少田野调查的资料。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闽西武北客家村落为例，就科举与传统村落社会的诸多关系做一考察。文章认为，科举对传统村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举凡传统村落的乡塾村校、社会结构、对外交往、社会观念、社会风俗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渗透着浓厚的科举色彩。
关键词：科举客家村落
作者刘大可，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福州市，邮编350001。
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选官制度，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对于基层的村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地域偏远的民间社会对此又有何种反应呢？以科举为中心的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具有何种关联呢？这些都是前人较少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以闽西武平县北部（以下简称“武北”）客家村落为例，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本文考察的武北村落社区，位于福建省西部山区武平县的北部，现有48个行政村，分别隶属于4个乡镇——永平乡、桃溪镇、湘店乡、大禾乡，居民多为客家人。在武平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高山，使武平县北部村落长期处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武北村落虽然地域偏远，远离政治与文化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出了不少科举人物，如进士、举人、贡生等。参见丘复主纂：《武平县志》，民国三十年编修，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整理，第307－336页。此外，在各姓氏的族谱、家谱中，还可看到更多的廪生、庠生。
一、科举教育与乡塾村校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学校与科举紧密相连。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四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即中央官学，府、州、县学，各地书院，乡塾村校。这些学校的兴起和发展，都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就地域偏远的武北村落而言，则主要限于乡塾村校，其教学目的主要是为科举培养后备人才，但实际上也为这些学校培养了师资。武北村落的乡塾村校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1. 宗族塾学。武北村落具有聚族而居的特点，大多数村落都办有宗族塾学。各宗族往往都会在适宜之地辟房一二间，聘请塾师一人，带领十几个或几十个本宗族子弟，教他们读书识字。有的宗族还设了更高一级的学堂——“书院”，这种“书院”与前述府、州、县半官办的书院有较大的不同，实际上仍是乡塾村校的一种。为宗族子弟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如孔厦村吴氏的回澜书院、昭信钟氏的紫阳书院、亭头李氏的逢源书舍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这种宗族塾学又叫族学、族塾、舍学，一般说来，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都有一所或数所族塾，聘请一至数名塾师，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族产、族田的收入，部分来源于族众的捐赠。进入宗族塾学读书的主要是本族子弟，但也有个别邻近村落的外姓子弟因特殊关系前来附读。塾师可以是本族成员，也可从外地聘请，但都必须由通晓文义、品行端方者担任。
2. “坐馆”或“教馆”，即富豪、士绅、地主等延聘名师到家中对子弟进行训教。如湘村《龙溪刘氏族谱》载：“（廷璋公兄弟）祖父遗业腴田广厦，不须创置之劳，由是而构书舍延名师殷勤课读，无间风雨，以故一堂济美接踵后先”；“（昌伯公）国学识迈乡隅，效劝学于卫文，延师课子拟家声于唐相”；“（斯东）公遂迎欤栖余于塾时，塾师是杭邑岁贡……建馆延师，敬礼备至”。贤坑村《贤乡钟氏族谱》载：“（元祥公）建馆延师，绍贤乡之文运。”可见，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常见。
3. 带有慈善性质的塾学，一般称为“义学”或“义塾”，即由地方或个人出资，聘请塾师在一公共场所（如祠堂、妈祖庙等）设学，招收一般村民子弟入学就读。据店厦村的人说，清末乙酉年湘湖村恩贡刘恩辞官后，主动献出部分家产，同时劝募资金，在店厦墟旁创办培英书院，邀请当时武北的名师前来执教。该书院后来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如刘亚楼、刘克模、刘春华、蓝天照等。
4. 家塾，即未得重用、仕途不顺的秀才或识文断字的乡村知识分子，在自己住所兴办塾学，招收学生，靠收取微薄的束修维持生活。如贤坑村《贤乡钟氏族谱》“蓝田公”条下载：“余诣梯云设帐，族侄有八十一者从余游。”湘湖《刘氏族谱》“玄铸公”条下载：“尝设绛帐接引后进，经公指授即有德有造。”“弘祖”条下载：“作家塾克端蒙范，虽略涉书史而却有儒雅风度。”“兆泰”条下《祈拔伯师传记》载：“当其二十有五设帐施教，四方之士咸乐为亲炙学焉……先生自游泮以迄于今设教四十余年。”诸如此类的资料在武北随处可见。
这四种类型的乡塾村校都属于私学的一部分，其间的区别并不十分严格，名称上也有互相混叫的，但其教学方式与教学生活则大同小异。
关于其教学情况，流行于传统武北村落的童蒙读物《年初一》对此有简要的描述：“世间第一读书篇，打扮学堂安圣贤。厨桌一条并凳子，墨砚纸笔要齐全。温熟书来原本背，分明章句莫乖蹇。最怕学生打冇口，字眼不识亦徒然。惟有破蒙加小心，起头先点三字经。合本纸库学写字，捉笔填红上大人。直落横画并点子，端端正正分均匀。幸有聪明智慧者，学庸论孟及五经。若然蛮蠢并躁暴，跪打难免郁性情。油盐柴米轮流去，供膳先生也要勤。再言经馆大书堂，不比舍学点句章。上午读书下昼想，更深夜静读文章。”（清）林宝树：《一年使用杂字文》（又名《年初一》），手抄本。从这里不难发现，武北村落私塾教育的重点在于童蒙教育，其教学生活也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读书识字是乡塾村校教学的重要内容，童蒙课本主要是《上大人》和《三字经》，此外还有《年初一》、《增广贤文》、《
幼学琼林》等。这些课本在编写上有其高明和独特之处，如《三字经》和《年初一》分别采用三言、七言韵语，变化多样，生动活泼，读来琅琅上口，既便于记诵，又通俗易懂，在内容上亦极为广博。《三字经》共1128字，先后强调了教学重要性、礼教规范，介绍了数目、四时、五行、六畜等基本名物和《四书》、《五经》、《六艺》等基本常识，最后则用较长的篇幅叙述了中国历史概略和一系列发愤求学成才的动人故事。《年初一》也仅四千余字，却包含了四时耕作、衣食住行、消闲娱乐、婚丧节庆、宗族祭祀、神明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犹如一部闽西村落的百科全书。
武北乡塾村校的教学方法，一般是先集中识字，等到一定阶段才开始诵读，但并不讲解。在塾师的指导下，学童努力跟读、熟读，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即可。朗读过程中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塾师一般都很严格，动辄打骂学童，据一位读过私塾的人说，武北村落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个塾师在教读《三字经》中的“丝与竹，乃八音”时，一位学生将这一句误念成“芋子粥，好点心”，最后这个学生不但膝盖跪烂了，屁股被打肿了，而且还留下了一个不用心读书的笑柄。
识字的同时，还要学会写字。学写字一般先由塾师手把手地教写，然后描红，由学生自己临帖书写，反复练习。到了更高一级的私塾，如书院等，就会增加学习《四书》、《五经》和作文。只有到这一阶段，塾师才“开讲”（即讲解课文）。初写作文，题目一般比较浅显明了，便于发挥。发现学生文不对题时，塾师会细讲一遍，让其重做。待有一定基础后，再做难度较大的题目。为了做好作文，塾师还常引导学生诵读前人文辞俱佳、体裁各异的范文。
遍及武北村落的乡塾村校，说到底还是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而设立的。虽然它只是为科举提供了早期的教育，更多的教育还要靠私塾之后的府、州、县学，但它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容轻视。一方面，没有良好的童蒙教育，就谈不上以后的进学、中举与中进；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村落居民都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对于相当多的人说，进入私塾只是为了学习一些文化知识。以科举为导向的各种乡塾村校推动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使教育事业深入到穷乡僻壤。
科举教育对传统武北村落的社会教育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述与科举教育有关的童蒙识字教材中，即包含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对村民的言行举止和处世态度都做了要求和规范，为从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受科举教育培养又为科举教育服务的塾师，都由具有一定功名而又通晓文义、品行端方者担任。他们不但以儒家经籍为教材从事蒙童识字、释义开讲的工作，还为一般百姓写对联、婚书、契约，以及代查历书，使得儒家思想和风细雨地潜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乡风民俗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科举成败与村落社会结构
人口、经济、士绅是宗族形成发展的三大要素，而士绅则与科举考试紧密相关，因此科举与宗族也有很深的关系。
形成于明初的湘湖刘氏宗族是传统武北村落的巨姓大族，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出了一些科举人物。随着科举人物的不断出现，湘湖刘氏的社会地位日益增强，宗族组织也逐渐完善。大约在明永乐年间就已建起了自己的祠堂，随后又编修了族谱。祠堂的修建和族谱的编修，以及建祠、修谱时所必须制定的族规、族令、祭祀仪式等，是强化宗族组织、增强内部团结的重要措施，也是宗族形成发展的重要表现。参见刘大可：《武北湘湖的刘氏宗族》，（台湾）《民俗曲艺》（1999年）第117期。
帽村方氏是武北村落又一巨姓大族，其宗族的形成过程与湘湖刘氏宗族极为类似。帽村方氏宗族形成于十至十三世，而方氏正是从十二世开始有了科举人物。方氏最早的一名庠生是开房祖仁甫的三子元化，稍后元春、圣元、暗生等人也成为明末的游泮学子。这些科举人物的出现既提高了方氏在当地的地位，也为方氏宗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就是在明末以后，方氏先后建起了“秉德公祠”和“光裕祠”，从而宣告了宗族的形成。参见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印行，第93页。
同样，江坑蓝氏宗族的形成也与科举人物的出现密切相关。江坑《蓝氏族谱》“廷畴”条下载：“于康熙壬辰科名列黉序，江铿（坑）之有秀士者公其始也。”也正因为他的出现，江坑蓝氏才开始形成一系列的宗族规范。参见佚名：江坑《蓝氏族谱》。
湘湖刘氏、帽村方氏、江坑蓝氏的宗族形成过程是武北村落宗族形成的缩影，其他一些宗族的形成也有大致相似的经历。与此相反，一个姓氏未能形成巨姓大族，往往也与未出科举人才相关。笔者曾考察武北村落约20个小姓弱族的历史，发现这些小姓村落在历史上很少有过科举人物，更谈不上有较高功名的科举人才。参见刘大可：《传统村落视野下小姓弱房的生存形态》，《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它从问题的另一面说明了科举与村落宗族形成发展的紧密关系。
“物极必反”、“物盛则衰”、“损益盈虚”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性也突出表现在武北村落宗族与科举人才的关系方面。杨彦杰在比较帽村方氏、永平廖氏的科举情况后说：“廖氏自明朝初年开始就逐渐发达起来，至明朝正统年间廖时中考中举人之后，宗族进入强盛阶段。而与之相比，方氏在明初则刚刚迁往帽村开基，至明末才开始有人读书，真正进入强盛阶段是在清乾隆年间，整整比廖氏迟了三个世纪。但这一前一后发展起来的宗族，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过程：在宗族形成的早期，族人锐意进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士绅行列。而在宗族发达以后，读书的人就日益减少了，靠捐纳获取功名的人却日渐增多，以致后来就再也没有高层次的科举人才出现了。”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第132页。
这种现象也见之于湘村刘氏。湘村刘氏宗族的兴盛出现于明末清初的第十一世至十四世，这一时期族人努力通过科举成名以提高宗族声誉，科举功名也以这一时期最为辉煌，世传十一世华筠公“五子十三孙俱列黉宫”、“五子十三孙家无白丁”，十四世刘丽中乡试中式更是将这一盛况推向极致。但是，从清雍正时宗族进入鼎盛之后，其惰性就开始凸显出来，依靠科举获得功名者逐渐减少，而通过捐纳获取功名的人却日渐增多，以至在《仕进题名录》中绝大多数都是监生。参见佚名：《龙湘刘氏族谱》（残缺本）。
这样的现象不止出现在帽村方氏、永平廖氏、湘村刘氏几个宗族中。事实上，笔者在长达八年的调查过程中发现，这种情况在武北不同村落宗族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因此，可以说科举人物的多寡、科举功名的高低也往往成为衡量宗族盛衰的尺度之一。
科举的成败还直接影响传统村落的社会分层。在科举制度下，读书士子一旦进学为生员，便可享受特殊待遇，诸如厚以廪膳、免除差徭等，地方官也会以礼相待。生员经出贡或中举，即可正途入仕。所以科举一开始便旨在读书、应试、入仕，在社会上形成一个“读书做官”的特权阶层。具体到传统的武北村落，拥有科举功名的士绅，在村落社会中都享有一定的特权，成为村落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
士绅在村落宗族中具有较高的荣誉。祭祠堂、祭墓以及婚丧仪式都要由他们主持，重要的祭文、祭词都要由他们撰写和宣读。在每年宗族祭祀之后的消蒸尝中，还有额外的猪肉分配。在武北，几乎所有的宗族都有这样的规定：消蒸尝时，有功名者除按丁分肉外，还依等级另外再多分一份。如湘村刘氏、湘湖刘氏都规定每年消蒸尝和年终分配时，每个男丁可分发猪肉1斤，有功名者依功名等级额外再增加一份，即监生1斤，秀才2斤，举人3斤。
士绅还享有直接的经济特权。每个宗族都有多少不等的儒资田，如《龙湘刘氏家谱》载：“所创田业近万，内抽尝田二百，为春秋两祀之资，又抽儒资四百，以励后贤。”磜迳《高氏族谱》载：“（祥隆公尝）谨将儒田开列付梓以垂永远……”，“（柏林公尝）又置曹田等处儒田千秤”。儒资田的设立，既说明了科举人物在村落宗族中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又表明宗族对科举人物的鼓励与支持，并为其科举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保证。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宗族特别注重科举人才到祠谒祖与祭祀。如大禾蓝氏就具体规定，科举人物要到武平县城蓝家祠谒祖、祭祀，并按功名级别给予不同的奖励。参见刘大可：《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2002年印行，第152－153页。
此外，赴省城应考的生员和赴京师应考的举人常常得到村落家族或绅士主持的文会的资助。小澜村天后宫的《文课尝碑记》云：“澜溪众等有志斯文，议立胜会，诸公慨然乐助共襄义举，专为四季考会之费，卷资赉仪胥。”武北后局设有“崇文尝”、“文课尝”，其收入用于奖励学业优异，取得秀才、贡生等功名者，凡武北六十四村人考取功名时，皆先到武北后局报到，然后由武北后局派人护送，并雇请鼓手甚至轿子送其荣归。
那么，科举失意者的命运又如何呢？充当塾师，执教乡间，是科举失意者最常见的一种职业，从事家教、塾师者约占失意士子的大半。贤坑村十七世钟蓝田，湘湖村十三世刘玄铸等，均属此例。
然而，塾师的收入毕竟过于微薄，于是以词讼为务的讼师就成为武北村落失意士人的又一种选择。笔者在田野调查时，经常听到报告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某人诉状做得特别好，某人善于词讼，因而使许多人或沉冤得到昭雪，或避免大难临头，或正义得以伸张等。国家通过科举从中选拔官员，同时也培养了具有出色技能的讼师。科举士子要在限定字数的科举试卷中，以超群的文笔做出令考官瞩目的文章；同样，讼师则必须在限定字数的诉状中，以高明的写作技巧，说服官员受理此案。讼师与科举具有天然的联系。
除讼师之外，充当幕友也是失却荣华之路的村落士人的一种职业。《湘湖刘氏族谱》载，伯达公次子纲远“随伯莅任，运筹帷幄”，当属此例。不过，由于武北地域偏远，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加上武北人性格戆直，因此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数并不太多。
科场不得志者还有最后一种谋生手段，即从事医卜星相和堪舆。武北村落士人从事医卜星相和堪舆的情况，虽然《族谱》和其他地方史料鲜有记载，但从田野调查的访谈资料来看，则不在少数。许多老者都跟笔者谈到医卜星相是旧时读书人的最后一条退路。当然，这些行业毕竟不是正业，非到落魄无奈之时，一般读书士人是不屑为之的。因此，还有更多的村落士子“高不成，低不就”，终日无所事事，或赌博，或吃喝过日，甚至沦为宗族械斗的策划者与指挥者。
三、科举应试与村落对外交往
传统的武北村落交通闭塞，一般百姓对外交往甚少，民国《武平县志》记：“邑北之人，以山川阻隔，风气古朴。其交通以山货至桃溪入口。居民以交通不便，有老未识邑城者。”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老未识邑城者”，说明了武北村落的封闭性。但科举人物外出应试以及由此引发的科举出仕、交游和通婚网络的扩大等，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封闭状态。
（一）科举人物外出应试和外出为官
科举应试依层阶而上，考秀才在县治、府治，考举人在顺天府和各省省会，考进士则在京师。疏通“遗才”的拔贡、优贡和大挑举人制度，都要在京师经过不同形式的“朝考”。科举入仕后必须“回避本省”，五百里内不得为官。这样，科举人物就比一般人更紧密地和府、州、县以及省城、都城乃至整个中国联系在一起。
读书、应试、入仕，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一种人生模式。同时，这又是一段十分艰难的人生苦旅。武北科举士子即使考秀才都必须走相当的路程，更不用说考举人、进士的千万里行程了。这种千万里赴考的艰难历程对武北村落的读书士人来说，不啻是一次生理和心理的严峻考验。但他们赴考和沿途揽胜的经历，也增加了他们对社会实态的体察，正是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科举人物的外出应试过程也是他们对外交往、增长阅历的过程，而阅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则有助于武北人文化素质的提升。
与此同时，科举人物外出为官，也带动了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如武北流行的风味小吃“珍珠粉”、“灰水糍”，据说就是方连涧在四川任知县返乡时由他的妻子带回来的。后来这种制作技术又在武北村落流传开来。可见，科举人物外出赴考或为官，确实打破了武北村落的封闭状态，加强了与其他地方的沟通和联系。
（二）科举人物的交游
在科举制度下，师生、同学、同年同年是指乡会试同榜中式之人，同年登科意味着一同踏入仕途，所以亦被认为有一定的缘分。是一种重要的业缘关系。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师生、同学、同年之间往往互相援引，成为士子谋求进身的重要渠道。在武北村落的科举人物背后，也都有一个庞大的科举网络。如湘湖刘氏自刘隆中进士后，科举人物大量出现，人际关系便沿着师生、同学、同年等延伸。据《湘湖刘氏族谱》中有关十三世刘玄铸的记载：“汀州府属学与公同己卯正贡者长汀本卫唐夔、宁化杨新芳、清流罗炳温、而栗余长祚、归化樊文泮、连城周庠、上杭郭毓仲、永定阙应祯。”十四世刘永清“游泮而受知于邑侯进士朱讳之昆”。光绪《湘湖刘氏族谱》。湘湖刘氏的一支大化刘氏的二十世刘恩，系晚清宣统己酉科的恩贡，从《硃卷》该《硃卷》现存刘恩后人刘康庭处，笔者在田野调查时曾将其原文复印。看，其师有17人之多，加上各个时期的同窗学友，则更是一个巨大的社交圈。
湘村刘氏的情况也是如此。从湘村刘氏的《族谱》来看，其族人在科举成名之前，日常交往的范围基本上限于亲属与邻里之间，但在科举成名后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前后为湘村刘氏族人作传，写寿序、祭文或作挽并署有功名、官衔的，就有11人。此外，在其《族谱》中还有不少地方官造访科举士人之家的记载。
科举人物是村落宗族的象征，也是村落宗族的领袖之一。因此，科举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村落宗族的关系网络，它对村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一方面，村落居民凭借这种网络开阔了视野，甚至还利用这种网络直接参与地方事务；另一方面，村落宗族通过这张网络夤缘权贵，提高了其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
（三）通婚网络的扩大
据《刘氏盛基公家谱》载，湘村刘氏在十一世前没有科举人物，其社会交往甚为狭窄，择媳嫁女的通婚范围仅限于相邻村落，且未见与邻近士绅之家通婚的记载。自十二世出现科举人物以后，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几世，刘氏通婚范围明显扩大，通婚的门第显著提高。
四、科举观念与乡风民俗
科举人物享有的特权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使其成为乡里村落羡慕的对象，刺激了当地社会的科举观念，使科举意识潜滋暗长。流行于传统武北村落的童蒙读物《年初一》，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少儿从入塾到科举成名的全过程，并以激动人心的口吻描绘了士子科举成名后光宗耀祖、显亲扬名、荣华富贵的动人景象：“学院场中取了卷，新入黉中秀才郎。父母伯叔同兄弟，家中日日接报房。岁考复试加补廪，高升拔贡姓名扬。门前一对桅杆竖，表旌门第是书香。再加中举又中进，出入跟随衙轿扛。状元榜眼探花第，翰林学士近帝王”。（清）林宝树：《一年使用杂字文》（又名《年初一》），手抄本。对科举成名的羡慕之情跃然纸上。
对科举功名的崇尚更见于武北村落的口头传说，有关科举人物“才高八斗”的故事曾为当地居民反复传诵。帽村方进士巧对迎亲联的故事可为一例：相传在清代某年的农历十月十五日，武北有一村民嫁女。当天半夜，男方组织了娶亲队伍来到女家。队伍内有两面彩旗，其中一面已题了一副对联的上联：“阳春小，登科小，小子无知，小小红丝牵绣幕”，要女方对下联。这下子可急坏了女方，星夜派人赶往方府，恳请方进士帮忙。方进士听说来由后，随即展笔挥毫，一题而就：“皓月明，花烛明，明星有耀，明明玉镜映妆台。”对得十分工整贴切。差人回到家中，众人看了方进士的对联无不拍手称妙。
类似故事至今仍为武北村落耆老津津乐道，不少传说还如同神话，这样的故事显然大多出于编造，却折射出科举人物在当地的神圣地位，传之悠久，信之弥深，反映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如此浓厚的科举观念自然也渗透在武北村落的社会风俗之中。无论是祠堂的建筑、匾碑，还是民俗生活中的宗族祭仪、神明祭祀、婚丧节庆，或是歌谣谚语中的祝福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科举的一些影响。
在武北村落，祠堂门前都有高低不等的桅杆，《年初一》中说的“门前一对桅杆竖，表旌门第是书香”，就是这种景观。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见到不少祠堂前竖立的桅杆，如永平廖氏祠堂前的桅杆和七里村曹氏祠堂前的桅杆，均是表明其先祖中曾有人在科举制度中获取过功名。据说，这种桅杆的高低尺寸还依科举功名的高低有所区别。祠堂的装饰与布置也留有科举的印记，如湘湖刘氏的德川公祠大门上方就挂有“进士第”的横匾，在祠堂前厅与中厅的天井中间，则有一“锦塅”，据说这种锦塅形似官府衙门结构，只有出过进士或做过高官的宗祠才可以如此建造。而鲁溪村的童氏祠堂则悬挂有“文魁”的牌匾。
无独有偶，湘村刘氏的献仕二公祠大门上以前曾有“雷琼二州知县，湖北利川县正堂”字样，显耀的也是其祖先科举成名后曾远赴雷、琼当知县，去湖北利川县做“正堂”。永平村廖氏宗祠内立有一块“书香”牌匾，上面一一列举了明清时期120位有功名的族人。至于有清一代武北唯一的进士方连涧的出生地帽村，方氏族人更是在祠堂附近的墟边建起了一座高大的进士牌楼，据说此处还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字样。
在宗族祭祀活动中，科举的色彩更为浓厚。在湘湖村，刘氏宗族每年祭祠堂的整个活动虽由族长主持，具体事务由头家负责操办，但主持祭仪的礼生则必须由具有功名的人充当，参加祭祀的人中还必须有秀才或具有更高功名的人。新获得功名者，第一次参加祭祠时，先在自己的私厅等候，然后随同前来迎接的绅士到祠堂祭祀，对前来迎接的绅士，每人要发一个红包。在孔厦村，吴氏宗族则规定在祭祠堂前必须先祭仕进。
不仅如此，武北村落对历史上具有科举功名祖先的祭墓活动也显得格外隆重。湘村刘氏十四世刘丽中系该村历史上唯一的举人，他的坟墓远在上杭县城郊，以前每年前往祭墓的人特别多，即使时至今日，每到清明时节，都还有大批的人怀着虔诚的心情前往祭奠。孔厦吴氏十六世若葵公是廪生，祭扫他的坟墓则有固定的祭文。而在其他重要祭祀及重要祖先的祭文中，祈求祖先保佑的方面也包括在科举上获取功名。
与科举相关的神明信仰活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文庙的祭祀。在武北地区，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妈祖庙，而每座妈祖庙的两旁都分别建有文庙和武庙。每当考季来临，文庙自然是众多寺庙中最热门的一座。另一位与科举有关的神明是魁星点斗，魁星虽没有专祀的庙，但在定光古佛庙、妈祖庙里一般都有陪祀。魁星手持朱笔，一脚独占鳌头，一脚踢斗，虽然其貌不扬，但在“独占鳌头”、“大魁天下”的诱惑下，常常香火不断。
科举对婚丧节庆习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武北村落的婚俗中，迎亲归门时的灯笼正面通常写一个大的姓氏字，背面则写上该姓人在该村历史上获得的最高功名，例如湘村刘氏的“乡试”，帽村方氏和湘湖刘氏的“进士及第”。嫁妆中送给女婿的礼物中则必须包含“长衫头帽”这种象征科举功名的衣饰，具有祝福女婿及其子孙“中举中进”之意。外甥结婚时，母舅要替其攀红，同时祝福：“手拿攀红五尺长，攀起攀红等新娘，等得新娘生贵子，个个生个秀才郎。”而在丧葬习俗的“堂奠”与“大祭”中，则一定要请有功名的礼生来主持祭仪。
与节庆相关的娱乐形式亦多隐含科举的影响。如武北村落的猜拳令分别为“一品当朝、双生贵子、三元及第、四季发财、五子登科、六（禄）位高升、七星伴月、八马双飞、九九长生、全家福禄”。其中，直接与科举挂钩的有“三元及第”、“五子登科”，间接与科举相联系的则有“一品当朝”、“双生贵子”、“六（禄）位高升”。正月的龙灯是一种为当地居民所喜闻乐见的活动，在武北村落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有五节、七节、九节之分，通常只有历史上出过皇帝的姓氏才能舞九节龙灯，但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或翰林的地方也可以舞九节龙灯，七节龙灯则要出过举人的才可以舞，而一般村落或小姓人只能舞五节龙灯。
科举考试有太多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其长途跋涉的行程也充满了危险性，所以有关科举的种种迷信之风也弥漫武北村落，求签、祈梦、算命、堪舆比比皆是。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仍能听到科举时代迷信的种种内容。如在窖判、求签方面，湘店乡云华山马大元庙的窖判就有“求官登科甲，谋望事得成”，“求官加进职，赴考状元郎”，“求谋皆吉利，赴考中头名”等；小澜天后宫的签诗则有“养成正气参天地，竟将名姓榜头题”，“熟读尼山经万卷，丹书龙虎列三公”，“功名才子各有时，何必吁嗟似酒迷”等。
在祈梦方面，笔者在调查中听到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以前有一个富翁，他的儿子一直屡试不第，被当地人讥为“老考童生”，他只好给儿子捐了一个“监生”。但“监生”毕竟是靠钱捐来的，不是很光彩，于是心有不甘。有一年，考期又至，他再次要求他的儿子去考秀才，但又担心儿子可能名落孙山，便叫儿子先去邻村一庙里托梦试试看。他的儿子因在路上贪玩，错过了托梦的时间。回到家里后，富翁问他托到了什么梦，他怕父亲责怪，不敢将实情相告，便将路上碰到一个老者在铲草皮的情节当做梦境告诉父亲，说是“梦见蓝屋坪，有人铲草皮”。迷信的富翁沉思片刻说：“儿子呀，这次你就不要考了，‘蓝’字铲去草皮不是监吗？梦里说你仍然是个监生。”这样的故事自然是乡间茶余饭后的笑谈，但从其中的细节中却可窥见科考前的祈梦习俗。
风水之于科举的重要性，武北村落居民更是言之凿凿。而风水与科举相关的传说，也是俯拾皆是。在当地人的观念里，好风水有助于科举顺遂；相反，如果风水不佳，则有碍于科举，为此还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武北一些村落对形局上不太完美的村基往往采取“补风水”的办法，植树补基，或是建塔、建桥以兴文运。
五、小结
通过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科举制度对传统村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举凡村落的乡塾村校、社会结构、对外交往、社会观念与社会风俗，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科举促进了传统村落各种塾学的兴起与发达，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对传统村落的社会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使历史、人伦教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民间直至底层。
科举的成败对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科举成名使得村落姓氏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宗族组织逐渐确立与完善，从而促进了宗族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科举特权的盛行，又使村落社会产生阶层分化。科举在发挥选拔官员职能的同时，也造成大批的科举失意者，甚至孕育了种种社会怪胎。而众多与科举无缘的庶民百姓，则沦为村落社会的底层。
科举应试是联结传统村落与外界的重要纽带。在相对孤立的封闭社会中，读书士人因科举应试和外出为官，比一般人更紧密地和外界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传统村落文化品味的提升、政治上的向心力、精神气质的提高等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科举人物的交游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通婚网络，则扩大了传统村落社会的社会网络。这对于打破传统村落的封闭状态，促进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举道路虽然十分狭窄，但确实给村落社会的一般百姓开辟了一条上进之路。科举观念滋生了一些相关的乡风民俗，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科举观念。
科举时代武北村落社会的种种情形，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社会景象的缩影。在这一缩影中，小地方反映的是大社会，地方历史传递的是中国大历史的信息与密码。笔者关于武北村落历史上的科举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进一步实证了历史文献所描绘的科举社会与文化，也让我们感受到其中的社会气息和生活情调，重新唤起中国人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
〔责任编辑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