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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接到友人管彦波博士邮寄来的《云南稻作源流史》（民族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一书，这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又是我较偏爱的那种实在的学术风格，于是读罢就想写篇书评，既作为祝贺，也作为交流。记得两年多前，作者在名古屋大学访学时曾和我谈论起这个选题，不曾想这么快就出版了专著，他的勤奋好学，令我非常感佩。
       对于亚洲稻作文化的研究原本有着很深的国际学术背景，赴日访学使得作者有机会汲取了大量有关此课题领域的国外研究所积累的学术成就，从而使本书从一开始就拥有了较高的起点。也就是说，本书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专业水准，就是因为作者大面积地参考了前辈学者们相关的参考文献和多学科、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掌握和梳理了相关的学说和理论。可以说，文献和理论的充分准备为作者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中国学者靠什么才能参与相关课题的国际学术讨论呢？显然，明智的研究策略是首先在掌握相关国际学术动态的同时，以该课题涉及到的中国部分的基本事实和材料去介入和影响国际学术研究的相关话题；其次是应该从中国某相关地域的事实和某些具有扎实基础的材料出发进行理论归纳，进而和国际上已有的学说进行对话，修改、推翻或重建新的理论。我觉得，管彦波博士的云南稻作文化史研究，某种意义上正好是采取了此种研究策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云南省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均为世人所瞩目。澄清云南稻作的起源，揭示云南稻作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这对于理解云南地方各民族民众的生活文化史，揭示云南稻作文化在中华农耕文明谱系中的地位以及云南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贡献，均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由于云南在国际性的稻作文化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学者也就不得不面对认真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学术责任。我认为，这两点正是本书选题的学术价值。受探寻日本民族文化根源而掀起的稻作文化研究热的影响，不少日本学者曾把目光集中到中国大陆尤其是云南的稻作文化，通过各种调查研究已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管彦波博士的专著，应该说同时也是对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正面回应，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其某些片面之处。
       管彦波博士长期专攻西南民族生活文化史，在本课题中他是致力于从历史学立场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云南稻作文化，而不仅仅是稻作的起源问题。作者将云南稻作的起源问题置于全中国乃至世界原始农耕起源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的追溯，并倾向于得出云南是稻作起源地之一的结论，但这并非作者研究的终点，甚至也不是他研究的重点，管彦波博士并未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稻作起源的讨论，而是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建构一部完整的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清末的云南稻作文化史。如果说本书所论及起源的部分是对前人研究积累的综合和深化，那么，以此为基础对云南稻作文化类型（旱地稻作、山地梯田稻作、坝区河谷的水田稻作等）与特点的把握和对云南稻作农耕文化史的多层面全貌性描述，则是本书最大的特点与成就。
       《云南稻作源流史》给读者的印象是富于逻辑，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强。这不仅表现为写作技巧的谋篇布局，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作者在深入研究了云南稻作的起源问题之后，牢牢地抓住稻作生产体系和稻作祭祀体系进一步展开了细致和翔实的论述。作者是从稻作生产工具的演进和稻作不可或缺的水利灌溉体系的发展这样两条非常重要而又具体的线索，对云南稻作文化进行了纵向的历史分期研究；进而又在把稻作文化作为一种农耕生产技术体系予以理解的前提下，既侧重于耕种方式（耜耕、锄耕、牛耕等）的分析，又突出了对稻作生产的周期性及其各个主要环节（备耕、选种、播种、育秧、插秧、施肥、中耕除草、护秋和收割等）的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同时把稻作文化也理解为一个祭祀信仰体系，这一点可以说是本书展现给我们的又一个独到的见解。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与稻作文化相关的各种祭祀仪式或农耕仪礼的研究尚较为薄弱，通常也多是把它们和农耕生产切割开来，单独作为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予以叙说的。但管彦波博士在本书中，对应于稻作生产的各个主要环节，分别介绍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中至今依然不同程度地传承着的稻作农耕仪礼，并把它们依次界定和分类为预祝性的祈年仪礼、播种和插秧仪礼、生产过程仪礼、收获仪礼等。在对这些稻作农耕仪礼依次进行认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研究了在各种祭祀或仪礼过程中出现的以天神、土地神、谷神、山神、水神、祖先神、牛神等为主体的稻作农耕的神灵谱系及其信仰体系。如此地逐层递进，环环相扣，全书显得内涵十分丰富而论述也很有层次感。
       把握如此复杂而又宏大的课题，自然就需要对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生态学，甚至语言学和植物遗传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资料和方法能够有综合性的了解，尤其需要研究者具备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驾驭各种材料的基本能力。由于稻作文化研究的课题同时为许多学科或学术领域所共同关心，因此，只有借鉴不同背景的学术资源，也才能够应对类似的文化史专题研究通常会面临的资料欠缺、方法不足等困难。看得出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他力求做到兼容并包和融会贯通，除了主要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志资料、考古学资料之外，作者对大量的人类学、农史学及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少数民族语言、神话、传说、节祭等）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也予以了积极的汲取。
       除上述学术贡献之外，细读本书，其实还可发现作者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有很多其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中原王朝在云南的设治经营（开道、置郡、屯田、移民等）与云南稻作农耕技术发展的关系，作者的分析意味着他并没有把云南看作是完全孤立于中原的地域。再比如，在对坝区稻作和山区梯田稻作分别论述的基础上，还意味深长地谈及双方在稻作水源系统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彼此关联。此外，作者对有关民族的物候历与稻作生产的关系，也给予了恰当的关注。
       管彦波博士的大作在很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作为同行学友，我也不想讳言本书在我看来还存在的美中不足之处。例如，在第四章引用大量民族志材料论证云南少数民族的稻作农耕仪礼及农耕神观念时，第二手资料较多而亲自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较少。实际上，假如能有对云南某一典型稻作民族的更为详尽的田野调查个案的资料，或许会给本书增添一个新的亮点。
       （作者周星，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地址：日本爱知县丰桥市，邮编441-8522） 〔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