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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邓州“台湾村”研究]河南邓州高山族“闽营”背景初探(摘要)
作者:杜世伟

《民族研究》 2005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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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以来河南省邓州市陆续面世的8部高山族家谱,是清代台湾高山族移住大陆史事的惟一直接证据,它们都记述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康熙三年(1664)郑成功部将黄廷降清;七年,黄廷所部奉命屯垦中原、落籍邓州,俗称“闽营”五里四十八村。本文在收集考辨地方志材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邓州地区的“闽营”进行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邓州 高山族 “闽营” 黄廷
       作者杜世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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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大陆移民台湾持续不断,故有“唐山过海”之说,而台湾“土番”移住大陆并生息繁衍于中原腹地则前所未闻。2002年以来,河南省邓州市陆续面世8部高山族家谱,提供了清代台湾高山族移住大陆的仅见的直接证据。因此,而引起新闻媒体、民族学研究机构的关注亦属必然。这8部家谱记述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康熙三年,郑成功部将黄廷降清;七年,黄廷所部奉命屯垦中原、落籍邓州。黄廷部下有来自台湾的阿美、泰雅、布农、邹族的将士兵勇,是为今天邓州高山族的祖先。当时,落籍邓州的郑氏降部俗称“闽营”。而“闽营”这一聚落,现在仍存在于邓州地区,邓州高山族的主要分布,也不出“闽营”的范围。因此,“闽营”作为一个背景,乃是清代移住邓州高山族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结合2005年4月14-30日和8月22日-9月1日的两次调查资料和相关地方文献,本文拟对邓州“闽营”的基本情况做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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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邓州市的高山族分布与“闽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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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邓州市有28个民族,其中百人以上的民族有:汉族1,406,581人、回族20,569人、蒙古族1421人、高山族830人、彝族189人、满族148人。河南邓州市人口民族构成的多样化,显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人民日益密切交往、迁徙互动的基本态势。但是,历史变迁形成的历史性民族,即现代民族学研究中的“历史民族”,也是形成今天邓州地区民族构成的重要因素,例如,回、蒙古等民族落籍河南都有上溯元明时期的历史背景可考。而来自台湾的高山族,则属邓州少数民族中最特殊的“历史民族”的例证。
       邓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底部西缘,东北距省会郑州270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下辖3个街道办事处、26个乡镇,其高山族现分布在张村镇、城郊乡、文渠乡、西城办、东城办、杏山办、桑庄乡、九龙乡、高集乡、裴营乡、罗庄镇,张村镇为其主要聚居地。参见陈建樾:《“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张村镇的高山族又集中聚居于上营、下营、尖兵营村(此为当地人俗称,现正式称谓是冠军张许村),这些居住地名明显地带有有军事特征,而这仅仅是“闽营”这个历史聚落的前卫部分。
       邓州有悠久的历史,据《河南省邓州市地名志》记载,“邓”为地名最早源于夏仲康封其子于邓,历经夏、商、西周,至春秋为邓国地;春秋归楚,称穰;秦置穰县,属南阳郡;隋开皇三年(583)置邓州,为州治;明初省穰县入邓州;1913年改为邓县,1988年11月撤销邓县,改称邓州市。但该地区“闽营”聚落的形成则较为晚近。从明代起,邓州地区的聚落地名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明末清初的战乱虽造成人口流散和减少,但基本上保留了明代的集镇村落。清代,随着社会逐步稳定、经济发展、人口繁衍和迁徙,又形成了一些新的聚落,“闽营”即是清朝初期形成的兵屯农垦聚落。这在清代有关文献中有所记载,如,“黄庭[廷],漳州人。善战、持重,百战不败。赐姓之攻金陵,庭[廷]留守厦门。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铁甲投诚,封慕义伯;后令其开垦于邓州”。(清)刘献廷、王士禛、钮琇:《广阳杂记选》(台湾文献丛刊第219种),第32页,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以下该丛书出版项均为此)。又如:“甲辰(康熙三年)……三月,郑经同冯锡范、陈永华等率余众回东宁。……洪旭以二十舟候黄廷同行。时黄廷部下兵将多不欲行,议欲使其子而辉、婿吴朝宰率众投诚,而自己带家眷与洪旭往东宁。适黄梧遣陈克竣来招降,黄廷遂入漳投降,后封慕义伯。……丁未(康熙六年)部议分拨海上投诚兵移驻外省。先拨慕义伯黄廷驻河南邓州,随召承恩伯周全斌入京。”(清)彭孙贻:《靖海志》(台湾文献丛刊第35种),第69-71页。清康熙七年,清廷对郑氏投诚官兵采取了遣散内地的屯垦政策,其中黄廷本部主体被遣派河南邓州,落籍屯田于邓州西的今文渠、张村一带,当地称为“闽营五里四十八村”。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营”这个聚落通名。“营”为军营之属,或为驻地或为专属性军队,如西汉名将周亚夫的“细柳营”之类。明、清军户常用“营”表示其身分。“闽营”之称见于清初:顺治四年(1647),明军在江浙沿海抵抗清军时有“是日,家栋合闽营往攻之,不克”(清)费锡璜:《野史无文》卷10《鲁监国诸臣传上·张名振传》(台湾文献丛刊第209种),第143页。的记载。顾名思义,“闽营”是明军中专门由福建籍官兵组成的部队,所以郑成功所部称“闽营”亦属这一传统。黄廷为福建漳州人士,其部下应多为闽南人,故其抵达邓州屯垦所形成的聚落也延续了这一名号,其部众相对聚居,成为当地的“营里人”。参见邓州市地名办公室编:《河南省邓州市地名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原“闽营”五里四十八村现在大部分属邓州市张村镇和文渠乡管辖。张村镇位于邓州市西北部,面积78.1平方公里,耕地86,058亩;乡人民政府驻张村,辖25个村委会,124个自然村(镇),有12,708户,59,563人;清、民国初境内有梁庄、冠军、张村、十林、堰子、下高、姬堰7里。文渠乡位于邓州市西部,面积149.1平方公里,耕地160,831亩,林地3360亩;乡人民政府驻文渠,辖39个村委会,260个自然村(镇),有19,208户,90,980人;清、民国初期境内有曲河、新店、茶店、黄渠、官兵、冠军、下禹、梁庄8里。参见邓州市地名办公室编:《河南省邓州市地名志》,第275、282页。根据对地方文献的梳理,笔者初步勾划两乡镇境内属于“闽营”五里四十八村的地名、姓氏、人口情况,分列二表如下:
       上表所列,基本上就是黄廷所部屯垦邓州所居“五里四十八村”的大致区域位置和主要姓氏人口,因有十来个村落在邓州地名志中没有明确注明,所以还有待与当地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做进一步调查核实。
       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又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闽营”的行政区划归属、人口数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邓州市文化局常振会、邓州市博物馆王春玲的统计,截至2005年8月,“闽营”各姓氏人口如下:黄姓442户2009人,翁姓530户2062人,许姓263户1279人,吴姓262户1029人,洪姓200户870人,林姓230户833人,陈姓139户499人,高姓78户408人,何姓61户270人,詹姓52户240人,蔡姓40户230人,魏姓32户170人,郑姓40户138人,戴姓37户134人,张姓28户107人,施姓16户69人,王姓14户68人,寇姓11户60人,肖姓13户48人,叶姓7户28人,杨姓4户18人,苏姓4户11人;另外,自报高山族的有:谢姓170户781人,周姓65户325人,林姓109户493人,蔡姓17户89人,黄姓15户161人,张姓69户293人,许姓54户304人,陈姓45户228人。
       
       根据这些数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原邓州“闽营”后裔大约3500户18,000人(表中部分姓氏人口属与“闽营”人杂居者,故此处总数为估计数),而该地自称先祖系台湾“土番”的有7家8姓,约350户1800人,基本上占“闽营”人、户数的10%;到2005年8月,邓州“闽营”后裔有3047户13,254人,而自报高山族的有544户2674人,高山族户、人比例分别达到了17.9%和20.1%。当年黄廷一部落籍河南,“沿途临县留兵屯垦,留在南阳者,分驻方城、唐河、新野、镇平、南阳、内乡、邓县(今邓州市)等七县。慕义伯黄廷本人率五营亲兵五千余人自邓州城至西北冠军村(今属张村乡)沿湍河南岸一带,分驻并新建五里四十八村”。骆立群:《邓州古代史初探》下册,复印件,第261-262页。此《邓州古代史初探》未正式出版,由邓州市统战部民族宗教科科长丁英浩提供。在“亲兵五千余人”中,7家8姓的台湾“土番”先人也不过7-8人而已,其所占比例不足五百分之一。在300多年间,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到底是何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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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邓州方志中的“闽营”与黄廷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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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黄廷的事迹在台湾文献中多所记载,对此所涉及的具体历史事件、人物和时间,本次调查的相关文章已经有所述及。参见陈建樾:《“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郝时远:《河南〈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考辨》,均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在此次调查中,我们从邓州档案馆、史志办等部门获得了一些地方史志资料,现就这些地方性史料中有关黄廷与“闽营”的情况分析如下。
       现存邓州档案馆的清乾隆《邓州志》一部,线装活字版印刷,在《序》中记称,“邓志成于康熙甲戌,今六十年矣”,“乾隆二十年夏五上浣知邓州事古延蒋光祖撰并书”。(清)蒋光祖:《邓州志》,邓州市档案馆藏本。由此可知,此志成书于1755年夏,是根据1694年“邓志”续修。另末篇中写到:“邓志旧序,皆备录于卷末,前贤之劳固不敢没,然明志皆已散失,不可复见。今卷中所称前志,即顺治十六年陈志也。所称旧志,乃康熙三十三年万志也。”所谓“明志”是指张仟所作《邓州志》六卷,存目于《千顷堂书目》,作者记为张仙,并列存目的还有潘廷楠《邓州志》一部。
       在这部《邓州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黄庭,字华明,福建人。明末聚兵海上,唐王封为永安伯。投诚本朝,封慕义伯,屯长乐。康熙七年,迁廷于邓,带领本标兵丁垦荒因家焉。十三年,从征吴三桂。十五年,杨烈嘉掠杀城,征粮于邓。廷与战二狼冈,败之,邓以无恐。二十一年从平台湾,二十三年剿罗岔,具有功。子而辉,以荫仕湖南衡永彬参议道,清净不扰,当雪冤狱,亦善诗文书画,卒于官。次子德,从父投诚授左都督衔,分屯江西新喻,仕至安庆副将。四子而炳,康熙二十三年选善团牌者,而炳兴焉。御试瀛台,赐饮馔、缎匹。二十七年,湖广夏逆乱,而炳自备鞍马器械,从襄镇蔡元进剿。师还,奏授古北镇标守备,以母老病告归。而炳慷慨重义,遇友朋困解衣倾囊弗吝,常闭户读老子书,能诗。子如麟,中雍正己酉武举。”(清)蒋光祖:《邓州志》卷10-14《武胃[胄]·武功》。
       篇幅虽然不长,却比较完整地记述了黄廷父子的生平事迹。其中关涉到清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发生年代,均与正史吻合,但是,黄廷及其所部是否参与其中,则无其他史证可考。无论如何,这是在邓州史志中有关黄廷一部落籍邓州来龙去脉最原始的资料。
       邓州市档案馆藏的《重修邓县志》,为郭习敬纂修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宣纸线装,小楷繁体抄本。其中有《闽营》一篇,记称:“清初,自郑延平故后,所遗思明义师无所依归。康熙三年,海澄公黄梧率以归清。既而梧殁,由慕义伯黄廷率领北上,时清廷恐其兵重,聚而生变,因命疏散屯垦。康熙七年,自芦沟桥南下以至于邓,临县留兵屯垦,而在宛者分驻七县,到邓则有五营,分驻于黄渠、新店、茶店、曲河、冠军等五里四十八村。黄廷亦住城西十八里白府寨,另建议事厅于伯府寨西二里许之太山庙西侧,又建伯府于外城之花园街,建营房于外城东南隅福建会馆左首。所有垦兵仍归节制,凡官一员、兵二人,各领地五十亩。眷属五口以上者加田一倍,并分给房屋、牛、种,至于钱粮只纳正供,杂派差徭概行蠲免。惟乾隆十二年金川之役,随粮加收军需并征用骡马外,其余马一匹又派钱八百二十六文,驹一匹派钱五百文,骡一头派银三两。时银一两换钱八百八十文。十五年,高宗巡觐中岳,又派黄费银两,每正供一两加征银二钱四分,垦兵亦一例征派。生员黄成论上控,蒙府谕官,生等均系功勋后裔,故沐皇恩一应杂派具加优免,地方官自应照旧优恤,不得混派。又内阁在登封抄出奉上谕:朕惟巡方觐岳,瞻视嵩洛,凡所动用具关正项,丝毫不以累民。但于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照直隶例,凡朕所经过地方,钱粮蠲免十分之三。自是至于清末,无杂派之加于闽营矣。垦兵固重畎亩,而亦未弃武事。故康熙十三年讨吴三桂,十五年征杨烈嘉,二十一年平台湾,二十三年讨罗刹,二十九年调镇古北口,战绩均著。是年,又奉部令倘职官年老着官生顶替,父老子代,兄亡弟补,世代相承,永备提调。雍正十三年,部院文谕,官兵后裔,年力精壮,着操习技艺以备[调]用,盖清廷之重视垦兵如此。及太平军兴,清廷委员莅邓,商调垦兵,而无愿应命者,乃以先发欠饷相要挟,因遂作罢。自是厥后,垦兵安于农桑渐昧军旅矣。”郭习敬纂修:《重修邓县志》卷20《兵事·兵事志二》,邓州市档案馆藏抄本。其中人物志中载记有:“康熙七年,迁投诚慕义伯黄廷于邓州,带领本标兵丁垦荒改为闽兵营。”郭习敬纂修:《重修邓县志》卷3《人物志》。
       这段比较完整地记述了“闽营”的来历与当时的生产、生活和居住状况,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交代得都比较详细。但是也缺乏其他史证可考。不过,就黄廷所部落籍邓州后所形成的“闽营”记载而言,这条材料应属最早。只是上文中提到的“康熙三年,海澄公黄梧率以归清。既而梧殁,由慕义伯黄廷率领北上”与清朝正史中的“(康熙)十四年……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保漳州”《清史稿》卷224《郑成功传》。的记述不相符,也就是说黄梧是劝降黄廷十年以后死在福建漳州的,而且是由其子黄芳度继承“海澄公”爵位继续掌兵漳州抗郑经。所以其兵马不可能“既而梧殁,由慕义伯黄廷率领北上”。
       除方志外,我们在调查中还接触到一些相关资料,如《邓州古代史初探》云:康熙七年,慕义伯黄廷率部自芦沟桥南下,沿途临县留兵屯垦,留在南阳者,分驻方城、唐河、新野、镇平、南阳、内乡、邓县(今邓州市)等七县。慕义伯黄廷本人率五营亲兵五千余人自邓州城至西北冠军村(今属张村乡)沿湍河南岸一带,分驻并新建五里四十八村。五里是黄渠里(今文渠乡九龙集、后王村一带),新店里(今文渠乡肖店长家店、蒋庄一带),茶店里(今文渠乡茶店、蔡营、翁寨一带),曲河里(今文渠乡文渠街、尹洼、盛号一带),冠军里(今张村乡冠军、上营一带),故又号“五里官兵”。参见骆立群:《邓州古代史初探》下册,第261-262页。所以当地还有“官兵里”一说。
       《方城县民俗志》载:清康熙年间,福建一支农民义军受康熙旨意驻方城屯垦,俗称“闽营”。移入方城的主要有余、沈、林、吴、范、齐、蔡、查、黄、柳等十姓。至今以保留着春节过年三十,不过大年初一的习俗而与众不同。参见骆立群:《邓州古代史初探》下册,第263页。这说明“闽营”还决不仅限于五里四十八村内,方城也有属于黄廷一路人马的移民。但不论聚居何地,“闽营”人对黄廷都是共同认同的,如黄廷后裔十辈世孙黄全泽介绍说:“慕义伯黄廷,人尊称为‘黄伯侯’,在南阳地区苦心经营垦荒屯军达数十年之久,享年九十七岁逝世,遗骨葬于今邓州市文渠乡庙沟村桥北头的山丘上,后人为之刻石立碑纪念。从前,每逢清明节,南阳地区的‘闽营’人,纷纷前往扫墓祭奠。”访谈资料:文渠乡伯府宅黄廷后裔十辈世孙黄全泽关于黄廷与“闽营”情况简介,2005年4月21日。根据我们的实地观察,黄廷原坟地及其战马坟早已被毁无遗,现为麦田覆盖,不过附近确有刚放过不久的鞭炮屑、红纸片等供祭用过的杂物。
       
       在访问文渠乡伯府宅黄廷后裔九辈世孙黄永吉(82岁)老先生时,他讲述了一些黄廷和“闽营”的史事:黄家原籍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城西十八里地锦西村,康熙七年间来此地,设五里(寨)四十八村,也称“闽营”;当时随有四大都督蒋钦、许胜、陈奎、林超和洪、吴、贺、谢、李、蔡、高、刘八大参将,以及翁医师、潘参赞;家里有家谱,还有黄廷兵将册等,家谱于民国三十六年遗失;原祠堂已毁,但记得原祠堂有康熙帝题写的庙联:横批“表率元勋”,上联“八百翰林九及第”,下联“十三宰相御封侯”;家族辈分诗为“而茂少克震,忠孝士永全,贤书光明照,庆荣万国恩”。现在文渠有3600人左右的黄氏后裔。
       在黄永吉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已毁祠堂旧址边的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内,其中放置有较破旧的红木桌椅、箱柜等物,他说这些都是黄廷当年用过的,还拿出黄廷的头盔和黄廷的戎装坐画像让大家参观。这些物品如确系黄廷生前所用,其年代已达300多年,实为文物,但并未纳入当地文物部门的管理范围。
       在文渠乡许营村,我们发现了黄廷部将许胜七世孙于道光十八年(1838)为其所立功德碑,碑现已残。据所存文字可见“(许胜)自康熙三年三月十八日率文武官三百七……(碑残未能见)一百一十三名,鍪甲铳械俱全,同海澄公黄晤[梧]会疏,于四月初一日,亲赍本章进京”,以及“康熙七年奉旨颁札屯垦于邓”等记载。内容多与《重修邓县志》相符。
       当然,上述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述中均未涉及黄廷所部将士中有来自台湾的“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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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中原“闽营”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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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邓州的“闽营”现象,源于300多年前清廷对郑氏降部遣散屯垦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战争而发生的人口迁移现象屡见不鲜,其中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所推动的北方人口向南方的迁移最为普遍。就海峡两岸的历史而言,明崇祯年间,郑芝龙“以海舶载数万饥民移徙台湾,人给三金一牛,使垦荒食力,于是生活多人,渐成邑聚”。(清)龚柴:《台湾小纪》,《台湾舆地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219种),第96页。及至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又“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④《清史稿》卷224《郑成功传》。清朝统治台湾后,这种“唐山过海”式从内地向台湾的移民现象更加普遍。但是,从南方向北方,特别是从台湾向大陆的移民现象(尽管规模很小),却并未引起重视。如清廷令郑氏降部“分驻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诸省,屯垦荒田”,(清)彭孙贻:《靖海志》卷3(台湾文献丛刊第35种),第71页。使大量的闽南籍官兵北上各省,其中黄廷所部落籍河南又牵出了台湾“土番”迁移大陆、落籍中州的线索,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历史移民的新视野。
       从历史记载中可知,康熙年间攻取台湾后,在台湾的“诸明宗人依郑氏者,宁靖王术桂自杀,鲁王子及他宗室皆徙河南”。④这说明闽籍人士迁居河南不止前期黄廷所部。而在台郑氏降众迁徙内地(包括河南)者中,或许更有可能包括台湾“土番”。因此,对河南邓州“台湾村”的调查,引发了我们对大陆高山族来源更广泛的思考。
       就邓州“闽营”的历史而言,300多年前这些从沿海地区迁入中原内陆的人口,经年继世已经“河南化”甚至“邓州化”了。最明显的就是语言已完全河南方言化,只在亲属称谓上还遗存少许闽南方言特点;饮食习惯也已完全当地化,并根据当地特产制作出大家所喜食的特有食品;各种风俗习惯基本本地化,但在婚丧嫁娶的一些形式内容上还掺杂着一些不同于当地人的闽南习俗。至于当地自报民族成份的高山族,虽然强调他们自身的“番俗”痕迹,但是在与同村的非高山族的“营里人”后裔的交谈中了解到,高山族所说的一些称谓、习俗均为“营里人”所共有。事实上,即便黄廷所部确实有来自台湾的“土番”,他们也势必先经历了“闽南化”再“河南化”的过程,而后一过程与其他“闽营”人的经历则是共同的。
       在调查中,我们也初步接触到一些“闽营”人的家谱,其中如《东瀚林氏谱原》的《重修浯江族谱序》是“大明嘉靖甲寅岁仲夏望日,十五世裔孙朝璞百拜谨撰”,其中记载:“吾林氏之先辽邈不能识记,其所可知者,则自林安公,始公生长福州长乐县后市村,宋季避乱徙居漳浦浯江,遂占籍乌,是为吾林始主也。”显然是由闽迁豫时从家乡带来(或抄录)的家谱。这类家谱与现已面世的7家8姓高山族的家谱完全不同,内容朴实无华,人物辈分罗列清晰,记述了迁到福建的时间和各宗支脉络,人物事迹在表格框中按辈分名次依次填写,脉络清晰。关于落籍邓州的记载也很简单,如:“超,字华章,康熙三年五月初一在京封授副总兵,恩赐顶补带褂,调镇河南,分发南阳府邓州。”访谈资料:文渠乡殷洼村林家后裔关于林超与“闽营”情况简介,2005年4月21日。其中并没有记录落籍邓州后多次随黄廷奉命出征等事迹,而这些恰恰是8部高山族家谱中记述颇多的内容。
       根据《河南省邓州市地名志》中的记述,当地除黄廷、林超家族外,蔡元、潘龙、许胜、翁兆林兄弟等家族都有家谱,而且根据田野调查了解,这些人似乎都是当年黄廷“闽营”人中的显赫人物,从其现有村落面积、户数、人数、耕地亩数上看,这些家族也还是规模比较大的。对这些家族家谱的收集和研究,无疑会对“闽营”的研究提供更多更加翔实的资料,其中或许也能找到“闽营”中台湾“土番”的蛛丝马迹。
       〔责任编辑 贾益〕